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发来约稿信，约我写自己在改革开放中的命运变化。由此促使我回顾这三十年历程，顿时即有刚结束的奥运会“跨栏”比赛境头映现眼帘：运动员在急速跑步中，勇猛地跨过一个又一个的高栏前进，而我们国家和我们自己，在改革开放中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而前进的情景，不也好似“跨栏”比赛中跨过一个又一个高栏前进那样么？

　　本世纪初，当我先后自美国和台湾讲学归来，在接受香港《中国评论》记者韦民先生采访的时候，曾引用宋代诗人杨万里两句诗：“飞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以形容自己在学术上“自找苦吃”的苦辣酸甜。现在想来，这体会也正是“跨栏”跑步的情景：一山放出又一山，也如跨过一栏又一栏。我在这三十年中的命运变化，正就是在这样不停地“出山”和“跨栏”中形成的。

　　1978年，我们国家开始改革开放，我自己也随之进行了首次“跨栏”。因为这年党的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开放号角，我也于当年年底从广东作家协会的《作品》编辑岗位，应邀回到母校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这是从近20年的（自1959年大学毕业后，我即任《羊城晚报》副刊编辑并从事文艺批评写作）“爬格子”（编辑写作均用印有格子的稿纸，故有此戏称）到“上讲坛”（做教师）的“跨栏”。在大学教书不同于当编辑和写文章，要有口才、能讲课，还要能研究、出成果。这就要有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可以说是一次转行性的“跨栏”。但我的本意是以这次转行，探求一条将学术研究与现实批评结合一体的文艺理论批评道路，即既不是脱离实际的纯学术、也不是只实际而欠学术的文艺批评。这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下萌生的“壮志”。由此而促使我在80年代初，根据“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新的文艺创作实践，大胆地提出被外国称为“新学派代表之一”的“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理论观点，因而在文艺理论批评上，也是开始了从一般作家作品评论，进入理论概括高度的的学术“跨栏”。

　　80年代中期，也许是改革开放进程有点曲折的原因，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我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被列入批判对象之一，并被置我于不能参加文艺批评活动和不能发表文章的“冷藏”境地之中，这就迫使我投入了从“走热门”（即对现实热点的批评）到“坐冷板凳”（即无人问津的做学问）的“跨栏”。这个转折开始虽有苦恼，但不久即发现别有境界，收获甚丰。因为这场无理批判，迫使我对中外古今的创作方法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研究，埋头四年，写出了两部共达70万字的《创作方法史》和《创作方法论》，被学术界称为我国“首部创作方法系统理论专著”。这也就意味着，这次“跨栏”，同时也在文艺理论批评上，实现了从直面批评到深层研究、从浅表理论到系统理论的“双跨栏”。

　　90年代初，我们国家与世界同步，进入了文化时代。最早从文艺领域进入的“文化热”，迅速遍及各界各地，以至进入政府的决策层面。在这背景下，我被聘任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并担任省参事室文化组长，主要职责是为政府的文化策划与决策提供谘询。这个职责，促使我又要进行三层“跨栏”：因为参政议政必须调查研究，这就必须跨出书斋、深入实际；要提供文化谘询就必须研究文化，也就必须使自己的学识从文艺领域跨入文化领域；尤其是在深入实际和出谋划策中，对古今文化日有新的发现，并随之为其作出研究开发策划，对实际大有裨益，如：在南雄发现珠玑巷是中原人南迁中转地，在封开发现岭南文化发祥地，在徐闻发现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在怀集发现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等，都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又产生了重大的实用效果。由此才理解到著名学者梁启超对什么是学术的解释含义：“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我想，学以致用，才是最重要的学术“跨栏”。

　　从这次“跨栏”开始，我既从文化学研究的需要，又从政府文化决策的需要，对珠江文化进行了多学科交叉的立体研究开发。这是因为这项工程需要文化学、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海洋学、文艺学等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参与，而在省政府参事和文史馆馆员中又有不少这些多学科人才，这就构成了进行跨学科研究开发的条件。2000年，在省参事室（文史馆）党组的支持下，由我牵头组成了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是省一级跨学科学术团体，以进行这项工程。由此，促使我又进行新的“跨栏”，即：从个体研究跨入团队研究、从单学科研究进入跨学科研究。例如，我们在阳江为南海Ⅰ号作出“海上敦煌”的文化定位，在云浮发现南江文化带，在江门蓬江区发现“后珠玑巷”，在肇庆论析古村文化，在韶关发现古道文化，在珠海发现海洋文化，以及开拓动漫文化、监狱文化、科技文化等，都是以多学科共组团队的方式去研究开发出来的。在著述上，从《当代中国文艺思潮论——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化观照》、《文化与文学》，到综合文学、哲学、美学于一体的《文艺辩证学》等拙着的先后出版，也体现了从文学到文化、又到多学科交叉的“跨栏”脚步。

　　本世纪九十年代，广东省委先后发出建设文化大省、及以珠江流域发展泛珠三角（9+2）区域合作的号召，使我省的经济文化建设迈入新的里程，我牵头的珠江文化工程也进行了新的“跨栏”，即：从零散的发现研究，跨入系列的、系统的、体系的开发研究。如：在江河文化上，进行珠江水系的西江、北江、东江文化研究；在民系文化上，进行广府、客家、福佬（潮汕）文化研究；在文化系统上，与黄河文化始祖黄帝、哲圣孔子，长江文化始祖炎帝、哲圣老子相对应，发现了珠江文化始祖舜帝、哲圣惠能的系统；在著作上，从《珠江文化论》到《珠江文化系论》，以及总主编的《珠江文化丛书》（已出版30部），构成自身学术系列；其中的《十家文谭》，以多学科视野确立珠江文化的学术体系；现正在编着中的大型学术专著《中国珠江文化史》，更标志着正在进行更大的“跨栏”。

　　总之，“跨栏”三十年，虽然命运多舛，疲于奔命，但却是我人生路上最有意义的三十年，而且活得实在，苦中有甜，不亦乐乎？！

　　               （2008年中秋节于广州康乐园寓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