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49671032）

岭南是我国民系分布最广、情况最复杂的地区，包括广府系全部，客家和福佬系大部，都以岭南为居地。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他们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岭南文化及各个亚文化。即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和福佬文化，各有自己文化特质和风格，在各个层面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区域差异，使所在地区形成不同社会经济而貌，也是制约当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故深刻认识和揭示民系文化差异和联系，对发扬各自文化优势，实现区域文化互补和整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岭南民系地理分布

以共同的文化为根本原则，岭南汉人被划分为广府、客家、福佬三大民系。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他们的分布地域不断变化。时至今日，若以使用粤方言为广府民系主要标志，则其人数约4000万，广东占70％，为2800万，广西占30%，为1200万。在广东，纯粤语或以粤语为主地区在粤中和粤西南，包括 47个县市，约占全省面积1／3。在广西，粤方言主要流行于桂东、桂南及个别城市，包括25县市。在海南岛西北部、西部和南部流行的“儋州话”，与粤方言接近，使用人数有几十万，他们也可属广府民系范围。此外，使用粤方言的华侨华裔约1500-2000万，全世界使用粤方言人数约7000万〔1〕，岭南占了 57%，是广府民系大本营。

客家方言是客家民系最主要文化特质，广布于我国南方，使用人数约3700万〔2〕。其中在广东（合海南）约有1150万，主要分布在粤东、粤北20多个县市，另有79个县市为客家人散居地。在广西，客家人约有350万〔3〕，分布在全自治区64个县市，以桂东南、桂中、桂东北至为集中。两广客家人为  1500万，约占国内客家人总数的40.5％。岭南也是客家民系最大居地。

闽方言同样是区别福佬与其他民系主要标志。闽方言一支闽南语在广东（合海南）使用人数约 1800万〔4〕，占全省人口 32％，为广东第二大方言，主要集中分布在潮汕地区、雷州半岛和海南岛沿海，包括全省38个县市。我国使用闽方言人数约6573万，岭南约占28％，故也是福佬民系一个重要分布区。

按以上方言分布并综合有关资料，岭南各民系现有如下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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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民系人口和地区分布

分布民系人口覆盖面积

百万人占%万km2占%

广府400054.816.0959.2

客家150020.57.3727.1

福佬181024.73.7113.7

总计7310100.027.17100.0

资料来源：①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第18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②李新魁：《广东的方言》，第27-44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③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编：《中国行政区划手册》，第10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

④未含港澳人口、面积。

广府民系拥有河谷平原、三角洲平原、山地丘陵以及河口近岸、海湾等多种地形，地域上联成一片，呈地带性和板块性或两者相结合分布。而福佬民系主要沿海岸线走向分布，但不连续，中间为珠江三角洲隔开，呈板块分布，并拥有沿海平原或丘陵、台地，面临大海。客家民系深处内陆山区，既有大集中，又有小分散分布。民系分布格局，使人们对环境认知、资源利用，以及精神文化各个层面都有较大差异，成为各民系所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和发展水平不同的地理基础。

二、岭南民系文化特质差异

作为广府民系形成重要标志之一的粤方言，是土著古越语与中原、吴越、荆楚等语融合的结果。据语言学研究显示，到南北朝时代，粤方言已发展为一支独特的方言而与后世的粤方言没有多大的差别。如晋嵇含《南方草木状》记南人所称五敛子（即洋桃），现代粤语仍保持这种称谓，说明当时粤语某些词语已与现代一致。又按民系划分一条原则，即在一定时空背景下，某一稳定居民共同体，其人口数量一般不低于同样背景下土著居民人数。通常使用“客户”概念表示这两者关系。虽然客户是指没有土地农户，但外来移民初时几乎是没有土地的。以此比较，到北宋元丰年间，广州、端州、南恩州，以及广西融州、浔州等，即珠江三角洲、漠阳江和西江流域，客户占当地人口总数过半以上，成为当地居民主体。后世珠江三角洲居民每称自己祖先来自南雄珠玑巷，说明他们是宋以来经大庾岭道南下定居三角洲的。故普遍认为广府民系和相应的广府文化基本上形成于唐宋时期。

广府文化以重商、开拓、外向等商业文化和保留较多古越族文化为主要特质，并以此区别于其他民系文化。据《汉书·地理志》载，秦汉时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在徐闻、合浦，这是由当时湘桂走廊交通地位和航海技术所限形成的，广州仍是南北货物集散中心地之一。唐代，广州已成为世界性贸易港市，“广州通海夷道”起点，侨居广州外商多达12万，并在这里设置我国最早的海关——市舶使。宋代珠江三角洲开始大规模围垦，大片荒原成为沃土，荆榛化为稻粱，广府地区商品经济初露头角，广州成为著名米市，大量“广米”贩运到闽浙等地。广州作为我国外贸最主要港口，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由广州进口的乳香约占全国进口乳香的98%〔5〕。广州城市“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6〕，为广大腹地支持下广州商业兴盛一道风景线。明清时期广府地区商品经济更有长足发展，在珠江三角洲形成以基塘农业为主体的经济作物集中种植区，以致粮作面积在明末以后大为萎缩。清雍正皇帝把广东由此造成的缺粮归咎于“广东本处之人，惟知贪射重利，将地土多种龙眼、甘蔗、烟叶、青靛之属，以致民富而米少”〔7〕。这主要指广府珠江三角洲地区。从商也在重利驱动下蔚为社会风气，“又广州望县，人多务贾”，“生之者十三，食之者十七”〔8〕，即农业人口祇占广州地区人口30％。非农业人口占70%。商品经济活力，促成大批城鎭兴起，到清中叶，广州）——佛（山）——陈（村）——（石）龙四大鎭作为一个城鎭体系出现，带动了三角洲乃至西江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如肇庆河面“帆樯如织，而舵工舟子之属，赖以谋生者辄数千人。肇河水面之繁盛，固可念也”〔9〕。商品经济隆盛，又造就了巨大商人集团。明清时，广东形成“广州帮”、“潮州帮”和客家商三大区域性商人集团。但无论从商人数、资本势力和活动范围而言，“广州帮”都占压倒优势，次为潮州帮，再次为客家商，后者甚至未形成帮派集团。有人作过统计，从明宣德五年（1430年）到清宣统三年（  1911年），广东商人有姓名、籍贯、经商地点的    135人中，属广府民系的有126人，福佬民系的有8人，客家民系仅占1人〔10〕。“广州帮”活动范围远及江、浙、闽、皖、桂、琼、鄂、京、津、南洋、欧美等地。另据朱一新、缪荃孙《京师坊巷记》和近人马芷庠《北京旅行指南》统计，明清广东商人在北京设会馆凡29处，其中“广州帮”16处，“潮州帮”7处，客家商人的6处。在海外也有类似情况，1801— 1900年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广东侨民地缘性会馆有60处，其中“广州帮”占29处，“潮州帮”8处，客家商人的16处，其他地区的7处〔11〕。“广州帮”在海内外商人集团中都居优势，实为广府文化在商业活动方面体现的强大作用和影响。广府地区以地缘关系，长期接受海外文化影响，故广府文化更具有多元性。尤其近世以来，广府文化首得海外风气之先，在物质、制度、精神各个文化层面上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成果，促使自己的新陈代谢，发展成为时代先进文化。近20年改革开放，广府地区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这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正猛烈冲击着与其相悖的旧的文化形态，与此同时，又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引进西方文化的精华，包括先进科技、信息、人才和其他文化资源；国内文化科技和人才也纷纷南下，使广府地区主要是珠江三角洲，无论是开放意识、改革精神，还是生活方式、衣着打扮等都发生深刻变化，在某些方面甚至成为全国的领导力量。这一切不仅标志着广府文化内涵日益丰富和扩大，并逐渐向高层次发展，而且比其他民系文化更深刻地改变当地社会经济面貌，这容后述。

客家人祖先进入岭南历史虽然很早，但作为一个民系形成则比较迟，约在宋元时代始完成这种转变。按上述主客户对比，北宋元丰间广东梅州、惠州客户占当地总户数都在50％以上，奠定了客户成为客家共同体的人口基础。明清时又有大批客家人迁居粤北和广西，连同梅州和惠州成为客家人在岭南大本营。宋代这些客户移民为适应岭南山区环境，放弃原先种植麦、稷为主旱作转到以开辟梯田为主稻作或杂粮种植，共同经济生活渐渐形成；为维系宗法社会秩序和环境需要等而建立客家围龙屋以及与此相关风俗文化都作为一种共同心理素质形成；特别是客家方言，在经过一个从中原汉语分化进程以后，在宋元之际才形成为一种新方言，比粤方言和闽南方言要迟得多。清人比较广东方言说：“潮音仅方隅，其依山而居者，则说客话，而目潮音为白话，……而客音去正音为近”〔12〕，说明客家话仍接近中原话，但已脱离母语，成为客家民系形成主要标志。

在山区塞闭和艰苦条件下形成的客家文化，一方面保持浓重中原文化特质，另一方面又深受当地环境制约，形成以梯田文化为主体、以刻苦耐劳、尊师重敎等精神文化为基石的客家文化架构。读书求学为客家人保持的中原风气，宋绍兴年间梅州知州方渐说。“梅人无植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此后此风有兴无减。乾隆《嘉应州志》称“士喜读书，多舌耕，虽因穷至老不肯辍业。近年应童子试至万有余人。前制府请改设州治，疏称文风极盛，盖其验也”〔13〕。时广东督学吴鸿以亲身感受说：“嘉应之为州也，人文为岭南冠，州之属四，鎭平（今蕉岭）为冠。邑虽小，以余所评文章之士，莫能过也〔14〕。当地谚曰“子弟不读书，好比没眼珠”，“不识字，一条猪”，“养子不读书，不如养条猪”等等。在梅县出现“一科五进士”，大埔有“一科四进士”的美谈，梅县还有“文化之乡”之称。粤北南雄，宋代“其人多习诗书礼乐之业”，到清代“尚留余古之气”〔15〕。甚至贫困的连州，清代“然名门望族，克守祭田。……衣冠典雅，仿佛中州，至道绝乞丐，更他郡所不及”〔16〕。此乃“学而优则仕”在客家人中更有市场表现。从文、从敎、从政、从军、从工等在客家社会蔚为风气；光宗耀祖、衣锦还乡成为很多人追求目标，说明读书求出路，是客家人摆脱贫困重要途径。当然重敎尚学风气在广府、福佬地区一样如此，但问题在于，学风盛衰与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协调，经济发达之区未必就是敎育先进地区。至少在历史上，经济条件差的客家地区，文敎反而先进。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其说源于一部分客家人称自己是中原文化世家后裔，毋宁说是客家山区人多地少，迫使他们以此作为外出谋生之道所致。

客家人在广东居地，昔为畲、瑶人所居，盛行刀耕火种。客家人到来，即在山地丘陵上修筑大片梯田，成为客家地区至为触目农业文化景观，有所谓“蓑衣田”、“笠麻丘”、“望天田”等名称，所指均为靠雨水灌溉的小田块，而依靠山泉灌溉者称“泉源田”。“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巍尤力耕”，客家地区土地利用程度还是很高的。由于客家男子多外出谋生，特别近世海禁既开，大批客家男子出洋加剧了当地劳动力不足，沉重田间和家务劳动便落在妇女身上，故客家妇女特殊社会地位和文化人类学特色便成为区别于广府、福佬系妇女的客家文化重要特质。光緖《嘉应州志·礼俗》云。“州俗土瘠民贫，山多田少。男子谋生，各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之妇人。故乡村妇女，耕田、采樵、织麻、缝纫、中馈之事，无不为之。稽之于古，盖女工男工皆兼之矣。……古乐府所谓‘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不啻为吾州之言也。为适应这种劳动需要，客家妇女最先破除缠足陋习，也不束胸，一顶遮挡烈日风雨黑纱边凉帽为她们特有标志。黄遵宪对客家妇女此俗甚为赞赏，他引用一位西洋敎士的话说：“西人束腰，华人缠足，唯州（指嘉应州）人无此弊，于世界女人最完全无憾云”〔17〕。他又说：“吾行天下者多矣，五部洲游其四，二十二省历其九，未见其有妇女劳动如此者”。但问题的另一面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客家妇女盲婚、童养媳、溺女婴和“从一而终”等习俗比广府、福佬地区炽盛。光緖《嘉应州志》记载贞节烈妇400多人，数量超过官宦、乡贤、科举等人物即为佐证。

岭南福佬民系主要由土著闽越、融合中原人、畲、瑶和后来闽南人等形成。从闽南方言分化形成过程和以它为标志来看，唐宋时期福佬民系基本形成，时间与广府民系差不多，或比广府民系稍晚。一个有力证据是唐韩愈贬潮州期间，曾“以正音为潮人诲”〔19〕，即用中原语音代替土音，但是没有成功，显见闽南方言在潮州已经形成，难以改造。宋代开始，为数不少闽人和潮汕人一批批沿海路南迁，抵达广东南部沿海和海南岛，与那里的住民发生民族的和文化的交流整合，形成福佬民系一个分支，以及闽南方言的次方言，即雷州话和海南话。宋绍圣四年（1097年）贬雷州的文学家苏辙说：”余居海康，……其耕者多闽人也。〔20〕又清同治重刊《广东通志》云：“琼岛孤悬海外，音与潮通同。杂以闽人。”另还有其他文化特色（如天后崇拜），显示琼雷汉人（客家人除外）基本上可归入福佬民系，琼雷文化是福佬文化的一个亚文化。

福佬民系沿两广沿海分布，人类生活几无不资仰于海洋。耕海、冒险、海神崇拜等海洋文化至为发达，是福佬文化一个最重要特质。唐代潮州岭南一大港口，其地位仅在广州港之下，唐代潮州土贡鲛鱼即鲨鱼皮，属深海性鱼类，潮州渔民已在深海渔场作业，出现我国最早渔场之一。故后世潮汕地区流传“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潮漳以番舶为利”之语。但祇到宋代以后，福佬地区海洋文化才显露灿烂光辉。元代《潮州三阳圗志辑稿》云：“潮之为郡，海滨广斥，俗富鱼盐。宋设渔场三所，元因之。……盐之为利，即可以给民食，又可以供国用矣”〔21〕。明清时期，渔盐和海上贸易成为福佬地区重要经济来源，从人类适应环境和开发资源角度出发，这也是一种文化形态。潮阳县“滨海以鱼盐为业，朝出暮归，可俯仰自给。至于巨商逐海洋之利，往来燕齐吴越富室者颇多”〔22〕。澄海县百姓“半不务农，而以渔盐为业。” 〔23〕。南澳县“耕田作海，船只往返，通商贸而广财利”〔24〕。而琼雷沿海福佬人，蹈海冒险经商精神不减于潮汕。宋琼州槟榔“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万也”〔25〕。宋雷州海康港出口货有“谷、米、牛、酒、黄鱼”〔26〕。明清时期形成“潮州帮”商人集团与“广州帮”一样，远涉鲸波，逐海洋之利。方志、公私笔记对此记载甚多。嘉、道年间，海阳（潮安）商人“则海邦遍历，而新加坡、暹罗尤多，列肆而居”〔27〕。鸦片战争后，汕头开埠，“闽粤之轻生海外有，冒风险蹈覆溺而不愿。良由生齿日众，地狭民稠；故无室无家之人，一往海外，鲜回家者”〔28〕。到民国《潮州志·实业志》则云：“潮人仰赖批款（侨汇）为生者几占全人口十之四五，而大都市大企业及公益交通事业各建设多由华侨投资而成，内地乡村所有新祠屋更有十之八九系侨资盖建”。华侨文化在潮州与在广府珠江三角洲和客家地区一样，成为地域文化一个鲜明标志。福佬人视海，故对海神天后（妈祖）至为崇拜。天后庙林立于我国东南沿海乃至东南亚各地。据有关报导，目前在广东有天后庙约100多座〔29〕，建国前汕头有近10座以上，南澳岛现有15座，光緖时海阳有10座以上，乾隆时澄海有7座。从海陆丰经珠江口GFEB3下雷、琼沿海都不断有天后庙分布。在汕尾一带，甚至小孩取名，也与妈祖、佛祖相连，通常以“妈”、“娘”、“佛”为通名。过去几乎每3个男孩不是叫“佛泉”、“佛有”、就叫“娘包”、“娘兴”、或称“妈禄”、“妈水”、“妈吉”、“妈炎”等，都希望得到妈祖保佑。而女孩取名，则与上述通名无关，侧面反映福佬人对海洋依赖，因女子不便于出海之故。

从明代起，潮汕地区已有“地狭人稠”记载，故福佬人对空间利用甚为讲究，不仅有“种田如绣花”集约农业，而且在建筑、飮食、服饰等方面也至为精巧，同时也造就了福佬人精明能干、团结对外心理质素，这也是福佬人长期在外谋求发展、相互帮助、扶持形成文化潜质。

福佬文化在潮汕地区，也跟客家文化在兴梅地区一样，具有兴学重敎，培育人才风气。宋孝宗曾问潮人王大寳：“潮风俗如何？”大寳对曰：“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30〕。据载，宋淳熙元年（1174年），潮州参加科举考试士子为3000人，嘉泰四年（1204）为 4000多人，绍定元年（1228）又增至 6600人，到咸淳三年（ 1267）竟达 1万人以上〔31〕，在不到一百年时间里增加二倍多，放南宋《方舆胜览·潮州》称潮州“封疆虽隶于炎方，文物不殊上国”，被誉为海滨邹鲁。此后潮人读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历久弥坚，乃民系文化一个优势。

三、民系文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民系文化差异，是各民系历史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它一旦形成以后，即使面对同样资源、机遇，也可能产生不同的开发利用模式，造成不同社会经济效果。这在历史上已有不少事例，并反映在上述民系文化特质的形成过程中。然而，在近现代条件下，这两者关系比历史时期更能清楚地显示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充分估计这点，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有不寻常意义。

广府系地区，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在长期商品生产中形成商品和开放意识，在近代西风东渐影响下表现出强大的作用力，故广府系地区比其他民系地区最早成为近代思想文化和近代产业的摇篮。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涌现一个站在时代前列，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的人才群体，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詹天佑、孙中山等即为他们的杰出代表。改革开放以来，广府人更一马当先，把握机遇，充分利用政策，敢冒风险，大胆创新，积极引进外资、技术、人才，依靠商品、市场、竞争意识优势，把珠江三角洲建设为全国社会经济发展高峰区，令世人刮目相看。据目前流行的关于广东省区域差异研究结果，全省被分为中部珠江三角洲、东西部沿海和山区三大块。虽然这种分区与民系分布区有很多差别，但仍可在相当程度上把珠江三角洲代表广府系地区，东西部沿海视为福佬系地区，山区则为客家系地区。近年来，这三大区域社会经济都在发展，但发展速度都不一样，人均国民收入这个指标能综合反映这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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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l990广东各区域人均国民收入变化〔32〕

年代地区

1980-1984年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量（元）1984-1990年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量（元）

珠江三角洲447.51345.8

东西沿海110.8451.3

山区83.9252.7

1980-1984年广府系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个指标为福佬系所在地区的4倍，为客家山区的5倍，到1984-1990年，这个指标相应为3倍和5倍。即广府系地区始终居区域发展之首，福佬系次之，客家地区发展程度最低。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差异水平在缩小。

广东近年社会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乡鎭工业崛起。有很多过去默默无闻乡间小鎭发展成为亿元乡鎭。它们地区分布差异，同样可以作为民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缩影。



1993年广东亿元乡鎭民系地区分布〔33〕（个）

全省%广府系地区%福佬系地区%客家系地区%

718100359502583610114

这种差异，当然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但其深层根源，应是不同文化特质的时代作用力所致。

诚然，福佬文化的许多优势也在新条件下得以发扬光大，一方面增强其区域文化个性，另一方面也藉助于它对周边地区影响，有助于缩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反差。例如福佬潮汕地区的水稻栽培，向以精耕细作和高产闻名。有关研究显示，潮汕地区水稻单产，元代为377斤／亩，明清约为406斤／亩，清末达606斤／亩〔34〕。而清代珠江三角洲水稻单产为420斤／亩〔35〕。潮汕地区比它高44％。建国后，大批潮汕老农到全国十三个省区传播水稻高产经验，实际上是稻作文化的输出，至今仍被传为美谈。近年，潮汕地区根据临海环境特点，大力耕海，实行海洋农牧化，发展水产养殖、海洋捕捞和海上贸易等，使海洋文化重放异彩，当地社会经济面貌正发生深刻变化，大有比雄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之势。

客家地区物质文化发展虽比其他民系地区滞后，但其世代相传的精神文化 ，却支持着客家人在任何地方艰苦创业，并做出许多惊天动地的事迹。如在中国近代革命中，客家人功不可没。日本历史学家山口进县在《客家与中国》一文中写道：“他们的爱国比任何一族都强，是永远不会被征服的。其后又受海洋交通环境之影响，养成一种岛国人民之热血与精神，……翻开数百年之中国历史，没有一次政治运动是与客家人无关的”。〔36〕此决非偶然事件，乃传统客家文化在新环境和时代条件下与近代新文化相结合的壮举。近年，客家人正利用山区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使社会经济发展走出低谷，面貌大为改观。如京九铁路和广梅汕铁路通过东江和兴梅地区即给客家地区带来发展的良好机遇。它一旦与客家精神文化相结合，即有可能产生巨大社会经济效益，大大缩短客家地区与广府、福佬系地区差距。这种结果是完全可以预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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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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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新魁：《广东的方言》，第2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2〕《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第23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3〕 徐舜杰：《广西客家的源流、分布和风俗文化》，载吴泽主编《客家学研究》第二辑，第48-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4〕熊正辉：《广东方言的分区》，见《方言》    1987年第  3期。

〔5〕梁廷楠：《粤海关志》卷3，《前代事实》。

〔6〕转见陈代光：《广州城市发展史》第104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7〕道光《南海县志》卷1。

〔8〕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

〔9〕宣统《高要县志》卷11。

〔10〕黄国信等：《货殖华洋的粤商》第96-10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11〕同〔10〕，第118-126页。

〔12〕郑昌时：《韩江闻见绿》卷10。

〔13〕光緖《嘉应州志·礼俗》引王象之《舆地纪胜》。

〔14〕黄香铁：《石窟一征》卷 2，敎养。

〔15〕道光《南雄州志》卷9。

〔16〕同治《连州志》卷2。

〔17〕转见杨宏海：《粤客家妇女的民俗特色》，载《岭南文史》1986年第2期。

〔18〕《永乐大典》卷5343，引宋元《潮州三阳志》。

〔19〕苏辙：《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小引》。

〔20〕陈香白：《潮州三阳志辑稿》卷3，第125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

〔21〕光緖《潮阳县志》卷2。

〔22〕嘉庆《澄海县志》卷25。

〔23〕吴占才主编：《南澳县文物志》，《港规碑圯碑文》。

〔24〕王象之：《舆地纪胜》，琼州条。

〔25〕《宋史·食货志》。

〔26〕光緖《海阳县志》卷7。

〔27〕颜其综：《南洋蠡测》，转见蒋祖缘等《简明广东史》第 38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28〕陈泽泓：《广东民间神祇》，见《羊城今古》1997年第5期

〔29〕《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风俗形胜》。

〔30〕陈香白辑：《潮州三阳圗志辑稿》卷10。

〔31〕参见欧阳南江：《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区域差异的发展变化》，载《地理学报》第48卷3期第214页，1993年5月。

〔32〕资料来源：翟锦云：《广东亿元乡鎭概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

〔33〕黄梃、杜经国：《潮汕地区元明清时期粮食产量探估》，见《潮学研究》（3），第124-129页，汕头大学出版社，1995年。

〔34〕周宏伟：《清代两广农业地理》第145页，湖南敎育出版社，1998年。

〔35〕转见李松庵：《客家人的几次南迁初探》，载《岭南文史》1983年第1期第103页

（原载《1999跨世纪海峡两岸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办单位：台湾师大、台湾大学、文化大学、彰化师大、

高雄师大，1999年8月21-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