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49年至今50年，中国的社会经济从总体来说是逐步发展的。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更是为世人所瞩目。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却是走过一段从“三面红旗”和“文革”的波折和破坏、到今天发展的“之”型的曲折道路，值得我们去进行历史审视，吸取教训，使中国能够以新的姿态步入21世纪，求得稳步的社会经济发展，保障人民生活的进一步改善和国家的日益富强。

　　一、“三面红旗”使经济遭到波折

　　“三面红旗”，是指1958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由此而掀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

　　1956年9月，中共八大明确了新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意味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去了，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的艰巨性，以为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以后，社会经济就可以“一天等于二十年”地突飞猛进。所以毛泽东在1957年7月，就提出中国用40至50年的时间超过美国的跃进口号，说：

　　“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1〕

　　同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召开的64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向大会宣布了中国赶美超英的目标和任务，说：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们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1,000万到 1,500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2,000万到2,500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我们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再过15年，可能爬到年产3，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2〕

　　毛泽东此话一出，举座惊骇。会下各国共产党领袖纷纷找他交换意见，使他深感中国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起更大的责任。但此时中国经济还很落后，实在力不从心。于是他决心加快国内建设的步伐。

　　毛泽东于12月8日回到北京一星期后，于12月16日在杭州召开部分中央领导和华东五省一市委第一书记的会议，和1958年1月6日召开的南宁会议，以及3月9日的成都会议和4月1日的武昌会议，集中批评了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人“反冒进”错误，把全党思想统一到“跃进”的思想上来。毛泽东又重新提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和任务。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形成和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全国党代会形式通过的总路线，标志着它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行动指南。从此以后，神州大地掀起了以农业“大跃进”和大办“人民公社”以及工业“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高指标的严重浮夸的群众运动。

　　1958年的“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而实际上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并于1957年10月25日发表的《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已经是发动农业“大跃进”的纲领。1958年1月发动亿万农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吹响了农业大跃进的号角。为了鼓动大跃进运动，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广州看到河南省封丘县写给他的一份报告，介绍该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激动不已。立即写了一篇题为《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热情洋溢地赞扬这个合作社，说：

　　“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六亿人口的显着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

　　“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3〕

　　这篇文章的发表，给如火如荼的“大跃进”火上加油。随后的半年时间，赶超英美的时间表一提再提。亩产量、钢产量指标坐上了直升飞机，迅速提高。顿时，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貌的决心，最终演绎成一场毫无意义的数字游戏。各级领导人的头脑急剧地热腾起来，全国上下掀起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出现浮夸风的狂澜。

　　上述赶超英美的指标本来已经很高，兼之当时批评“反冒进”的所谓右倾保守，因此到了省、地、县的指标更是层层加码而被拔得更高，终于导致浮夸风的发生。各省、地、市、县不断爆出各种农作物产量“卫星”上天、钢铁“元帅”升涨的新闻。一些明显违反常识、违反唯物主义的口号开始出现，如《人民日报》1958年8月3、11、27日就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典型报导。从当年夏收开始到秋收，各地不断放出“高产卫星”，《人民日报》等报纸也纷纷报导宣传（见下页图），例如：

　　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3,530斤（新华社报导）；

　　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村小麦亩产5,103斤；（《人民日报》1958年6月30日）；

　　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7,3 2 0斤；（《人民日报》1958年7月23日）；

　　湖北省麻城县溪河乡早稻和花生亩产36,900多斤；福建省南安县海星农业社花生亩产10，500多斤；（《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中稻亩产量 13万多斤（《人民日报》1958年9月18日）；

　　当年《人民日报》的此类报导不胜枚举。在报导湖北省麻城县水稻亩产36900多斤时，还同时发表了新华社记者拍摄的形象照片，让四个孩子站在高产的稻穗上也摔不下来，以示报导的真实性。

　　《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和评论为这种浮夸亩产量推波助澜。8月3日发表的“年底算帐派决定”的社论，批判“唯条件论”，指出“地的产量是由人的胆量决定的”；8月27日，又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头版通栏标题，报导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到山东省寿张县调查寄回来的产量报告，并加了编者按。就在这种唯意志论宣传达到极点的形势下，各省、地、市、县所报粮亩产量越报越高。于是农业部根据各省汇报统计出来的全年粮食总产量达一万亿斤（1957年为3900亿斤）。但感到这样高的数字太离谱，所以对外报导时降为6000－7000亿斤。1958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北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全年粮食和棉花总产量向全国公布：

　　“1958年的农业生产大跃进，将使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6000-7000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60-90％，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达到1000斤左右。棉花将达到7000万担左右，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一倍以上”。

　　“如果说，全国男女老少平均每人1,500斤到2,000斤是粮食需要的饱和点，1958年就有一部分省（区）接近或达到这个饱和点，个别省区超过这个饱和点”。〔4〕

　　基于这种评估，会议认为，中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业已基本解决，今后的工作重心应由农业转移到工业上去，会议公布指出：

　　“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因此，会议决定，全国的省和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就必须首先注意工业的领导，但是同时不应当放松农业的领导。会议对工业的形势也作出了一个大胆的估计：到一九五九年，我国在钢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除发电量等外），就可以超过英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一九六二年）……在钢铁和其他若干重要的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能够接近美国……总之，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5〕

　　由于会议如此乐观的估计，所以会议又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两个重要文件。为了贯彻这两个文件，毛泽东又于8月25日，在北戴河召开各省、市（区）、工业书记会议，讨论如实现生产1070万吨钢和建立人民公社问题，把“大跃进”推到顶点。从9月开始，全国上下掀起了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热潮。

　　当钢产量任务层层下达后，各级党委第一书记亲自挂帅，采取大搞群众运动、土洋结合、小高炉等遍地开花的办法大炼钢铁。全国在农村、城市、学校、工厂、企业一起上阵，据统计，共抽调九千万劳动力参加大炼钢铁。经过这样的“大干”几个月，到12月31日统计，宣布全国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但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生铁只有600万吨）。

　　与大炼钢铁的同时，全国农村也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毛泽东“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下，只经三个多月的短短时间，全国农村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将原来农村有的74万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改组成2.6万个人民公社，加入公社的农户1.2亿户，占全国农村总户数的99％以上。毛泽东高度赞扬人民公社运动的成功。他在印发河南省遂平县的《喳呀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给北戴河会议讨论后，对协作区主任讲话说：

　　“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思想”。〔6〕

　　他在1958年8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进一步赞扬，说：

　　“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思想，我们要实行”。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个变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在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现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7〕

　　于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上，就满怀信心地向世界宣布：

　　“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道路”。

　　康生对毛泽东的讲话心领神会，特别编造出一句好读又好记的顺口溜，让农村不懂文字的农民听了就永世也不忘，说：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既然人民公社是过度到共产主义的桥梁，于是就在人民公社内将共产主义加以实现：第一，把生产队以至社员的财产无偿地收为公社所有；第二，在公社内实行贫富队拉平均分配；第三，公社内实行统一经营、核算，搞供给制与工分制相结的分配；第四，在公社内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实行包食包穿包用的“八包”、“十包”等等。这些举措，当时老百姓称之为“刮共产风”。

　　由于虚报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亿斤，所以又号召在公共食堂里“放开肚皮吃饭”。据统计，全国有四亿农村人口进了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但是，这些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的举措，实际上到了1958年底就逐渐露出了败像。

　　1959年，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提出异议，但由于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导致1959年下半年特别是1960年的更大规模的“大跃进”。1960年7月中旬，毛泽东找薄一波、李富春等人谈话，再次提出要10年生产一亿吨钢，说：

　　“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看不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给技术，憋一口气有好处。10年搞1亿吨，上天”。〔8〕

　　这样，使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一直延续到1960年底才结束。但由于这次持续三年长的“大跃进”，加上农业两年遭到大面积的灾害和苏联政府停止经济援助以及撤走专家等因素，使中国国民经济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据统计，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而1958年核实的粮食产量只有 4000亿斤（虚报为 10000亿斤）；1959年粮食总产量下降到3400亿斤，农副产品比1958年减少13.6％；1960年粮食减产300－400亿斤，实际总产量只有3000亿斤；棉花、油料等大幅度减产下跌。工业方面，除了煤、钢勉强达到指标外，其余的工业产品特别是轻工业产品的产量均不完成计划。财政赤字增加，1958年的赤字为21.8亿元，1959年增至 65.8亿元，1960年又增至81.8亿元。这种情况，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农、轻、重比例失调，市场供应极端紧张。人民生活必需品，尤其是食品严重短缺，粮、棉、油供应不足。为此，不得不减少农村销售量以保证城市的供应。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指示》，决定从5月到9月除个别地区外，一律停止对农村的食油供应。5月28日，又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的粮食不够销售，如不突击赶运粮食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此后至1961年，农村中农民吃不饱饭的现象经常发生，无数人因营养不良而患浮肿病，不正常的死亡情况越来越多。究竟在三年困难时期因吃不饱饭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是多少，目前虽然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字，但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仅是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多万，加上自然出生人口少，非正常死亡人数必然大于此数。近年有一位研究者提供了不同的研究数据，指出：

　　“人们私下里的估计是在2000万至到3000万人之间。中国科学院一份公开发表的报告认为，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约1500万人。’可是在一篇署名金辉的研究报告中得出的结论，竟是‘低限值也在4000万人’。他的报告于1993年发表，这位研究者声称，他的结论全部是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资料。他的研究至为精细，但是他有可能忽视了由于营养不良而导致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这一问题后来由另外一位研究者林毅夫提出。他发表的论文说，在那三年里，农业危机导致死亡人数超过3000万人，另外还少出生了大约3300万人”。〔9〕

　　上述死亡人数字属研究者的数字，或多或少还可以进一步研究。但“大跃进”饿死人的事是真的。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奉命派四名干部到河南省信阳地区调查大量饿死人和干部违法乱纪的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又于26日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处理此事。后刘、周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给信阳地委处理，报告中说到饿死人的事实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报告说：

　　“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18000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八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人，现在增加到近十万人。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很严重。西平县原来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在全县十三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十二个公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喳呀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六百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四千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队人口死亡达30%左右”。〔10〕

　　中国地域辽阔，南涝北旱，东风西雹的自然灾害，时时难免。1959至1961年三年的天灾确是严重。但说到底，如果政策对头，不致于使中国经济遭到如此重大损失，人民也不会受到如此大遭殃。正如刘少奇在1961年5月3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所说：

　　“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 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书记。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是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呢？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11〕

　　当年积极参与这次“大跃进”运动而且在工业“大跃进”中非常卖力的共产党元老薄一波，在30年后回忆这段历史时，沉痛地说出同刘少奇一样的观点：

　　“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饿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12〕

　　两位都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如此沉痛地反省和评价“三面红旗”，不用作更多的解释，也会明白“三面红旗”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经济衰退和人民生命遭殃的祸根了。

　　二、“文化大革命”使经济遭到破坏

　　“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指1966至1976年那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的、被林彪、江青等一小撮野心家利用、有千百万群众参与的政治运动。

　　“文革”的发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自身发展的历史必然，而是毛泽东坚持“三面红旗”及其后果的逻辑延伸。

　　为了克服由于“三面红旗”造成的经济困难的局面，中共中央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者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干部、重要厂矿企业领导和军队部分领导等，共7118人（人们惯称七千人大会），共商国是。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代表中央作工作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的目前国内形势部分，讲述了三年经济困难的情况和分析造成困难的原因，重述他在1961年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时的观点，即“天灾”是次要的，“人祸”（指工作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并再次引用湖南农民的说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同时代表中央承担错误的责任。毛泽东于1月30日也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并带头作了自我批评，说“大跃进”工作的错误自己也有份，应承担领导工作的责任，说：

　　“去年六月十二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13〕

　　说到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还谦虚地说了一段诚恳的话：

　　“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人家不骂，我们应当自己骂自己，这些事来看，我们实在太蠢了”。〔14〕

　　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并同意调整国民经济，以解决困难。但他对“三面红旗”始终认为是正确的，而且对急于求成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设想仍然没有放弃。在这个前提下，他把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的繁重任务交给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自己离开北京，中央工作由刘少奇主持。从1962年2月到7月16日，他从武汉到上海再到杭州，游历了名山大川，按他自己的说法，“当了一回徐霞客”。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一个政治家，决非真的超然物外。他对经济建设失去兴趣之后，却把注意力转到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去。加上1962年上半年国际形势出现某些紧张状态：台湾的蒋介石口口声声叫嚷反攻大陆；北边中苏边境不安宁；西边印度的尼赫鲁在中印边境闹事。在他看来，帝、修、反联合反华。他又把国内在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陈云、邓子恢、田家英等人主张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达到30％的情况联系起来；又把彭德怀在同年7月25日至8月24日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向中央写了一封长达八万言的信，要求对他1959年的右倾问题进行全面审查，作出正确的结论，和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审查过《刘志丹》小说一事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帝、修、反与中共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指彭德怀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指邓子恢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进攻。所以，毛泽东感到，这是对他所坚持的“三面红旗”的路线和设计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模式的一种挑战和威胁。于是，他在9月20至27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第一天，就从容地阐述了阶级斗争理论和路线，说：

　　“在社会主义国家，要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老干部要好好研究，要在中层干部、基层干部，特别是青年人中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大会就讲，使全党提高警惕，使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讲的阶级斗争范围很广，但他的注意力显然是放在共产党内，特别是放在党内上层的所谓修正主义上。而且他所指的党内修正主义就是彭德怀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说：

　　“我们除了在国际上同‘帝、修、反’的矛盾外，在国内也还有人民群众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它做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以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15〕

　　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最后写进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作为全党的路线。从此，阶级斗争的弦重新绷紧，而且直接与主张“包产到户”的人联系起来。这样，1962年上半年在北京处于第一线工作的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又未能阻止“包产到户”等“三风”，显然不能摆脱修正主义的关系了。尤其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到了1963年3月，毛泽东又发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指示；1964年开展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进一步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把阶级斗争的重点矛头指向党内持不同意见者。中国从此走上了通向“文革”的不归路。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而且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粉碎“四人帮”，整整十年之久。在这期间，特别是前三年，国家经济管理机构瘫痪，管理的规章制度被砸烂废弃；城市工厂企业停工停产；水路、公路、铁路交通中断；农村生产破坏，导致整个国民经济不能正常运作。结果使刚刚从“三面红旗”波折中得到初步恢复的农业生产重又下降，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甚至走到崩溃的边缘。据统计，1967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仅有2104亿元，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降至 2015亿元，比1967年下降4,2％。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与上一年相比，一九六七年钢产量为1029万吨，减少503万吨；原煤产量206亿吨，减少4600万吨；原油产量1388万吨，减少67万吨；发电量774亿度，减少51亿度。一九六八年，钢产量904万吨，减少125万吨；发电量716亿度，减少58亿度。此外，棉纱、化肥、木材等产量均连续递减。粮食产量2.09亿吨，减少876万吨。交通运输方面，1967年全国运货量下降15.7％。1968年又下降6.9％。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与上年相比，1967年为 115.2亿元，下降 35.3%；1968年只完成 94.9亿元，又下降17.6%。1967年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50.6%，1968年又下降到45.9％，是建国以来最低的两年。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67年比1966年下降19.2％，1968年又下降7％。两年中损失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100亿元。

　　与此同时，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两年之中，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各种消费品的社会零售额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凭票供应的物资范围不断扩大。人均粮食占有量，1966年为 381斤，1967年下降至 374斤，一九六八年又鋭减至350斤；人均猪肉占有量，1966年为14.1斤，1967年降为13.5斤，1968年又减至12.7斤；人均棉布占有量，1967年为13.6尺，1968年下降到9尺。全民所有制各部门平均工资为630元，比1966年减少6元；1968年，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132元，比1967年减少3元。〔16〕

　　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在周恩来主持下，对国民经济采取多方面的调整措施，和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因周恩来病重住院）工作后，开展了各个经济领域的整顿，使工农业生产有所回升，1973年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3967亿元。1975年，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增长3.8％；粮食增加 1940亿斤，全国人均粮产量增长至 615.7斤。但是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在整顿经济中系统地纠正“文革”的种种错误，1975年秋又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加上江青等四人帮掌握舆论工具，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搞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割资本主义尾巴”和向全民所有制“穷过渡”的运动，使工农业生产只能在低水平上运行，农民生活得不到根本改善，直到1978年统计，全国仍有2.5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纵观“文革”十年，中国国民经济遭到的严重破坏是空前的。据统计，“文革”十年浩劫总共损失5000多亿元。〔17〕于是乎，中国与世界先进经济水平国家的差距更拉大了。

　　三、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虽然不能设计未来的蓝图，但它却可告示人们：人类当前的能力能做到的是甚么，做不到的又是甚么。在中国经济建设经历了“三面红旗”的波折和“文革”破坏这段历史之后，中国人民意识到：此路不通，应另辟新径。我们不应再重犯同样的或类似的错误了。

　　1976年10月14日，粉碎“四人帮”，标志“文革”结束。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77年，陈云、邓小平等人复出工作，一方面发动全党全国人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另一方面对“三面红旗”和“文革”遗留下来的大量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以及“左”倾错误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纠正。到了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果断地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路线，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以便使生产力有一个大的发展，并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显着改善人民的生活，加强国防建设。全会特别重视农业问题，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提出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和农民的自主权，纠正过去人民公社的干活“大呼GFED6”，公配“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倾向，“加强劳动组织，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并肯定农村中的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等分配形式，以调动农民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而且从农村的农业生产开始。实际上，早1978年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有严宏昌等21户农民，为了摆脱吃不饱的贫困生活，“偷偷”地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邻村农民得知，也起而效仿。十二月，他们得知三中全会的消息后，他们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而联名声明，把田分到户，包产到户。他们的举动得到了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形式。9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再次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形式。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又批发《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确定了这种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农村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产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制逐步在全国普遍推广，并不断地完善和巩固。据统计，到1982年底，全国农村92％的生产队实行了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其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达80％以上。1993年底，全国农村已有586.3万个生产队实行了以家庭经营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制，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99.5％，占全国乡村农户总户数的97.5％;其中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队数的98.3％，户数的97.3％。大包干已成为农村农业责任制的基本形式。直到“十五大”，江泽民在报告中，再次肯定和强调“长期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完善充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由于坚持农村实行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营方式，使广大农民有了支配自己劳动力的自由，掌握了劳动自主权和劳动成果的支配权，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据统计，从1952年至1978年的26年期间，中国农业劳动率共提高2.7％；而在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1979至1981年，每年平均就提高2.7％。这就是说，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速度上，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一年，等于过去的26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产品的产量和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据统计，农业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397亿元增加到1996年的23426.53亿元〔18〕。

　　从1978年到1996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加了二倍多。与此同时，农民的人均收入也大大增加。据统计，1978年农民的年均收入只有134元，1985年增至547.31元，1996年又增至780.67元，1997年增至2090元；2002年增2476元，平均每年增长38%〔19〕。

　　据我们调查广东省番禺市石楼镇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该镇仅1988至1989年10年期间，全镇生产总产值突破20亿元，10年增长16.5倍。农民生活大大改善，并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农民普遍建新楼房住居。农民对我们说，解放50年，就是现在的生活大改善了。

　　在农业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提到议事日程。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推动城市改革为重点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全面开展。1979年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立经济特区；1980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1985年起，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的厦门、漳州和泉州三角地区，以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接着又设立海南省并定为经济开发区，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东北口岸和沿江、沿海、边疆、内陆的一批城市，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必须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产权明析、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并将此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从而推动城市企业的改革，使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工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 4237亿元，提高到1996年的99492.8亿元。十四年间增长22.5倍，而且是稳步上升的。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不断增长，例如钢产量，一九七八年只有3178万吨，到1996年增至10003万吨，居世界第二位，煤、水泥、布、电视机等产品产量均居世界第二位〔20〕。

　　由于农业和工业生产的不断增长，对外贸易也获得很大的发展。据统计，1997年的对外贸易总额由1978年居世界第27位上升到第10位，其中出口总额达1827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7.7倍；进口达1424亿元，比1978年增长12.1倍。2002年进出口总值达到6208亿美元，世界排名由第10位上升到第5位；2001年12月加入了WTO，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

　　在工农业生产和对外贸易迅速增长的情况下，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也快速增长。自1978——1997年，经济发展的年增长率达到 9.18％，与同期世界经济的年增长率3.3％相比，高出6.5的百分点，居世界第一位。199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772.4亿元，比1978年增长4.9倍，按当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平均汇率计算为9020亿美元，居世界各国的第七位。1998年的国内生产值增至80600亿元，比1997年增长7.8％〔21〕。

　　由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也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更是获得空前的提高，全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至1996年的6500万人和2002年的2820万人，由占世界贫困人口的 1／4降至 1／20，12亿人民的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即达到人均国民生产值800—1000美元。199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09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160元。2002年，农民人均收入增至247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7703元。城乡居民储蓄款余额为46280亿元，人均存款达到3744元。与此同时，国家的外汇储备也不断增加，据统计，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到1997年增至1399亿美元，1998年又增至145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的而居于世界第二位。1997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了3483.5亿元，扺御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总而言之，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成就是空前的，为世人所瞩目。

　　四、社会经济波折和发展的原因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从1950至1957年的头7年，经济发展是正常的，形势是好的。但从1958至1978年的20年，就经济整体情况而言，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改善。到了1978至1998年的20年，经济才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人们不禁要问，同样是一个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同样是中国人在劳动，同样是社会主义制度，同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甚么前后各20多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却如此大相径庭呢？这是很值得认真思考、研究和讨论，并进行深层次的理性分析的问题。

　　以往在分析前二十年经济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时，大家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长期搞“阶级斗争为纲”、而忽视发展生产力的结果。这种看法不能说是错，但不够深刻，也不完全符合20多年的事实。仔细地分析起来，实际上前20多年的失误，从体制和政策上看，是在于发展生产力过急；从思想路线上看，是毛泽东为首的一些领导人唯意志论泛滥造成的。而且根本原因是后者。

　　大家知道，1956年，当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时，就很强调要发展生产力，而且向全党发出“球籍”问题的警告，说：

　　“我们这个国家要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伟大。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甚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开除你的球籍”。〔22〕

　　所以，当年召开的中共“八大”，确定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路线，是与毛泽东的主张一致的。而且1957年3月，他又再次强调：“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发展生产力”，并号召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23〕。

　　毛泽东急于发展生产力和赶超美国的意识，在党内领导人、党员和人民中间，具有普遍的心理认同。作为沉沦了100多年的东方大国，赶超美国之心情无可厚非，问题出在“做好事的心太大太急”，远远地超过了客观条件的可能和主观能力的极限。而当民主人士张奚若批评“大跃进”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时，还用“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有甚么不好来反批评他。这就不可以完全用“民族愿望”来解释了，而应该说，这是对主观能动性的特殊盲目和自信，是对于历史主动性的过分夸大。这种心理上的偏差，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时就开始了。1956年，苏联共产党“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加上一段时间赫鲁晓夫器重毛泽东，既使他的头脑清醒，又助长了他的骄傲，希望中国共产党担当对世界革命的领导责任。我们可从毛泽东在1960年9月1日转发黑龙江省委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的报告中得到反证：

　　“大家认为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和艰巨的，但现代修正主义者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不可能担当起指导国际革命运动的职责，革命的重心已移向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已移到中国，我党应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24〕

　　但是，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经济小国的状态，使毛泽东寝食不安，而产生急于求成的情绪，幷且日益发展。于是通过批判“反冒进”，强烈地感化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以发动一场发展生产力的“大跃进”群众运动，希望出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人间奇迹，一举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好让中国共产党担当起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和自己代表中共成为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马克思确是曾经讲过历史的发展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情况，但这只是历史的偶然的一瞬，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非常状态，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一般说来，历史总是常态渐进的，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是说，革命可能在一夜之内改变历史的方向和政权的性质，但它不可以在一天之内使生产力出现奇迹，而是要通过千百万人的劳动逐步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太过希望生产力发展出现奇迹了，所以无限地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出了许多违反唯物主义常识的笑话来。例如，深懂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毛泽东，他居然对“大跃进”中《人民日报》编者按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唯心主义口号给予肯定。听听在当时中国唯一敢于在毛泽东面前当面批评这句口号的谈话，可见一斑。1958年9月，毛泽东和张治中到武汉视察大炼钢铁，住在东湖宾馆。他的老朋友、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到宾馆看望，谈话之间涉及到哲学问题。李达说：

　　“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

　　“毛泽东悠然地答：‘这个口号有两重性。举长征的例子，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克服有时看起来不可克服的困难。人想飞敢飞，于是有了飞机，人想日行千里，于是发明瞭火车。’”

　　“李达打断毛泽东的话，说：‘你的时间有限，我的时间有限，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个口号是不是？’”

　　“毛泽东有些不悦，说：‘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子？’”

　　“李达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度，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头，万夫莫敌，要有一定的地形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能无限大的。现在人们胆子太大了，润之，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发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难了！’”

　　“毛泽东不高兴了，反答：‘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发烧了，也有摄氏百把度的。’”〔25〕

　　李达的一席话刺激了毛泽东，使他有所清醒。据卫士李银桥后来回忆说，李达走后，毛泽东在房间里踱步，边走边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岁，但还不够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以后我要同他多谈谈。”

　　虽然如此，但也很难让他逥旋唯意志论思想。正是因为毛泽东的唯意志论到了“发烧”的程度，而他的威望又如此之高，加上如前述全国上下特别是不少地方干部的思想也升温发烧被弄糊涂了，连起码的常识也发生了动摇，刮起一股虚报产量的浮夸风。而作为威望极高的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也处之泰然，不加阻止，反而有点儿信以为真。而作为党的喉舌的最高党报《人民日报》以及各省省报，又公开报导和发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等口号，使得人们的唯意志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于是真的像李达所说的那样，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大灾难了。

　　“大跃进”失败，导致党内最高层领导的分歧。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是接李达之后第二个敢从思想路线上批评毛泽东的人，并用了富有刺激人的语言，说“大跃进”带来的浮夸风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彭德怀在给毛泽东写的万言书中说：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其主要表现是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跃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局与局部，大集体和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

　　看起来，作为军事家的彭德怀也看到问题的实质了，“大跃进”带来的“三年困难”灾难就是唯意志论即“小资产阶狂热性”恶化而在党内占了上风的后果。彭德怀的批评，丝毫没有挑战毛泽东的动机。但这无论如何不会为毛泽东所接受。而那些跟毛泽东积极推行“大跃进”，而且说过很多假话、虚报产量的领导干部们，认为这是出现动摇毛泽东领导地位、否定毛泽东路线的政治危机。于是出现庐山会议的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运动。

　　毛泽东虽然不可能接受李达特别是彭德怀的批评，但在严重灾难面前，他也只好退却，如前述于1962年作了自我批评，提倡实事是，进行调查研究，纠正了许多具体的错误。但很快就表明，这种退却并没有触及他的唯意志论思想路线。当他感到1962年调整经济深入有危及“大跃进”路线时，他又反击了。而且仍然坚持唯意志论的思想路线，不顾国内已经消灭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客观事实，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批判国内的“三风”。接着在国际上展开反修斗争，并在国内党内开展挖掉“修根”的四清运动和文化批判运动。他唯心地认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这些人。而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又与刘少奇发生严重的分岐。结果走上了通向“文化大革命”的不归路，矛头直指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刘少奇。恩格斯说过一句话，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的确如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跃进”运动不过是“文革”运动的原因。因为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失败了，又受到非议，而且是受到党内最高领导层内一些领导人的批评。于是他要发动和领导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挽回败局，证明“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表面上是一场政治斗争，实质上也是毛泽东唯意志论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从“大跃进”提出“人有多胆，地有多大产”到“文革”时提倡“宁要贫困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谬论，说明已从发展生产力的唯意志论、发展到抛去发展生产力的唯意志论的地步了。结果造成更大的破坏，使整个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更加唯意志论的是，共产党明明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但毛泽东又不顾这个事实，提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那里，就在共产党内”的唯心主义理论，借此来清除一批党内的异见者。一句话，到了“文革”时期，毛泽东的唯意志论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这就是前20年中国经济总体而论处于缓慢发展以至停滞的根源所在。

　　“文革”后的20年，中国社会经济取得为世人瞩目的成就，根本原因就是抛弃唯意志论的思想路线，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份功劳应归功于邓小平。他在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幕词中指出：

　　“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26〕

　　2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经济发展路线以及一切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础上的。舍此不可能取得如前述的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一句话，后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就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以说，思想路线摆正了，就无往而不胜。前后各二十年的教训和经验，说明瞭这一真理。

　　注　释：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2-463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毛泽东在64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3〕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载《红旗》创刊号，1958年6月1日。

　　〔4〕《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局扩大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58年8月30日。

　　〔5〕同注〔4〕。

　　〔6〕《红旗》，1958年9月16日。

　　〔7〕同注〔6〕。

　　〔8〕转引萧冬连等，《求索中国》下册第687页，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

　　〔9〕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第81-82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0〕《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42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

　　〔11〕《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7、41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同注〔8〕，第698页。

　　〔13〕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萧冬连等着：《求索中国》下册第818-819、952-953页，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

　　〔14〕同注〔13〕。

　　〔15〕同注〔13〕。

　　〔16〕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五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

　　〔17〕萧冬连：《建国以来党的两次工作重点转移》，载《珠海潮》，1999年第3期。

　　〔18〕《中国统计摘要（1997）》第81-82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

　　〔19〕同注〔18〕，第76页；《羊城晚报》2003年3月5日第A3版。

　　〔20〕同注18，第92-101页

　　〔21〕同注〔18〕，第91页

　　〔22〕同注〔1〕，第296页。

　　〔23〕同注〔1〕，第404页。

　　〔24〕同注〔8〕，第685页。

　　〔25〕同注〔8〕，第387页。

　　〔26〕《邓小平文选（1975-1985年）》第13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原载胡春惠主编：《五十年来的香港、中国与亚洲论文集》，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出版，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