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是我国第三大江河，其水系腹地辽阔，纵深广大，在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笼罩下，山青水秀，流量特别浩大，将境内大小支流组成一个完整水系，呈扇形铺展，绾毂于珠江三角洲和广州，最后经八口出海，注入南海。这个地理格局，极有利于南北文化和海外文化在流域内相互交流、整合，形成珠江文化多元、开放、包容、重商、务实、创新的文化风格，这较之其他流域文化，毫不逊色。但文化又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今日珠江文化风格，即为历史发展的结果。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珠江文化所凸显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保持一种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和自强自立、反抗外侮的民族精神，这也是珠江文化的灵魂所在。

秦汉统一珠江流域以后，珠江文化在土著古越族文化基础上进入汉文化融合时期，中原移民多次南下，使封建文化在珠江大地扎根、传播。汉初，赵佗立南越国，在境内开设学校，推广中原文化。1983年广州象岗山发掘南越王墓收藏大量各种器物，以及1995年广州中山四路出土越国宫苑遗址所展示水乡园林风光，都堪为汉越文化融合的缩影。而赵佗在秦末战乱中割据岭南成立南越国，保证了岭南社会秩序安定，积极发展经济文化，缩小了与中原差距，在中国占有重要一席之地，也是珠江儿女自强自立精神的开端。唐贞观七年（623年）岭南酋长冯戴在汉未央宫君臣宴会上吟诗，深得唐太宗赞赏：“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这一雅事历被传为越人汉化的佳话。但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唐代广东出了个惠能，他创立南宗顿敎，指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人皆可顿悟成佛，把佛敎从神圣的殿堂中GFEA1放出来，变为一切众生都可以接受的宗敎。这是我国佛敎史上一次重大变革，也是古代珠江文化一个最辉煌成果和对人类文化卓越贡献。毛泽东同志评价惠能“为禅宗的眞正创始人，也是眞正的中国佛敎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敎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喝祖骂佛’" 。（见《缅怀毛泽东》，下册第5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而惠能从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夫成为一代佛学大师，与他刻苦修持是分不开的。正是惠能划时代的贡献开岭南人敢为天下之先的风气。

宋元时期，大量汉人迁入珠江流域，并成为当地居民的主体，汉文化也成为珠江主流文化。由于移民来源和入居地不同，广府、福佬、客家三个族群，也是三种亚文化先后形成。它们与少数民族文化一起相互辉映，开创珠江文化发展史上一个转折时代。这时公私学校在各地接踵而起，科举应试蔚为风尚，甚至胜于中州。一批科举人才脱颖而出，改变过去岭南人才单薄局面。这时作为珠江文化代表人物，同样以自己言行，折射出珠江文化民族精神。北宋曲江人余靖在处理宋、辽、夏关系外交活动中，提出安内攘外思想，使北宋在三国纷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贬谪岭南的苏东坡，在逆境中所写大量诗作，处处洋溢着忧时报国的情怀，有“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终未赦虞翻”之叹。后在海口五公祠受祀的南宋抗金名将赵鼎，临死前《自作铭旌》曰：“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其宁死不屈的爱国精神，催人泪下。抗元民族英雄文天祥，被俘过广州伶仃洋，至死不仕元，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名句，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舍生取义，为国捐躯。他们在岭南留下寳贵的精神财富，已融合为珠江文化的一部分。

明清是珠江文化成熟上岸时期，不但前期上升为珠江文化主体的汉文化进一步成长壮大，而且由于西方文化更多地传入，珠江文化被丰富、充实以新的成份，逐渐整合为一种时代先进文化，令全国刮目相看。在物质文化上，珠江三角洲基塘农业以良好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飮誉全国，潮汕地区精耕细作农业冠绝天下；传统雕刻、刺绣、陶瓷等器艺文化被注入西方文化成份，形成广东特色。鸦片战争以后，岭南率先引入西方科技，建立起近代工业文明。1872年南海归侨陈启沅在家乡创办继昌隆机器缫丝厂即为我国最早民族工业，对我国民族工业发展起了先锋和示范作用。岭南人在战后大批出洋，华侨文化开始形成，并作为珠江文化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海外延伸，比雄于其他流域文化。在制度文化方面，珠江文化精英分子，以健全心态和爱国情怀首先接受战后西方文化挑战，吸取中西制度文化精华，提出富有创新的制度文化主张，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中山人郑观应于国家危难之际，呕心五年写成《盛世危言》，振臂高呼“欲攘外，殛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建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这千古名句，振聋发聩，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之开端。毛泽东曾说看了《盛世危言》，促使他走出韶山冲，到处创业和求学。花县洪秀全对基督敎进行改造，写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歌》三部著作，奠定了太平天国运动理论基础。其中“太平”源于中国典籍《公羊传》中“太平世”理想，而“天国”见《新约·马太福音书》，“太平天国”即体现了中西文化在岭南的融合。康有为、梁启超实现从战后早期“变器”到“变道”思想转变，提出效法西方政治模式，建立君主立宪制度，构建维新变法理论体系，比洪秀全革命理论又前进了一步。而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思想，他追求的是建立美、法国式资产阶级共和国，比康梁君主力宪模式先进得多。其思想的最终确立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代表中国近代思想和制度文化的最高水平。而从郑观应到孙中山，他们的思想都体现了实行民族民主革命，向西方学习，救亡圗存，建设近代化中国的高度爱国主义理想。战后风靡全国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洋务运动，以及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斗争，无不始肇于广东这个时代思潮的重点和革命策源地，然后扩散到全国。如湖南维新人士即从广东接受先进思想，开展革命运动，谭嗣同说“近年两省士夫，互相倾慕，结纳情亲，迥非泛泛”。近世湖南发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也往往是广东倡之，湖南和之，广东鼓之，湖南舞之，然后扩散到湖北、河南乃至全国，从太平天国到北伐战争莫不如此。这是珠江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一个重大贡献。

在精神文化方面，岭南英才辈出，明中叶，陈白沙及其入室弟子湛若水发展宋代陆九渊理学，倡导自由开放学风，建立自成一家的“江门学派”，卓然独立于明代学坛。明代琼山人丘浚，提倡经世致用，济世安民，不但要重视传统农业，同时主张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后者对中国长期重农抑商政策是一种大胆的挑战，他重视商业市场作用的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去它的意义。清代从郑观应、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等，他们作为一个站在时代前列、叱咤风云的人才群体，上述他们变革中国社会、推动历史前进和种种主张，即体现了他们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家国情怀。故后人评论康梁贡献有诗曰：“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这也是对珠江文化的褒扬。

在文学艺术方面，明末清初，岭南呈现迅猛发展势头，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被誉为“岭南三大家”，他们感怀时势，饱含悲愤，充满战斗精神的诗作震撼诗坛，产生难以估量的社会效果，且开辟了岭南文化在文学上新风格。如梁佩兰《粤曲》诗云：“春风试上粤王台，锦绣山河四面开。今古兴亡犹在眼，大江潮去复潮来”。粤王台在广州粤秀山，清初广州发生过惨烈的抗清斗争。明清岭南诗人这种气势磅礴，犹如万壑奔涛，一泻千里的诗作，不仅在当时对抗清斗争起了巨大鼓舞作用，而且也深刻影响到以后岭南诗歌的健康发展，使之能以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铮铮骨气卓然屹立于全国诗坛，并融进充满时代精神的珠江文化体系中。

近世岭南最早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欺凌，人民反抗也最激烈。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和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震撼全世界，并成为我国近代史的开端。远在欧洲的恩格斯闻知岭南人民的反抗外来侵略的悲壮事迹之后，在《波斯与中国》一文中写道："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表现的那种狂热的态度本身，显然表现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也会看到亚洲新纪元的曙光”。此后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等席卷整个珠江流域，波及全中国。作为这些斗争继续的北方义和团运动、孙中山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乃至北伐战争等，其矛头GFEB3指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但这些斗争的策源地主要在广东或深受广东的影响，继而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所以广东和珠江文化得以成为近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摇篮和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形势，珠江文化在一个封闭环境里发展，但难以有所创新。近二十年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带动珠江文化在各个文化要素和层面都得以振兴和提高，无论是开放意识、改革精神、价值道德，还是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已经或正在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飞跃，并形成对全国文化的冲击之势。“广货热”、“粤语热”、“影视势”等节节北上即属其例。而广东成为全国经济大省和强省，并形成对全国辐射之势，特别是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崛起及其成功经验或模式的全面推广，更充分展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珠江文化的民族精神有了新的内涵和形式，它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已任，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并已迈开了坚实的步伐。所以不断有论者说：“对中国千年文化认识要看西安，五百年文化看北京，百年文化看上海，近二十年文化看广东”，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2002年12月12日，合作许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