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初，我应《学术研究》杂志社陶原珂同志之约，撰写了《岭南文学形成的条件》一文，在该刊同年6月号发表。我在这篇文章提出：在文学史上文学流派的形成不外两条途径，一是如西方现代派那样，先有理论主张，接着在创作实践中体现其理论，而当创作没能充分发展时，便只能算是一种思想流派；二是在创作实践中自然形成，后来经概括总结才逐渐明确起来，如唐代的山水诗、边塞诗等地域型、风格型的文学流派多属此类。现当代的岭南文学也当属后者。从其代表作家的个人气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所写的风土人情、语言格调、审美情趣等等的共通点和类似点上看，是会发现其存在依据和发展轨迹的，从其形成条件上看更是有必然性的。其条件就是“北风海浪”的夹击。“北风”是指北方（即中原）文化，“海浪”是指海洋（即西方）文化，“夹击”是指对撞，包括交汇、包容、兼融。

　　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当时西方的现代文化学已经传入中国，在各个领域出现了“文化热”现象，文学创作中以“寻根文学”为代表，文学批评中出现了新文化批评，文学研究中出现了以地域文化学或水文化学解读或探究文学现象和艺术形象的新走向。我认为这些现象和走向是可以接受或汲取的，是有助于促进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另一方面，当时中共广东省委决定，要为欧阳山、秦牧、陈残云、杜埃、黄秋耘等五位在世的文学大家举办研讨会和庆祝活动，由于我在文艺界活动时间较长，与几位大家都较熟悉，因而都受委托研究他们的全部作品，分别写出文章；与此同时，也因为从事文艺批评的关系，对当时一些中青年作家（如朱崇山、程贤章、杨干华、余松岩、廖红球等）的新作也认真作了研究，写出评论文章。在这些研究和写作进程中，我自觉地运用了前述的文学流派和现代文化学的观点，有意识地从文学透视文化，以文化观照文学，先后写出了《欧阳山与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及文学》《秦牧创作的民族文化意识》《论民族文化的兼融性及其典型作家杜埃》等长篇论文，随后将这一系列论文结集为《文化与文学》一书出版；与此同时，我还就这些岭南老作家和中年作家新作中所呈现出的相承相通点甚多的实际，撰文提出了《已经有个岭南文派》的主张，随即我又在岭南文派与早受公认的岭南画派、广东音乐等的同异研究、尤其是对其文化底藴和发展的研究中，发现传统岭南文化的概念和内涵不能充分概括和表述，应以珠江文化的概念称谓较为合适，于是，我便写出了《论珠江文化及其典型代表陈残云》一文，可谓开始触摸或进入珠江文化形态。在这篇文章中，我从陈残云的创作实际、也包括其他岭南作家和岭南画派及粤剧、广东音乐等的创作实际出发，将珠江文化的特性概括为：多样、平实、清新、洒脱。现在看来，这些概括是初步的，是仅限于文艺现象概括的。

　　正在这个时候，我观看了当时名噪遐迩的电视片《河殇》。这片也引起我震动，但我的想法却与许多人不同：一方面我感到这部电视片从文化学的眼光分析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在方法上是新颖的，但结论是错误的；另方面我感到其立论欠妥，说黄河是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不错，但忽视了尚有长江文化、珠江文化、辽河文化等的存在和贡献，显然是片面的。这影片还说中国是黄土文化，没有海洋文化，欠缺緑色文明，从而注定落后。这说法对不对呢？究竟中国有无海洋文化？很有必要搞清楚。应该说这些看法和想法，也是我倡道珠江文化研究极为重要的精神动力。

　　（2006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