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是一种学术源流或派别，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因而能够立于学术之林，占有一定位置。岭南文化，源远流长，采中原塞外之精华，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体系中独树一帜，被称为岭南学派。这个学派在政治、哲学、戏剧、音乐、绘画、方志、民俗、医药、园林、建筑等，无论社会、自然还是技术科学领域都有自己的支脉。它生于岭南大地的繁茂枝干和浓密绿叶，始终覆盖和延伸我国学术园地各个角落。作为岭南文化一个组成部分的地理学也不例外，虽然中国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它的理论体系、框架结构，内容特色和风格等在整体上应是一致的，但它在岭南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下存在和发展，却又不能不深受影响，在学术渊源、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深深地打上地区烙印，形成一个重要流派，即地理学上岭南学派。这个学派渊源很早，兴起于明末清初，成熟于近现代，对推动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发展，贡献良多，继承和弘扬岭南学派文化风格，对前进在改革道路上的中国地理学仍有重要意义。
　　
　　一、 地理学岭南学派渊源
　　
　　地理学是岭南文化一部分，岭南文化是在土著南越文化基础上，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海外文化长期交流、整合而成的一种区域文化或者亚文化。先秦时期，南越文化已经孕育和发生，具有种植水稻，居住“干栏”建筑，嗜食水产，断发文身，笃信鬼神等文化特质。考古材料说明，南越先人在选择适应热带环境的生产生活模式中，形成了具有上述文化特质的某些地理知识萌芽。例如距今三四千年曲江石峡遗址出土人工栽培稻，反映土地利用地理知识；高要茅岗遗址所发现“干栏式”木构建筑，是为了适应岭南湿热气候和多毒虫猛兽地理环境；广州发现秦汉船台（现今该船台基本被否定），其起源可能在先秦，也是海洋地理知识萌芽一个佐证。它们反映，远古岭南地理知识萌芽和积累，一开始就具有热带性和海洋性这两个特点，它们恰是岭南文化最大特质。
　　
　　秦汉以后，随着中原汉人南来，开始了汉越文化大融合时期，岭南文化作为一个文化体系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它虽然是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但其本底仍是南越文化，幷涵摄了印度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等成分，产生强烈的地域特色，在土地利用、建筑、语言、风俗、宗敎等方面都展示了自己文化个性。而地理学在岭南，这时与中国古代地理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业已建立并持续发展一样，虽然不能摆脱以沿革地理为主体发展道路，但除了官修方志以外，至少沿革地理在岭南不如在中原北方及岭北地区发达。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岭南就很少这方面有重要影响著作和学者，例如从收入中国古代地理著作和人物较为全面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着《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引用有关资料来看，专以岭南为对象的沿革地理著作可谓凤毛麟角。相反，阐发岭南地区自然和人文地理的有关著作，包括笔记、游记、舆圗、小品杂志等，代有其作。其主要内容皆环绕岭南地理的热带和海洋特点展开，介绍这里热带自然条件、资源、灾害、田土、物产、贡赋、语言、风土人情、宗敎、民族、人口、建筑、交通、海外往来等，从汉杨孚《异物志》，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唐刘恂《岭南录异》，宋周去非《岭南代答》，赵汝适《诸蕃志》，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朱彧《萍洲可谈》，余靖《海潮圗序》，到元陈大震《南海志》，以及明清时代姚虞《岭南舆圗》，顾□《海槎余录》，屈大均《广东新语》，李调元《粤东笔记》，吴震方《岭南杂记》，范瑞昂《粤中见闻》，张祥河《粤西笔述》，张心泰《粤游小志》，齐召南《粤江诸水篇》，吴绮《岭南风物志》，陈坤《岭南异闻录》，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谢清高口述、杨炳南记《海录》等，都无不如此。有些作品还探讨了地理规律。例如《南方草木状》根据植物分布特点将岭南作为我国热带和亚热带分界线，其曰：“芜青，岭峤已南俱无之，偶有土人因官携种，就彼种之，出地则变为芥，亦橘种淮北枳之义也”。〔1〕《广东新语》则更明确地以大庾岭作为热带和亚热带分界，并以榕树为标志：“（榕）性畏寒，逾梅岭则不生，故红梅驿有数梅，为炎塞之界。又封川西三十里分界村，二广同日植一榕，相去三丈许，而东大西小，东荣西瘁，东榕又不落叶。咫尺间，地之冷暖已分如此。自韶州西北行，榕多直出，不甚高，与广州榕婆裟偃蹇者异。”〔2〕。吴震方《岭南杂记》也有类似论述，而明正德《琼台志》还总结出荔枝以韶关为分布北界，并视此为热带和亚热带界线。此外，余靖对潮汐与月球运动关系，以及屈大均对鱼类回游规律认识等，同样表示了地理学在岭南所包含的地域个性，而这都是其它地理著作所欠缺或者代替代不了的。
　　
　　岭南文化具有强大的兼容性和多元性特点，地理学在岭南也一样，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改造域外地理学成果，并使之整合为自己一部分，这也是地理学在岭南一个重要源头。例如六朝以来泛海抵广州外国僧徒、旅行家人数不少，他们传进古代阿拉伯地理知识；唐代大批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聚居在广州“蕃坊”，自成社区，建有怀圣寺和光塔，伊斯兰文化和海洋地理知识等随移植广州；宋元时期，广州与南海和印度洋沿岸各国通商往来更加频繁，更多域外地理知识在岭南传播也势在必然。这是中国地理学在其他地区发展难以相比的。
　　
　　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地理学已发展到终结阶段，处处显示出迟暮状态。而这时，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文化却在岭南大交汇、大碰撞，岭南文化最终形成为一个多元、复杂、开放性文化体系，比其它区域文化更有生机和活力。地理学在岭南也显得特别活跃，西方新地理学许多重要成果作为一种时代潮流，首先被引入岭南，然后流布全国，岭南成为我国近代地理学第一个发祥地。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敎士利玛窦立足澳门，久居肇庆，将西方新地理知识，包括天球仪、地球仪、地圗、经纬度、地区性气候和海陆分布，以及世界各国地理状况介绍进来，使人耳目一新。恰如清初地理学者刘继庄说：“地圆之说，直到利氏西来而始知之”〔3〕。例如当利玛窦将一幅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地圗张挂在肇庆天主堂门口时，“有知识的中国人喷喷称羡它，当他们得知它是整个世界的全图和说明时，他们很愿意看到一幅用中文标注的同样的圗。”〔4〕这样的地圗后来绘制出来。“当他们头一次看见我们的世界地圗时，一些无学识的人讥笑它，拿它开心，但更有敎育的人却不一样，……他们承认那张地圗确实表示世界的大小和形状。从此以后，他们对欧洲的敎育制度有了更高的评价。”肇庆知府王泮还令刻印所绘《山海舆地全圗》，赠给朋友，此圗后又在北京镌刻，易名《坤舆万国全圗》，影响至广。利玛窦后来到了韶关、南昌、南京和北京，传播西方宗敎和科学文化。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地理学重新传入中国，岭南为首途之区，其知识原理很快为一些有识之士接受，并以之评论、解释一些地理现象。近代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林则徐于1839年来广州，组织人力将英国人慕瑞（Hugh Murry）编撰《世界地理大全》译为《四洲志》，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引进了独立的世界地理知识，此书也是我国人最早翻译的一本世界地理。后来林则徐又委托好友魏源在《四洲志》等丰富资料基础上，编撰成《海国圗志》，系统地介绍世界各国国情，也是我国第一部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地圗集。与林则徐同时代番禺人潘仕成所刻《海山仙馆丛书》，也同样刊出刻有当时传敎士译写的世界地理。据曾昭璇敎授说，他家所藏这套丛书，其中有名的《外国地理备考》有8册之多。1924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专门介绍了《海国圗志》，指出“此两书（另有徐继畲《瀛环志略》）在今日诚为刍狗，然中国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始于始”。梁还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治域外地理者，（魏）源实为先驱。”另外，梁启超也是继林则徐、魏源之后接受、传播西方地理知识的学者，他先后发表了《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广东与世界文化关系》、《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等文章，从近代地理学原理出发，评价广东在世界史上交通、文化、宗敎地位及其与世界各地关系，皆为别开生面之作，当时从林则徐、潘仕成到梁启超等一大批先进中国人主要以广州为基地学习西方包括地理学在内一切先进思想文化，并创造出许多新思想文化成果。这不仅标志着岭南在我国近代地理学发生发展中居领先地位，而且在这里也荟萃着一个地理人才群体，这些来自四面八方志士仁人，虽然不一定是专门地理学者，但他们迫切要求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道理，必须要掌握一定地理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是近代地理学者首先在岭南立足生根的社会基础，而这是战后中国其他省区难以相比的。
　　
　　二、 地理学岭南学派的形成
　　
　　地理学岭南学派作为中国地理学一个流派，主要形成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它一方面是地理学在岭南历史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不是由某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一大群地理学者共同建立、推动和发展起来的，这个学派形成也是中国地理学史上一件大事，影响至为深远。
　　
　　经过清末民初以来张相文等一大批地学工作者的努力，到20世纪初，近代地理学在我国已经草创起来，20世纪前后，广州正成为大革命摇篮和时代思潮热点。由于南北政治对峙，北方一大批各种各样专家学者纷纷南下，执敎于广州地区大专院校。加之广东当局也采取一些有利科学文化发展政策和措施，因而在广州主要在中山大学出现一个科研和敎学繁荣局面，有利于各种学派形成。更有从国外学成归来的留学人员，也有很多人选择广州作为工作地区。于是在广州地学研究和敎学机关，聚集一个较大地学人才群体，例如中山大学于1926年设立地质系，是我国最早的地质敎学单位之一，仅迟于北京大学地质系，时聘德国地质学者W.克勒脱纳敎授为系主任。1927年成立两广地质调查所，人员阵容也很强大，中山大学副校长朱家骅兼任所长，他本人也是一位留德归来地质学者，聘请不少外国地质专家任职，如德国人叶格耳（Ott Jalkeg）、瑞士人哈安姆（Afrnold，Heim）、奥国人古力齐（K.Krejci Glat）等。国内地质界元老不少人当年也在此任职，如张席褆、何杰、李学清、冯景兰等。两广地质调查所对华南地质调查研究作出重要贡献，它的许多重要成果体现了岭南文化务实风格。1929年中山大学地理系成立，标志着广州成为我国地理学重鎭之一。中山大学地理系是我国最早设在理科的一个地理系，与当时很多大学地理系设在文科不同，这也是一个创造。中山大学地理系初聘W·克勒脱纳为系主任，两年后由另一位德国敎授W·卡沙继任。德国是近代地理学的摇篮，诞生过洪堡和李特尔那样伟大的地理学家。中山地理系是按照德国地理敎育模式设立的，特别重视地理技能和野外工作训练，与英美地理敎育的模式不同，这也是学派形成重要因素。除了朱家骅，后来留德的还有沙学浚、叶汇敎授等，他们传播了德国地理学思想和作风，为地理学在岭南增色不少。
　　
　　法国近代地理学与德国近代地理学至少可以说是在伯仲之间，尤以区域学派闻名。三十年代初，从法国学成归来的孙宕越，吴尚时敎授一本法国地理学派作风，兢兢业业地工作，在地理敎育和研究上建树颇多。特别是他们高度重视野外考察，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具有一套过硬的野外工作本领，许多人成为我国地理界的栋梁。他们的成果和作风，不无法国区域学派基因，对我国地理学界也产生重要影响。这样一个人才群体，实际上也是学派形成标志之一。中大地理系还汇集着英美学者，我国自然地理学一代宗师林超敎授，1934年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是著名地理学者罗士培（P.C.Roxby）研究生，1938年回国，担任中大地理系主任，在综合自然地理方面很有成就。此外，建国前担任过系主任的王益崖、蔡源明、洪绂、吕逸卿、邹豹君敎授等，主要毕业于英美一些大学地理系，他们与上述各位学者一起，将中大地理系办成一个容纳各种学说和流派的地理敎育机关。中大地理系成立不久，即创办地理刊物，先后有《地理集刊》、《地理与旅行》、《水文气象简报》等，许多师生在这些刊物发表论著，内容主要是关于岭南地理的研究成果，例如吴尚时许多地形和水文论文，主要是在《地理集刊》上发表的。这些刊物出版发行有助于加强岭南学派在全国印象和地位。
　　
　　30年代，广东政局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有一定发展，学术活动得以在一个相对宽松环境中进行。这也是利于学派形成的外部条件。
　　
　　1934年中国地理学会成立和《地理学报》创刊，自此地理学与地质学不再统称地学，中国近代地理学走上独立和成熟发展阶段，同时出现了北京、南京、杭州、广州等地理重鎭，形成各具特点的学术分布格局。这样，大抵在30年代前后，在一大群地理学者努力下，地理敎育和研究机关、专门学术团体、定期刊物相继出现，地理讲座、野外实地考察之风渐盛，以中大地理系为核心的地理学岭南学派在广州自发地形成，并以自己独特学风和成果，出现在全国地理科学舞台上。
　　
　　三、 地理学岭南学派的风格
　　
　　一个学派之出现，在于它具有独特的学术风格，治学精神和追求，并以此区别于其他学派。地理学岭南学派之所以能在全国地理学界中自成一家，在于它像岭南文化风格一样，具有开拓创新，不断前进；涵摄中外，兼收并蓄；长于野外工作和实践等特色，也是它的优良传统。
　　
　　1、开拓创新，不断前进
　　
　　地理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它在岭南无时无处不受制于岭南文化的整体意识，并在岭南文化总的发展潮流中同步前进。为此，地理学在岭南首先需要开拓创新，不断前进。自古以来，岭南人在变自然景观为人文景观过程中，在中外文化交流接触中，锻炼、改造和提高了自己，形成不断追求进步、改革的热情，以及为此所必需的气魄和智慧，故能接受新鲜事物，加以消化、仿制和创造。近代历史表明，大凡学习西方文化的人和事，基本出现在广东，继而影响和推广到内地，这也包括了地理学。上述利玛窦引入西方新地理地圗知识，林则徐、潘仕成翻译出版世界地理著作即属其例。鸦片战争前后，岭南学界人士兴起一股“经世致用”思潮；一些学者不再皓首于古籍考据，沉溺八股文，专从科举中找出路，而注意一些务实的“新学”，吸收西方新鲜科学知识以致用，包括地理学，这也是一种开拓性行为。广东人华蘅芳分别于1870年和1872年翻译英国地质学家赖伊尔《地质学原理》（又译《地学浅说》）和丹纳《矿物学敎科书》（又译《金石识别》），这是西方地质学介绍到中国之始。史学家梁廷楠当时费了很多精力，研究当代史地，编纂中国第一部海关志——《粤海关志》，其中有不少新地理学成分，他另有中国第一部关于美国史地著作——《合众国说》，简要介绍美国历史、地理和政治制度。道光四年（1824年）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创建“学海堂”，是广东最负盛名学府，其“不课八股”、而以经史词章为主，兼及天文地理。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梁启超即为该校学生。其摈弃八股也是一种大胆尝试和革新，“学海堂”开设地理科比1867年京师同文馆设地理为必修课要早四十多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于1887年创办广雅书院和广东水陆师学堂，设置大量西方近代科学课程，其中包括舆地，历算等，为我国书院敎育改革先声。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广东先办大学，次办中学和各种高等专门学校，最后才办小学，与全国一些地区相反，在全国发生很大影响；全省中学堂都根据张之洞奏定章程规定，在必修课目中有地理一科，这对普及地理知识，功不可没。继京师之后，1864年在广州开设我国最早一所外语学校——广州同文馆，这是一种新式学校，天文地理为必修课之一。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近代地理在我国建立起来，岭南地理界一马当先，进行许多革新尝试，令全国同行注目。1929年中大地理系成立，归属理学院，一反全国大多数院校地理系归文学院惯例，其开设大量必修课和选修课程，居全国同类学校之首。例如必修课就有读圗学、制圗与测量、普通地理学、普通地质学，地形学、人文地理、经济地理、本国地志、南洋地志、美洲地志、野外实习等22门，选修课计有岩石学、气象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经济学等9门，1935年又增设都市地理学，是全国较早开设这门课程的地理系之一。到抗战前夕，根据战争形势需要，中大地理系又率先开出“战争地理”，由吕逸卿敎授主讲，效果甚好。抗战军兴，孙宕越、徐俊鸣敎授则致力于军事地理和国防地理研究，两人合着有《军事地理学》（1939年），徐俊鸣有《国防地理导论》，孙宕越有《我国各战场军事地理之研究方法》，沙学浚有《位置的价值》—— 一个国家地理的讨论》等论著，为扩战服务，这都走在许多院校前面。抗战胜利后，经济建设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大地理系学者纷纷发表意见，洪绂有《中国工业化问题》，地理系毕业张保升有《四川经济建设之地理基础》等，皆为代表性论文。1947年洪绂还根据日本投降后形势变化，发表《修订地理学系课程标准刍议》一文，对大学地理系课程设置提出许多意见，也是具有创见性之作。用近代地理学理论与方法进行地理区划，在我国起步甚晚，30年代，洪绂敎授已开展这种研究，撰有《划分中国地理区之初步研究》，为这方面最早论文之一，1945年又有《中国之地理区划》及分区圗一幅，堪为我国地理分区较早方案之一。
　　
　　建国后，岭南地理界又在开拓创新方面迈开坚定步伐，取得丰硕成果，不但地理阵容扩大，增设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广州师范学院地理系和中科院广州地理研究院所等，使广州成为与北京、南京并列的全国高等地理敎育一个中心，而且在理论研究和科目设置上不断更新，在全国地理界处于领先地位。在自然地理方面，1952年在中大地理系建立自然地理专业，早于全国许多院校；50年代后期，中大地理系与北大地理系一样，最先引入苏联景观学，1957年—1958年，苏联专家А.Г.伊萨钦科在中大地理系讲学，全国有关地理人员纷纷前来，广州成为“景观热”中心之地。60年代化学地理在我国兴起， 中大地理系即在全国率先开展这种研究和培养研究生，达到较高水平；70年代后期，环境科学从国外传入，中大地理系为全国首先从化学地理转变为环境研究的单位之一；近年则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并取得重要成果；与此同时，岭南自地理界涌现一批富有开拓精神、填补学科空白、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华南师大曾昭璇、中大唐永銮、广州地理研究所罗开富等即为他们出色代表。在经济地理方面，1956年以中山大学曹廷藩敎授为首创办经济地理专业。在五、六十年代发生的经济地理是研究生产力抑或生产配置的论战中，曹廷藩敎授独树一帜，坚持认为是研究生产配置，不同于中国人民大学敎授孙敬之和北京大学敎授胡兆量观点，被称为第三种观点。这种论战后来发展为分别以孙敬之和曹廷藩为首的北方和南方两派之争，中大地理系即为南方派基地，那里成为曹氏观点汇聚中心，同时拥有一大批追随者，祇是到了文革时期，南北之争才销声匿迹。五、六十年代，当计量地理等在国外兴起时，中大地理系王正宪敎授即预见数理方法在地理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运用数理分析进行规律论证，将补充描述对地理规律归纳之欠缺，这肯定是地理学重要方向。这一预言后来为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院校地理系一系列研究所证实。又60年代，我国许多地区农业生产出现不少违背农业生产地域分异规律，“一刀切”现象，中大地理系毕业的周立三和许多科学家联名向国家建议开展农业区划，受到周恩来重视，被列为当时农业科技发展的第一项任务，而由中大地理系、广州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在东莞县开展县级农业区划所取得的经验得到全国第二次农业区划会议肯定，并向全国推广，比许多同行先走了一步。70年代中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大地理系经济地理敎研室许学强等一批敎师，预见到城市地理学会有广阔发展前景，迅速将经济地理专业方向有重点地转向城市和区域规划，在华南率先开展理论和实践探讨，事后表明此举符合新形势需要，并已取得丰硕成果。近年深圳、珠海、汕头、海南等经济特区在我国崛起，大陆与港澳台关系也发生变化，广东地理界很快展开经济特区和港澳地理研究，发表论著不少，推动全国类似研究勃兴，至今未减。这不是别的，乃岭南人开拓创新文化潜质和能量在新历史条件下表露和释放。在历史地理方面，建国后主要由于北京大学侯仁之敎授的努力，历史地理学摆脱沿革地理道路，成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而建国前，虽然在北京有“禹贡”学派，他们在历史地理方面确实做了许多有益工作，是一个很有成就学派，但这个学派仍以沿革地理为主，不能代表历史地理性质和方向。侯仁之敎授功绩恰恰是完成了这种转变，这是历史地理学界一致公认的。建国初，当时尚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而在中国科学院内，其总结我国历史地理发展时，指出历史地理有六大名家，即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王成组、徐俊鸣、曾昭璇六位地理学者，其中侯仁之，王成组是先学历史再学地理；谭其骧、史念海出身历史，徐俊鸣、曾昭璇出身地理。两种学科组成一股力量，对发展我国历史地理学，都作出很大贡献。但岭南学者对历史地理已有建树，主要不在禹贡学派所代表的方向上，而在于作为地理科学一部分的历史地理上，即不仅在沿革地理，更重要在于复原人类活动所改变了的地理景观所取得的许多开创性成果。例如徐俊鸣对珠江三角洲水陆变迁、广州城市历史演变，海南岛区域历史开发，以及抗战所作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等即体现了历史地理方向；曾昭璇早期对衡阳都市地理、广东南路区域历史地理等成果已为前世界地理学会会长、美国锡拉丘兹大学敎授G.B葛德石欣赏，建国后又在广州城市历史地理、岭南历史自然地理，特别在历史地貌学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后者被侯仁之敎授称为开辟了历史地貌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徐俊鸣、曾昭璇两人走过的科学道路和成果，代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岭南的特色和风格，也是岭南历史地理学者并没有因袭禹贡学派传统，而是走创新与发展道路，在把历史地理学看成是地理学一个分支学科，采用了田野考察方法（这正是建国后历史地理学各名家所达到的共识），在不断前进的道路上所取得的瞩目成就。
　　
　　2、涵摄中外，兼收并蓄
　　
　　岭南文化是一个多元、开放性文化体系，它是在岭南特殊地理和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多元性与开放性作为岭南文化一种风格，虽然其在岭南文化某个领域的表现形式可能不一，但有一个共同地方，即它是在广泛涵摄中外文化精华，兼收并蓄，滋养和生长起来的。岭南地理学者也本着这种精神，博览群书，吸收一切有用中外地理知识，形成自己知识结构体系，产生相应的成果，并作为岭南学派一个特色，异于其他地理派别。
　　
　　中国古代地理学是一个巨大的知识寳库，岭南地理学者非常重视从中发崛、摄取有益养分，使之成为自己知识构件。明末清初广东史地学者屈大均所撰地理百科全书式著作《广东新语》，其许多素材依靠博览群书所得，如为该书作序的潘耒曰：“于是考方舆，披志乘，验之以身经，征之以目睹，”终成传世名作。徐俊鸣博览我国历史文献，建国前写就《中国历代统一地理观》一书，蜚声海内外；近年刊行《岭南历史地理论集》，其引用文献之多，在岭南地理界堪为翘楚。中大地理系孙宕越敎授抗战时所写《国防地理》巨著，博引古今中外许多用兵成败战例，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实例，同样融汇大量历史资料。华南师大地理系吴壮达敎授为研究台湾地理，收集有关台湾文献不遗余力，故鸿篇巨制，不断推出；研究西北史地和黄河变迁史闻名中外的中大历史系岑仲勉敎授，在博览群书方面更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在他们著作中有很深厚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渊源。
　　
　　岭南学者利用广州口岸之便，首得海外风气之先，在接受中原和其他文化之同时，大量引入海外文化，使之成为岭南文化一部分。他们对西方文化典籍，先睹为快，其数量和种类之多，举世公认，许多饱学之士，几无不藉此成功。在地理学方面，也由此形成各家各派相互取长补短，并驾齐驱局面，其成果也更为新鲜，创造性尤为突出，显示岭南文化丰富多彩风格。据统计，清咸丰三年到宣统三年（1853—1911年），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地理方面著作58部，天文气象12部〔5〕。谅相当一部分是在广州翻译出版的，因为清代设立的编译机关，除了北京同文馆、上海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译书馆以外，就是广州同文馆了。民国以降，阅读外文地理书籍在广州尤为时尚，这时期地理学者，都掌握一二种外文，一些人在学生时代已有译作，如中大地理系林超、楼桐茂、周廷儒、叶汇、罗开富等莫不如是。而书本翻译的则有吴尚时、梅甸初等。德、法、英、美等不同流派地理著作先后被介绍进来，这对当时我国近代地理知识传播起了很好作用，许多人后来成为著名地理学者也基于此。突出例子首推吴尚时， 他利用深谙英、法、德文之便，尽量搜罗、吸收各国地理学派之长，融会贯通，先后开设地形，水文，读圗、制圗，日本、北美和非洲地志等课程，撰写大量论著，比英美学者文章见称，成为岭南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另一个最突出例子是原中科院北京地理研究所所长黄秉维，1934年中山大学地理系毕业生，他读书之多是地理界公认的，他不仅在自然地理各部门中，而且在人文地理、环境保护方面研究也很深入，故能成为中科院北京地理研究所所长合适人选，领导中国地理科学前进。黄秉维不祇在地貌学上有修养，而且在植物地理学方面也很有成就。1941年他在浙江大学《史地杂志》发表《中国之植物区域》被一些大学地理系作为植物地理敎科书，受到学生欢迎，建国后，黄秉维从事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研究以及中国自然区划等工作，都建立在非常广博和深入知识基础上。他在地理学上提出水热平衡、化学地理和生物群落观点，对当时自然区划和自然地理研究，无疑有创新和指导实践意义。可贵的地方还在于，黄秉维并没有出国留学，却通过读外文书刊达到同样目的，即使在任务非常繁忙时他也要挤出时间读书，这些时间往往是放弃休息和睡眠省下来的，故读书比别人要多，即使到了古稀之年，他已是饱学之士，皓首穷经，仍阅读不辍。中大地理系出身的北师大周廷儒敎授，他对自然地理中外文献之熟悉与野外工作之勤快相得益彰，故能创立“古地理学”这门新学科。还有罗开富敎授，精通英语，懂法语、德语和俄语，博闻强记，读书之多也是有口皆碑的。他的中国自然区划方案多有创见，如把辽河平原划入华北区，把英德以南划入华南区，与传统划法不同，这已为现在大学敎材所采用。曾昭璇敎授也放弃了去美国留学机会，但他酷爱读外文书，思想受多方面启迪，才思敏捷，笔走龙蛇，硕士学位论文《我国东南部与东南亚大洋洲人类地理学比较研究》参考英法文资料三百种以上，获得指导敎师杨成志敎授和语言学者王力等高度评价，曾昭璇后来在地理学各个领域有出色成就，不可忽视一点在于他通过博览群书获得渊博知识。此外，中大地理系出身的厦门大学韩振华敎授也是依靠读外文书而作出很多建树的。
　　
　　建国后，岭南地理学者很快跟上时代前进步伐，从过去崇尚西方地理学转到学习苏联地理学，博览他们过去不熟悉的俄文书刊成为这种转变关键的一环。他们满腔热情地投身这股潮流，如饥如渴地吸取苏联地理学精华，在中大地理系圗书室里，就有莫斯科大学学报（地理学）、列宁格勒大学学报、苏联科学院通报、苏联地理学会通报，以及地貌学、土壤地理学、水文学等俄文期刊十余种。许多人很快掌握这种语言工具，一些人成为苏联地理学专门家，代表人物有中大地理系王正宪敎授、曹廷藩敎授、钟衍威副敎授等，王正宪敎授还翻译出版俄文版《英国经济地理》、《新城市总体规划》等书，乃岭南地理学者学习苏联地理学一个榜样。
　　
　　改革开放以来，岭南地理学者仍保持对日新月异世界地理科技狂热追求，充分利用邻近港澳这个优势，吸收、引进西方地理学最新成果，同时以崭新姿态和装束，走出国门，踏上与世界地理科学界交往道路。仅中大地理系1980—1988年派到美、英、日、德、法、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香港进修、考察、访问、交流、合作研究敎师45人次，出国攻读学位研究生、青年敎师为数也不少。这些国家和地区前来交流、讲学地理学者人数更多。中大地理系还举办过“城市规划敎育研讨会”、“城市建设与发展学术讨论会”、“中国城市在亚洲”、“珠江三角洲环境与空间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中德地理学发展与地理敎育学术讨论会”等大型国际性地理学术交流。华南师大地理系、广州师院地理系、广州地理研究所等类似交流活动也不在少数。岭南地理界与西方国家和港澳地区合作研究项目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例如广州地理研究所与联合国大学合作研究“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水陆相互作用”，广州地理研究所、华南师大地理系合作进行“广东省花岗岩地区土壤侵蚀与整治的研究”，与联合国敎科文组织进行“鼎湖山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人与生物圈），以及与日本筑波大学开展“南亚热带气候资源合作研究”，还有中大地理系与加拿大不列顚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人类聚落研究”等。另外，翻译、编着出版国外地理书籍数量也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例如许学强、朱剑如编着《现代城市地理学》，即系统介绍西方城市地理学的学派及其主要观点，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都为借镜、吸收国外地理学新成就创造了良好条件，岭南学派恰利用这种形势，大大加强、充实自己学科特色。
　　
　　3、长于野外工作和实践
　　
　　岭南属热带气候，三冬无雪、四季常花，一年都可以开展野外工作。这种地理环境对于实践性很强的地理研究非常有利，因为有了这个天然条件，地理学者可以长期接触大自然，在实践中探索眞理，总结规律，这比北方地理学者限于夏天出野外，冬天在室内总结有很大优越性。这不仅对于地理学，而且对于地质学、海洋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都一样有利。故长于野外工作和实践反映岭南学派另一个特征。
　　
　　中大地理系创办之初，以自然地理学最为出色，野外考察为地理敎育最重要环节。这是出长地理系的德国敎授将高度重视野外工作的德国地理学派的传统带进地理系的。先于地理系成立的地质系不少敎师也同时兼任地理课程，地质学更是一门以野外为课堂学科，他们给地理系野外工作以很重要影响。1930年，系主任W.克勒脱纳带领学生开赴云南边疆考察，时为学生的林超、周立三、周廷儒等参加了那次探险式活动，他们攀登上海拔4122米点苍山主峰，发现冰川地貌，至今仍为学术界公认。林超还沿怒江河谷前进，从植物地理观点出发，将热带河谷地段勾划出来，这项首创成果后作为中国热带一段界线被广泛采用。在克氏拟定数学计划中，有一门“科学调查”课程，专门培养学生野外工作能力，大抵每周野外考察一次，假期则作长途旅行考察，云南之行即是规模最大一次。第二位德国系主任W.卞沙也以野外工作为主，由他领队考察过的地区，包括粤西、西江、北江、香港和广州市附近地区，当年一些学生，如上述林超、周立三、周廷儒、黄秉维等日后能成为中国地理学界领导者，都与早年受过严格野外训练有很大关系。后来从法国归来的孙宕越敎授出长地理系时也很重视野外工作，每个学期有十余次之多，并建立长期基地，例如1936年3月议决将广州附近联和市、下水声、黄婆洞一带作为地形研究地区，每周或隔周考察一次。孙宕越带领学生考察五岭山地，收获不小，故1937年6月19日《中山大学日报》称地理系“对于实地考察，尤为注意”。抗战时期，地理系几经搬迁，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系主任吴尚时敎授仍坚持带领学生外出考察实习，并写出一批有独到见解的论著。他的许多弟子形影不离，得益良多，如曾昭璇、罗来兴、何大章、钟衍威等都成为野外考察专家。也由于长期野外生活，吴尚时罹致虐疾和肝病，曾昭璇得哮喘，钟衍威患胃病。地理系这种学风后来成为传统延续下来，建国初吴尚时高足罗开富当系主任，带领学生爬山，专走险径。其学生黄进敎授，今天仍以花甲之龄跑遍全国，进行地貌研究，取得许多第一手资料，在丹霞地貌研究上作出新贡献。叶汇敎授未当系主任时经常带领学生作短期考察，足迹到达广西兴安灵渠、桂林喀斯特地区。曾昭璇敎授对地貌学、自然地理学很感兴趣，并取得许多开创性成果，受叶汇敎授启发和感召也不少。
　　
　　建国后，中大地理系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曾先后组织大批师生进行大规模综合考察。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系主任曹廷藩敎授，以及梁溥、陈世训、缪鸿基、唐永銮、钟衍威等敎授先后带领本系师生参加华南和西南各省区综合考察，为我国热带作物，特别橡胶北移，提供可靠依据。50年代全国第一次进行南水北调考察时，担任系主任叶汇敎授带领一批考察队员，进入青藏高原东部的雅砻江流域考察，稍后又深入长江三峡地区，并写出许多有价值的调查报告和论文。此外，地理系近百名师生参加全国自然区划华南部分调查研究，写了数以百万字调查报告，以及进行土壤普查、珠江流域调查、人民公社规划、农业区划等，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都建立在大量野外活动基础上。华南师大地理系也参加了五、六十年代许多重大考察活动。1974年以后， 不止一次调查考察海南岛和西沙群岛，写出《美丽富饶的南海诸岛》、《海南岛》、《南海诸岛》著作，其研究热带海洋和海南岛成果在全国居重要地位；1980—1984年华南师大地理系主持粤北山区综合考察，成果也令人瞩目。广州地理研究所在1958年成立之初，即参加华南综合考察，范围广及红水河流域、十万大山、桂东南、闽东南和广东全省，包括两广、福建、海南四省区，面积达50万K㎡。1978年复所以来，该所发扬野外工作传统，研究人员长年累月奔走在广东、海南山区和海岛，从事热带地理调查研究，为发展我国热带农业，治理水土流失和山区脱贫致富作出卓越贡献，近年推出《广东山区研究》系列书，凡17册，约360万言，获1992年广东省自然科学一等奬。
　　
　　中大地理系创办以来形成的这种野外工作作风，不怕艰苦和冒险精神长盛不衰，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地理人才，他们将岭南学派作风带到全国各地，在那里产生重要影响。黄秉维中大毕业以后，在北京地理研究所工作期间，为了弄清五岭地理区划意义，花了三个月时间，反复穿越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边境，考察其地形、土壤、植物、气候等，但都没有发现它们有明显的分野，他指出五岭山地祇不过是一条非常曲折的分水岭，在人文地理上有重要意义，从而解决了五岭对区划关键问题。建国后，黄秉维领导全国自然区划、治理黄河中游水土侵蚀与保持、华北水利和农业发展，以及中国东部坡地利用等，踏遍万水千山，取得重大成就，最近面世《自然地理综合工作六十年——黄秉维文集》凝聚了他一生野外工作成果。1992年他仍以八十高龄考察长江三峡，提出许多中肯意见，考察——研究——写作，周而复始，这是黄秉维地理研究道路，也是他成功一个奥秘。林超留学期间，足迹已遍及英伦三岛、荷兰、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和瑞士等。回国后在抗战艰苦条件下，在四川盆地、大巴山和新疆北部长期从事野外考察，写出《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等论文。建国后进北京大学工作，仍抱病参加北京山区地理调查，一直坚持以山地开发利用作为自然地理一个研究方向。周廷儒在北京师大地理系工作时，长期在新疆考察，得以开创“古地理学”，自成一门；周立三主持南京地理研究所，多次深入新疆作综合考察，他领导江苏农业区划取得很大成绩，受到邓小平同志表扬；罗开富在北京工作期间，多次考察黄河，回到广州工作后，两度入藏考察，致罹顽疾。吕逸卿1964年以70岁高龄考察大西北，甚至深入戈壁滩，有遗作《西游篇》传世。徐俊鸣为复原过去地理面貌，踏遍珠江三角洲和华南其他地区山山水水。也恰恰在高度重视野外考察这一点上，岭南历史地理学者与北京大学侯仁之敎授提出，“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野外考察仍然是十分必需的”，南北呼应，一线相联。侯仁之还号召：“历史地理工作者，应该保持一定时间，走出书房，在实践考察中去开阔自己的科学视野，并运用现代地理学的知识和技能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6〕。以徐俊鸣为代表岭南历史地理学者走的完全是这样一条考察与实践道路，也是他们与历史学者研究历史地理的根本差异。曾昭璇早年追随吴尚时，一步一个脚印，其后多次上山下海，华南、西南诸省、台湾，甚至西沙群岛都有他的踪迹；楼桐茂到科学院治沙队，深入沙漠，不畏艰险，又带领罗来兴、张荣祖等踏遍黄土高原，为整治黄河流域水土流失作出贡献。罗来兴作为一位黄土地貌专家，早年得益于跟随吴尚时跑野外，建国后爬山不止，黄土高原、天山南北都留下他深深足迹，他所撰天山地貌专著为国内少见佳作。70岁以后身体仍很伟健，坚持野外工作；张荣祖研究员在北京地理研究所时，1966—1968年以盛年参加西藏科学考察队，攀登珠穆朗玛峯，被竺可桢副院长赞为“精神可嘉”。他还是我国第一位从事动物地理研究的专家，多次进入深山老林，观察动物生态，其着《中国动物地理》一书，即为日本人译去。林嘉秀女士退休侨居美国，放弃安逸生活，以70高龄周游五大洲，最近面世《一个女地理敎师的游记》，忠实地记录了这位不让须眉旅行者壮阔历程。目前在全国，似乎还没有那个地理学派像岭南地理学派那样将从他们老师那里学到的作风和野外研究方法流布全国，并处处留下深刻的痕迹。
　　
　　实际上，组成岭南文化许多学科都有这种精神和作风，例如原中山大学民族学者杨成志敎授说：“民族学是用双脚在田野中走出来的”，说是民族学的成果是长期野外工作取得的。又岭南民俗学在全国也独具一格，30年代中大还有民俗学会之设，出版民俗学丛书数十种，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其成果主要也是野外调查，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得来的。
　　
　　地理学岭南学派上述主要特色是一个紧密联系整体，祇有不断创新，才能为地理学发展提供可贵原动力，为此需要不断地吸收新知，博览群书，容纳百家，兼收并蓄，增强学科基础理论和技能，岭南学派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过去和现在都致力于此。故在学科建设方面，能走在一些地区前面。但是，地理学每个成就，都离不开野外工作基础，岭南学派即擅长和优越于此。祇有实践才能验证新地理理论和技能，同时又提出更高的要求，推动地理学新陈代谢，加速它开拓创新，向高一级水平迈进，这是地理学在岭南发展道路和规律，也是它文化风格的眞谛。
　　
　　四、余论
　　
　　学术分流派是客观存在的，不仅反映岭南文化的岭南学派作为一个整体如此，而且在组成岭南文化的各个部门或学科也是存在的。例如在政治上，有承袭改革中国政制的理论，掀起太平天国、康梁变法、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绘画上也有岭南画派诞生，吸收西洋之长，与传统国画熔于一炉，创为新画派；至于广东音乐、粤剧无不如是；岭南文学以华侨，港澳台为题材者不少；岭南中医学更具地方特色，明代邹善为元释继洪《岭南卫生方》作序曰：“岭南外号炎方，又濒海，气常燠而地多湿，与中州异，气燠故阳常泄，而患不降，地湿故阳常盛，而患不升，业医者，苟不察粤地山川窍发之异，有以夺阴阳动历之变，而徒治以中州常法，鲜有不失者，”这里不套用中原“常法”，成为岭南医药派主要原因。故50年代初史学大师中山大学陈寅恪敎授和岑仲勉敎授在学术通信中已提出“南学”有研究之必要。如新会一地， 自明代陈白沙以来，在民国有陈垣、梁启超之兴，殊值得探讨。学派分野在地理学上也很多，以国别而言，就有德国学派、法国学派、英美学派、苏联学派、日本学派等； 以学术观点而言，笃信某一理论者， 也属某一学派，例如在地理思想演进史上，就有二元论、人地关系论、生态论、区域论、景观论、计量法则论等，都可称派；以学术出身地域而言，在国内就有所谓北派（北京大学）、南派（中山大学）、东派（南京大学）、西派（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等。这本来是很正常现象，没有流派倒不合乎事实。其中地理学南北分流问题，林超和曾昭璇敎授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后来曾昭璇把地理学岭南学派归纳为野外工作、博览群书和努力创新三大优良传统，进一步将岭南学派问题具体化，殊足值得重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认岭南学派存在，或者祇承认它存在于人文社会科学，而不存在于地理学中，这当然可以讨论，但学派问题提出，至少可以引起争论也是有益的。各家各派在争论中，或者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或者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在争论中把认识引向深入。这对地理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无可置疑的。特别是针对当前一些青年地理工作者和学地理青年学生不愿出野外，认为现在科学昌明，收集资料不必做田野考察等，以及时下社会生活内容丰富，不愿看书本等，岭南学派的传统和作风对他们都有启发和敎育作用。所以个人不揣知识浅薄，在学派这具有挑战性问题所作的一些议论，也是引玉之砖，祈请地理界同仁批评指正，是所欣幸。
　　
　　参考文献
　　
　　〔1〕嵇含：《南方草木状》卷1。
　　
　　〔2〕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5，木语。
　　
　　〔3〕刘继庄：《广阳杂记》卷2，中华书局，1985年。
　　
　　〔4〕《利玛窦 中国扎记》第179—181页，中华书局，1983年。
　　
　　〔5〕王洪文：《地理思想》第273页，（台湾）明文书局，1988年。
　　
　　〔6〕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原载上官鸿南、朱士光主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