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德在于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论述非常信用理论时曾指出，银行信用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就在于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提供必需的购买力：“一个银行家与其说主要是商品购买力的中介人，倒不如说是这种商品的生产者”，因为“他使新组合的实现成为可能，他好像是以社会的名义授权人们去组成这种新的组合”。这里熊彼德强调了银行信用对生产要素新组合的作用。毫无疑义，银行发挥这种作用的前提是自身要对向社会提供的信用作出恰当的组合。美籍比利时学者戈德史密斯(Raymond W. Goldsmith)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一书中提出，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机构是理解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关键；而金融机构是一种资产与负债主要由金融工具组成的企业，金融结构是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金融工具是对其它经济单位的债权凭证和所有权凭证。在任何地方，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发展都是从银行体系的发展开始。金融机构的特点就在于其资产不仅偶然地、而且习惯地主要由金融工具所组成，其业务活动集中于金融工具的持有和交易，从而其主要收入也来源于此。对金融机构进行分类的最主要依据分为两点:其一是金融机构持有和发行任何金融工具以及每种金融工具所占的比重;二是金融机构从事何种金融活动以及每种金融活动所占的比重。戈德史密斯指出:金融理论的职责就在于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并阐明这些经济因素怎样通过相互作用，从而达致金融发展;研究金融发展必须以有关金融结构在短期或长期内变化的信息为基础。他同时还指出:分析金融结构变化的工具就是各个基准时点上的金融相关比率，金融机构在金融资产总量中以及在各种主要金融工具余额中所占的比重，金融资产在各种金融工具间的分布比率和在各类金融机构间的分布比率等等。也有学者(Jiang)提出，经济金融学理论的结构含义，从一般意义上是多角度、多层次反映资源配置的存量状态概念。除了其它方面之外，还要从空间的视角考察金融结构问题，认为金融的空间结构效率问题，实质上是指在不同地域经济条件下，必须选择与之相适应的金融机构，才能让其最有效地发挥功效。法国学者乔埃尔·贝西斯则特别强调现代银行组合管理对银行运作的重要性，在其1998年所着的《银行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 in Banking)一书中他指出:“尽管银行一般遵循风险分散原则，但往往在主动管理银行组合方面做得并不够。银行传统上只重视在交易层次上作信用分析，而忽略在组合层次上进行管理。银行交易的组合管理现已成为风险管理最新的领域之一，组合管理的本质和作用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之所以如此，“其背后的原因是:

　　(1)人们相信银行组合的整体管理可以显着地优化风险回报替代关系;

　　(2)人们希望使分散化(组合)效应变得更为明晰、更易于定量管理;

　　(3)新的信用风险管理工具——信用衍生工具的兴起，为银行交易组合管理提供重要的手段;

　　(4)贷款交易市场的兴起使贷款可以被评级、定价、并在有组织的市场上挂牌销售，流动性得到明显改善”。

　　所以强调在现代金融竞争发展中银行要实行结构经营，也是有其内外生成机理的。

　　首先，这是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机构的特殊性决定的。假设没有现代金融中介机构的存在，单个的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之间可能因资金供给者无法彻底瞭解、监控资金需求者的经营行为或者因信息搜寻成本过高而放弃直接与资金需求者发生经济联系的意念，并以委托他人购买金融索取权的形式来满足自己寻求金融资产增值的愿望。同时，在现时的金融市场上，虽然资金供给者和需求者可以通过一定的合同约束来规限资金使用者的某方面行为，如债务合同可具体规定发债人不得从事某类风险活动，但债券的长期性也会使债券购买者的资产流动性降低，增加其资产流动性成本。这样，在社会的资金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就必须要有另一独立的中介机构存在，通过在二者间充当间接的经纪人，通过发挥资产转换功能，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把原先单个资金供给者所不能承担的信息搜寻成本和资产流动性成本降低到自己可承受的成本水平，并力求实现作为数量庞大的拥有金融索取权的债务管理委托人和对众多资金需求者给予不同信用服务的债权独立体二者间的平衡统一。无论是金融索取权的委托集合，还是一定条件的资产转换，或是银行为谋求最终资金供给者金融索取权的实现而在信用和其它中介服务于债权形式上的分散，任何一方面都存在着极为强烈的结构联结和结构对应的内在或外在的要求；离开了结构经营，银行不但不能发挥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其本身反而将成为单纯的风险承载体，无疑，这是有悖于银行的社会使命的。

　　其次，这是由银行主要面对的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环境所决定的。杰菲（Jaffee）和罗塞尔（Russell）于1976年发表的《不完全信息与信贷配额》和施蒂格利兹（Stiglitz）与威斯（Weiss）于1981年发表的《不完全信息市场的信贷配额》两篇论文中都指出，由于信贷市场中事前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处于信息优势的借款人对借款所面临的风险拥有更多的信息，这要求作为众多金融索取权委托人的银行要对不同的借款人实施结构性的信用贷款。按杰菲和罗塞尔的分析，贷款申请人的要求只能部分地被满足；按施蒂格利兹与威斯的分析，对所有贷款人来说，只能是一部分人可得到贷款，另一部分人则不能得到贷款，后者即使愿意付出较高的利息，也不能让其得到贷款。结构性贷放的另一层含意是，银行要按照风险的大小来对贷款进行定价，从而降低借款人的的逆向选择风险（adverse selection）。

　　第三，强调结构经营，这也是由化解和抑制银行面对的各类经营风险所决定的。风险控制是银行经营管理的核心所在。在现代金融社会，银行不仅面对着信用风险，还会面临市场风险；既会面临利率风险，又会面临汇率风险；既会面临流动性风险，又会面临操作性风险，还会有偿付能力不足及其它风险等等。从传统的银行核心业务──信贷业务看，由于其本身存在着单向高度信用平衡和合同履行始末分离性特点，不实行严格的结构性配放控制，就将很难在存贷之间求得平衡。进一步讲，如果一金融机构仅仅是单纯经营存贷业务，其必然会产生先天脆弱性，即因借贷人的不履行债务责任而导致银行对借款人的非流动性债权的无法实现并最终导致银行对某一单个储户流动性负债的支付困难。因此，从相对于存款等为负债形态的银行资产来讲，其运用就不能只限于放款一个领域，还应包括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投资，这其中也存在着结构经营问题。同时，在配置银行资产所借助的金融工具选择上，也依然存在着原始性工具，如贷款、票据、债券、存款等和拓展性工具，如掉期、期权、对冲如何结构搭配使用的问题；搭配得当，银行就可避免一些经营风险，反之，银行就会产生更大的经营风险。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趋优的结构经营都是化解和抑制银行经营风险的根本性选择。

　　第四，实行结构经营，这也是由放大银行的资源协同效应、实现银行的均衡收益所决定的。随着经营的自由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今天的银行不仅仅要获取规模经济的效益，同时更要争取范围经济的效益，即不仅要谋求传统银行业务所带来的收益，还要谋求包括提供股票、债券基金买卖和保险、信托服务所带来的收益；既要争取资本性服务的收益，又要争取非资本性服务的收益；既要争取成本约束，如存款成本约束、费用成本约束所带来的收益，又要争取提高风险控制能力所带来的收益。在欧美，银行的非资本性收益一般均在40％以上，香港的一些战略发展意识较强、早占市场先机的银行也是如此，如汇丰银行2000年全部收益中，非利息收入达到了46.9％。

　　乔埃尔·贝西斯在论述现代银行实行交易组合的优点时曾说:(1)通过组合管理，银行可以使用新的工具，调节组合的构成成分，实现风险回报的最优化。而传统的组合管理更侧重于依赖业务规章制度，做到尽可能分散风险，同时限制风险向某些产业或大客户集中。(2)新的组合管理技术强调改善组合的风险回报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3)强调在客户和行业之间重新分配风险敞口(risk exposure)，做到减低风险的同时无牺牲利益。其操作借鉴了市场组合的成熟技术，是通过调整单个业务的承担的权重而实现风险报酬情况的改善。这是组合管理领域的重大创新。(4)通过买卖贷款业务和信用衍生工具，市场还为银行构建组合风险结构的工作提供了额外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