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

　　法理台独无现实可能性

　　台湾立委选举后的台湾政局发展表明，祇要中国大陆保持现有的军事/政治威慑，陈水扁在今后两三年内通过修宪和公投手段宣告法理台独已经大致失去了现实的可能，二○○三年公投法入宪后空前严重的法理台独危险已经远不像先前那么紧迫。不仅如此，由于民进党在立委选举中的失败和李登辉台联影响的显着收缩，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政治阵容已出现局部内乱。而台湾公众心理的变化，连同美国反台独压力的加剧，已导致台独势力在台独战略方面陷入了差不多前所未有的相当困惑和迷茫的境地。用二月初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太三在改变了的形势下差不多无可奈何的话说，民进党政权挑战“一个中国”这一政治禁忌的可能性不大，这至少是因为“按台湾目前的‘修宪’程式，立法院需四分之三通过，再到国民大会，由任务型国代去复决”，而那是在当前台湾政治力量分布情况下台独势力无法就台独性修宪所能成就的。

　　当前首要目标是阻绝台独

　　但也要适时加大促统力度

　　在中国大陆国力和国际影响迅速增长的大背景和大条件下，这样的变动提供了大陆做出一定战略调整、以便将促统事业推进一大步的重要机遇。当前和可预见的未来的首要目标仍然是坚决阻绝台独，但实现统一这最终目标在参与规定战略和策略方面的分量和作用，应当依据形势的显着改善而得到增长。促统的主要手段是政治性、经济性和外交性的，其主题是大陆在促统方面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外交压力和吸引力，或者说是和平的“软硬两手”。要在当前战略目标的上述应有的局部调整前提下，大陆应该多考虑在近期内需要什么样的和平的“硬手段”和“软手段”，以及两类手段之间的配合问题。不仅如此，为了促统还需要多考虑应当在哪些基本的政治概念、纲领性口号和相关的法律原则方面作出怎样的调整，连同在何时和分什么样的阶段作出如此的调整。

　　大陆的政策创新非常重要

　　鉴于去年三二○以来大陆由于形势的必需而几乎完全集中阻独目标，连同旨在阻独的强硬战略和强硬手段，现在需要在台立委选举后的新形势下，接续春节台商包机对飞和国台办高级官员赴台吊唁辜振甫这“开端性”成果，大力“补上”对促统目标的高度关注，“补上”为此所需的和平性的“软硬兼具”的战略成分和手段。台湾陆委会主委在春节台商包机对飞协商成功后称，愿意“就海峡两岸在打击犯罪、跨越海峡货物运输和其他经济金融议题上采取共同步骤进行谈判。如果中国再次采取这次谈判时的态度，双方就可以取得进展”。台湾方面的此类言论值得予以仔细的考虑和研究。中国大陆的思想和政策创新性非常重要，而这一创新性的必要，目前大概首先在于：在台湾当局肯定将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而大陆决不能放弃以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为政治对话前提条件的情况下，怎样作出为争取台湾民心、争取美国对台疏离所确实需要的政策/策略调整？

　　继续争取美国的支持

　　如何为阻止台独和促进统一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开发”利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和政策中有利于这根本目的的方面，是大陆必须不断思考和实践的大问题。争取继续保持和推进美国反对台独，是第二届布希政府时期中国对美政策和外交的一项重大任务，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坚决反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和政策行为中客观上有利于鼓励台独的那一面。与此同时，从实现在台湾问题上阻独促统的大目标出发，需要开始设想和促进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中美两国间力量差距稳步缩小、中国对美重要性加速增长的总趋势背景下，经过正确和坚决的战略、政策和策略实施，促使美国今后一两届新政府趋于逐渐接受中国统一。为此，最重要的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经久地、无可置疑地表明最强烈的阻独促统决心。然而与此同时，还非常需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逐步作出适当的策略调整和更大的柔性努力。由于种种现实的和历史的原因，台湾政界和台湾公众对美国的态度、政策甚而“眼色”极为看重，极为顾忌，因而对于阻独促统的大目标而言，争取美国态度和政策的逐渐转化具有关键性或近乎关键性的意义。

　　新的重要的恶性动向

　　与上述对于阻独促统有利的新形势相反，近来在台湾问题上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恶性动向，那就是新的《日美安保宣言》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改版行将出笼。

　　一九九七年，在先前中国对台“导弹试验”和美国航空母舰开入台湾海峡的背景下，美日两国以《日美安保宣言》为基础，发表“日美安保新指针”（又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首次提出含沙射影的“周边有事”概念和日本由此参与美国军事干涉的责任。这在当时与台湾问题的联系甚为密切，因此而遭到中国政府和舆论的强烈和经久的谴责。当今，美日两国即将抛出新版《日美安保宣言》，并且行将于二○○六年发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改版， 其中很可能明确载入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台海危机”或“台海有事”条文。由此，美日两国关于在必要时合作干涉台湾问题形势的战略观念和规划，连同日本在这干涉中引起何种军事作用的战略观念和规划，无疑都会进一步提升和具体化，从而对中国安全和台湾问题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动态。

　　行将出笼的新版《日美安保宣言》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改版当是美国东亚太平洋战略和日本防卫纲要基本调整过程中的重大界标之一，并非仅出于眼前考虑。因此，它殊非一些人说的那样，是“中国大陆启动反分裂国家法立法程式之后在国际上的后续反应”，即使它发表的具体时间和美日两国希望由此产生的部分附带效应可能与反分裂法立法略有关系。诚然，它会对中国全国人大反分裂法立法过程产生某种影响，但这影响最多也仅限于略微强化（而非导致）法律内容的谨慎性。在美日方面，无论有没有中国反分裂法，都会搞防卫指针修改版，都会给一九九七年提出的含糊间接的“周边有事”观念增添或大或小的明晰性和具体性，以此为基础规划美日认为必要时应采取的战略，外加增添一点它们设想的对华威慑。

　　日美以中国为假想敌

　　可以认为，“指标”修改版所以很可能载入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台海危机”或“台海有事”条文，连同其中必然有的、像日本今年的防卫大纲强调的关于中国“海上军事活动”的条文，乃至共同遏制中国军力发展的条文，是出于三项基本原因：

　　首先，自去年初往后，至少到台湾立委选举为止，法理台独危险处于空前严重状态，因而大陆的对台军事威慑和武力阻独准备发展到了空前强烈地步。如此，在美国和日本看来，必要时军事干涉的可能性随之变得空前严重和具体，为此预先进行战略规划的必要也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尽管何为“必要时”取决于最根本的政治决定，因此取决于多项复杂的基本形势界定和目的/手段估算，但是与九十年代末相比，台湾问题紧张程度的升高一目瞭然，从而在美日两国看来对于台海冲突可能性的战略关注和旨在应对冲突的战略规划显然变得更为必要。考虑到朝鲜核问题当前处于缓解性（而非加剧性）的僵持状态，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势必显得更为突出。

　　中美结构性矛盾深化

　　其次，虽然中美关系近景良好，特别是华盛顿和北京一样担忧法理台独的后果，一样重视中美经济互相依赖的重要性，但中美两国之间的中长期“结构性矛盾”由于几大基本事态发展而变得比过去更为深刻，甚至潜在地更为强烈，有如尚属遥远的地平线上正在重重集聚的乌云和潜在风暴。这些事态是：中国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在东亚乃至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经济、政治和外交影响的迅速扩展和增强；中国持续和加速的军事现代化；中国“大众民族主义”的逐步高扬；由于伊拉克战争、伊斯兰世界民众广泛反美、美国全球性道义威望跌落、美国国内对外政策舆论严重分裂、跨大西洋关系严重病变、中国奔向权势崛起等原因，美国的世界优势显着地局部衰减。

　　在如此的根本形势中，美国实际上会比冷战结束后的任何时候都更感觉到在中长期意义上对华构筑和强化战略性/军事性防范的必要，而日本在这方面可起的作用势必是美国将持久地更多倚靠的一大“战略资产”。不仅如此，就对华战略性/军事性防范而言，在华盛顿看来短期和中期内防止或制止中国“武力接管”台湾（这在美国的战略估算中始终是一种或大或小的可能性），关系到美国至少在东亚太平洋的战略全局和力量可信性，因而是对华战略/军事防范的一个关键内容。

　　妥善处理对日关系

　　第三，近几年来，在中日间权势格局变化、两国国内心理变化和“新旧相兼”的中日间公众敌意迅趋形成的根本背景下，日本的对华政治态势越来越显着和频繁地表现出强硬化、民族主义化和战略/军事化的征象。就台湾问题而言，起最重要作用的是日本民族的“中国意象”：一个对日本怀抱强烈和经久敌意的中国，还是一个并非如此的中国。现在迅趋形成（甚或已经大致形成）的是前一种意象，因而日本政界和公众看待台湾问题就有了一个根本的前提或框架，台湾与大陆的离合对日本就有了几乎是直接的“安全”含义。与此同时，日本帝国殖民史和台湾在前日本统治地区中间独一无二的“情感亲日”特征，大大加强了日本国内的亲台情绪。在目前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大致可以说“普天之下”（包括美国）都在拉近同中国的政治/外交距离，唯独日本例外，这无疑有非常深刻、基本和持久的原因。当前在经济以外的所有领域（就长久意义而言特别是心理领域）与中国最为疏离、并且还在继续更加疏离的，唯有日本和台湾。后两者在中国崛起、中国对台压力愈益增大的背景下会悄然地或公开地逐渐靠拢，并不令人惊奇。美国防范中国由此有了两个“天然的”自动工具，华盛顿当然“乐观其成”，以坐收渔人之利。如此从反面看，中国要解决台湾问题，并且要尽可能有利地应对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防范和阻滞，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妥善处理对日关系问题，特别是在坚决反对日本政府的恶性动向的同时，争取防止日本公众最终经久地形成“敌对的中国”意象。

　　(原载《中国评论》二○○五年四月号，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敎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