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韧于秦汉，延绵两千多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它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商业贸易、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而且对于我国在南海传统疆域形成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阐明这条丝路形成、变迁作为边疆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一方面有助于认识、巩固祖国海防，另一方面在今天实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海洋国土的条款，也将提供重要历史证据和决策上不可或缺的参考。
　　
　　一、我国在南海传统疆域的历史演变
　　
　　秦汉统一岭南以后，《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徐闻、合浦、日南是汉帝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红河三角洲是汉帝在岭南的经济中心，故汉武帝在这一带设置合浦、交趾、九眞、日南郡，居岭南郡建置大部分，邻近海区也应纳入所在郡管理范围。祇是基于航海技术、造船水平等原因，航船须沿中南半岛海岸出航，转东南亚各地，则北部湾海域首先成为我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范围。广东省博物馆杨豪先生近年在印尼泗水、三寳垄、巴厘岛等城市的博物馆展品中看到有汉代粤式铜鼓，以广西铸造的数量最多，一些村寨建筑物大门饰青蛙雕刻，并采取“干栏”式建筑，说明汉代岭南居民可能假道丝绸之路迁居印尼一带。〔1〕
　　
　　六朝时代，广州成为岭南政治中心，从广州首航丝绸之路开始使用海南岛东部海域，1974年广东省博物馆考古人员在西沙群岛发现不少六朝文物，说明有些航船可能取道西沙海域南航。建国前有人在东沙群岛拾得汉代五铢钱，显示我国人民有可能在这一带活动。
　　
　　唐帝国空前强大，广州崛起为世界性港口，《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广州通海夷道”经南海到达西亚、东非乃至欧洲，中外交流频繁，南海诸岛至迟从这时开始正式归入唐帝国疆域，确立了主权。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置岭南道，下设崖州都督府，管辖海南岛崖州、儋州、振州及其邻近海域军事，行使国家对海域主权。《旧唐书·地理志》载：“振州（今三亚一带）……南至大海……，东南至大海二十七里，西南至大海千里。”此为唐代关于海南岛四至八到当中，由东南至西南大海的唯一记载，即由海上向西南千里为崖州都督府管辖海域，其边界抵今越南顺化一带东海岸附近海域。顺化时属林邑郡，为岭南道所属一个政区。而振州以东海域为唐在海南万安州管辖。唐穆宗长庆三年（公元823年）韩愈写过《送郑尚书序》说：“隶（广州）府之州，离府远者，至三千里，悬隔山海，使必数月而后能至，……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岛，帆风一日，棹数千里。”〔2〕这里说广州都督府所辖范围有很多洲岛，其中包括南海诸岛。
　　
　　宋代，我国政府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管辖进一步加强。熙宁六年（1073年）置琼管安抚司，统辖海南全岛军政，包括了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管辖。宋赵汝适《诸蕃志》指出“至吉阳（今三亚一带）……外有洲曰乌里，曰苏吉浪，南对占城，西望眞腊。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渺茫天际，天水一色，四郡凡十一县（指海南），悉隶广西路”。〔3〕早在宋开寳四年（公元971年）宋政府“命王师出戌，置巡海水军”，〔4〕即“广南水师”，加强海上巡逻。巡逻范围“至九乳螺洲……占不劳山、陵山东，其西南至大食、佛师子、天竺诸国”〔5〕。九乳螺洲即西沙群岛一带，占不劳山（今越南中部占婆岛）和陵山（在今越南归仁附近）为中越海域分界线。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地理门》也指出南海中有“长沙、石塘数万里”，“历上下竺（在今新加坡）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交洋即交趾洋，为今北部湾。交趾洋至昆仑洋（今越南昆仑岛附近海域）一线亦为中越海域分界线。
　　
　　元代，在今海南海口港（习称秀英港）外设置白沙水军，负责海上巡逻，进一步加强对南海诸岛海域管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大将史弼领兵5000远征爪哇，“发泉州，……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域界”〔6〕。这支舰队取道西沙也可能包括南沙海域发动进攻，虽以爪哇路途遥远未能成功，但显示元代海上活动范围比宋代更为宽广。
　　
　　明代，海南岛、雷州半岛和北部湾沿海划归广东，形成现今（1987年）广东疆域，同时在广东边要设置琼州、雷州、廉州三府，具体实施对所属海域和岛群管理。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设海南卫，“于所部海面巡视，有警申报剿除”〔7〕。另据明王佐《琼台外纪》（已佚）明代海南万州辖“长沙”、“石塘”、海军指挥佥事“统兵万余，巨舰50艘”，“巡视海道几万里”，当时外国人称南海为“大明海”〔8〕，确认明政府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主权和管理。明嘉靖黄衷根据舟师海贾经历所撰《海语》一书指出“分水（界）在占城之外罗海中，沙屿隐藏 ，……东注为诸蕃之路，西注为朱崖、儋耳之路，天地设险，以域（划）华夷者也”〔9〕。这里所说分水（界）外罗海（洋）指今越南中部广东群岛附近海面，继承宋元时期在这一带海域分界线。
　　
　　清代因袭明代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管辖。“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划归琼州府管辖，有关防务分由海口营、崖州营、儋州营负责，巡海范围同样覆盖整个南海诸岛及其海域。志称其中崖州营水师“共巡洋面一千里，南面直接暹逻、占城夷洋”〔10〕，即达南沙群岛海域，比上述明代所说分水界外罗海要南得多。康熙四十九年（1701年）由徐葆光修《中山传信录》首次提出将南海各岛群统称为“南海诸岛”，说明清政府已对分散在南海的各部分岛群作为一个体系加以管辖。
　　
　　地圗是行使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和工具，古代献圗等于献城。在明建文四年（1402年）编绘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圗》中即在南海中标上两个“石塘”和“长沙”字样，分别代表东沙、西沙和南沙。此圗后为各朝舆圗所沿用，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版《大清一统天下全圗》以及其他舆圗，分别标绘上“万里长沙”、“万里石塘”，即将南海诸岛列入清朝版圗。宣统二年（1910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绘制的《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圗说》中有《西沙群岛圗》（已佚），在圗中再次重申西沙属我国领土。
　　
　　鸦片战争后，南海诸岛为日、法、英等外国势力觊觎，二次大战时全部沦于日军手中，抗战胜利后才接收回祖国怀抱。1974年10月中国政府确定中国边界四至及经纬度，其中最南边界定为北纬4o的南沙群岛曾母暗沙。
　　
　　新中国成立后，南海诸岛一部分岛屿获得解放，至今南沙最大的太平岛和东沙的东沙岛为台湾省军队驻守，也有一部分岛屿（主要在南沙）为邻国占领。我国政府曾先后多次声明“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些岛屿附近的资源也属于中国所有”。
　　
　　二、海上丝路对我国在南海传统疆域形成的历史作用
　　
　　我国在南海的传统疆域是多种因素历史发展的结果，而海上丝路作为我国与周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的强大通道，在其中的作用是巨大、无可置疑的，这也是今天研究海上丝路的一个要旨。
　　
　　1、南海丝路溯源
　　
　　先秦时期，岭南先民就活跃在南海上，生活在南海周边的古越人属水居部族，因海岸带上至今仍保存不少贝丘和沙丘遗址，是这些古越人食用海产留下的物证。三国以前广州称“番禺”，古越语意为咸村，为古越人原始聚落，曾与周边地区发生民间海上贸易往来。先秦著作《尔雅》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之说，而据广州汉初南越王墓出土象牙属非洲象而不是亚洲象来判断，这些象牙为舶来品，产于南洋各地。故公师隅出使魏国通好，称“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牙”。又据研究，战国时西亚巴比伦人已航海到南海，希腊人记载我国丝绸也由海陆路输入〔11〕。这说明在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之前，岭南先民迈开认识利用海洋的第一步。另有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海南岛黎族祖先有一部分是从南亚漂流南海进入岛上的〔12〕。倘如此，则南海诸岛作为我国大陆与东南亚地区的联接点，可能会有一部分黎族先人在那里活动过，而据14C测定，南海诸岛大部分岛屿露出水面时间距今约5000年，与岭南新石器时间隔大致吻合。在南太平洋玻里尼亚群岛、社会群岛和苏拉威西以及北婆罗洲一带均发现古越人新石器特有的有段石锛，表明古越人可能航海到此。1976年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一面铜鼓，鼓身绘有双身船纹圗案，形式与现在太平洋诸群岛（如汤加、萨摩亚）各民族使用的双身独木舟极为相似，同样隐示古越人早就走向海洋，其冲要之区当是南海诸岛。
　　
　　2、南海丝路考古证据
　　
　　南海丝路所经海区，风大流急，不少是航海高危险区，或由于海难、或航海人员登陆，以及渔民生产作业等原因，在南海诸岛及其海域保存不少文物，是我国人民开发、利用南海资源的物证。
　　
　　东沙岛，现为交通要冲，通香港、马尼拉、高雄门户，在明《郑和航海圗》上称为“石星石塘”。建国前岛上发现汉代五铢钱，1974年又发现从唐代到明代铜钱300多枚。另有清初修建的大王庙、天后宫及同治年间我国渔民坟墓130多座。
　　
　　西沙群岛文物及遗迹遗址最多，1974年以来发现唐宋元明清代瓷器一批，计有青釉罐、青白釉彩瓷、碗、盘等，其中宋瓷风格与广州西村、皇帝岗、潮州笔架山、廉江窑头村宋朝窑风格一致；西沙群岛多个岛礁采集到大批铜钱，至1974年5月达297.5公斤，80706枚，从新莽“大泉五十”，东汉、西魏五铢钱，唐“开元通寳”，“乾元重寳”，北宋“宝元通寳”，“元丰通寳”，元代“至元通寳”，“至正通寳”，至朱元璋“大中通寳”等。这些铜钱很多是古代居民直接带到岛上的。另有大批铜锭、石磨以及多座古庙等。说明西沙为丝路贸易船只所经，或大陆居民在岛上留居。
　　
　　距离大陆最遥远的南沙各小岛，虽未作文物调查，但也有我国风俗文化内涵的土地庙、石碑，以及沉船、陶瓷器等物，同样显示它们是丝路通过或渔民留下的实物。
　　
　　3、丝路航经海区记载
　　
　　除了海洋地貌、海况分布格局以外，丝绸之路也随航海技术和造船水平而变化，有关记载从各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在南海传统疆域的扩展。
　　
　　据《汉书·地理志》、《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和《大秦传》所载，秦汉时南海丝路航线有四条，一是由广州至今越南、柬埔寨航线；二是由广州至今印尼爪哇或苏门答腊航线；三是由广州至印度、斯里兰卡航线；四是由广州至波斯湾转罗马帝国航线。这些航线皆经今广东西南、雷州半岛、海南岛西侧和北部湾海域。这些海域及海岛首先为我国人民认识和开发。
　　
　　唐代，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出发，经今九龙半岛、西沙、南沙海域，向西南航行达西亚和东非乃到欧洲，是沟通亚、非、欧海上丝路最长的航线。唐咸享二年（公元671年）开始，僧人义净两次远航印度诸国，前后历时25年。据他本人叙述，从广州出发，直航占城，再转向佛逝（后称巨港，在今印尼）。这条航线经过西沙。另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当时西行求法僧徒约60人，其中半数走海道，想见南海航线被广泛使用。唐天寳七年（公元748年）鉴眞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未成，在海上飘流1个多月，后抵振州。此前踏上一个不知名小岛，按当时风向、海流判断，鉴眞一行曾在东沙、中沙、西沙一带飘流，那个不知名小岛应在南海诸岛范围内。
　　
　　宋代，我国西北陆上丝路交通为西夏政权切断，南海丝路地位进一步上升，与广州通商国家多达50多个。大量文物显示南海诸岛海域为丝路航线所经。周去非《岭外代答·外国门》专设“航海外夷”条，列举大食（今伊朗一带）、GFECF婆（在今印尼）、三佛齐（唐称佛逝，后称巨港，在今印尼）等地都有航线至今广州。如从三佛齐“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州）者，入自屯门”。另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载，还有一个麻逸国（故地在今菲律宾）北宋初首次航海到广州〔13〕，此后与广州贸易不绝。这样，南海诸岛获得海上丝路交通枢纽地位，中沙群岛海域为新辟至菲律宾航线经过海区。
　　
　　元代，我国奉行更加对外开发政策，据陈大震《南海志·舶货》与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有140多个。虽不辟新航线，但因福建泉州港地位上升，取道中沙、东沙航线更为繁忙，元代潮州成立录事司，港市也颇兴旺。元代著名航海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万里石唐》中指出由潮州发出三条地脉，“一脉至爪哇，一脉至勃泥及古里地闷（今帝汶岛），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地脉实为海底地貌，这三条地脉实际上是近代我国渔民在南海诸岛海域从事生产的三条作业线，它们把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四大群岛联成一体，说明对南海诸岛认识更加系统、深入，主权管理更加明确。
　　
　　明清时期，我国虽然大部分时间严行海禁，但独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所以南海丝路仍畅通无阻，且开辟了几条发自广州的新航线。一是明代由七洲洋（西沙）、占城附近海面下抵爪哇海、帝汶岛航线；二是明中叶从欧洲绕非洲好望角入印度洋经南海抵广州航线。这条航线避开过去转东非和西亚大陆，使广州和欧洲往来更为畅顺；三是明末从广州经菲律宾到南美洲墨西哥航线，它进一步扩展了丝路延伸范围。此外，尚有明末广州至日本长崎，清代广州至大洋洲、广州至俄罗斯航线等。无论这些航线走向如何，它们基本上以西沙为中心展开，在西沙东西两侧形成两条常用航线。东侧一条叫“外沟航线”，西侧一条叫“内沟航线”。清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海录·噶喇叭（雅加达）》条指出这两条航线使用情况：“噶喇叭在南海中，海舶由往广东者，走内沟，则出万山（群岛）后，往西南行，经琼州，安南至昆仑。又南行约三四日到地盆山，万里长沙在其东。走外沟，则出万山后，向西南行少西，约四五日经红毛浅（中沙群岛），有沙坦在其中，约宽百余里，其极浅处止四  五尺，过浅又行三四日到草鞋石，又四五日到地盆山，与内沟道合。”这两条航线至今仍在使用，如由新加坡直航香港，基本上走外沟，而内沟航线起于东西竺（即宋代上下竺）沿海岸到马来西亚群岛，横渡泰国湾，再沿柬埔寨、越南海岸一直到岘港，转海南岛西南海域至广东沿海各港。明清时南海周边很多国家或为中国藩属国，或为葡、荷等国殖民地，这些航线开辟和使用者主要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南海诸岛及其海域主权和管理理所当然是中国。
　　
　　4、南海丝路文化交流记载
　　
　　假道南海丝路往来的不仅是商业贸易，且有中外文化交流，许多敎士、使者、旅行家等的记载，同样有助于说明我国在南海的传统疆域的形成过程和特点。
　　
　　东晋高僧法显在《佛国记》（又名《法显传》）记载他于义熙八年（公元412年）从印度、斯里兰卡回广州航程，从爪哇到广州50天就够了。孙吴时出使扶南（今柬埔寨）的康泰和朱应，指出“涨海（南海）中，到珊珊洲，洲底有盘石，珊珊生其上”〔14〕。珊珊洲即南海中某一岛群，下有石质基底。隋大业三年至六年（公元607—610年）常骏、王君政从广州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泰国东南），取道西沙和南沙海域，对这一带海区有更多瞭解和记载。上述唐高僧义净取道南海游学天竺（印度）等国25年，所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和《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即有不少南海史地重要资料。
　　
　　宋代指南针直接应用于航海，南海丝路上风帆浪舸，一派兴盛。赵汝适《诸蕃志》、周去非《岭外代答》等著作都记载了我国人民开发利用南海资源、实行主权管理，和南海周边地区人民友好往来的史实。如《诸蕃志·自序》说：“汝适被命以来，暇日阅诸蕃圗，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即南海诸岛已出现在我国版（地）圗上。元代旅行家汪大渊游历南海和印度洋沿海国后所着《岛夷志略》总结了我国人民和旅行家在南海航行的经验，特别指出指南针在其中的作用，“故子午（即指南针）人之命脉所系，苟非舟子之精明，鲜不覆盖且溺矣 ”。
　　
　　明初，我国著名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也是一次重大中外文化交流事件。郑和往返经过南海，在我国至今保存最早的《郑和航海圗》中，标有南海航海线上所经过的“石星石塘”、“万生石塘”、“石塘”等，分别指今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群岛。明代由于这类往来而记述南海诸岛的文字和舆圗不在少数。
　　
　　入清以来，中外各界人士在南海活动更多。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暹罗（泰国）使者丕雅·摩诃·奴婆来华，在所撰《广东纪行诗》中写道：“二日揖山光，山影连绵长。前进复二日，始达外罗洋。自此通粤道，远城迷渺茫。滨海皆大郭，处处进例香。横山迤逦至，地属越南邦。至此边界尽，针转折东方。……道是中华土，闻之喜洋洋。“〔15〕这不但是一首优美动人的诗，而且作者公正地指出外罗洋一带为中越两国水域分界线。
　　
　　5、南海丝路地名显示证据
　　
　　地名内涵、命名习惯反映一个地理实体性质。南海丝路经过南海广大海域，保留至今的南海诸岛地名，按照名从主人原则，也是南海诸岛为我国领土主权的见证。不过这些地名主要是明清时期确立并沿用下来的，与我国政府和人民在这一海区航海、巡防、生产活动等相关。按地名性质可分如下几类：
　　
　　（1）与郑和下西洋相关地名：郑和群礁、永乐群岛、宣德群岛、晋卿岛（即施晋卿，协助郑和航海，被封为宣慰使）、道明群礁（梁道明，南海人，久居三佛齐，雄视一方），杨信沙洲（杨信出使三佛齐），尹庆群礁（尹庆为明成祖中官，出使西洋，配合郑和航海）、景宏岛、马欢岛、费信岛（3人为随郑和下西洋航海家）、巩珍礁（随郑和下西洋航海家）等。
　　
　　（2）以历代旅行家、使节、高僧命名地名：法显暗沙、义净礁、常骏暗沙、朱应滩、森屏滩（即黄森屏，明出使婆罗洲）等。
　　
　　（3）以官职、兵舰命名地名：伏波（汉水军将领）滩、校尉（汉代军职）暗沙、都护（古代官员）暗沙、金吾（又称执金吾，职掌京师治安）暗沙、琛航（清末巡西沙军舰号）岛，广金岛（同上）、人骏（张人骏，清末两广总督）滩等。
　　
　　 （4）以文化名人命名地名：鲁班（古代名工匠）暗沙、屈原（楚国诗人）礁、东坡（苏东坡）滩、阳明（王阳明、明代哲学家）礁、孔明（诸葛亮）礁等。
　　
　　（5）以两广沿海江河、港口、州县命名地名：漳溪（韩江支流）礁、浔江（西江在广西桂平至梧州一段）暗沙、海口（海南省会）礁、普宁（广东一县）暗沙、南海（广东一县或南中国海）礁、海安（徐闻县港口）礁、潭门（琼海县港口）礁、琼（海南简称）礁、琼台（琼山县城旧址）礁等〔16〕。
　　
　　三、海上丝路与新海洋国土观念
　　
　　从上述可知，海上丝路为我国在南海传统疆域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这个传统海洋国土范围，按我国政府1958年9月4日关于领海的声明，领海宽度为12海浬，1992年2月25日通过的关于我国领海毗连区法，又重申了12海浬的领海宽度，并把毗连区的外部界限宽度规定为24海浬。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出了一项新的海洋法制度，其中规定沿海国可拥有200海浬专属经济区。这一公约又提出了与专属经济区在区域上重迭的大陆架概念。这都与传统海洋国土概念有重大出入。我国是这一条约的签署国，故按有关规定我国可拥有300万平方公里专属经济区，即新的海洋国土。南海在我国沿海边海区中面积最大，也是拥有新的海洋国土最多的海区。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这同时加剧了与南海周边一些国家业已存在的以海洋权益为焦点的矛盾和斗争。我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的历史和现实受损害的事件频繁，情况也最为尖锐复杂，应予充分注意和开展相关研究。
　　
　　以上南海丝路历史发展证据，不仅适用于我国在南海传统疆域，也可为未来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分服务。因为海上丝路穿越南海广大海区，而关于它的历史典籍、遗物遗迹并不囿于传统疆域之内。如据清代18种地圗对南海诸岛的注记〔17〕，今东沙群岛多称“气沙头”、“气”或“沙”；中沙群岛一律称“长沙”；西沙群岛称“七洲洋”，而南沙群岛一律称“石塘”。这些地名所包括的海区概念对今天岛屿有明暗 、广狭之不同，可泛指整个南海诸岛，可混指其中二三个岛群，或特指某一岛群，这都视具体史籍、地名在地圗中方向及四邻情况而定。而我国在南海传统疆域所涉及的海区仅是南海很小的一部分，而范围更广泛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分需要数量更多的历史证据和更加深入的研究。海上丝路历史研究将大有裨益于这个要求，为改变人们传统海洋国土观念，为拥有、管好、用好新的海洋国土，保障《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赋予的海洋权益不受侵犯和破坏服务。
　　
　　注释：
　　
　　〔1〕杨豪：1995年4月1日在广东省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讨论会上发言。
　　
　　〔2〕《韩昌黎集》卷21。
　　
　　〔3〕赵汝适：《诸蕃志》卷下，海南条。
　　
　　〔4〕曾公亮：《武经总要》卷21，广东琼州路。
　　
　　〔5〕同上〔4〕
　　
　　〔6〕《元史》卷162，史弼传。
　　
　　〔7〕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5，广东琼州府。
　　
　　〔8〕转见鞠继武：《我国历代对南海诸岛管辖》，载《南沙群岛历史地理研究专集》第63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
　　
　　〔9〕黄衷：《海语》卷下，分水条。
　　
　　〔11〕《中国对外贸易概论》，第5页，对外贸易敎育出版社，1985年。
　　
　　〔12〕刘咸：《海南黎族起源之初步探讨》，见《西南研究》1卷1号，1940年；（德）J.H.史圗博：《海南岛民族志》下册，第300—311页，广东省民族研究所译，1964年印。
　　
　　〔13〕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2。
　　
　　〔14〕康秦：《扶南传》，见李昉，《太平御览》卷69。
　　
　　〔15〕姚楠、许钰：《古代南洋史地丛考》第89—9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16〕参见广东省地名委员会编：《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第495、496、295页，广东省地圗出版社，1987年。
　　
　　〔17〕同上〔16〕
　　
　　（原载《云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