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逐步完成以上课题之后，我感到要揭开深化的盖子必须对珠江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弄清其结构系统、理论框架、学术和形象定位，发现和论证出其系统性和可持续发展性。于是我仍继续采用从现实所需引发历史文化研究的做法，逐步探究下列课题：

　　首先是珠江文化的始祖是谁？众所周知，黄河文化的始祖是黄帝，长江文化的始祖是炎帝，由此才有中华民族子民是炎黄子孙的说法。这说法又源于两帝分别是生活在这两条江河流域的华夏民族首领，两族战争后并为一族，后来才取名为中华民族。位于中国南方的珠江水域，民族众多，均各自立，故被统称与百越族，长期没有统一，也无共同首领，所以，一直未有珠江文化始祖是的谁的说法。2001年春，我应邀参加广西梧州历史文化研讨会，发现这里是古苍梧之地，有关于虞舜的史料和遗迹，经认真研究包括《尚书》《山海经》《史记》在内的许多史书和现场考察之后，我撰写了《珠江文化的始祖——舜帝》一文，在《岭南文史》发表，受到广泛关注。我首先依据在开创中华民族的“三皇五帝”中，只有最后一位舜帝（即虞舜）到过珠江水域，生前多次南来“祭祀”、“巡狩”，死后又“葬于芲梧之野”；他即位才开始有“中国”之名，始开德政和乐教，将南方各族感化，将其领土统一划归中国版图，也用武力将少数不服氏族遣送北方；清政亷明，赏罚分明，初具国家行政雏型；这些作为，是起到统一岭南百族并使其归并中华民族的始祖作用的，其文化内涵和性质，也是初显珠江文化的包容性、兼融性特质的。为珠江文化始祖定位，意味着找到这块水域文化的开端，明确这一文化系统之原始元尊。

　　接下的问题是珠江文化的古代思想领袖（即哲圣）是谁？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之大势》一文中有言：中国传统文化“实以南北中分天下，北派之魁厥为孔子，南派之魁厥为老子，孔子之见排于南，犹于老子之见排于北也”。以我理解，梁启超所说的“北派”即黄河文化，“南派”是指长江文化，可惜喝珠江水长大的梁启超当时尚未能注意到珠江文化的存在事实，否则他定会找出珠江文化之“魁”的。其实，梁启超已为解决这问题开了路，一方面是以这段话为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哲圣定了位，另方面是在其他著作中对六祖惠能评价甚高，极高评价惠能禅学对学术和诗坛的影响，称“唐宋两代皆六祖派”，“宋儒皆从佛书来”，“宋士大夫晚节皆依佛”，并说“自唐人喜以佛语入诗，至于苏（轼）王（安石）其高雅之什，大半皆禅悦语”。这些话实际上已尊惠能于哲圣地位，只是未点明而已，令人感叹的是这点点学术距离要梁启超百多年后，才由要人、洋人和后人逐步解开。所谓要人，是指毛泽东。据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回忆，毛泽东曾说：“惠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造悟性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始祖。另据有关人员回忆，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来广东视察时，曾问当时广东领道人陶铸是否知道广东出了两位圣人是谁，陶铸只答出一位孙中山，毛泽东当即解说另一位是六祖惠能。可见毛泽东早称惠能是创立禅宗的圣人了。外国洋人和华人又将这说法推前一步，在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所世界十大思想家头像中，立有孔子、老子、惠能三位中国哲圣，西方媒体评其为“东方三圣人”，加拿大华人会馆尊奉三位哲圣的坐像，以尊崇他们在三教（儒教、道教、禅宗）和三学（儒学、道学、禅学）的至尊地位，又可以说是沿着梁启超的思路而潜在地缩小其学术距离，以列尊的方式将他们分别是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珠江文化的哲圣定位显示出来，而其未能消除的一点距离，只好由我们这些后人去点明瞭。2001年11月，六祖惠能的发祥地广东韶关南华寺，为庆祝建寺1500周年而举办了惠能禅学研讨会，我提交了题为《珠江文化的哲圣——惠能》的长篇论文。我从六祖《坛经》这部中国人写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佛典中发现，这既是一部佛教禅宗经典，又是一部自成体系的思想哲学经典，堪称为惠能所创造的禅学思想专著，可与孔子的儒学、老子的道学相并列，从而可称惠能为与孔子、老子并列的代表一种哲学思想的哲圣，同时又可以称惠能为与黄河文化哲圣孔子、长江文化哲圣老子并列的珠江文化哲圣。这不仅是因为惠能出生于广东、长期活动在广东，主要是他的思想文化特点体现了珠江文化特质，体现了珠江人在中古时代的文化意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珠江文化土壤中诞生，又影响并促进珠江文化的发展。他主张“人人心中有佛”，“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葛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体现了中古时代在南方随商品经济萌起的市民意识和平等思想；他创造修佛“顿悟”之说，撰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名偈，所体现的唯心思想，可谓后来以陈白沙为代表的南方“心学”之先声；他认为“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去求佛”，反对向外求佛，反对崇拜，反对去追求“西方净土”之“彼岸”，典型表现了他自立自强、不信神、反权威的个人意识，与后来从西方传来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异曲同工，是中古时南方商品经济兴起而初显资本主义思想的胚芽；他主张“农禅合一”，“农禅并重”，强调自食其力，不拘修行地所和方式，重在实效，使南方禅宗在唐武宗灭佛之时（会昌大难）得以幸存，后来成为佛教主流，这种思想和举措，正是重实用、实际、实效的小农经济思想向商品意识过渡的体现；惠能的南宗“顿悟”派虽与神秀代表的北宗“渐修”派有分歧，禅学也与儒学、道家不同，但惠能均无排斥之意，指出：“本来正教无有顿渐，人性自有利饨，迷人渐修，悟人顿契”；他尊奉父母，力行孝道，倡道修行中的辩证法，都与孔子、老子不悖，可见其器量和兼容气度。这些学说和行为，都是源自并体现着珠江文化的市民性、重商性、平等性、自由性、实在性和包容性的特点或特质，幷且体现得最全面、最集中而时间也最早、影响最深广，所以，称惠能为珠江文化的古代哲圣是名至实归的。

　　至此，由于发现舜帝是珠江文化始祖、惠能是珠江文化哲圣，使得珠江文化初显自身系统，从而使其可与以黄帝为始祖、孔子为哲圣的黄河文化，以炎帝为始祖、老子为哲圣的长江文化相并列，初显作为一种水域文化的文化系统。

　　（2006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