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固然是资本逐利性的本能流动，区域经济的梯度推移规律的体现。一般来讲，当经济体内部发展日趋饱和之际，就将掉头转入在挖掘存量优势的同时寻找增量机会的发展途径。长安人原有成功的物业投资方式，因土地供应不足且高价位而攀升搁浅滞缓。工业用地每亩（包证）25万元，振安二路商住用地7000元／平方米起高企土地价格，建筑成本高涨，证件办理手续繁琐，回报率低，超过了10年回报期，令人望而却步。本地无望，很难扩大再生产，资本追逐高利润的本能随着敢冒风险的长安人扩张流动，或与当地有份量的人脉关系联合投资，长安人惯有的投资模式，只能简单克隆，移植别处，输出资本，扩大私人物业资产，增长财富。

　　其次，政府无视民间资本坐大。长安依靠农村集体推动经济的发展，收取土地管理费、厂房租金、结汇分成及各种法定性税费，形成镇、村、组三级集体收入快速增长，库房殷实。“儿子有钱，老爸更有钱”的财政状况，哪有富爸爸向子女伸手要钱的理财观念。2004年各项税收总额13.9亿元，村组可支配财力收入12.3亿元，镇可支配财政收入9.66亿元，财政总量相当于内陆地级市。政府的市政建设和好项目自有资金绰绰有余，政府全力承揽，未必向民间开放。没有编制产业投资项目，没有组织对外招商引资项目，没有形成“借田种菜”、“工业飞地”异地发展的政府行为，忽视民间资金的启动，无视于民间资本的坐大及走向，令他们游勇散兵般的孤军作战，盲目地外流。

　　归根结底，这是无力进入工业领域的必然结果。这是根本成因，也是长安人最大的悲哀。

　　源源不断的外资进入长安，形成了今天的外向型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格局，拥有絶对地位，拥有繁荣，拥有宣传资本。忽视民营企业的培育、壮大的发展空间。近年物业收租、集体分红等渠道汇集而形成急剧膨胀的民间资金却无力进入工业领域，对工业缺乏深层次的思考，没有投资的大平台，没有形成本地工业企业规模化、集团化的发展势头，本地民营工业企业声音微弱。

　　追溯长安本土民间资金，20多年的历史表明大量投向的不是工业，而是第三产业。早期全民资金热衷于物业投资，疯狂建楼收租。近期忽然一窝蜂走向赚快钱的服务业，临街厂区改商业、服务业，尤其有门路、有关系的大款们，突然转向投资特种行业，制造一种无烟工业的昌盛。因此长安有“六多”现象：沐足多、酒店多、卡拉OK多、桑拿多、有钱人多、病人多。

　　有人开玩笑说，几个人一顿饭功夫闲聊融资几千万甚至几亿再盖个五星级酒店，豪赌一铺，不会大惊小怪，但决不会集资几百万投资工业。即使有资金投入工业大多是低技术的行业和产品，OME贴牌生产赚取微薄的边缘利润。最干脆莫过于挂名法人代表，赚境外商人或内陆省市人每月2000元的挂名费，有的象地头蛇收保护费，游手好闲的社会寄生虫。因此长安到目前为止，没有产供销的的自有产品，更谈不上自有品牌。至于全国弛名商标“步步高”、“金正”落户长安，乃过江龙栖居而已。前3年，一家拥有多项专利的摩托车发动机生产商—爱普诺，法人代表杨小姐突然身陷官司而荡然无存。

　　相关链接：

　　深圳市金立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8月，是一家主要经营手持通信终端设备和移动信息服务为主的新型电子企业，是东莞著名企业金正电子的大股东之一。

　　金立通信董事长刘立荣曾是金正电子元老之一。1997年，杨明贵带领万平、刘立荣等成立金正公司，后刘立荣离开金正，在深圳创立金立通信，并把生产基地设在东莞。据金立通信方面介绍，2003年金立就已经建立了200多个服务中心，覆盖全国大中城市及一些偏远地区，目前金立通信年销售额达到20亿元。

　　2004年12月24日《东莞日报》

　　近期炒得沸沸扬扬的“金正事件”中，广东金正借殻上市，意欲收购山西太原天龙圈钱，结果适得其反，赔了夫人又折兵，逼宫易主，先有创始人董事长杨明贵仓惶出走美国，后将总经理万平刑拘入狱，法院查封。金正总部外迁珠海，融资10亿造空调，制造神话，扰乱股民视线。３年前，根据财务状况、技术开发能力、股东组成、地方关系协调能力等因素，笔者早已预计金正迟早折戟沉沙败走麦城，不幸而言中。爱普诺、金正两家品牌企业悄然失去，令人痛惜。

　　源于金正一脉相承的金立通信蓄谋闭门深圳，潜心研发手持通信终端设备和移动信息服务，买地大岭山总投资1.4亿元，建设年产500万手机的专业生产基地，意欲进入国产手机五强，研读媒体长篇累牍报导，笔者不禁仰天长叹，浮想连翩，思接千里……

　　假如步步高、金正、金立３强鼎立长安哪该多好呀？

　　评：

　　▲商海无涯，聚散无常，和气生财，内乱生变，利尽人散，如出一辙：志同道合→同心同德→同床异梦→同归于尽。

　　▲中国民营企业变种最后结局只有２种：

　　无论用哪种方式搞到外国（境外）资本发展生财，则是中国人的福气，民族功臣。

　　若与银行败类勾结“黑手”伸向境内银行（无论国有还是地方）证券，则是中国人的祸害，沦为民族千古罪人，商业汉奸。

　　不管黑色、灰色、红色、白色等各种收入如涓涓细水汇流成河，衍生积聚的民间资金每年超20％增幅水浸银行。雄厚的民间资金睡在银行里，无法转化成投资资本或生产资金，无路可遁，唯步温州后尘和90年代中期的香港进军楼市，炒风炽烈。历史有惊人的相似性和重复性。

　　“小商品，大市场”的工业之路，令温州人富到流油，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钱多到无处花的地步，自发以“标会”形式吸纳闲散民间资金挥别工业，“蝗虫”般涌向全国大中城市炒楼，形成10万人手握1000亿，令地方政府、房地产发展商既爱又恨的“炒楼军团”。今天炒楼部队竟然炒到美国境外去。

　　今天，长安人斗志正酣，疯狂炒楼、炒地皮，炒高长安，又炒高了别处。

　　外流出去的肥水，无论长安未来辉煌抑或式微，无法回流繁荣长安，与长安未来无关。

　　取之于长安，回馈于长安，再投资于长安 ，造福长安。应是理想的良性循环投资方式，也应是地方政府期待的结果，但这是一厢情愿，肥水还是毫不客气地流到别人田。在长安成功，在外地成名。以长安的物业扺押贷款到异地再投资物业，照本宣科克隆手法，这是目前长安主要异地投资方式和融资渠道。与工业出身温州人代表的浙商异地输出的是实业，甚至连老板也在当地安居扎根，立足当地，图谋发展壮大的投资方式截然不同，使得温州商人遍及世界各地。长安复制物业的投资方式，会造成本土企业流失和资金流失，更为不利的是由于不断复制，产生了路径依赖的惰性，不必去对实业尤其工业进行投入或换级换代，这对长安人来说是致命性的。束缚了长安人难以长大，无法输出自有品牌，欲进入福布斯富豪排名榜，中国民企百强的美梦仍遥遥无期。

　　长安地主（屋主）成群，炒家结队，却没有形成企业家团体。这是由于长安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地生租的必然结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涉外企业除前文所言迁往大岭山邻镇外，粤西、粤东、粤北等相对落后地区也有外商陆续迁移或开设分厂。如新溢、红盒圈地河源另设新厂，建业在惠州大亚湾建厂。也有部分企业为节省费用，采用“异地生产，装配报关在长安”的模式，长安保留接单、管理、信息等功能的总部，类似于香港贸易行性质，同时，具有让客户尤其美国客户参观的门面总厂。据统计2004年减少外资企业103家，其中关停倒闭46家，到期 51家。

　　长三角的崛起更诱惑着外商，尤其台商锺情昆山一带。福津集团、宏德化工等悄然登陆，某科技集团意欲拨寨安营苏州；部分外地民企兵发浦东，跟风而去。

　　近期，香港经济复苏，港府鼓励发展工业的政策吸引工业升温的态势，部分早期进入长安赚钱的港资老板自动结束企业，果断转让自己名下的土地厂房套现回流香港或转移异地投资，成为一种令人关注担忧的新现象。

　　在风水宝地的长安赚钱完成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抽水异地二次创业。令当地政府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无奈地默认企业外迁。揖别长安的无言结局，根本成因是长安经济发展模式以涉外经济为絶对支柱的格局的必然结果，整个长安经济建立在高度引进的基础上，有明显的“飞地经济”特征。由于长安涉外企业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五金塑胶居主导，产品附加值较低，一旦扩大规模，必须租赁或大量圈地，耗费巨大能源与资源，但在长安几乎是一地难求，至于能源荒龢民工荒更让企业喘不过气来，个别职能部门“衙门”作风、执法心态、执法水平及服务意识令人敢怒不敢言。更不必谈进一步扩大原有的模式。在本地很难扩大再生产，那么只有外扩的路了，到有地可用的地方，劳动力成本更低，资源相对充裕的暂时偏远的地方去投资，复制企业以前的经营模式。外资即游资，长安镇赖以生存的外资企业因为地理位置优势、政策优势和土地优势，来到长安，与长安没有根源联系，在本质上属于“松脚”型企业。随时因为优势条件减弱或丧失而移情别恋决絶而去，尤其是那些对土地成本敏感的“三来一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