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与外国通商交通线之代称。因我国盛产丝绸、又主要以丝绸对外贸易而得名。是德国学者利布霍芬首创的名字。据历史记载，“丝绸之路”缘起于汉武帝首次派张骞通西域（汉武帝建元二年，西元前139年），从当时国都西安出发，至中亚、西亚、中东、西欧各国，前后达七次之多，至今著名的敦煌文化遗产，就是当时留下的遗迹之一。这是从陆上与西方交往的通道，故称为陆上“丝绸之路”。

汉武帝于元鼎六年（西元前111年）统一了岭南，在广信（今广东封川与广西梧州交界处，亦即贺江、桂江与西江汇合处）设交趾部，管辖秦时所划之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又称合浦郡，包括今海南、越南），可谓岭南首府。与此同时，汉武帝派遣了黄门驿使，从广信至雷州半岛的徐闻、北部湾的合浦，乘船至越南（当时称日南）直达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由此即开始了从海上与外国通商往来的历史。这条通道，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自西汉以后，都因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变化原因，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盛衰。东汉从西安迁都洛阳，陆上丝路始发点即转移洛阳；又因中亚、西亚诸国与我国关系变化，这条丝路时通时阻；再就是气候与地理变化（沙漠化），也使得这条丝路衰落。可以说，东汉以后，特别是唐以后，中国的海外交通主要靠海上“丝绸之路”。从而“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几乎遍及中国东南海岸。这些始发港又是先后不同时期而时荣时衰的。西汉以后，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向东转移，徐闻、合浦等海港作用，逐步被广州取代，唐代是广州鼎盛时期；南宋朝廷迁到杭州，当时的出海口泉州则成了中国外贸最大港。这些历史及其文化价值和意义，已有许多专家去进行了深刻研究，取得了光辉的学术成就。可以说，分别形成了陆上“丝绸之路”学与海上“丝绸之路”学。

由此，我感到当今的学术界，似乎忽视了对陆上和海上这两条“丝绸之路”的对接与对比的研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学术空白。这个空白亟须填补，不仅必要，而且开拓的基础和空间都是很深厚、很宽广的。从理论上说，我国西北、西南对外的交通线，与我国东南通向海外的交通线对接的通道或地点，都可谓之陆上与海上两条“丝绸之路”的对接线或对接点。这样的线和点，应该说是很多的，是一项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从我们近年进行研究开发“海上丝绸之路”项目时在广东与广西一带考察发现，广西的兴安灵渠、贺州的古道、玉林的鬼门关、梧州桂江口，广东的封开、连州、乐昌、龙川和南雄梅关等地，都有充分的史料和遗迹证实是这样的对接线或对接点，我们应当而可以在陆上与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丰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组织多学科的专家，进行跨地区、跨学科的合作，去开辟这块学术处女地。

其实，这个命题，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已有我们的前辈学者注意到了。例如：1947年，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罗香林在《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一文中指出：“各种学术思想的发展，多数在人才聚集的区域。秦和西汉国都均在西安一带，关中为当时国都的周边，人口比较密集，故当时中国的学术思想，都总汇于西安，以至关中各地。此时广东与中原的交通，亦以西安为中心，由西安经汉中沿汉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粤桂交界，中原的学术思想，由此交通孔道，向广东传播。东汉时代，印度佛教，以至海外各国的文化，亦多自越南河内以及广东的徐闻、合浦与番禺等地的港口传入，而扼西江要冲的苍梧，遂成为中原学术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重心。现时广东的封川，就是汉代交州刺史驻地及苍梧郡治的广信。”（转引自陈乃良《贺江访古探胜》92页，广东地图出版社出版）罗香林教授这段话，是从学术思想交流上说的，而且是着重从广东来看。但他实际上已指出了陆上与海上两条线路之对接线路和地点，指出了广东与广西的结合部和分界的标志（即：广信之东为广东，广信之西为广西）。同时，也揭示了我们现在所要考察的贺州古道之对接作用与历史地位。因为这条古道，就是他所指的沟通中原与南方、与外来文化的要道之一。

贺州古道是在湘桂边界的通岭口峡谷，即湖南道县双淳亭与广西贺州市的富川葛波镇交界处，秦汉时修建的一条170公里的通道。这条通道，穿过岭南五岭中的两个山岭；都庞岭与萌渚岭交界（也即是分界）处，以水陆联运的方式，连接了属于长江中的湘江水系之一蒲水，与属于珠江水系中的西江支流之一贺江（古名封水）之间的交通运输。这条古代的南北交通运输线，是现代学者张修桂从著名的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地形图》中发现的。他指出：“在北东走向的都庞岭和萌渚岭之间，存在着一条相对低下的北东向山间大谷地，恐怕并不为众人所知。该谷西部都庞岭，高程二千米以上；东部萌渚岭，高程也一千七百米以上。二岭间为低谷丘陵和山间盆地……谷地高程都在二百米以下……是整个南岭山脉的一条最大的山间谷地”。这样的地势是很适合修建交通大道的。

《富川县志》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西元前213年），扩建岭口古道成为一条水陆兼程、以水路为主秦通‘新道’。”“新道起于湖南道县双屋凉亭，经江水县进入富川县境内，经麦岭、青山口、黄龙至古城止。陆路全程为170公里，境内约65公里。路宽1~15米，多为鹅卵石铺面，也有用青石块铺成的。道路蜿延于萌渚岭、都庞岭山脉丘陵间，北联潇水、湘江，南结富江、贺江和西江，使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通过新道紧密相连，为楚越交往打开通道。”可见这条通道从秦始皇时即修通了。

据贺州市博物馆文物普查记录：在贺州桂岭镇七里山至开山乡豪界村，也有一条秦修古道，路面用石板和河卵石铺成，宽15米，断断续续，全长约8公里。位于萌渚岭余脉，可以说是这条古道的一部分或分支，也是这条通道至今尚存的历史见证。

另据《太平寰宇记•贺州•桂岭县》中记载：“桂岭南二十七公里贺水边，有越王渡遗迹，该处贺水边石上有石栉、石履、俗云昔越王渡水脱履堕栉于此，二物今犹在。”《水经注》亦有类似记载。这记载的传说成分居多，也可说是春秋战国时南北交往路线的佐证之一。

据《南越策记》记载，汉高祖十一年，中大夫陆贾出使南越时，就是从潇水“取道桂岭顺贺江下西江登锦石山到达番禺”（今广州）的；汉武帝派甲将军平南越也是由此取道桂岭下苍梧的（见《百越先贤志》）。直到1931年1月红七军在邓小平、张云逸率领下，从湖南到贺县桂岭整编，也是从这条古道通过的（见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从这些史料可见这条古道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亦可见桂岭段也是贺州古道的组成部分。

秦始皇修广西兴安县的灵渠，是沟通南北交通的重要举措，但开始时，灵渠的功能甚小，且时通时塞，直到唐代，由李渤主持大修，才有规模，（见《新唐书•李渤传》、《太平寰宇记•兴安县》）一直保持到现在。由此可见，在唐以前，南北通道是不可能仅靠灵渠的。显然，沟通潇水与贺江的水陆联运古道，担负更重的运输量，是南北沟通的主干道。

除此之外，古代尚有四条跨五岭古道：一是湖南郴州与广东连州之间，跨骑田岭，将湖南的潇水接湟水，即连江，又名小北江。这条线，西汉时属桂阳郡，设有阳山关与湟溪关，西汉南下军队“出桂阳，下湟水”即指此条交通线，唐代刘禹锡被贬南来，也是经此线。第二条是江西大庾至广东南雄之间，跨大庾岭，过梅关，沿浈江连北江南下，西汉军队“出豫章，下横浦”（指梅关），即指此路，唐代时由张九龄主持加修。第三条是湖南宜章与广东乐昌之间，沿武水而入北江，九泷十八滩，唐代韩愈南下即走此道。第四条是从江西的定南县寻邬县与广东龙川县之间，由定南水、寻邬水与东江水相接。秦始皇时赵佗南下任龙川县令，即经此道。这四条古道中，龙川古道只在秦时繁荣，其余三条，都主要在唐以后繁荣，尤其是梅关古道，在唐以后大批北方移民经此南来，并在沟通陆上和海上交通起重要作用。但在汉代至唐代之间，起主干作用的应是贺州古道。

贺州古道同时也即是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一条对接线。因为，汉武帝南下大军主要是经贺州古道、沿贺江南下而抵达广信的，也即是说西汉时的南北经济往来也是经这条路线沟通的。同时也即意味着汉武帝从西安开始与西方交往的陆上“丝绸之路”是由此路线而向岭南引伸的；而自广信至徐闻、合浦而开创的海上“丝绸之路”，不正是因贺州古道沟通的作用，而使其与陆上“丝绸之路”对接么？所以，称贺州古道是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一条对接线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据《封中史话》作者陈乃良先生的考察，西汉时贺江流域一带，是岭南经济最繁荣地区，人口比番禺（广州）一带还稠密，又是统辖岭南的政治中心。其原因是汉武帝平定岭南时，番禺遭大火，几乎全城烧尽，元气大伤；汉武帝又有意摆脱赵佗所建的南越政治中心及其势力，故着意发展广信一带经济，使岭南经济与交通均比粤中、粤东发达。从交通而言，经贺州古道等路线沟通南北后，在广信一带集中转出，经贺江达西江，再向南流江和北流江，或从鉴江、罗定江而至徐闻、合浦出海。这一考察结果，也证实贺州古道是陆上与海上两条“丝绸之路”的对接线之一。

2003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