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远离中原，少受儒家“君子谋道不谋利”敎条和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商业贸易得以比较自由地发展。交换的价值、重利的思想潮流深入人心，也铸造了珠江文化重商风格，自古如此，至今尤烈。

早在六朝时代，广州就依靠商业贸易，富甲一方，吸引岭北人乐于到广州为官。史称“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可以想见，当时贪污受贿已成风气，后世广州海关犯此案的事例也不少。虽然GFEB3到南朝陈时，岭南交易俱不用钱，但一旦铜钱在隋唐时投入市场流通，商业贸易即日趋活跃。柳宗元坐贬柳州，有诗曰“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即为城乡物资交流写照。连偏僻的天南一隅徐闻也以商业贸易名重一时。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圗志》记时曰：“欲拔贫，诣徐闻，”经商成为脱贫致富一条捷径。宋代广东不但大规模铸钱，韶州永通钱监和惠州阜民钱监在熙宁十年（1077年）产钱80万贯和70万贯，居全国第一、二位，而且从宋仁宗时起，广东成为行使全国统一货币地区，有力地促进商业发展。宋吴厚处说两广“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虚”与“墟”同音，故集市在岭南曰“墟”。这些城鎭商业殷盛，涌入文人笔端。广州有“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繁华；桂林中外商贸货屯积，“以有易无，日以千计”，南来北往“高车驷马，如织往来”；番禺沙湾“居族最巨，灯火万家，”谅已有夜生活；甚至在苏东坡贬谪的海南儋州，那里黎人“十百为群，变服人州县墟市，……日将晚或吹牛角为声，则纷纷聚会，结队而归”，一派古朴风情。

但祇到明代以后，岭南商品经济才日益隆盛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珠江商业文化优势，凌驾于其他流域文化之上。在珠江三角洲，明中叶即出现商业化、专门化和集中化布局的基塘农业区。三角洲基塘面积不及广东全省面积的1%，却生产全省一半塘鱼，七成蚕丝，一成半糖蔗，成为经济总量最大、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地区。特别是这种土地利用方式将栽桑、养蚕、养鱼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奇妙人工生态系统，使三者之间物质和能量保持良性循环，从而取得最佳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是三角洲人民对人类文化和进步一个重大贡献，受到中外人士高度评价。光緖十六年（1890年）广西巡抚马丕瑶为推广三角洲蚕业作歌曰“织得一匹绸，起得三间堂。粤西地瘠何难富，祇要丝茧，户户桑秧百万行“。现在三角洲桑基鱼塘已作为一种文化输出，推广至东南亚、欧美等地。三角洲商品农业发达，减少了粮食生产，从明中叶起广东开始缺粮，入清尤甚。雍正皇帝为此斥曰：“唯广东之人贪重射利，将地土多种龙眼、甘蔗、烟叶、青靛之属，以致米少而民富。”与此同时，主要是广东手工业生产获得高度发展，以佛山冶铁、陶瓷、纺织等为代表手工业品风靡天下。在发达商品农业和手工业基础上，经商成为一种社会风习，席卷各个阶层和城乡。屈大均《广东新语·事语·食语》记述广东社会包括官员、地主豪绅、读书人、农民、市民等从商逐利的盛况：“无官不贾，且又无贾不官”，“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儒从商者为数众多”，“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耒而从之”，又说“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以时逐（利）”，以至“粤中处处有市”。在茫茫商海竞争中，官商在政治上有后盾，当然是成功者，“于是民之贾日劳，而官之贾日富”，“而官之贾日多，遍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广（东）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无不有也”。在商品生产和流通规律作用下，在广东形成“广州帮”（粤商）、“潮州帮”和客家商等三大商人地域集团，但无论从商人数还是资本，“广州帮”都占压倒优势，次为“潮州帮”，客家商势单力薄。嘉庆《龙山乡志》说，粤商“凡天下省郡市鎭，无不货殖其中”。它与徽商、晋商等商业集团一样，高居全国庞大的商业集团之列。各种地缘性会馆也遍布于天下，在广西流传“无东（指粤商）不成市”之谚，毗邻广东的梧州“商业臻集，类多粤东（即广东）人”，连远在桂西北红水河地区也不乏粤商身影，宜山、南丹等县即有清前期建立的粤东会馆和广东会馆，成为当地经济发展和传播岭南文化一个重要基地。明万历年间，广州商人在苏州设岭南会馆，清初，南海、番禺、顺德、新会商人在湖南湘潭设立会馆，且各有名号。后粤商又在汉口、江苏吴兴、北京、天津等地设会馆。清末，南海、顺德商人会馆又进入上海，时《七十二行商报》发刊词有“各省无不有粤商行店”之语，实非虚言。明末以来，西方商人纷纷登陆广东，后来著名的广州十三行即为承揽外贸机构。特别是乾隆以后，广州几乎垄断全国外贸，粤商籍此机遇，大施拳脚，不仅积累雄厚资本，而且把生意做得更大，地方更远。明初广州珠江畔“阿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英国商人威廉·希克游览了广州市容，后有人引述他的日记说：“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就像伦敦的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上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的眼里，再没的比排列在珠江长发达几哩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时人引用另一位外商对广州的印象也说：“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聚会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也都荟萃于此城。”这同是一种文化交流与传播，首先是给珠江文化加上商业特质的浓重一笔。

当追求财富成为珠江人普遍的目标时，则对财神崇拜远远超过对观音菩萨、弥勒佛、太上老君等神祇的崇拜。赵公元帅被堂而皇之请进岭南百姓家居正堂中，占有最显赫位置，尤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甚。而以重义气、讲信用、威武勇猛着称的关羽，也作为财富保护神，供奉于穗港澳等城鎭，以及海外华埠各大公司乃至鸡毛小店。广州地区农历正月二十四为食生菜节，“菜”谐音“财”，又粤语地区特重“发菜”，为春节必备菜肴，“发菜”谐音“发财”。春节舞狮，有采青风俗，所采的实为一棵生菜，寓意同食生菜节。这反映人们对摆脱贫困，发财致富企求，已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

明清时期，珠江商业文化成熟之果，也反映在文学艺术领域。有“南国红豆”之称的粤剧，即在嘉庆、道光年间产生于商业重鎭佛山，以富于平民化、商业化、本地化特色为观众喜爱。光緖《广州府志》收录一首《佛山谣俗》：“行乐乡中羡佛山，肯将螺髻换云鬟。优场亦罢香花供，唱出清词菩萨蛮”。诗中市井文化气味很浓，显见其深深植根于珠江三角洲肥沃商品经济土壤。鸦片战争以后，华洋贸易在广州盛况空前，飮茶作为一种社交和商业活动应运而生，并扩布到珠江水系各商埠。清李遐龄《珠江竹枝词》即展现这种风俗之美。词云：“蛋女风中捉柳花，漱珠桥畔绿家家。海鲜要吃登楼去，先试河南本色茶”。按蛋民即水上居民，本以打渔、摆渡为生，在商品经济潮流裹挟之下，也经营飮茶业。大抵清代广东剧坛诗派，有不少题材是表现这类商业气息的。近年广东商品经济大发展，思想大GFEA1放，并崛起为当代中国经济高峰区，以致谚曰：“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与唐代谚曰“欲拔贫，诣徐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当然不是简单的历史回归，而是珠江文化的重商性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产生的社会经济效果。（2002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