二○○二年二月五日早，也就是这本书的撰写进入后半部的一个清晨，一个来自北国家乡的噩耗使我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弟弟在电话中大放悲声地告诉我:爸爸……昨晚……走了……那一瞬间，我的脑子变成了一片空白，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我忘了还在电话中放声大哭的弟弟，心中有一个念头不断地往上翻涌:上天为什么这样无情?为什么不能让父亲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上一段日子?为什么不能让父亲的愿望和我的心愿实现啊?父亲肯定是带着遗憾走了，但留给我的却是永远相伴的痛憾了。我无法以忠孝不能两全这一理由原谅自己，只能期待有一天能和老人在另一个世界相见时才去满足老人的遗愿了……

　　一九八九年春节前的一月，受国家派遣，我从东北的长春来到香港工作。因时间仓促，临行前只是给远在外地的父母写了封信，讲述了到港后可能的工作安排，不消说是不可能在春节和老人们团聚了。

　　可能是那时国内对香港的负面报道多了一些，再加上一些影视作品的渲染，国内很多人都以为香港是一个社会治安不太好的地方。在到港后收到的父亲第一封信中，父亲就一再嘱咐我千万要注意安全，并叮咛要按时寄信回家。因为自己也是身为人父，故对老人的惦念和拳拳之心由衷地理解及感动。一个身在海外、已过而立之年的游子仍可时时得到父亲的关爱，除了感激之外，内心会更加觉得踏实和安宁。此后，我便经常寄信回家，介绍香港和自己工作学习情况；如果哪一次因忙碌或手懒而迟了寄信回去，很快定会接到父亲的来信，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没能按时写信，言语中丝毫没有责备，行行句句都透露着关切和不安。有了一两次这样的经历之后，无论忙碌与否，我都会一月寄一封信回家，不为其他，只想免去老人的挂念。在我来港一年后第一次回去探亲时，我竟发现自己寄回的信都一封封地小心地保存在家中的柜子里；从信封、信纸的磨损程度看，这些信已被多次看过了。想到老人们可能要反覆阅看这一封封平常的家信，我不由得从心中发出感叹: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在父亲的信中，更多的叮嘱是要我堂堂正正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做事。关于做人，从父亲给我起的名字中就可看出对我的人生期望。记得在我刚刚懂事时，父亲就给我讲述了他如何在出差外地的漫漫旅途中几乎翻烂了字典，最后选定了“浣非”两个字作为尚未出生的我的名字，意取洗涤不良东西之意，实际上也更期待我要清清白白做人。每当在信中看到父亲这样的嘱咐，我都会不只一次在心里说，我是不会因自己的过失而坏了自己的名字的。至于学习和工作，父亲曾讲过的要靠自己的本事在社会上立身的话不时地鞭策着我。在香港，自己曾经在不同的商业机构担任主要负责人，在任何机构我都把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当做自己工作的座右铭，不敢有少许放松和懈怠。我曾这样地回答过北京的一位记者朋友的提问:只要把别人的事看得重于自己的事，就会把别人交给的事做好。正是凭着这种信念，我用两年时间把过往连年亏损的一间极小的保险公司改造发展成盈利稳定的中型保险公司，也曾用数月时间组建发展另一新的保险公司，并使业务规模超越了多间在市场上已有多年历史的同业机构。尽管工作繁忙，我仍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鑚研保险、银行经营、香港经济、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问题。在经过三年在职攻读获武汉大学博士学位后，未停顿又开始了复旦大学的博士后研学。在港十余年时间，出版专著多部，围绕着香港经济、银行、保险等方面问题在国内核心刊物和香港的一些主要报刊发表多篇论文。所做的这一切除了为了不断充实自己外，还有一方面就是要对老人的关怀作出报答，希望自己的努力能给老人带来一些安慰。

　　父亲退休后身体明显差了下来，但对我的关心却一点也没有减少。为了及时和老人们联络，我出钱给父母家装了电话。但我若一个星期不打电话回去，父亲肯定会打来电话询问情况。母亲几次在电话中和我说:你爸爸常常会因为想你而暗自流泪，工作若能脱开身，争取多回家来看看吧。我每每都是答应母亲，但一次次又都会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不能成行。并常以父母都是通晓事理之人、能理解我工作缠身之原因、不会因我不回去看望他(她)们而责怪自己来自我开解。直到一九九八年临近春节前一次和父亲通电话时，父亲缓缓地在电话中说:“你已经十年没回家过年啦，如果可能，今年能回来和我们过个年吗?”听到父亲那半是商量、半是恳求的苍老的声音，我心中陡地一沉:身为长子，自己是否过于疏理老人们的感情了，当时真想一口答应下来当年春节回去探望他和母亲。可那时是香港正遭受金融风暴冲击的时候，自己负责的公司也处在艰难的业务上升期，还有香港的春节只有三天假期，况且尚有正月初四上班时老板必须给员工派利是的习俗；我虽是国家派出的工作人员，但却不敢想象一批当地员工在春节后第一天返工时见不到自己公司的负责人、体会不到派利是风俗所带来的快乐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事实上自1994年自己受命组建这间公司始，每年春节后开工的第一天我都是第一个赶到公司，恭候在门口把一封封饱含感谢和祝福的利是派给每位同事的。当父亲在电话中听我讲了这些后，只是犹豫了几秒钟，就很干脆地说:“你这样做对，春节回不来就找其它时间回来吧。”听了父亲的话，我心中一热:多么通情达理的老人啊!尽管父亲回答爽快，但我猜想得到:父亲的心情并不会是轻松愉快的。于是马上就对父亲讲，估计自己外派任期快满了，到时一定会回去同他和母亲轻轻松松、痛痛快快地过一个年的。可是，后来又因另外新的需要，自己依然要留在香港工作，春节依然要在上班的第一天去迎接自己的同事，依然笑着把一封又一封利是送出去，但对父亲的承诺却一年又一年地拖了下来，终于拖成了会令自己今生永远愧悔的无法实现的心愿了……在我立即乘飞机、转汽车于当天午夜赶回家中站在父亲的灵床前，听到家人讲父亲临终时有话要讲却未能讲出来、最后从眼角中流出了一颗非常大的泪珠时，望着从未打过我一下、骂过我一句的仿佛睡着了的父亲，自己百般愧疚和酸楚涌上心头，一下子哭倒在父亲的灵前，一次次地责备自己:你究竟有什么忙的?地球离开你就不转了吗?你这不是说回来就回来了吗?为什么要让老人带着遗憾走呢?为什么要把一个并不难做到的允诺变成永久的痛憾呢?这个春节，我是在家里过的，但我却只能把父亲的遗像放在了自己的床头。那时候，我真想对人说，在满足老人的要求方面，千万不要作出会让自己后悔的事，因为那是会令人长久地感到发自内心的痛的。

　　在处理完父亲的丧事一段时间里，我不敢和任何人谈论老人的话题，更怕有人问到我的父亲；偶尔提起，自己会感到非常地缺乏底气，总觉得老人辞世和自己未尽到孝道有某种关联，我知道这种负疚的阴影是无法挥之而去的。直至前些天在一位香港同事逝世母亲的追思礼上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后才使自己的情绪有了些调整:我去原本是为你们凖备地方(I go to prepare a place for you)。我想父亲是怀着对儿女的关爱走的，他在另外的一个世界依然会一如既往地考虑着儿女们的衣食冷暖、品行良端；我们也终究会有和父亲在那里相见的那一天，到那时不会再发生向老人许了愿而不能兑现的事了。父亲，那时每一个春节我都会和你在一起的，我相信自己生时对您的绵绵思念定会化做一杯杯甘纯的佳酿，届时每一杯都会恭举到您的面前的。我等待着那一天。

　　在中国祭奠先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到来之际，自己酝酿一年有余、耗时半年以上撰写的这本《现代银行结构经营研究》终告杀青。在写这本书的最后这段日子，我觉得父亲就在我的面前，并以一种慈祥的目光注视着我。写这本书是自己在完成博士后研究报告中间插进来的一件事，也是在同时兼顾银行、保险工作后有意对自己提出的挑战；虽然工作、研学的压力都非常大，但我依然愿意把它当作一次系统学习的机会，当作是对自己金融学理论基础的一次检验，我更愿把它当成是向父亲所作的近几年工作学习的又一次报告。今天把这本书连同这篇代后记一起献给长眠于青山碧水间的父亲，以寄托我深深的哀思和怀念。

　　父亲安息！

　　

　　儿　浣非

　　泣就于二○○二年四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