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广东省政府参事室（文史馆）的支持下，一批专家学者从多学科“聚焦”珠江文化，逐步启动了珠江文化工程。十多年来，他们提出了许多独特的创见和卓有成效的建议，创作和出版了近千万字的纟列作品、论著及文章，举办了多次专题性、专业性、全国性、跨境性的学术论证会、研讨会或对话会，取得了丰硕的创作、研究和开发成果，在建设文化大省中起到积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本书是珠江文化工程启动以来的成果选萃集和缩影集，具有较高的开拓性、纟统性、发展性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

 

　　以上是香港中国评论文化有限公司2003年10月出版的《海上丝路文化新里程——珠江文化工程十年巡礼》一书的“内容简介”。这段文字，不仅概述了此书内容，而且简述了珠江文化工程启动十多年来的进程、成果、价值和影响。在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正式挂牌的时候，我作为这项工程的宣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以切身的经历和体会，陈述我们这一班多学科、跨学科的同道学者，对珠江文化进行研究开发的步步学术探索历程，兴许会有承前启后、再迈新里程的意义。

　　从“岭南文派”切入珠江文化形态

　　1988年初，我应《学术研究》杂志社陶原珂同志之约，撰写了《岭南文学形成的条件》一文，在该刊同年6月号发表。我在这篇文章提出：在文学史上文学流派的形成不外两条途径，一是如西方现代派那样，先有理论主张，接着在创作实践中体现其理论，而当创作没能充分发展时，便只能算是一种思想流派；二是在创作实践中自然形成，后来经概括总结才逐渐明确起来，如唐代的山水诗、边塞诗等地域型、风格型的文学流派多属此类。现当代的岭南文学也当属后者。从其代表作家的个人气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所写的风土人情、语言格调、审美情趣等等的共通点和类似点上看，是会发现其存在依据和发展轨迹的，从其形成条件上看更是有必然性的。其条件就是“北风海浪”的夹击。“北风”是指北方（即中原）文化，“海浪”是指海洋（即西方）文化，“夹击”是指对撞，包括交汇、包容、兼融。

　　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当时西方的现代文化学已经传入中国，在各个领域出现了“文化热”现象，文学创作中以“寻根文学”为代表，文学批评中出现了新文化批评，文学研究中出现了以地域文化学或水文化学解读或探究文学现象和艺术形象的新走向。我认为这些现象和走向是可以接受或汲取的，是有助于促进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另一方面，当时广东省委决定要为欧阳山、秦牧、陈残云、杜埃、黄秋耘等五位在世的文学大家举办研讨会和庆祝活动，由于我在文艺界活动时间较长，与几位大家都较熟悉，因而都受委托研究他们的全部作品，分别写出文章；与此同时，也因为从事文艺批评的关系，对当时一些中青年作家（如朱崇山、程贤章、杨干华、余松岩、廖红球等）的新作也认真作了研究，写出评论文章。在这些研究和写作进程中，我自觉地运用了前述的文学流派和现代文化学的观点，有意识地从文学透视文化，以文化观照文学，先后写出了《欧阳山与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及文学》《秦牧创作的民族文化意识》《论民族文化的兼融性及其典型作家杜埃》等长篇论文，随后将这一系列论文结集为《文化与文学》一书出版；与此同时，我还就这些岭南老作家和中年作家新作中所呈现出的相承相通点甚多的实际，撰文提出了《已经有个岭南文派》的主张，随即我又在岭南文派与早受公认的岭南画派、广东音乐等的同异研究、尤其是对其文化底蕴和发展的研究中，发现传统岭南文化的概念和内涵不能充分概括和表述，应以珠江文化的概念称谓较为合适，于是，我便写出了《论珠江文化及其典型代表陈残云》一文，可谓开始触摸或进入珠江文化形态。在这篇文章中，我从陈残云的创作实际、也包括其他岭南作家和岭南画派及粤剧、广东音乐等的创作实际出发，将珠江文化的特性概括为：多样、平实、清新、洒脱。现在看来，这些概括是初步的，是着重于文艺现象概括的。

　　正在这个时候，我观看了当时名噪遐迩的电视片《河殇》。这片也引起我震动，但我的想法却与许多人不同：一方面我感到以文化学的眼光分析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在方法上是新颖的，但结论是错误的；另方面我感到其立论欠妥，说黄河是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不错，但忽视了尚有长江文化、珠江文化、辽河文化等的存在和贡献，显然是片面的。这影片还说中国是黄土文化，没有海洋文化，欠缺绿色文明，从而注定落后。这说法对不对呢？究竟中国有无海洋文化？很有必要搞清楚。应该说这些看法和想法，也是我宣导珠江文化研究极为重要的精神动力。

　　从改革开放十年变化看现代珠江文化特征

　　198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十周年的日子，作为“先走一步”的广东，各条战线都在庆贺取得辉煌成果的同时，进行认真的总结反思。文化界和社科界专门组织了广东文化建设研讨会，约我撰写论文，由此而促使我研究新时期以来的广东文化。差不多同个时候，即1992年，我受聘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教组组长，一上任就接受了总结反思改革开放十年广东文化发展变化的课题，与文化界所约题目相同。这些任务，使我在从研究岭南文派的切入而初步触及珠江文化的形态和概念的基础上，继续和开始了对珠江文化现代特征的研究，写出长篇论文《现代珠江文化特征概论》。在这篇论文中，我提出现代珠江文化特征主要有：一是敏感性与浮动性并驾，二是实效性与消遣性齐驱，三是竞争性与兼触性共存，四是大众性与优越性互进，五是发展性与保守性相克。这些概括，现在看来虽尚可深化，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可以说是将珠江文化的现代特征及其文化形态表述出来的。

　　这篇论文，除在《南粤文化论丛》一书发表外，尚编入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编的《走向世界的坎坷之路——广东改革开放反思录》一书中。此书由前些年辞世的著名经济学家张元元和法学家吴宦，以及语言学家叶国泉、罗康宁、彭祖康和我等省政府参事共同编撰的，分别从经济、体制、法治、教育、文化、语言、华侨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实际，从理论层面上进行反思，从多角度、多学科的眼光去分析总结广东改革开放十年的成果，以跨学科、全方位的方式去论述和描绘了广东在“先走一步”之初所发生的社会整体性的变化和新的风貌，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高。这部书的组织和写作，是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发挥其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参事队伍的优势，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初步尝试，也是珠江文化工程进行跨学科、全方位研究开发的启步。正因为如此，我们对现代珠江文化特征的研究，从一开始即是立体的、多层次而深层次的，因而对现代珠江文化形态的认识和把握是清晰的、科学的。

　　从寻找“广”在哪里而找到珠江文化源流

　　参事工作的职责主要是为政府决策提供谘询，要做好必须深入调查研究。既然命我任文教组长，并分工主要负责文化方面的参政议政工作。当时西方文化学传入已有一段时间，“世界已进入文化科技时代”的观点开始被人接受，初步认识文化观念对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的决策和行动的指导性影响，以文化把握企业、行业、事业、地方的管理和精神建设，以及提高人的素质、塑造地域或企业形象等等成了“文化热”的主要内容；特别是认为水决定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生产和观念意识的水文化理论，获得较多认同，江河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研究应运而生。在这样的背影下，我自然而然地想到要弄清珠江文化的源流和特质，才能从深层次提出文化建设的谘询意见，以古为今用、以今溯古的途径为现实服务。

　　探究珠江文化源流从哪里下手呢？中国各个省份的名字使我受到启发，粗略统计有一半以上的省名或简称，都有水字边的字，如：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四川、青海、黑龙江、台湾等等；使我特别注意的是有些省份的界分也是以名山大川为标志的，如：山东和山西以太行山为界，湖南和湖北界分于洞庭湖，河南与河北界在黄河，而广东、广西分界之“广”在哪里呢？我想，可能解决这问题是进入探究珠江文化源流之门的锁匙。

　　珠江水系由西江、北江、东江和珠江三角洲水网组成，西江发源于云南，流经贵州、广西，从广西梧州流入广东封开后，到三水汇入珠江三角洲；北江源头一在湖南、一在江西；东江源头在江西；相邻的水流是韩江，发源于福建：广东沿海江河很多，如：漠阳江、榕江、鉴江、练江、枫江、南渡江等等，虽水源不属珠江，但从经济文化上说仍属珠江水域，隔海相望的海南岛，也是如此。所以，珠江水域及其经济文化的覆盖面和幅射带，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江西、福建、海南和香港、澳门，与最近提出的“泛珠三角经济圈”概念所指地城（9+2）大致等同（尚缺四川），显然，这些地域也即是珠江文化的产生和覆盖地带。在珠江水系中，广东处于诸水主要总汇的地位，从水域上看也处于中心地位；西江是珠江水系中长度第一、水量第一（仅次于长江）的主干流，要找珠江文化的源流理所当然要首先着眼于西江，我们要寻找的两广分界之“广”也正在西江入粤之口上。

　　1993年从春到秋，我偕同广东省政府参事室文教组和有关的多学科专家，先后三次到广东封开县和睦邻的广西梧州市进行考察，从史料和古迹的研究勘查中，发现两广之“广”是指“广信”，而广信之名来自西元前111年（汉元鼎六年）汉武帝平定岭南时，设立管辖整个南方九郡的交趾部，并以广信县为首府所在地而来的。广信之名又来自汉武帝所发圣旨“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选出“广信”二字而来。东汉三国以后，以广信为界，西为交州，东为广州；宋以后，以广信为界，东为广东，西为广西。而广信之名早已消失，其原址又在何处呢？查阅过去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有关资料，多注明在今广西梧州，早年已故的中山大学教授罗香林则认为在广东封川县（封川与开建合并为今封开县），两种说法，各有道理，但我们研究后认为，应以指今梧州与封开部分地区为宜，即梧州的桂江以东和封开的贺江以西（即封川）地区，理由是：郦道元《水经注》称，古广信在桂、贺两江“入郁”（即西江）处；从现场地理形势看，今两广分界处，只是设置界牌，无山或水为界，很可能古时原是一个地方整体；封川今之渔涝河，古名广信河，也汇入贺江流向西江，也是古广信旧址之佐证。

　　找到古广信所在的意义，不仅在于解决一个历史之谜和一个地名之争的悬案，更重要的是极有助于弄清广东和珠江文化的源流和在古代的发展走向。我们这班多学科专家，分别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民俗学、语言学论证出：古广信即在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印章所刻“封中”地带，是西汉时岭南人口最多地区，是岭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中原文化与岭南百越文化交汇地，是多民族聚集交融之都，是广东三大语种之一粤语的发源地，特别是以封开黄岩洞出土两颗距今14万8千年原始人牙齿化石的论证中，将原来以曲江马坝出土距今12万年的岭南人文明史，推前了2万8千年，从而称封开是“岭南文化古都”，并且明确了从西汉至唐代，广东和珠江文化是从古广信从西向东的发展走向。为此作出贡献的有：司徒尚纪、黄启臣、谭元亨、容观琼、张镇洪、周、叶国泉、罗康宁、陈其光、陈永正、叶春生、刘伟铿、陈乃良、高惠冰、何楚熊、杨式挺等专家教授。

　　在此之前后，我们还分别考察了北江流域的南雄、曲江、乐昌、翁源、韶关、仁化、英德、清远等县市。在英德，考古学家张镇洪教授从宝晶宫岩洞地质层发现：这里与封开黄岩洞、广西柳江，以至贵州、云南的古人类遗址，同属一个考古地带。这个发现，从地质考古角度证实了珠江水系是同属一条人类生活带和文明带的，也即是珠江文化源流，从西江发源地云南和流经的贵州、广西和广东，都是一水相连的。在南雄市的梅关珠玑巷，我们发现这是中原文化进入岭南、与岭南百越文化汇合，又转向海外的重要转折地，据历史记载，仅唐宋年间就有三批百万以上移民经此转向珠江三角洲一带定居，随后又有部分移民海外南洋、欧美各地，其他年代经此零散移民不计其数，中国的百家姓竟有150多个姓氏家族经此南下移民。这个发现，不仅使这条历来不受注目的小巷一下成了世界闻名的华裔子孙寻根旅游的热点圣地（此盛况源于我们考察珠玑巷时向当地政府提出发展寻根旅游和后裔联谊的建议，他们接受后，在霍英东先生支持下，成立了珠玑巷后裔联谊会，短短一年即筹集捐款一亿多元。这是我们研究开发珠江文化产生精神物质双效应之首例），而且查清了珠江文化与来自北方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以及海外文化都有着悠久历史的源流关系，找到了珠江文化具有兼融性和开放性的典型实证。

　　后来我们又先后分别考察了东江流域的龙川、河源、博罗、惠州、东莞、深圳，韩江流域的梅州、潮州、汕头。在龙川考察时，我们发现两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是在纪念秦始皇任命首任龙川县令赵佗（后为南越王）之佗城，有许多姓氏之宗祠，这些姓氏家族都是跟随赵佗南下的，驻下之后即与本地人同化了。这现象的发现，可谓解开了史家所称当年秦始皇派50多万大军征南越的下落不明之谜，同时也佐证了东江也是珠江文化承传来自北方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管道之一；另一个现象是：在龙川境内，既有来自江西的东江流过，又有来自福建的韩江经此，奇怪的是在几个两江相邻的地方，都是仅隔一山头而不交汇相通，但这些地方的经济文化、风土人情，都是没有差异、浑然一体的。这现象，从地理上证实了韩江虽不属珠江水系，但在经济文化上仍是珠江文化的组成部分；韩江北承华东沿海，南接南海东部，是珠江文化连接长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一条重要管道。

　　从这些江河的文化源流的考察中，我们还发现珠江文化在广东境内几种主要文化成份与一定江河的密切关系，往往某条江河即是某种文化成份的源流，如：客家文化与自北南来的北江、东江密切相关，广府文化与自西东向的西江和珠江三角洲水网共呼吸，韩江从福建带进福佬（潮汕）文化，高凉文化在粤西随鉴江发展，南渡江贯流雷州半岛文化……这些现象说明了水文化的理论正确，同时也说明珠江文化从源流到成份都是多元的，从而证实珠江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构一样，是多元一体的，是具有兼融性、包容性的。

　　从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发现论证珠江文化的海洋性

　　在考察珠江文化源流的时候，我们从史料中发现汉武帝在西元前111年平定岭南时，即派黄门译长在交趾部首府广信启程，然后从雷州半岛的徐闻乘船起航，经北部湾的合浦到日南（今越南）。这是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记载；同时，出生于雷州半岛的著名作家洪三泰也以自己家乡有许多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传说和资料为据，提出了前往徐闻考察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议。2000年6月，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刚刚成立，在广东省政府参事室（文史馆）的支援下，我牵头组织了多学科专家组成考察团，先后三次到湛江、雷州、徐闻考察，还到过广西的北海、合浦，以及福建的泉州考察，并同时认真进行了多学科的史料和理论研究，经反复论证，确认《汉书》中所指的徐闻即今徐闻县五里乡二桥、南湾、仕尾一带港口。这个结论，2001年11月在广东湛江举行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上，得到了来自北京、上海、广西、海南、厦门、泉州、香港、澳门等地百余名专家的确认。

　　这项考察研究活动的意义，不仅在于将历史的记载与现实的存在对上号，将有名却难以确定的实地确认下来，为研究开发其文化遗产提供基础，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两点：一是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大大推前。这是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1年到中国考察海上丝绸之路古迹，结果确定福建泉州是中国最早始发港，其实泉州只是在南宋时才开始海上交通贸易，与始于西汉的徐闻古港的历史相差1300多年，这不就意味着我们的论证，将这段被毋视的历史恢复或推前了么；另一层意义是为珠江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具有海洋性找到了历史依据。早在19世纪，德国著名学者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一书中说：“中国没有享受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中国的文化”。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西方观点，电视片《河殇》说中国不是海洋文化的观点就是由此而来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典型的海洋文化，我们论证出中国已有近三千年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最早的始发港在广东，这不是珠江文化具有海洋性的历史佐证么？珠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海洋性，不也就意味着中华民族文化同样具有海洋性吗？这个论证结果，可以说是具有以充分的依据和理由，恢复中国在世界海洋大国之列和在世界海洋文化史中应有地位的意义。

　　从学术研究上说，我们这次考察研究活动是有好些创新的：首先，我们是采取现场考察与史料研究结合、并且是以多学科专家结合的方式进行，参与考察的有历史、考古、地理、地质、海洋、经济、民俗、语言、文学、文化等方面的专家和作家、记者，打破了传统单一性的史料和单一学科的研究方式；其次是将历史性的、学术性的课题研究与现实的地方的经济文化研究开发相结合，即是将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定位研究与当今地方文化建设、旅游开发和招商引资相结合。由于我们在湛江举行“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确认徐闻是最早始发港之一，使得徐闻成为投资热点，从而在同时举行的招商会上，从原有3千万元的投资一下跃升到5亿多元，可谓进行这种结合的突出成功实例。再就是将学术研究著述与文艺创作相结合，在进行专题考察研究的同时，编撰出一套多学科的系列著作，即《珠江文化丛书》，而且每册都是具有开拓意义的有份量专著，如：洪三泰、谭元亨、戴胜德等作家写的两部长篇报告文学：《开海——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千年国门——广州3000年不衰的古港》，是首部反映海上丝绸之路题材的文学作品；谭元亨的《广府海韵——珠江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是首部论述珠江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的理论著作；黄鹤等编的《中国学者论海上丝绸之路》和《外国学者谈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可谓汇前人研究成果精华之鸿篇；陈永正编注的《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是前所未有的诗选，以悠长岁月的连篇古诗佐证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源远流长，也印证了中华民族文化和珠江文化的海洋性贯串古今。这套“海上丝绸之路专辑”的出版，体现和加强了我们论证的学术份量，使当今社会人们更好地瞭解这项世界性的文化遗产和传统精神， 同时也更扎实、 深刻、 全面地论证了海洋性是珠江文化中历史特长、 份量特重、 优势特显的素质。

　　在为徐闻古港定位之后，我们这班被省政府批准为“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的团队，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从粤东到粤西、从东南海到北部湾的沿海城市进行了考察，包括：广州，饶平、潮州、澄海、汕头、汕尾、惠州、深圳、珠海、阳江、湛江、雷州和广西的合浦、北海、钦州、防城港等地。在这些地方都发现年代不同的海上丝绸之路古港遗址，而且在这些古港之间，在年代上又有彼盛此衰、相互取代的现象，从而构成了每个朝代都有特别繁荣的海外交通古港、海上丝绸之路在广东历久不断之势。广州是从世界上两个千年不衰的古港之一（另一个是埃及亚历山大港），徐闻港在西汉繁荣一时，不久即逐步让与雷州、湛江、阳江，粤东各港在南北朝后兴起，饶平、潮州、澄海、汕头、汕尾、惠州，分别依次于隋、唐、宋、元、明、清时繁荣。这些考察论证结果，既给这些地方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上予以科学定位，又从整体上证实广东的海丝古港是数量最多、历史最久、年代最齐全、所沿海岸线最长的，从而证实并体现了珠江文化的海洋性、开放性的特质是自古相传而普遍存在的。

　　值得特别记述的是，我们在珠海市考察的时候，发现这个改革开放首批特区之一，既是中国近现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港，又是中国接受西方现代海洋文化第一港，是体现珠江文化海洋性、开放性的典型圣地。从地理上说，珠江入海口有8个门（即：磨刀门、虎跳门、鸡啼门、蕉门、横门、崖门、虎门、洪奇门），其中前4个门在珠海，由此鲜明地体现了珠江与南海之间是江海一体的形势，从而也典型地体现了珠江文化具有江海一体的特征，即江河性与海洋性水乳交融；从历史上说，从葡萄牙在明代占领澳门开始，西方文化多经此传入中国，如著名的义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是从此进入广东开始其传教活动并传入现代西方科技文化的，可以说早在清代鸦片战争之前，珠海已是中国与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汇地和转折地，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标志开创现代文明的“第一”人物都出自此地，如：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和第一间培训留学生出国学校（甄贤学校）的创办人容闳，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第一所大学——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苏兆征，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任委员长林伟民等等，不是偶然的，显然有现代文化环境孕育的因素，这是称珠海为中国近现代文明第一港的重要依据，也是珠江文化具有江海一体特征、并具有特强海洋性、开放性之历史佐证。我们根据这些考察论证而提出的建议，对于珠海被列为珠三角中心城市之一具有促进作用。

　　可喜的是我们这些考察研究成果，在著名作家朱崇山（也是珠江文化研究会创会人之一）几乎同时陆续完成的多卷长篇小说《深港澳三部曲》的艺术形象中，不约而同地也体现出来：首部《南方的风》，以描绘改革开放初期创办深圳特区的视窗，体现了珠江文化海洋性、开放性的历史和地理优势及其所引起举世瞩目的震动；缩影香港百年沧桑的《风中灯》和澳门数百年苦难史的《十字门》，以生动的艺术形象体现了珠江文化在香港、澳门与西方海洋文化对撞交汇的历程，在充分体现珠江文化海洋性的同时，充分显现了独特的、属于珠江文化一部分的港澳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的体现和提出，在文艺创作和学术上是有首创性的。谭元亨的《客家魂》三部曲，以自北南来定居的客家氏族千年历史的艺术形象，将作为珠江文化的这一组成部分，从大陆性到海洋性、从传统性到开放牲的历程和走向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洪三泰的《风流时代三部曲》（即：《野情》《野性》《又见风花雪月》），以南方都市生活与人们观念在改革开放中的高速而巨大的发展变化，生动活泼地反映了珠江文化在“天时、地利、人和”条件下的巨大开放热能。李科烈的《山还是山》和洪三泰等的《通天之路》，分别以铁路和高速公路在现代化建设发展中的人文精神，从企业或行业文化中体现了珠江文化在与时俱进的发展。洪三泰、谭元亨的电视片文学本《祝福珠江》，以诗情洋溢、画意清新的笔墨，热烈地讴歌了日新月异的珠江经济和珠江文化。洪三泰的新作《女海盗》，是描写海上丝绸之路题材的首部长篇小说，它以雷州半岛及其海域百年沧桑为背景，以“女海盗”石白金的神奇经历和奋斗历程，有声有势地写出了雷州人的海气、海威，活现了珠江文化的海性、海魂，塑造了一系列充分体现珠江文化海洋性的典型形象。著名地理学家司徒尚纪教授以优美文彩的笔墨写的地理学专著《珠江传》也在这个时候问世，更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这是河北大学出版社主编的《大江大河传记丛书》之一，与《黄河传》《长江传》等同时出版，既清楚地将珠江在中国大江大河中的重要地位显示出来，同时又以雄辩的学术力量和文学力量论证了珠江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地理事实，充分地论述了珠江文化与其他江河不同的特质和特性。这些著作的写作和出版，既是我们这个团队以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发现论证珠江文化海洋性、开放性特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以多学科、多方式研究这一重大课题的扩展和深化。这些文艺作品在珠江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中的贡献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它使我更领悟恩格斯曾说从巴尔扎克的小说“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的名言。

　　以《广东新语》为引子研究珠江文化的发展和历史地位

　　2000年前后，我先后应邀参加赴西欧五国（德国、法国、荷兰、卢森堡、比利时）文化考察团和到美国讲学，又率领中山大学学术代表团到台湾与高雄中山大学进行学术交流。这些活动，都需要我事先准备好学术报告。作什么课题的报告呢？我考虑还是从海上丝绸之路而宣扬珠江文化为宜。便决定以《论珠江文化创新特质的源流及其发展》为题，着意探究珠江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历史地位。这个选题，也是在我们基本完成珠江文化概念、特质、源流、成份、特性研究之后，向学术的深度进展的必然要求。在进行书案研究中，我从最早的粤学学者、明末清初的大儒屈大均的代表作《广东新语》受到启发。他在此书《文语》一章中说：“广东居天下之南……天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这段话明确指出在广东境内的珠江文化，形成或始发于汉代，兴旺于唐宋，到明代即影响四方。以此为引子去研究珠江文化发展历史的实际，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这些时期，既在纵向上逐次步步提高发展，又在横向上在影响范围和深度上逐渐扩大加深，从而使得其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步加重加大，其自身的发展也自然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壮大。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任嚣、赵佗先后治理岭南，为中原文化与岭南土著文化的交融做了许多工作，也为岭南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打下基础，但真正结出硕果的是在汉武帝于元鼎六年（西元前111年）统一岭南以后。这时在广信（今广东封开与广西梧州之间）设管辖岭南九郡的交趾部首府，使广信成为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原文化南来的桥头堡，是其与岭南文化的主要交汇地。所以，作为代表广府文化的语种粤语（是中原古汉语与岭南百越语混交而成之语种）在此发源，中原和海外的文化教育最早最快在此传播，使生长在此的文化人得风气之先，捷步登上全国文化舞台，并形成为带学派型的学术领袖或家族，产生广泛影响。如：屈大均称为“粤人文之大宗”的陈钦、陈元父子，为《左氏春秋》立为官学奋斗了三代，被称为“古文经”学派；东汉时广信太守士燮和他的三个弟弟（士、士、士）都是经学家，被称为陈氏学派之继承，在当时京师学者关于古文《尚书》的论争中名噪遐迩，他们与陈氏父子都是广信人；另一位东汉人牟子在广信撰写出中国佛教的首部理论著作《理惑论》；东汉著名道教领袖和理论家，在广东罗浮山著述影响深远的《抱朴子·内篇》。这些都是在当时和在历史上很有影响的名人名著，分别是汉代的儒、佛、道三家学术界主要代表。所以，这些人物和他们所代表的文化，堪称为汉代珠江文化的代表，他们的成就和影响标志着珠江文化的形成和成熟（即屈大均所说的“然”），体现了珠江文化从汉代起就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此谓第一时期。

　　第二时期是屈大均所说“炽”（即兴旺）的唐代宋代。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也是珠江文化发展史上的盛世。在这年代，广东经济空前繁荣，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到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始发港已从粤西转向粤东，对外交通和贸易特别发达，岭南与中原交通要道之一的梅岭（即大庾岭）古道，在张九龄主持下修造开通，促进了南北交流。这些因素造就的社会环境，更有利于珠江文化的兴旺发达，涌现了文才辈出、泰斗层生的盛况：堪称珠江诗圣的岭南第一诗人张九龄，是广东曲江人，官至宰相，贤明有为，主修梅关古道，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可谓大儒，其诗清淡幽雅，代表岭南诗风，又被誉在唐诗中开创清淡诗派。明代学者胡震亨《唐音癸签》称：“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大雅之源，张子寿（九龄）首创清淡之派”，说明张九龄在诗坛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同在唐代的佛家禅宗六祖惠能，是广东新州（今新兴县）人，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造顿悟成佛说，使佛教平民化、中国化，被视为中国佛教禅宗的真正创始人，又是禅学思想的领袖和代表，堪称珠江文化哲圣，在全国全世界都有极其广泛的影响。宋代岭南文坛泰斗也大有人在，如广东曲江人余靖，既做过高级外交官和武将，又是著名学者、诗人；特别是有不少著名文人墨客因种种原因在岭南久住或暂住，写下或留下甚多弘扬珠江文化的名篇或业迹，也作为珠江文化的一份历史财富名垂青史，如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就有一半（韩愈、柳宗元、苏轼、苏辙）在岭南留下千古绝唱，唐代诗人刘禹锡、宋代诗人杨万里、书画家米芾、著名清官包拯和著名爱国诗人文天祥，都为珠江文化作出贡献。

　　第三时期是屈大均所说“照于四方”的明代，特别是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明代中期。在这年代，广东经济很繁荣、对外交通和贸易尤其发达，海外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多从广东沿海涌进，使得广东接受了特多的海洋文化，同时与内地中原经济文化的交流更密切了，更多地介入全国性的文化潮流了，自身的文化结构和形态更成熟更明显了，对全国和世界的影响更大了（即“照于四方”）。最能体现这种盛况的，是三个代表人物：一是此时从澳门进入广东、后又先后到南京、北京的义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此人在广东先后在肇庆和曲江达十多年之久，穿佛教的衣服宣传天主教，既传教又传西方科学技术，做了许多将海洋文化融入珠江文化的工作，然后又使具有江海一体内涵的珠江文化北上，与长江文化、黄河文化交流，可谓是一位珠江文化的文化交流使者。二是明代著名哲学家陈白沙，又名陈献章，广东新会人，明代理学大儒，是后来形成的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体系的开山祖，又是著名的心学诗人，在哲学和诗学上都体现珠江文化特色，在全国和海外有广泛影响。明末学者屈大均，广东番禺人，晚年出家，以和尚身份掩护进行抗清斗争，写出巨著《广东新语》，是一部广东的“百科全书”，可谓广东首部地方学专著。他在此书《自序》中说：“是书则广东之外志也”，“不出乎广东之内，而有以见乎广东之外，虽广东之外忘，而广东精微，可以范围天下而不过”。这段写书宗旨，清楚地表明此书详写广东不仅局于广东，而是从世界看广东、以广东看世界。这种视角，说明作者写这地方著作，不是为地方而地方，是从世界大视野确立之地方学，是世界性的地方学专著。以此高度眼光而写出的首部岭南文化学专著的出现，不正是包含岭南文化在内的珠江文化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么？

　　第四时期是清末民初时期。中国末代皇朝——清朝在这年代已极其腐朽，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企图瓜分中国，鸦片战争的英帝大炮在珠江口虎门，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使岭南人最早“冷眼向洋看世界”，在最先受到欺凌的同时，也最先吸收接受西方文化，使得在这时期涌现许多珠江文化的代表人物，大都是救国救民的领袖人物，又是具有海洋文化意识的饱学之士，既是政治家、学者，又是文人、诗人，他们共同打造的精英文化，鲜明地体现了珠江文化的海洋性、开放性、争先性，显出了珠江文化前所未有的英姿，在历史上三次卷起了珠江文化之风向北方中原地带劲吹的旋风：一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二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三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这些旋风主要是政治革命，也是文化革命，意味着珠江文化北移，也标志着珠江文化在海洋文化的推动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时代。

　　第五时期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时期，由于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要广东“先走一步”，在睦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办经济特区，造就了西方经济文化直接进入之通道，使广东成为海洋经济文化进入中国的桥头堡，成为得世界风气之先而又领全国之先的风水宝地，也由此造成珠江文化跨上了史无前例的繁荣时期。从迄今20多年历程来看，这时期以广东为代表的珠江文化与过去各时期最大不同处，是尚未涌现一批受到公认的权威性代表人物及其文化群体，主要是以产生出许多席卷全国、有的还吹向海外的文化旋风为特点的，如：流行歌曲、武侠小说和电视、服装文化、家俱文化、饮食文化等等；另一方面，是对自身的文化研究和学术建设空前重视，建树甚多，如：大型学术系列专著《岭南文库》、《珠江文化丛书》等的连续出版，海上丝绸之路和珠江文化的研究开发，岭南画派、粤剧和广东音乐的新发展及研究等，使珠江文化的悠久历史和重要地位倍受瞩目，在海内外具有强烈影响。

　　我将这些研究结果，先后在西欧五国学者中交流和在美国讲学作报告的时候，在学者、尤其在华人中受到热烈欢迎，美国《世界日报》作了题为《海上丝路源远，珠江文化流长》的报导；在台湾高雄中山大学学术交流时，为避免麻烦，删去珠江文化发展的第五时期（即改革开放时期）部分，该校教授在评论中提出应补回的意见，该校校长和文科院长也认为如此认真研究本地域文化的学风是值得学习的。这些反响，也说明了我们对珠江文化的研究是获得肯定、受到欢迎的。

　　从始祖、哲圣、学术和形象的定位

　　初显珠江文化系统

　　在逐步完成以上课题之后，我感到要揭开深化的盖子必须对珠江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弄清其结构系统、理论框架、学术和形象定位，发现和论证出其系统性和可持续发展性。于是我仍继续采用从现实所需引发历史文化研究的做法，逐步探究下列课题：

　　首先是珠江文化的始祖是谁？众所周知，黄河文化的始祖是黄帝，长江文化的始祖是炎帝，由此才有中华民族子民是炎黄子孙的说法。这说法又源于两帝分别是生活在这两条江河流域的华夏民族首领，两族战争后并为一族，后来才取名为中华民族。位于中国南方的珠江水域，民族众多，均各自立，故被统称与百越族，长期没有统一，也无共同首领，所以，一直未有珠江文化始祖是谁的说法。2001年春，我应邀参加广西梧州历史文化研讨会，发现这里是古苍梧之地，有关于虞舜的史料和遗迹，经认真研究包括《尚书》《山海经》《史记》在内的许多史书和现场考察之后，我撰写了《珠江文化的始祖——舜帝》一文，在《岭南文史》发表，受到广泛关注。我首先依据在开创中华民族的“三皇五帝”中，只有最后一位舜帝（即虞舜）到过珠江水域，生前多次南来“祭祀”、“巡狩”，死后又“葬于苍梧之野”；他即位才开始有“中国”之名，始开德政和乐教，将南方各族感化，将其领土统一划归中国版图，也用武力将少数不服氏族遣送北方；清政亷明，赏罚分明，初具国家行政雏型；这些作为，是起到统一岭南百族并使其归并中华民族的始祖作用的，其文化内涵和性质，也是初显珠江文化的包容性、兼融性特质的。为珠江文化始祖定位，意味着找到这块水域文化的开端，明确这一文化系统之原始元尊。

　　接下的问题是珠江文化的古代思想领袖（即哲圣）是谁？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之大势》一文中有言：中国传统文化“实以南北中分天下，北派之魁厥为孔子，南派之魁厥为老子，孔子之见排于南，犹于老子之见排于北也”。以我理解，梁启超所说的“北派”即黄河文化，“南派”是指长江文化，可惜喝珠江水长大的梁启超当时尚未能注意到珠江文化的存在事实，否则他定会找出珠江文化之“魁”的。其实，梁启超已为解决这问题开了路，一方面是以这段话为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哲圣定了位，另方面是在其他著作中对六祖惠能评价甚高，极高评价惠能禅学对学术和诗坛的影响，称“唐宋两代皆六祖派”，“宋儒皆从佛书来”，“宋士大夫晚节皆依佛”，并说“自唐人喜以佛语入诗，至于苏（轼）王（安石）其高雅之什，大半皆禅悦语”。这些话实际上已尊惠能于哲圣地位，只是未点明而已，令人感叹的是这点点学术距离要梁启超百多年后，才由要人、洋人和后人逐步解开。所谓要人，是指毛泽东。据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回忆，毛泽东曾说：“惠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造悟性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始祖。另据有关人员回忆，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来广东视察时，曾问当时广东领导人陶铸是否知道广东出了两位圣人是谁，陶铸只答出一位孙中山，毛泽东当即解说另一位是六祖惠能。可见毛泽东早称惠能是创立禅宗的圣人了。外国洋人和华人又将这说法推前一步，在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所世界十大思想家头像中，立有孔子、老子、惠能三位中国哲圣，西方媒体评其为“东方三圣人”，加拿大华人会馆尊奉三位哲圣的坐像，以尊崇他们在三教（儒教、道教、禅宗）和三学（儒学、道学、禅学）的至尊地位，又可以说是沿着梁启超的思路而潜在地缩小其学术距离，以列尊的方式将他们分别是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珠江文化的哲圣定位显示出来，而其未能消除的一点距离，只好由我们这些后人去点明了。2001年11月，六祖惠能的发祥地广东韶关南华寺，为庆祝建寺1500周年而举办了惠能禅学研讨会，我提交了题为《珠江文化的哲圣——惠能》的长篇论文。我从六祖《坛经》这部中国人写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佛典中发现，这既是一部佛教禅宗经典，又是一部自成体系的思想哲学经典，堪称为惠能所创造的禅学思想专著，可与孔子的儒学、老子的道学相并列，从而可称惠能为与孔子、老子并列的代表一种哲学思想的哲圣，同时又可以称惠能为与黄河文化哲圣孔子、长江文化哲圣老子并列的珠江文化哲圣。这不仅是因为惠能出生于广东、长期活动在广东，主要是他的思想文化特点体现了珠江文化特质，体现了珠江人在中古时代的文化意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珠江文化土壤中诞生，又影响并促进珠江文化的发展。他主张“人人心中有佛”，“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葛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体现了中古时代在南方随商品经济萌起的市民意识和平等思想；他创造修佛“顿悟”之说，撰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名偈，所体现的唯心思想，可谓后来以陈白沙为代表的南方“心学”之先声；他认为“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去求佛”，反对向外求佛，反对崇拜，反对去追求“西方净土”之“彼岸”，典型表现了他自立自强、不信神、反权威的个人意识，与后来从西方传来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异曲同工，是中古时南方商品经济兴起而初显资本主义思想的胚芽；他主张“农禅合一”，“农禅并重”，强调自食其力，不拘修行地所和方式，重在实效，使南方禅宗在唐武宗灭佛之时（会昌大难）得以幸存，后来成为佛教主流，这种思想和举措，正是重实用、实际、实效的小农经济思想向商品意识过度的体现；惠能的南宗“顿悟”派虽与神秀代表的北宗“渐修”派有分歧，禅学也与儒学、道家不同，但惠能均无排斥之意，指出：“本来正教无有顿渐，人性自有利饨，迷人渐修，悟人顿契”；他尊奉父母，力行孝道，宣导修行中的辩证法，都与孔子、老子不悖，可见其器量和相容气度。这些学说和行为，都是源自并体现着珠江文化的市民性、重商性、平等性、自由性、实在性和包容性的特点或特质，并且体现得最全面、最集中而时间也最早、影响最深广，所以，称惠能为珠江文化的古代哲圣是名至实归的。

　　2003年春，广东省领导发出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对珠江文化研究开发也进入学术定位阶段，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这个团队组织力量编着的五部都分别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学术著作也应运而生，这就是陆续出版的：《珠江文化论》（黄伟宗着）、《珠江文化与史地研究》（司徒尚纪着）、《广东海上丝调之路史》（黄启臣主编）、《广府寻根》（谭元亨着），以及《海上丝路文化新里程——珠江文化工程十年巡礼》（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等编）等。《珠江文化论》是首部关于珠江文化的系统论著，主要从文化学为珠江文化定位，全面概论了珠江文化的概念、形态、源流、发展、特质、特性、系统，并以系列的开发建议、文化散文和文化批评而多视角、多方式地扩展深化开发研究，从而对珠江文化不仅作出历史文化上的定性定位，而且对其在现实文化及其发展的作用、地位和前景也作出论析，是一部寓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于一体的文化学术论著。《珠江文化与史地研究》，是首部从历史地理学对珠江文化学术定位的理论专著，它在观念、概念、城市、区域、学术等文化层面上，论述了珠江文化的地域特色及其依托的地理环境与变迁提供了它们在各断代的历史地理剖面，总结了它们的发展规律，是一部以地理学为主对珠江文化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学术论著。《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上的首部巨型专著，也是首部从数千年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事实和历史科学的论证为珠江文化学术定位的专著，它以丰富的中外历史文献资料，阐述了自西汉由徐闻、合浦港出海，魏晋南北朝时从广州港起航，历隋、唐、宋、元、明、清、以至民国时期2000年经久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记述了同时广东对外贸易的国际航线、进出口商品结构、贸易地域、管理体制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海外移民、中外文化交流和广东经济的变迁状况，有力地论证了珠江文化特质（尤其是海洋性、重商性、开放性、包容性）形成和发展的必然与内在依据。《广府寻根》是谭元亨为珠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府文化确立文化系统的理论专著，是广府文化研究中首部大型学术专著，是他前些年完成的《客家圣典》之姐妹篇，为珠江文化的成分和结构作出了奠基性的理论建设。《海上丝路文化新里程——珠江文化工程十年巡礼》，是首部对包括研究开发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在内的珠江文化工程进行全面总结和全方位论证的学术论著，它一方面以选编有代表性文章的方式，将历时十多年学术进程中的重大学术活动和成果缩影出来，另方面又将在《岭南文史》、香港《中国评论》、美国《世界日报》等报刊发表的有关论文或报导选编，藉此将这工程取得成果的品质和社会反响展现出来，起到全方位论证的学术作用和实证效果。这五部著作的完成，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方面是珠江文化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标志，另方面还在于这标志着珠江文化学术定位的明确，从而显出了学术系统之端倪。

　　自从开始对珠江文化研究以来，我在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开发的同时，一直注意以文化形象塑造的方式去进行，十多年来可以说是塑造了珠江文化的系列形象：一种是在各县市考察时结合对当地人文研究和观察地理风光的感受而写的散文，如：《澳门之门》《香港之风》《深圳之窗》《珠海之珠》《高州三树》《河源四源》《肇庆五气》《南珠之都——湛江》《岭南燕都——怀集》等等，既是旅游抒情散文，又是为每地文化定位之作，以系列形象为珠江文化作形象定位。另一种是从珠江水系及其水域的人文地理形态和文化特质，从总体上为其塑造形象：我依据珠江是由来自四面八方的东江、西江、北江、珠江三角洲水网等在广州交汇的走势和形态，将其称为多龙争珠的形象；又以此形态及其包容性、开放性、辐射性、网路性的文化特质，将其称为蜘蛛网似的珍珠光芒向四方迸射的形象，这样的总体形象定位，是可与黄河以龙、长江以凤的形象定位并列而媲美的。此外，我还以我国三条大江河的文化神韵，用有代表性的诗句体现出来，以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诗句，点现黄河文化之神圣；以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词句，称道长江文化之气派；以“岭南第一诗人”张九龄的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来显现珠江文化的宽宏、平和、共时的气度和风度。这些形象的塑造及其系列性、总体性，既是以形象定位的方式和效果推进和显示了珠江文化研究开发的深化，又是以形象定位的系列显示了珠江文化以及对其研究的体系之形成。

　　2003年秋，广东省领导在提出发展粤港澳“大珠三角”区域合作之后，又提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战略。泛珠三角区域与珠江文化区域基本一致（包括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湖南、江西、福建、海南、香港、澳门，唯四川不属，但可称其为幅射地带）。这些发展战略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是根据社会经济基础的和现实发展需要提出来的，又是有历史和现实文化依据的，并且必须是以这区域的文化（即珠江文化）底蕴为基础和对其研究开发作支撑的。仅从这个视角，即可看到珠江文化研究开发重要性、迫切性，又可见其潜质和可持续发展性。由此，我们根据新的形势和升格为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的需要，制定了《珠江文化工程规划》，进行了《泛珠三角经济圈需珠江文化支撑》、《粤港澳文化交流的回顾和展望》（与香港《中国评论》合作）等课题研究，同时对海上丝绸之路和珠江文化进行新的考察，很快又有新的重大发现：一是在阳江海底发现的一艘宋代沉船（南海一号），是迄今水上考古发现中时间最早、文物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的古代沉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现，具有不亚于作为陆上丝绸之路代表性的文物集中地甘肃敦煌的研究开发价值，文物数量也远比敦煌多，所以我们将其定位为代表海上丝绸之路的象征——海上敦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认同这定位，并委托我们继续从海上丝绸之路和珠江文化之底蕴和代表性上，对这古沉船文物和阳江风筝文化进行研究，以争取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另一件是在粤桂交界的怀集、封开和贺州、梧州等县市，发现许多文物和遗址，证实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有交接点或对接通道。这是迄今学术界尚无人问津的发现，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有极其深广的研究空间和开发价值，可能将来不仅在两广、在泛珠三角区域，以至全国全世界，会发现许多这样极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点或通道，从而对此进行研究开发，极有利于促进区域、省际和国际合作，极大地推进珠江文化和对其研究开发工程的持续发展。由此又可见珠江文化，是具有持续发展性和无限生命力的；对珠江文化的研究开发事业，也必然是同浩浩的珠江水那样永远奔流向前！

 

                                                              2004年2月23日于广州康乐园寓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