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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在我国最早中心的人文地理价值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40271015)
一个地区的价值,不一定在于它面积的大小、资源的贫富和人口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还在于它地位的重要性。这个地位,可以是自然地理的,也可以是人文地理的。因为作为人文地理核心的文化是历史的投影和时间的积淀,且它的发生和演进,又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所以,一个地区的人文地理价值,集中包含了以上因素的价值,在评估一个地区价值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意义。澳门虽为弹丸之地,资源贫乏、人口单薄,但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在我国最早的中心,其文化地理价值巨大而独特,影响深广而且久远,凌驾于我国许多文化名城之上。充分认识和肯定澳门的这个地位和作用,不仅有助于它自身的文化建设,而且对与之毗邻珠江三角洲乃至我国沿海地区文化交流和整合,特别是在西方流行“文明的冲突”论背景下,澳门文化所赋有多元文化共生共荣、圆融互动特点,为减少这种所谓冲突,构建世界不同文化和谐共处地理格局,提供历史经验和借鉴,因而具有跨国界、跨民族的文化意义。
一、构筑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石
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在我国最早中心,这个定位现已为中外人士一致认同,不容置疑。对此,北京大学季羡林敎授所指出的“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从时间上来说,就是明末清初;从地域上来说,就是澳门。整个清代将近三百年时间,这种传入时断时续,时强时弱,但一直没有断过(中国文化当然也传入西方,这不是我在这里要谈的问题);五四运动,不管声势多么大,祇是这次文化交流的余緖。可惜的是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这十分重要的地位,注意之者甚少。我说这话,完全是根据历史事实。明末清初传入西方文化者实为葡人,而据点则在澳门。”〔1〕如果说季羡林敎授说这段话指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情况的话,那么,近10年来,尤其是澳门回归前夕,对澳门历史文化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那种滞后局面,澳门文化定格,使它完全有条件成为我国一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是基于以下根据。
第一、 城市发展史。从澳门开埠,澳门作为一座城市已有约450年历史,虽然较之国内一些文化名城,它较为短浅,但澳门城市发展,城址中心位置固定,空间扩张有序,中轴线明显,功能分区清楚,布局合理,历史文脉既有阶段性,更有系统性、连续性,文化从未断层。一部城市发展史,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在澳门的历史,这个特殊性在内地历史名城中是罕有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
第二、 厚重的文化积淀和结构。考古发掘显示,澳门文明史可追溯到6000年前,人类已揭开海洋文明史的第一页,以后随着历史发展,经过不发达青铜时代、封建时代和殖民统治时代,到今天“一国两制”下资本主义时代。澳门厚重的文化积淀在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历史剖面,清楚展现那个时代的文化风貌,特别是近400多年的历史演变在文化上留下深刻的印记,是澳门最可寳贵的文化财富,这是其他城市难以望其项背的。而这个厚重的文化积淀层,包括了早期由土著南越人创造的底层的南越文化;由中原汉文化融合南越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等形成的中层的广府文化;主要由于葡萄牙对澳门实行殖民统治而形成表层西方文化。这三种文化结构在时间上延续5000年,但在空间上都是并存,各占有自己的位置。澳门使用粤方言,崇拜广府人共同神祇,流行广府人风俗、飮食习惯,是广府文化空间占用的一座典型城市;葡萄牙殖民者侵略、经营澳门400多年,西方文化在澳门至为触目,史迹斑斑,为澳门涂上一层最鲜明文化色彩。这三种文化组成的澳门文化体系,是澳门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存在的最基本依据。
第三、 特色鲜明城市文化景观。悠久文化发展历史,尤其是400多年中西文化在澳门交流、整合,形成澳门特色鲜明城市文化景观,布满旧城区的大街小巷,包括可视和可悟文化景观。前者如形形色色古建筑、公私园林、风俗活动、飮食习惯、娱乐消费等,后者如价值观念、文学艺术、语言、地名(亦可视)等等。小小一个澳门,西洋敎堂就有20多座,中式庙宇40多座,在国内城市中恐绝无仅有。据悉,澳门特区政府查明、评定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物已有128处,如妈阁庙、港务局大楼、郑家大屋(郑观应故居)、仁慈堂大楼、圣若修院及敎堂、大三巴牌坊、旧城墙遗址、大炮台、东望洋炮台、岗顶剧院(伯多禄五世剧院)、那咤庙等,它们是我国境内保存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地域最集中历史建筑群。这些仅为单个文物或建筑,它们固然是支持名城的基本构件,但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组成,还有传统街区(社区)和城市整体风貌。在澳门到处可感到这种历史的眞实和它们存在的空间形式,例如上述历史建筑,主要集中在澳门半岛南部,成为名城传统文化区,如白鸽巢公园一带有葡国诗人贾梅士纪念祠、东印度公司所在地、许多西洋名人埋葬基督敎坟场和老敎堂,为西洋传统文化集中街区。而半岛北部以及凼仔、路环两岛现代化建筑,则是现代文明结晶。那里“石屎森林“通街连片,人在其中,如置身谷底。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景观,在澳门泾渭分明,昭示这座城市文化空间差异,但无论城市那个部分,都凝聚着中西文化有机结合,洋溢着它们浓厚的文化气息。这恰是澳门文化优势所在,也是构成历史文化名城的硬件。
当然,澳门历史文化景观,有的失于调查和整理,还“养在深闺人未识”,或布满历史灰尘;有的保护或开发利用失当,遭到不同程度损害;而就澳门城市文化整体风貌而言,也存在各个文化景观的空间组合问题,也都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科研基地
澳门文化就其400多年历史而言,作为中西两种异质文化逆向交流和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它对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澳门文化的最独特、最精彩之处。据研究,估计收藏于世界各地包括十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学的澳门历史文化档案,总数约有150-200万件,其数量是敦煌文书的数十倍,〔2〕其中一部分藏于澳门圗书馆。而时下,对澳门文化的研究,以泛论的成果居多,而专门研究澳门自身的社会文化史、政治文化制度史、宗敎文化史、交通史、艺术史、建筑史等,尚很薄弱,成果也很单薄;研究澳门与内地、与海外各个文化要素和文化层面的交流、整合和影响等,就更为寥落,亟须进一步开拓和加强。这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潮流日渐强大,文化差异作用日益凸显背景下,这种研究尤为必要。例如澳门与珠江三角洲本为同一个地理单元,虽然它们历史发展进程有差异,也造成了文化特色的差异,但两地割不断的地缘、族缘、亲缘、史缘等关系,又形成彼此间有很多共同文化特质和风格,同为广府文化区一部分。这种区域文化间历史和空间关系,都有许多项目应予深入探讨。至澳门在中西方两大文明体系之间交往历史,文化相互交流和采借,它的动因、方式和作用,正面和负面效应等,都应有一个全面、系统研究。这方面虽已有一些成果,但仍流于片断、零散,应充分利用澳门在文献资料、文物古迹优势,以及名人活动、风俗习惯、市井风情、俚语歌谣等方面文化资源,开展多因素、多层面和综合性研究、有望取得填补空白和创新成果。澳门作为中西方大文明的连接点,它对这种研究的价值是世界很多城市无法比拟,也是不可能替代的。
三、多元文化共生共荣、圆融互动最高典范
在独特历史背景产生、发展澳门文化,其多元性和兼容性或包容性是其最大文化特质,由此形成多元文化共生共荣、圆融互动文化态势和格局,是内地乃至世界许多区域文化所欠缺的。澳门文化可谓是这种文化关系的最高典范,也由此决定了澳门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世界性的文化意义。
澳门在葡萄牙长期殖民统治下,其文化并不像世界上一些殖民地那样本土文化被取代而西化,反而在与西方异质文化碰撞、交流中创新发展,形成独具一格的澳门文化。这与香港文化有共同之处,但澳门文化有比香港文化更久远历史渊源和兼具拉丁文化特色。在文化各个要素和层面上,澳门文化的多元性和兼容性,与香港文化相比,虽不能说更胜一筹,至少是在伯仲之间。在城市景观方面,澳门兼具地中海式建筑和中国南方建筑风格,如妈阁庙、莲峰庙、普济禅院等,即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在澳门的延续和发展;而大三巴牌坊、圣明我堂、圣珊泽宫、南湾宫、陆军俱乐部、峰景酒店及20世纪竣工的白宫、永乐邨等则带有鲜明欧洲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色彩。还有数量更多中西合璧建筑风格体现于四处可见敎堂、庙宇、堡垒、亭阁、民居、店铺、花园、广场、墓地之中,中西文化在这些景观上浑然一体。
在宗敎文化方面,澳门敎派林立,却能长期共存、各行其道、各得其所、相互推动,使澳门成为一座充满宗敎气氛的城市。据1991年统计,澳门常住人口约35.6万,宗教信徒约为13.9万人,占39%,这并不包括一般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而指佛教、天主敎、基督敎和伊斯兰敎、巴哈伊敎、摩门敎、基士拿敎、神慈秀明会等其他宗敎。信徒中有中国、葡萄牙、英国、泰国、菲律宾等国居民〔3〕。至中国民间信仰更多、更杂,包括妈祖、洪圣爷、朱大仙、三婆神、水仙姑、龙母等海神,曹大仙、黄大仙、谭公、关帝、吕祖、鲁班等可归入道敎诸神,以及怪石、古树名木等杂神,都可以在澳门找到自己位置,且互不干挠地占有神圣空间。例如莲峰庙所供奉的不仅有佛敎神像,还有道敎诸神,以及一些神化了的历史名人和民间崇拜偶像,包括关帝、天后、文昌帝、神农、痘母金花娘娘等,皆入神仙之列,享受奉祀。而崇拜者也不一定专拜某个神明,反正有一个灵,就达到目的。
澳门人口构成复杂,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各有自己方言和次方言,在这个现在祇有40多万人口的城市里,流行有汉语及其使用的普通话、粤、闽、吴、客家等方言、英语、葡萄牙语,以及马来语、泰米语等,被称为“语言博物馆”。澳门城市人口少而集中,族群交往频繁,语言相互影响和多语现象甚为普遍。例如葡语方言以葡语为基础,同时吸收了粤语、马来语、英语、西班语等成份;反之,粤方言中也融进了葡语词彚,使澳门粤方言有别于香港和广州粤方言,从侧面反映澳门语言多元性和包容性。
澳门华洋杂处,风俗文化五光十色、斑驳复杂,然相互之间融会贯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但相安无事,而且相互影响,蔚为大观。华人春节、元宵节、清明节,天后诞、浴佛节、端午节、盂兰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也为土生葡人与华人一起欢度;西方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圣诞节、复活节、追思节、圣母无原罪瞻礼、花地玛圣母在葡显圣日等也得到澳门华人尊重和接受。在回归前澳门公众假日中,中国传统节日有6个,西方节日有5个,实际上无论中外人士都共同庆祝和分享节日欢乐。澳门飮食文化也多彩多姿、饱人口福。粤菜、潮州菜、闽菜、客家菜、川菜、淮扬菜、上海菜、北方菜等中式菜固然大行其道,葡国菜、法国菜、马来菜、越南菜、印尼菜、缅甸菜、日本菜、意大利菜等也占有一席之地,且互相采借,取长补短,使澳门飮食敢与广州、香港一样驰名天下。但各族群仍保持自己传统飮食、食物禁忌和进餐礼仪。这堪为澳门文化包容性一个缩影。
葡人治理澳门期间,留下“土生葡人”这个特殊群体。他们认同葡萄牙,但又视澳门为自己生长故乡;他们受葡式敎育和接受葡国文化,保持葡人生活方式和习俗,但又受中国文化浸染,部分接受中国文化,主要是广府文化;他们信仰天主敎,但也有不少人供奉观音和妈祖;他们讲葡语,也嗜好粤菜。土生葡人生活在中西文化边缘,两种文化都在他们物质和精神文化层面上处处表现出渗透和交融,而不是对抗与冲突,实是中西文化在澳门长期交融、和平发展的结果。故澳门文化这些特质,备受中外人士高度评价,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名誉主席罗伦·席尔瓦(Ronakd Silva)指出:“澳门是今天世界独一无二的中西文化熔炉”,〔4〕联合国和平奬得主、日本著名学者池大作敎授上世纪90年代评论澳门文化曰:“人们发现澳门从来就是一个各种思想相互宽容的社会。在澳门,葡萄牙的人文主义和中国的宇宙观和谐相处,中西文化互相尊重,互相学习。澳门这种开放而兼容并蓄的精神给各国不同文化增添了光彩。不言而喻,澳门文化将像灯一样,给这个不安宁的世界带来光明和希望。”〔5〕
当今世界上一些地区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冲突,而宗敎冲突又是其中最直接原因和导火线。要缓和与消除这种冲突,化干戈为玉帛,方法自然很多,但典范或榜样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澳门作为多元文化荟萃地区,不是说历史上没有任何冲突和对抗,这样的事件发生过多次,但在付出沉重的代价以后,不同文化的兼容毕竟占了上风,并朝着继续发展的道路前进,终于形成今天多元文化共生共荣、圆融互动局面。总结这方面经验敎训,导出其中发展规律,尤其寻求不同文化融会点、和平共处的奥秘,以供有关国家地区解决类似问题参考,澳门是个不可多得的成功范例。
四、文化辐射之源
历史上澳门作为欧亚海上贸易枢纽和广州外港,中西文化荟萃,积聚强大的文化势能,必然对周边地区乃至海外发生文化辐射,形成文化区域效应,推动这些地区文化和社会经济进步。
在以澳门为中介的西风东渐形势下,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技术等先进文化假道澳门进入内地,使许多人耳目一新,对中国古老的封建生产方式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加速了在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生长。例如明中叶以后,通过澳门出口蚕丝数量大增,珠江三角洲兴起劳动密集型桑基鱼塘土地利用方式,劳动力成为商品,开始在市场上买卖。到清康熙年间,甚至深处广东内陆的梅州也出现劳动力市场,志称“嘉应州畲坑堡,土俗正月五日趁圩者不贸易,凡雇倩春作雇役者,于是日订议,谓之春哥圩。”〔6〕时洋船来往澳门,远航欧洲、日本和中南美洲。在这个市上,仅有劳动力这种商品在买卖。明中叶以后珠江三角洲出现专业性经济作物生产和集中分布局面,主要为满足澳门商品出口所需。当时流行一首竹枝词反映了这种状况:“呼郎早趁大岗圩,妾理蚕缫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如何。”〔7〕由商品生产又引起三角洲城鎭大量出现和兴旺,佛山即为明中后期发展起来广东四大鎭之一,与澳门外贸发展息息相关。凡接近澳门州县,圩市数量和密度比过去大增。据嘉靖年间统计,广东各府州圩市共439个,位处珠三角的广州府为136个,占31%,其中顺德由过去11个增加到36个,东莞由12个到29个,南海由19个到25个,新会由16个到25个。〔8〕有些圩市发展为城鎭,如新会江门、东莞石龙、增城新塘等,它们作为三角洲各级经济中心,直接或间接与澳门作为广州外港出口功能有关。故屈大均有诗曰:“广州诸泊口,最是澳门雄”,〔9〕也反映了澳门由贸易引致对内地文化辐射作用。
澳门文化对内地辐射,包括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科技、制度、精神文化各个要素。这种影响的评估,已见于许多论著,兹从略。但其中的宗敎在当时已以强劲之势,传播珠江三角洲等地,例如1576年在澳门成立主敎区,即控制了整个中国、日本、朝鲜,至东南亚各地敎会,澳门成为世界性宗敎活动中心之一。广东各地有许多人入敎,尤以珠三角地区为甚,“礼拜之期,附近南(海)、番(禺)、东(莞)、顺(德)、新(会)、香(山)各县赴(澳门)拜者,接踵而至,间有外省之人,唯顺德县紫泥(今属番禺)人最多。”〔10〕清政府曾一度下令禁止赴澳礼拜,但收效甚微,可见澳门作为宗敎基地对珠三角文化影响非常深广。澳门又是孙中山接受西方文化和从事革命活动基地,保存至今的国父纪念馆、芦九花园,镜湖医院(已改建)、草堆街的中西药局等,即展现了这种历史情结和影响。当然,中国文化也通过澳门传播海外,包括儒家经典,地圗地理、文学艺术、园林建筑、中医中药、生活习俗等,对欧洲社会同样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欧洲人飮茶、乘轿风气,即是从澳门传播过去的。
五、为振兴澳门经济服务
文化背景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的重要作用是举世公认的,而任何经济的发展都需要文化桥梁,经济发展成就本身就凝聚了科技文化成果。澳门经济地位虽然在鸦片战争以后被香港取代,但它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历史惯性的作用并没有泯灭,鸦片战争前,先进的中国人就是通过澳门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文化的。上世纪70年代以来,澳门经济得到复兴,现已发展为珠江三角洲一个重要经济中心。鉴于澳门经济资源等欠缺,旅游、博彩业已成为澳门支柱产业。而有着深厚历史积淀和丰富多样澳门文化恰是澳门一个最大优势和经济发展潜力,故有论者指出:“多个世纪以来的文化汇集,形成澳门本身的特征,使澳门成为富有旅游特色吸引力的地方,除了特别的乡土人情外,本澳是惟一能到处体现东西文化融合的地方”。〔11〕但长期以来,澳门经济主要偏重于博彩业,这固然无可厚非,而且事实上博彩业也是澳门经济龙头和支柱,但一枝独秀犹嫌不足,深入开发澳门旅游资源将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博彩业内涵,增强澳门经济实力。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在2000年首份施政报告中就强调“强化”(澳门)中西文化交汇此一特质,将进一步突显澳门旅游独特性和吸引力”;“发挥独特优势,扩大旅游效益”。〔12〕在以后特区政府施政报告,都重申了这一战略思想。而发展澳门旅游业一个重要出路是开发它的历史文化资源,这对提高澳门旅游文化品位和层次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澳门文化的拉丁文化渊源与特色,使它与拉丁语系国家和地区保持着天然的语言、宗敎、习俗文化联系,这是吸引这些国家和地区游客的最有利条件,是其他旅游城市所不具备,因而是独有的。这又可以带动商贸、投资、保险、电讯、科敎、传播、社会服务等行业发展,对澳门经济振兴和繁荣有着重大现实意义,也是澳门旅游业发展一种必然趋势。
六、小结
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在我国最早中心,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它所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并不因历史进程的完结而失去其文化价值。在当代条件下,它是构筑澳门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石,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和相关学科发展史以及文化辐射区域效应的资料寳库,也为研究不同文化接触、交流,建立彼此之间和谐共处关系提供一种借鉴范例或模式。而随着旅游产业在世界兴起,对澳门这样狭小地理单元,这种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利用,将为澳门经济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带动关联产业发展,使整个澳门受惠。所以,无论从那个角度和层面审视澳门历史人文地理价值,它的主流是健康向上,有利于人类文明和进步的,从总体上说,澳门文化就是一种时代先进文化。当然,澳门文化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有它落后,甚至是腐朽的一面,但这不应妨碍对它的总体评价。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以澳门为中心的中西文化交流始终是跟上世界近代化进程开展的,它有力地促进中国和欧洲社会的变革,因此它的效应是双向的,所以它得到当时德国启蒙思想家莱布尼茨(Leibniz)热情讴歌,称赞“这是一次互相的启蒙”,是那个时代最大的事情,其伟大意义将超越人们的想象〔12〕。今天结合莱布尼茨这个预言来评价澳门及其文化历史价值,这位思想家具有何等异乎寻常卓识远见。由此也将给人们以启迪,在中国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进程中,积极大胆地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借以发展和壮大自己,又是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从这个立场上回眸澳门历史文化价值,无疑有助于对它作出公正的评价。
注释:
〔1〕转见黄启臣:《澳门通史》第131-132页,广东敎育出版社,1999年。
〔2〕参见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澳门社会科学学会等《肇澳文化与旅游发展的新构想——第十五次粤澳关系研讨会主体报告》第3页,2002年11月印。
〔3〕澳门统计暨普查司:《第十三次普查暨第三次住屋普查总体结果》第58页,1993年7月。
〔4〕澳门日报,2002年9月11日B3版。
〔5〕同上〔2〕。
〔6〕光緖《嘉应州志》卷32,引康熙前后成书《梅谈》。
〔7〕嘉庆《龙山乡志》卷12,张臣《龙山竹枝词》。
〔8〕嘉靖《广东通志》卷20。
〔9〕《释今种澳门诗》,见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上篇,《形势篇》。
〔10〕民国《香山县续志》卷6,《海防》。
〔11〕郑天祥、雷强:《从东方蒙地卡罗到东方的拉斯维加斯》,见《当代港澳》,1998年1期,第25-27页。
〔12〕转见沈定平着:《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序言,第3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澳门社会科学学会筹办“第十五次粤澳关系研讨会”论文, 2002年12月,合作许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