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是珠江最长一条支流，上游南盘江东流至广西梧州，会桂江后在梧州以下河段始称西江，亦即本文所指狭义西江。西江干流所经，含梧州、封开、郁南、德庆、云浮、肇庆、高要、四会、高明、鹤山、江门、新会等县市，以及属于自然地理上珠江三角洲范围之三水、南海、顺德、中山、珠海等一部分，基本上属明清时梧州府、罗定直隶州、肇庆府和广州府范围。从古到今，西江作为两广的经济走廊，不仅在于它是联结两地的最重要水上通道，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条资源和功能互补的地理点轴，一条具有强大内外吸引力和辐射力的经济轴线，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所以，在振兴两广经济和实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与日俱增的今天，追溯这条经济走廊的形成、发展历史过程，总结它演变的历史规律，将为两广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与合作，提供决策上重要参考。

一、西江沿岸是岭南开发最早的地区

考古发现，西江流域是岭南人类最古老的发源地。距今14.8 万年封开“垌中岩人”遗址是岭南为数不多的旧石器文化代表之一，比曲江狮子岩“马坝人”遗址时代还早。出土打击石器、石核和石片等工具遗物，说明当地原始人群已普遍用火、结网捕鱼、狩猎野兽、采集野果和缝制衣服等，开创了岭南最古老的文明。

在距今1万年到3500年广东新石器时代400多处遗址中，分布在西江地区的约有70多处。这些遗址出土细石器、磨光石器和陶瓷器等文化内涵显示，西江原始人群不但继续从事渔猎，而且开始定居和农耕，有了制陶等手工业，采取“干栏式”建筑形式等。如在苍梧、封开、德庆、郁南、罗定等地发现各种型式有肩大石铲即为农业工具，有些大石铲身长达35厘米，为锄耕农业物证。高要茅岗遗址发现木构“干栏式”建筑，有些遗址面积为20平方米圆形或方形房屋，与浙江河姆渡遗址建筑形制十分相似。但这些遗址出土器物文化风格更多地与珠江三角洲西樵山文化、北江石峡文化、桂南大石铲类型文化相似。有研究指出，广西几何印纹陶是在广东几何印纹陶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都反映西江由于区位优势，其经济一开始就吸收了邻近地区经济成分，表现了经济多元性特点。

在距今3500—2000年，岭南进入青铜时代。在这个时期广东300—400处青铜遗址和100多处青铜墓葬中，相当一部，分布在西江地区，如广西贺县、富川，广东罗定、广宁、肇庆、四会、德庆、怀集等即有青铜墓葬，有些墓葬规模很大，如罗定1号墓出土青铜器多达百件以上。这些青铜器种类多，含炊器、容器、兵器、乐器、工具和杂器等。铸造工艺、成分配伍、铸后加工和热处理等均达很高水平。这些青铜器除具有中原风格以外，有的还与江淮、楚地相近或相同。例如肇庆、罗定出土编钟与湖北隋县出土的基本一致，肇庆松山战国墓出土的铜分、壶、足、盘、剑、戈、矛、镞等兵器来自楚地或深受其影响。这都同样显示西江手工业继承了过去多元性特点。后来文字记载印证了西江与周边地区深厚的经济文化渊源关系。《史记·五帝本纪》记传说中的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此苍梧即在九嶷之南，含今桂江流域，即广西富川、钟山、贺县、苍梧等地。

二、秦汉至隋唐时期西江沿岸是岭南区域开发基地和自西向东推移最重要的经济轴线

秦汉进军岭南，并使之归入中央王朝版圗，西江是主要交通线，也是经济开发基地和自西向东推移的经济轴线。秦汉多次进军岭南总共计有七条行军路线，其中三条汇会于西江，即九嶷山道（萌渚岭道），下贺江；镡城岭道（越城岭道）下桂江； GFEB5牁江道即今郁江，东下番禺。秦为此开凿灵渠（兴安运河），成为沟通中原与岭南的交通大动脉，历久而不衰。自此，中原移民、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首先在西江地区立足，并使之开发为岭南先进地区。例如秦在岭南置南海、桂林和象郡，很大一部分辖境在西江地区。汉武帝在岭南置九郡，其中苍梧郡和南海郡大部分在西江流域。时含广信、高要、番禺、封阳、端溪、冯乘、富川、荔浦、猛陵等县，亦占岭南政区建置很大比例。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长沙国《地形圗》上，岭南地区祇标出“桂阳”（今连县）和“封中”两个地名，后者即今贺江流域，说明它早为中原人所熟知，经济开发当然在其他地区之上。故封开、梧州一带有“初开粤地”之说。今人蒙文通先生研究《汉书·地理志》后认为，苍梧郡“宜为秦桂郡中物富民殷之地”。西江谷地和贺江谷地也就成为秦汉时岭南发达的经济区域。

在农业方面，梧州地区汉代考古发掘所获各种冥器中就有大量各式农具、粮仓和陶牛等，特别是铜质粮仓非常精美。贺县莲塘东汉墓出土犁铧。类似农具和器物在南海郡许多地区也有发现，佛山、广州博物馆即收藏了不少这类文物。这显示由于铁器和牛耕的使用，使大面积的土地开垦成为可能，苍梧郡和南海郡也就成为重要产粮区。史载东汉和帝时，一群骚动的饥民在苍梧被官兵捕获，交趾部剌史杨扶“斥使就粟南海”。可知西江已成为两广运粮通道。经济作物种植业也在西江最早发展起来。梧州大塘鹤头山东汉墓发掘出板栗坚果和柑橘等陪葬品，为栽培作物见证。汉苍梧郡有个被誉为“巨孝”的人丁密，他“非己耕种菜果不食”，“非家织布不衣”，想见园艺业已普遍。故到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特别指出：“苍梧荔枝，生山中，人家亦种之”。荔枝从野生驯化为人工栽培，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技术进步。

农业发展带动了家庭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梧州富民坊有西汉烧窑遗址。旺步东汉墓出土铜镜，工艺精湛。富民坊窑址所见碗底还有“章和三年（公元89年）正月十日钱千二百“字样。这也是商业和货币经济发展一种佐证，因为直到陈朝，“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即仍停留在以物易物阶段，由此亦见苍梧郡经济发展水平在其他地区之上。当然，秦汉时南海郡经济也有相当发展，但其时珠江三角洲大片土地尚未成陆，农业祇在一些台地、高位阶地和坡地上较为普遍，多植杂粮等旱作，稻作不发达，农业经济自不能与占有河谷或盆地的苍梧郡相比。

秦汉西江沿岸经济开发与西江作为两广通衢大道作用是相互推动的。除上述运粮以外，汉在高要设盐官，转输和监督广东沿海产盐入广西和西南其他地区。这种盐官在岭南仅两处，另一处在番禺。据《史记·货殖列传》，四川临邛富商程郑办冶铁业很出色，专门同南海郡做生意；同书还记四川“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后汉书·儒林列传》载有苍梧广信女子苏娥行宿高要鹊巢亭，为亭长杀害，后被交趾剌史周敞侦破一事，可见西江交通颇畅便，不仅大宗粮食、盐铁等假道流布两广，平头百姓也乐于乘船外出。梧州、高要等皆为西江水运中心，东抵全国经济都会之一番禺（广州），再从“涨海（南海）出入”海道，即联接海外交通线，使西江作为一条沟通沿海与内陆的经济走廊已初步形成。

隋唐时期西江经济开发继续走向兴盛，是它历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

第一，西江地区行政建置空前膨胀，从隋代仅有苍梧和信安二郡到唐代初置梧州，州治今梧州，并将信安郡分置端州、康州、新州和泷州，下辖端溪、都城、晋康、悦城、泷水、开阳、鎭南、建水、高要、平兴、新兴、永顺、封川、开建等14县。这自是西江地区经济基础加强、政治地位上升一种指示。因为没有一定财政收入，是难以维持庞大行政建置的。

第二，西江地区人口也很稠密，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天寳年间新、端、泷、康州人户分别为9500户、9500户、3627户和10510户。其中新州为广东人户最密州郡之一（每平方公里3户以上），端、泷、康州则为广东人户次密州郡之别（每平方公里2-3户），与粤北连州、韶州同为广东人口稠密地区，远在广州、循州和潮州等地区之上。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人户多寡成为地区开垦水平重要标志，故西江地区开垦优越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足够的劳力有利于向农业生产深度和广度进军，唐代西江地区在这方面是很突出的。据托名柳宗元撰《龙城录·老叟讲明种艺之言》记高要一位老农曾说：“深耕浅种，时耘时籽。却牛羊之践履，去螟GFECA之残害。勤以朝夕，滋之粪土，而有秋之望，盖富有年矣”。这是精耕细作的表现，对比原来的火耕水耨是个很大进步。另据刘恂《岭表录异》载，西江农民还首创稻田养鱼技术：“新、泷等州山田，拣荒平处以锄锹开町畦，伺春雨，丘中聚水，即先买鲩鱼子散于田内。一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既为熟田，又收鱼利。及种稻且无稗草，乃齐民之上术也”。这种生产技术传承至今。此外，据唐代段公路所撰《北户录》，唐代包括端州、新州在内岭南诸郡同样有鱼塘，饲养鲤鱼或鲩鱼。这在土地利用上也是一个新成就。

第四，西江地区矿冶业和手工业颇负盛名，飮誉岭外。唐代端砚作为文房四寳之一已上贡朝廷，闻名全国。砚材取之于羚羊峡两岸和北岭山一带，但以羚羊峡南岸烂柯山材料至为上乘。诗人李贺咏端州石砚有“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之句。生活在当地少数民族瑶人也能采制砚石。封、端、康、泷等州产银，列为土贡。此外，新、康州产金，康、封、新州产葛布，康、封州产麻布也有一定声誉。

第五，唐代州县分等级已日趋健全，按政区位置、辖境大小、户口多少和经济水平高低等将县分9等，其中前4等祇适用于京师。其余地区县分5等。唐代广东共88个县，除上等县南海、番禺、曲江和桂阳县以外，西江之四会、化蒙、怀集、洊水、新会、义宁等属中等县。而全省下等县凡61个，西江地区虽也占一定数量，但仍不失与粤北一样拥有人口和经济优越，是唐代岭南两个先进地区。

三、宋元时期西江地区经济开发由盛转衰

自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张九龄奉令开凿大庾岭山路以后，五岭南北交通重心已转移到大庾岭道。五岭其他交通线，包括灵渠所在越岭城岭道也相继衰落，因为中原南下路线走北江比走西江要短，故大庾岭道开通，西江航运地位在南北往来方面渐渐被北江取代。另外，宋代以降，广东人口和经济重心已转移到珠江三角洲，西江仅维持作为两广水运通道作用，地区开发总的趋势是由盛转衰，这条经济走廊辐射作用也受到很大限制。这在多方面反映出来。

首先，地方行政建置萎缩。宋代曾对唐代广东州县东疏西密分布作了调整，粤东地区州县有所增加，而西江地区从北宋到元都无新置一县，这虽是使地方建置趋于平衡举措，但它毕竟是以地方经济强弱为基础的，故西江地区的县古老而停滞。

其次是按宋代地方建置，京畿以外，府分7等，军州分8等，而县分6等，即望、紧、上、中、中下、下县，皆以户口为标准。西江在广东境内所在封、端、康、新州皆为下等。虽然在北宋时端州为肇庆府，属望府，康州也升为德庆府，也属望府。但这是因肇庆是宋皇族端王赵佶即后来宋徽宗、德庆是南宋康王赵构即后来宋高宗封地，而非经济原因所致。另封州也从下州升为望州，也是其他原因升格的。当然这些府州升格，对提高西江地区政治地位作用是无可置疑的。至这些府州属下的县，除高要、四会在《宋史·地理志》属中县以外（王象之《舆地纪胜》列为下县），余皆下县，而广东望、紧、上、中县数量相当多，西江地区相形见绌。到元代，肇庆路和德庆路又复为下路。祇有肇庆路属下高要、四会升为中县，其余亦为下县，前者与宋代以来西江下游两岸围垦，经济上升有关，但仍不能改变整个西江地区相对下降经济地位和分布格局。

再次是在宋代大量中原和江南人口入居岭表过程中，在西江地区定居人数，逊于广州、惠州、南恩州、和雷州，处于中等程度，无复过去之盛。据王存《元丰九域志》统计，宋代各州客户（佃农）占总户数比例，端州为55%，新州为38%，封州为37%，康州缺，广东平均为39%，比例较高的广州为55%，惠州61%，南恩州75%，雷州70%。虽然客户是指没有土地的民户，但外来民户绝大多数是没有土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西江和北江地区一样不是移民主要入居地，它们已让位于珠江三角洲和南路地区了。由于这种转变，到元代肇庆、德庆、南恩、封、新五路州的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8.9 人，低于全省平均每平方公里12.3 人水平。  

当然，以上情况仅说明西江地区经济在全省相对地位下降，并不能说它没有发展。实际上到宋代，主要在西江下游河谷低地已出现以围垦为中心土地开垦高潮。这主要发生在高要和四会境内。宋代修筑了榄江围（今长利围）、金西堤（今金安围一部分）。元代围垦又是有所扩大，高要境内修筑有陈鸭塘围，高明、鹤山县内有陶筑围、大沙围、三洲围、南岸四围、罗郁围（即罗秀围）和秀山围等。这对扩大耕地面积，保障水稻生产起一定作用，此外，利用洼地种植蒲草也很广泛，妇女织席业也发展起来，成为当地一项传统家庭手工业。

但不管怎样，这都未能改变宋元西江地区相对落后格局。史载不少河段鳄鱼出没，伤害人畜。如据乐史《太平寰宇记》北宋梧州境内有“思良江，……其中鳄鱼状如鼋，有四足，长者二丈，皮如鱼鳞，口长七寸，两边生齿如锯，恒在山间伺鹿，亦能啖人，故浴汲者往往遇害焉”。大抵南宋以后，鳄鱼才在珠江三角洲绝迹，在西江地区谅不会比这个时间早。

由于西江较之北江不但流量大，水深面阔，更利于航行，而且又是跨省区河道，故五岭南北交通虽以梅岭一北江为主，但并不能削弱西江对两广及大西南的运输地位。宋代广西人口稀少，米粮充足，大批余粮假道西江运到广州，转输浙闽等地。周去非《岭外代答》云：“广西斗米500钱，谷贱莫焉。……田家自给以外，余悉籴去，曾无久远之积。富商以下价籴之，而舳舻衔尾，运之番禺以网市利”。水运兴旺推动港市繁荣，梧州即为转运口岸，《岭外代答》说：“沙木与杉同类。……瑶洞中尤劈作大板，背负以出，与省民博易。舟下广东，得息倍称。”宋代肇庆修筑城墙，周长871米，耗资颇巨，“朝廷降钱二十四万贯”，奠定了它作为西江最大河港城市基础。恰如后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肇庆府条云：“府带山控河，袤数千里，据广州之上游，当贺、梧之津要。”肇庆作为岭南名城，奠定于宋，此后长盛不衰。

四、明清时期西江经济走廊的重新发展和繁荣

明清时期西江地区深受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区域内部也在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方面出现积极因素，推动地区开发踏上新台阶，并呈现繁荣状态。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两广总督驻地从梧州迁来肇庆，直到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才迁回广州。这近200年间肇庆成为仅次于广州的岭南政治中心，它管辖范围广及两粤。明末隆武二年即清顺治三年（1646年）明皇族朱由榔监国于肇庆，翌年称帝，改元永历，以肇庆为行官。这都成为西江社会经济发展一种动力。

明代西江地区在广东境内新置广宁、三水、顺德、高明、东安（云浮）、西宁（郁南）等县，清代则新置鹤山县，使西江地区继唐代以来成为广东新建置州最多地区之一（另为潮汕地区）。这不能不是经济地位上升的一种反映。

明代西江地区还生活着很多瑶、壮等少数民族。入清以后，他们很大一部分被汉化或他迁。更有一批又一批客家人由粤东北、粤北等地入居，成为山区开发的重要力量。故明清时西江地区人口大幅度上升。如洪武初年肇庆府（另加怀集县）人口为35.96万人，到清雍正时为157.2 万人，增加了3.4倍。耕地虽略有减少，从洪武初21.24 万公顷下降到清道光年15.3 万公顷，减少了28%，以后两省又呈上升趋势，说明地区开发强度在提高。

继宋元以后，西江沿岸土地围垦在明清时进入高潮。围垦范围一部分在羚羊峡附近，西江、北江和绥江交汇地带，以及西江三角洲；另一部分推进到海坦附近。前者有高要景福围、丰乐围、头溪围、四会与三水间大兴围和灶岗围，鹤山古劳围，新会天河围、粉洞水两岸、顺德龙山围、大成围、大洲围、龙江鸡公围、马营围等；后者主要在香山北部和新会南部，包括西海十八沙、东海十六沙等。这些新垦土地，成为新的粮仓。另外，伴随土地开发高潮到来，其他水利工程也星罗棋布于西江各地。高明县罗塘陂“明永乐间乡民筑，凿石为圳，水流二十里，灌田一百五十余顷”。万历九年（1581年）肇庆知府王泮“凿跃龙窦，导沥水，南入江”，每“窦设闸通于江”，“自是启闭以时，雨则分汇内潦，旱则引潮溉浸数万亩，洼亢之田悉为膏腴，渠皆可行舟”。新置的广宁县，土地除为军屯以外，其余的“听从民往开耕居住”。弘治三年（1490年）泷水知县瞿观主持开辟荒田9万亩，罗定州成立后，州县官“募民占籍”，“垦辟草莱”，“缘亩导流”，使那里成为“农桑被亩，鸡犬相闻”之地。德庆县早在明嘉靖年间产漆百担，还有多种土特产，为开发山区结果。综合有关方志资料统计，明万历年间，珠江三角洲及其邻近各县灌溉农田占耕地总面积比重，高要、三水在80%以上，四会为65%，高明、鹤山各为20%，新会为7.5%等。水利事业是农业生产力水平一把尺度，上列各县灌溉面积比重说明，无论平原低地还是山区土地开发利用都达到一个较高水平，显示西江地区经济开发再度进入盛期。正因为当地人口在清乾隆以后急剧上升，山区被强度开发引发严重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反过来又使大批人口逃亡。如德庆人口清咸丰五年（1855年）33万人下降到1950年17.5 万人，德庆成为广东水土流失最严重地区之一。这从反面印证西江地区在明清时土地开垦盛况，也是人类不合理活动带来的后果。

 具有渔业传统的西江水域开发利用，明清时期又出现新的特色，即除蛋民捕捞河鲜，水塘、稻田养鱼以外，西江鱼苗业兴旺一时，成为当地一项支柱产业。屈大均《广东新语·鳞语》说：“鱼花产于西江”，“取者上自封川水口，下至罗旁水口，凡八十里，”“岁正月，始鬻鱼花，水陆分行，人以万计，筐以数千计。自两粤郡邑，至于豫章、楚、闽，无不之也。”这种大规模鱼苗生产和运输是其他地区所罕见的。

西江地区矿业和手工业也更具规模，罗定铁矿源源输往佛山，新会葵扇、高要草席畅销省内外。四会、高要产蕉葛布，新会、新兴产麻布闻名。新会还是广东主要造船中心之一。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基础上，西江地区府县等级升格。按明制以税粮多少（10万、6万、3万石为界）划分县等级。广东仅南海一度为上等县。在8个中等县中，西江就有高要和新会二县，余皆下等。清采取政治经济综合指标，即冲、繁、疲、难四等缺（缺即职位）作为划分县依据。这四字诀解释是：“地当孔道者为冲，政务纷纭者为繁，赋多逋欠者为疲，民刁俗悍、命盗案多者为难”。此四字俱全的府州县为“最要”或“要”缺，三字者为“要”缺，二字者为“要”缺或“中”缺，一字或无字的为“简”缺。据《清史稿·地理志》，广东地位最高“最要”府州为广州府、肇庆府和罗定州，显示西江地区地位更形重要。又县分等，广东仅南海、高要两个最要县；要县全省有１２个，西江地区有顺德、香山、新会；中县有２３个，西江地区有三水、新兴、鹤山。余皆简县。这都与西江交通要冲地位有关。

区域经济发展，是离不开城鎭带动作用的。明清在西江沿岸，城鎭勃兴、圩市星罗棋布。它们是作为不同等级经济生长极，促进西江经济走廊发育和走向成熟，其辐射范围也不断扩大。明嘉靖年间广东各府州圩市共439个，其中肇庆府为６９个，仅次于广州府。到清代，西江地区圩市又有增加，光緖年间肇庆府为２２９个，罗定州为３１个，凡２６０个，占广东全省圩市总数１６３５个的１６％，亦仅次于广州府。如高要县圩市从康熙时２８个增加到道光时３９个，反映当地商品经济进一步高涨，城鎭圩市经济集聚和辐射作用日渐突出。

自明中后期开始，广东开始变为缺粮省，更需依赖广西米粮。广西又以梧州、桂林余粮最多，西江粮道地位再度上升。广西米粮多抵肇庆后再转输各地。道光《高要县志》说：“清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运广西积谷贮肇庆仓。”下行的大宗货物，除米粮外，还有云浮铁矿、云南铜矿、贺县锡矿，以及木炭、木材等山货，很多输往佛山、广州乃至省外。上行的主要是海盐和手工为业品，如佛山铁、铜、锡铸件等。明万历四年（1576年）在肇庆城东西两边江岸设黄厂（税所），征收往来西江船只商品税。肇庆作为交通枢纽，在这条经济走廊中成为最大的吸引和辐射中心。宣统《高要县志》追忆“那时商业之交通，亲朋之酬酢，莫不以肇庆为中心，彼此往来，全恃帆船。以故夹岸下碇，帆樯如织。而舵工舟子之属，赖以谋生有辄数千人。肇河水面之繁盛，固可念也。”又“三水县城，绾毂广州，保界高要，荜车蓝缕。并嘉靖初，台监使者，风樯日往，公私浮费，百倍他郡”。据有关统计，康熙到道光年间（1662—1850年）珠江三角洲15个县有长行渡500条，横水渡485条，联结着三角洲和附近各州县治或重要圩鎭。其中分布在西江水系有西南至肇庆、英德、广州、佛山、鹤山、圣潭、胥江；河塾至佛山；白坭至广州；肇庆至广州、佛山、鹤山、梧州；四会至广州、佛山、西南；江门至广州、佛山、香山、石龙、西南、古劳；古劳至广州、江门、甘竹滩等航线。这些沿河口岸都成这条经济走廊重要一环。特别是江门，明成化年间仅为一普通圩市，到清末已发展为一巨鎭。光緖三十年（1904年）江门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成为西江经济走廊南部最大的经济中心，也是进入西江腹地的第一站。与此同时江门与香港航运和商贸往来开通并日渐走上对外交往道路。光緖二十九年（1903年）广三铁路建成通车，由广州石围塘至三水（今河口），补充西江水运不足。抗日战争前夕，以广州为中心修筑了全省公路网。其中西路第一干线由广州沿广三铁路经德庆至梧州，全长213.5 公里；第二干线由三水至四会、广宁至怀集，全长103.5公里。这个由水路、公路组成经济网络、深入西江广大城乡，推动西江地区走上近现代开发阶段。

五、小结

西江经济走廊，渊源古老深远，经历了秦汉形成，隋唐兴盛，宋元式微，明清复盛历史变迁。虽然时代不断更替，经济代有兴衰，但它作为联结两广一条主要经济轴线，始终在发挥自己的功能，并且随着地方行政建置的扩大，以农业土地利用为中心的区域经济经展，城鎭建设和水上运输加强， 不断发育壮大，拓展和运行，推动西江地区经济开发不断前进。这条经济走廊具有存在持久性和连续性，空间双向推移、节点众多、结构分明、效益显着等优势，是一处寳贵空间资源。它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并不因历史过程完结而泯灭。所以继承和发扬西江经济走廊的历史优势，进一步开发它的空间资源，对两广区域经济开发和合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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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何其锐主编《两广西江流域开发研究》广东经济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