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广州为例
城市历来被视为人类文明的象征，而历史文化名城作为其中的佼佼者，文化积淀深厚、凝重，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或地域文化的渊源、发展的脉络和风貌，是一笔最可寳贵的文化遗产，在认识城市发展历史，进行城市规划，开发文化资源，弘扬优秀人文精神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成为当前各个学科研究的热点。一门崭新的“名城学”大有呼之欲出的势头，非常值得重视和庆贺。而历史地理学以其特有的学科优势在其中发挥了其他学科不能替代的作用，已经和正在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开发作出自己的贡献。这说明在名城研究上历史地理学大有用武之地，同时也为自己开辟了学科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名城的基础在于它的历史文化。这不但是指名城与周围环境相协调所采取的方式，还包括名城主体人类活动创造的物质、制度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们又集中反映在城市功能与分区，空间布局及其文化风格各个层面上，处处都留有它们深刻的烙印。历史地理学参与其中，处处可找到研究对象，在为名城保护和开发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促进学科的完善和发展。这在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可得到验证。

一、 名城出现和兴衰的区域历史地理背景研究

名城是区域开发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需要深厚的社会经济土壤来滋润和培育，故应从区域历史地理视角将名城视为其中一部分，并从区域历史进程中寻求名城产生的必然性及其发展规律，以此作为名城历史地理研究的起点。

广州是一座有2000多年历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但对其建城年代，广东学术界有过长期争论。按照“楚庭（廷）说”，即“楚熊伐扬粤（周夷王八年，前862年），时事楚，有楚郢（城），今之郡城也”〔1〕，则广州建城已有2800多年历史；也有说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南海郡郡治和番禺县县治设在番禺（广州前称）为广州建城之始。此外还有其他建城之说，见仁见智，难以论定。广州历史地理工作者没有囿于广州城市本身，而把它作为区域一部分，放在范围更广的整个岭南地区考察城市。结果得到，先秦岭南还处在原始社会晚期，属荒服之外，至今也无足够证据显示岭南存在过发达的奴隶制，因而不可能出现眞正的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会产生作为政治或军事防守中心的城市。从这一事实出发，历史地理工作者力排众议，认定后一个时间为广州建城之始，并得到文物考古、古建筑、历史、方志等学者的支持。1996年为广州建城2210年，举行一系列城庆活动，历史地理学在其中发挥了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作用，也显示出它在区域研究中的优势地位。

一般说来，城市与区域开发就应是协调发展，同步前进的。但也有例外，由于交通等原因，城市发展水平可以高出区域之上，如唐代广州作为“广州通海夷道”的起点，发展为世界性巨港，仅外商就达12万人，城市人口当不下数十万。而周围地区仍很蛮荒，为贬官罪臣流放之地。广州却凭藉三江交会，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地理优势发展起来，香港学者称之为“核心性开发”。历史地理学者站在历史制高点上，获得比其他学科更广宽的视野，从而合理诠释了广州名城与区域开发水平的反差问题，也说明区域研究是名城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 名城选址的历史地理研究

北京大学侯仁之敎授说：“一个城市一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开始出现的话，它就必然具备一个足以满足它的发展要求的固定场所，因此，如果说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城市出现的决定因素，那么适当的城址就是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了。” 〔2〕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尤其如此，所以，名城选址也是历史地理当仁不让的一个研究课题。

纵观中国古代城市选址，毫无例外按照风水地理的模式进行。风水地理的实质为环境工程，是人类为适应环境而采取的一种文化模式，虽然瑕瑜互见，但其中的科学成分仍是主要的，所以许多名城由于选址得当，长盛不衰，世代延续，传承至今。名城广州即因背倚白云、越秀二山，前临珠江河曲凸岸所形成负阴抱阳聚水格局，加之主次山丘摆布得宜，地势高旷，备用地宽广等地理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由此选定城市的中心位置即今北京路与中山四路、五路交界地带，二千年未曾有变化，成为城市扩张的核心和依托，极利于城市发展壮大，这在全国名城中是罕见的。历史地理学借用现代地理学原理和方法，解释风水地理关于城址选择所采用的阴阳、水势、龙脉、砂山、太极等概念和模式，能圆满而有效的解释和确定名城选址原则和中心城区位置、历代变迁和相应城区扩张等问题，推动名城研究向更高文化层次发展。广州名城选址与相关城市功能区划分等问题，即是按上述原理和方法开展研究的，这已获得有关方面的肯定。昔以风水地理等同于封建迷信而加以否定是不可取的。今后，随著名城日益受到重视，将有更多的历史环境工程问题被提出来。历史地理学义不容辞地拿起现代地理学这把刀子，剖析过去风水地理在名城选址等方面留下的奥秘，推动名城研究和学科自身的发展。

三、名城环境变迁的历史地理研究

支持名城的文化遗址遗存、传统街区和文化风貌等每因时代变迁或湮没或失真，需要认眞发掘、清理，复原他们的本来面目和赖以存在的地理环境。这是丰富名城的文化内涵，提升名城文化品位所必需的一项研究工作。虽然很多学科都可介入，但历史地理的作用却是不可或缺、非常重要的。广州在今中山四路即名城最古老核心部分，1974年以来发掘出所谓“秦汉造船工场遗址”，1996年改称“秦代造船遗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以来，又在同一地点发掘出南越王宫御花园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后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在同一地点，几乎是同一时代存在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文化遗址，故引起全国造船、古建筑、航运、海洋、地质、地理、城建等不少专家学者的质疑，纷纷从各自学科立场出发，对这两个遗址进行讨论。结果是后一个遗址性质被确定无疑，而前一个遗址受到很大的挑战，然因论战双方各持已见，一时难以论定。在这场讨论中，历史地理学者独辟蹊径，从广州古城环境变迁入手，通过现场取样，进行孢粉和14C年代测定分析。结果发现，秦汉时即2000多年前所谓的造船遗址地段，不是淡水陆地环境，与6000年前曾是咸水环境大相径庭；埋藏在这一带地下的木材，年代距今2190±90年，即秦汉时珠江北岸不在所谓的造船工场遗址所在地，而应在此以南约600米大德路一带〔3〕，说明所谓的秦汉造船工场所在地早已是陆地环境，不具备造船所需地理条件。1996-1998年在广州地铁施工中，在造船遗址以南，北起西湖路，南到惠福东路一带发掘出东汉至南朝叠压城墙；近又在同一地区地下挖出汉城墙和疑为水闸一类的木构建筑，有论者认为可能是南越国南城门所在〔4〕。如此，则为否定秦汉造船工场遗址提供了有力证据。这一精辟见解已得到其他学界充分肯定和支持，显示出历史地理学在名城研究中大有可为，离开地理环境及其变迁孤立地研究名城某一事象，是很不完整的，甚至是行不通的。

四、 名城布局和空间结构的历史地理研究

历史名城多为各级政区治所，且按中国古代营城制度布局，即“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5〕。这个规划制度形成功能分区，和皇权至上、中轴对称空间格局。各个朝代文物文化遗址、街区和整个名城风貌，多分布在中轴线附近，或集中体现在中轴线上。这样的中轴线反映了名城文化的主要特征，对认识、保护、开发名城，塑造名城形象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历史地理研究复原名城在各时代平面分布圗，分析各个功能区布局及其相互关系及变迁，即可梳理出名城空间结构演替规律，这是名城保护、延续其历史文脉一个关键所在。

广州名城虽然经历了2000多年历史沧桑，但从越秀山，经中山纪念堂、市政府、广州起义路、海珠广场、海珠桥到江南大道这条传统中轴线基本上没有改变。在此基础上造就了“北有衙门，南有城门”的传统风景线，沿线有各个时代大小景点30多处，包括南越国御花园和宫署遗址、六榕寺、花塔、光孝寺、怀圣寺、光塔、五仙观、岭南第一楼、圣心大敎堂（石室）、三元宫、大佛寺、药洲、广州公社旧址纪念馆，以及越秀公司、人民公园、各种专业性商业街市等。它们作为广州古代和近现代一个个文化亮点，构成一条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寓意深长、影响深远的景观轴线，又称为广州“城市脊梁”、“中枢地带”，类似北京故宫——天安门广场——前门大街古都中轴线和巴黎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中轴线一样，展示出广州名城的宏伟气概及丰富文化内涵和崇高历史地位。虽然规划、文物考古、古建筑、艺术、园林等学科也从不同角度研究名城特色，但它们的着力点，多集中一个单体或某一文化层面，缺乏历史空间概念、综合概念和整体效应分析，所得出的结论难免囿于某一局部或片段。而历史地理能从很长的时间跨度，宽广历史空间及其转化，以及空间相互联系等来把握名城文化和它们赖以存在的空间形式，提供名城文化在各断代的历史剖面，其作用自是其他学科难以替代的。广州历史地理学者在不同场合呼吁保护和开发上述广州传统中轴线，得到有关部门重视并付诸实施，这决不是偶然的。

五、 名城文化景观结构的历史地理研究

文化景观即历史景观，是构成名城风貌的基础，包括了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各个层面，反映在城市民居、文物古迹、传统工艺、民间信仰、风俗、地名、名优特产、风味飮食街市风情等一切可视或可悟的文化景观，它们的每一部分既是名城构件，有机结合起来即成为名城整体风貌，即属名城保护范畴。这些文化景观的产生都有其历史的地理的背景，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重要价值，在名城文化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历史地理学可以在文化景观描述、分类、评估、传播等方面开展研究，其成果将不仅为名城保护、开发利用提供决策参考，而且在实践上也有重要意义。例如广州沙面西洋建筑、骑楼、西关大屋、东山洋房、石室、光孝寺、怀圣寺等宗敎建筑景观，全国最大南海神庙、西来初地等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址，蛇王满、陶陶居、莲香楼等百年老字号所代表的粤式飮食文化，以及沙面欧陆风情、迎春花市、粤剧、赛龙舟等风俗活动，众多以“栏”、“涌”、“滘”、“良”等为起首状语地名和十三行、扶胥鎭、蕃坊、丹麦人岛、法国人岛等历史地名，都属于名城景观的一部分，它们的定位论证、保护意见等都少不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参与，这已成为学科服务名城的一个方向。广州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也经常邀请历史地理工作者参加他们的调查、论证工作，聘任一些人担任名城保护专家委员成员。事实显示，这些举措对广州名城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值得其他名城借鉴。

六、 名城改造、规划的历史地理研究

名城作为一种寳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和财富，首先应得到有效的保护，在这一前提下开发利用。但在实际上，一方面基于名城效应的作用力，一些人冀望从中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另一方面，名城主管部门或个别领导者对名城认识水平不一样，故在当前城市建设、旅游开发，尤其在旧城改造工作中，屡有破坏名城历史文物和风貌的事件发生，一些假古董、仿古建筑也乘机混杂其中，影响了名城的存在和持续发展。浙江舟山市定海古城最近即在“旧城改造”藉口之下被拆毁，制造了一起震惊中外、为人不齿的毁名城事件。在广州类似事件也不是绝无仅有，唯程度有差别而已。有报导说，著名的西关大屋，1958年以前有800多间，构成风格独特的人居聚落，文化大革命后仅剩80多间，现在已为数不多，属凤毛麟角之列了。几年前也在“旧城改造”口号下，老城内大片民居被拆除，有的断壁残垣到今仍甚为触目；又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宅基未能及时开发而成为临时停车场，甚至积水成为蚊蝇滋生渊薮。一些著名风景点也失于管理而布满了灰尘，宋元两代羊城八景之一“石门返照”已沦为荒草坵圩，有警世作用的“贪泉”井竭亭坍；一些名人故居、墓葬、古渡、名木、老字号等因得不到有效保护而废弃，特别是一些最能体现名城风貌或名城精华的传统街区，也由于现代商业或人类其他活动而受到很大冲击，如西关风情区、沙面欧陆风情区已不是原汁原味（现在正在逐步恢复中）。而在城市规划中，不仅有如何对待旧城问题，也有妥善处理新城与旧城文化景观关系即两者整合等问题，是继承传统，发扬优秀文化遗产作用，还是盲目追求“大、高、洋”等，都涉及到名城历史、现实和未来关系问题，亟需地理工作者对名城建置沿革、人文胜迹、景观分布等作深入调查研究，作出准确评估，提出科学合理和卓有远见的保护、利用意见。名城保护工作越是深入扩大，对历史地理的要求就越来越广，学科参与其中，在服务社会之同时，也获得更加深广的发展空间。例如广州沙面本为市民常履休闲胜地，20世纪60年代曾被评为新羊城八景之——“鹅潭月夜”而称誉一时，但近20年在其岸线最佳位置兴建了白天鹅宾馆和架空车道，江景由此被大打折扣，“鹅潭月夜”也黯然失色，不复为新八景之列矣！近年在重建沙面传统风情区的论证中，历史地理工作者同其他科学工作者一起，大声疾呼还“鹅潭月夜”于民，拆除或改造败笔建筑架空车道，舍此沙面传统风情难以恢复。此举得到各方面热烈响应和支持，虽然实际实施需假以时日，但学科的社会效应却是不可低估的。又如在广州城市规划中，历史地理工作者也从延续名城文脉，弘扬名城优秀文化遗产立场出发，提出必须保存和突出广州传统中轴线，强调沿线文化景观的保护。这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显示了学科的价值和生命力。

七、 名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地理研究

 

历史文化名城能够延续至今，它的文化景观和空间结构不因时序迁流而消失或断层，在众多因素中，不可忽视的还在于有一个支持名城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的自然和社会生态系统。因为按照可持续发展概念，一个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首先是前代人和下代人能保持和谐、协调发展的关系才能实现，并且现今的可持续发展方案也需时间来验证。而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是许多代人劳动的结果，是从过去发展而来的已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名城历史即蕴含了可持续发展的某些经验、规律，甚至敎训。例如广州能够成为一座千年不衰的港市，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它的一个基本保证。这样，将可持续发展引入名城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且有大量可供研究课题，比如名城文化发展与环境变迁的相互关系，名城作为一个地域系统的个案分析，从传统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等。这些研究的成果，将有利于名城保护和发展踏上一个新台阶。相信凭藉历史地理学所具有的各种优势，能够有助于解决名城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某些问题，同时使学科在这个过程中日臻发展和完善。

注释：

〔1〕仇巨川：《羊城古钞》卷4。

〔2〕《城市规划》1979年第3、4期合刊，第68页。

〔3〕李平日：《广州南越国宫署的地貌环境分析——兼论“秦代船台说”的矛盾》，见《热带地貌》18卷1期，1979年6月。

〔4〕《广州日报》2000年8月11日A3版，《羊城晚报》2000年8月11日A1版报导。

〔5〕《周礼·考工记》。

（原载阙维民主编《史地新论：浙江大学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合作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