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戌年初，元宵节刚过，我的研究生、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总编辑郭伟民先生亲临寒舍造访，递上韩春华先生的散文集《浮生幸遇》书稿，嘱我写序。理由是：作者乃我老友，且书稿中《秦牧同志在茅坪》一文写有我和一班文化人“文革”期间流放乐昌的往事，有根有由，言之凿凿，盛情难却。捧读书稿一过，才知此书不同一般，甚有价值，倒觉得为其写序是义不容辞的事了。

　　古语云：“天时、地利、人和”。此语通常理解为成事者的铭言，即欲要战争取胜、获得政绩，抑或事业有成，皆必须善于把握或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等三者的优势或条件。这无疑是对的。但我觉得其义不仅如此，还可泛指为一切人际之间的交往（包括共事、爱情、婚姻、合作等等）都皆由于这三者而产生的“缘份”。

　　所谓“天时”，是指自然现象或社会历史时代现象的际遇，包括季节、气候、灾害、节日，历史的变迁，时代的发度，以及某些相关的政治或工作的关系，经济、文化或生活的交往等等。“地利”是指地方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历史、生产、交通、特产、风俗等的特色和优势。“人和”是指人际之间的关系，思想感情、道德风范、人品性格等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三者而言，“天时”、“地利”是客观条件，“人和”则主要是指主观上的作为，是将天时、地利结合或转化为“缘份”的动因或动力之所在。

　　《浮生幸遇》所写的篇章，大都是作者对20世纪“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往事回忆，其中尤重于描写他在这些年代与一些知名政要、知名文人、民间艺人的之间交往的细事末节，写得短小精干，以小见大，生动自然，妙趣横生，亲切感人，饶有意味，堪称一部成功的回忆録佳作。其成功的原因，正在于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掌握了“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结合，并以自己的“人和”转化为“缘份”的道理。

　　丛书中可以看到，作者的社交面是够广泛的，从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马万棋、王光英，铁道部长吕正操，省委书记习仲勋，省长朱森林，国画大师关山月、黎雄才，散文大师秦牧，科学院士李国平，以及花鼓戏老艺人何万杰，拾字纸的百岁老人祝汉荣等等，从社会高层到社会基层，从领道到群众，从文化名流到平民百姓，“三教九流”、各界人群，莫不有所交往，而且，用现代时兴话说，都有“零距离”接触，都“走进”他们中去。在社会人群中，能有如此众多而可贵的幸遇者是不多的。作者能有这些“缘份”，从客观条件说来，是恰逢其时，地处优势，因为作者长期生活并工作的乐昌，在粤北的湖广交界地，是南北交通要冲，是自然风光圣地、革命老区，还是“文革”中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流放地等等，作者又先后担任宣传文化部门和政协领道工作，这些都是其“天时、地利”之所在。但是，如果作者不去利用这些条件去接触人、“走进”人，也必会白白放过这些机遇；而且，即使有过这些机遇的话，如果不是全心地“走进”去心领神会、汲取营养、并认真勤奋地写出来，也必是白白失去这些“缘份”的。

　　由此我们更可见作者的难得可贵之所在，那就是以自己高尚的人品和坚强的毅力，加之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杰出的艺术才华，去把握这些客观条件，使之转化为“缘份”，并创作出成功之作。也因为如此，使这部回忆録不同一般，既有以小见大地透过这些要人、名人、艺人的小事管窥其人、其地、以至某段历史、某个时代风貌的史料价值和意义，又从一般中创出个别，在多如牛毛的回忆録作品中，自创出具有鲜明个性风格的作品。

　　作者的高尚人品和坚强毅力，对于创作这部作品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书中《秦牧同志在茅坪》一文，写的是“文革”期间一班文人流放乐昌的往事，我本人也身在其中，当时是被作为监督改造的对象对待的，政治歧视，低人一等，一般人不敢过密交往。当时作者尚有一官半职，对我等理当有所歧视或顾忌，但他却格外尊重，不仅平等而诚心地与我等交朋友，而且虚心听取意见，事后又认真切实地去办，可见他不当“风派”的政治立场和高尚人品。同时，书中所写的要人、名人、艺人，大都是在“文革”中受过灾难而又坚强走过来的人，他与这些人交往密切，“走进”这些人，写出这些人，也可见他与这些人的人品一致，心灵相通，由此才能写出人品与文品一致的文章。作者年过古稀，多年前中风，身残多病，仍坚持写作，出此精品，非有巨大毅力不可！仅此一点，也足使我敬佩之至，焉敢拒写序乎？实言之，此文与其称之为序，不如言之为读后感或老友寄语更恰切，因为所写的都是丛书中所学、所思、所悟、所念的浅言心语。感慨良多，纸短情长，谨借苏轼诗句作结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006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