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一班多学科学者启动珠江文化工程的时候，曾多次到作为改革开放经济特区的珠海市考察，对这个地方的人文历史和自然地理所形成的文化形态与特质，感到浓厚的兴趣并予以加倍的关注，因为从中发现了珠江文化特质的形成条件，以及近代珠江文化、以至近代中国文化之端倪，得出了珠海是西方近代文化在中国大陆第一港的初步认识；换句话说，就是中西方近代文化交汇第一港，或者说近代海洋文化在中国登陆第一港，就是珠江8个出海口的5个出海口所在地——珠海。这个发现，正当我们谋求进一步论证之际，刘中国、黄晓东着的《容闳传》由珠海出版社出版了，真使我喜出望外，因这部洋洋43万字的巨著，以其新颖的视角、精辟的理论、扎实的论证和丰富的史料，及时地有力地填补了这个学术空间，将我们的初步认识和发现深化了一步。

　　珠江文化的先驱作用

　　我们对珠海作出以上的文化定位，主要是依据这个地方生长了一串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居于“第一”地位的人物，如：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中国第一位总理唐绍仪、中国第一位华侨富翁陈芳、中国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创办者唐廷框、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中华全国总工会首任委员长林伟民、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苏兆征，以及中国首位世界体育冠军容国团等等。这种“第一”现象，显然标志着开创或从其开始、发端之意；其所开创或开始的领域和内涵，也都是西方近代文化的引进和输入。所以，这些“第一”也就意味着近代西方文化最早在此进港、上岸。

　　《容闳传》从珠海众多“第一”中的首个“第一”，单刀直入地纵深解剖，不仅前所未有地论析了容闳这位居首“第一”的开创地位，而且以容闳一生在中国近代史上多个时期、多个领域所起到“第一”的先驱作用和地位，展现了他所宣导并身体力行的“西学东渐”的历程，也即是西方现代文化在中国逐渐进入、扩展、深化的历程：1840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封建大门，也意味着西方现代海洋文化的巨浪冲上了中国大陆。容闳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赴美留学，本身就是主动卷入西方文化海潮的行动；他学成后回国，决心“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旗帜鲜明地表明以西方海洋文化富强中国为基本思想；随后他主动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从事的每件大事，都是围绕着这基本思想的：1860年底，他主动造访太平天国，向干王洪仁玕陈说他以西方政体思想设计的改造中国的七条方案，可谓第一个具有西方民主思想的政纲，可惜未受采纳；受挫不久，他即投进了商贾行列，考察丝茶市场，以现代重商文化意识，在知识阶层中率先进行了商业救国的实践；1863年，他受清朝重臣曾国藩启用，接受去美国购买机器的任务，他就此更进一步提出建造机器工厂的建议，草拟《联设轮船公司章程》报江南制造总局，显出他实业救国之宏愿；1868年，容闳首次提出留学教育计画，获准后他在上海创设幼童留美预备学校，1872年他亲赴美国为首挑留学幼童安排食宿；1874年，他与郑观应等人在上海创办第一份由中国人主办的报纸《汇报》；同年，他又开始了外交官生涯，先是参与清廷与秘鲁的签约会谈，后是奉命赴秘鲁访查华工，取得华工受虐证据，迫使当局保护华工，翌年在天津正式签订中秘条约，确定了保护侨民利益，这是中国第一次外交胜利，是中国政府保护侨民的开端；1898年，容闳积极参与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运动，其住所一度是这运动主干的会场；1900年，他在香港会见兴中会首脑，又与孙中山密谈合作事宜，后来同美国友人共同拟制推翻清王朝的《中国红龙计画》；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他在美国热烈祝贺，呼吁革命党人顺从“民声”，建立自主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容闳传》清理和提供这一串大事记，清晰地展现了容闳在其一生所经历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是站在时代浪潮的尖端，为输入西方海洋文化而在多个领域起到“第一”的先驱作用的。

　　应该看到，这些先驱作用，固然是容闳个人的努力和光辉业绩，但又不仅是他个人的行为；确切地说，应当是容闳所代表或体现的一定新兴文化的行为。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综合，每个人都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符号或载体，受一定文化哺育而成长，其意识是一定文化的体现，其行为又往往是一定文化的行为。容闳出生于位于珠江口而又濒临南海、太平洋的珠海，是中国大陆南端最早接触西方近现代海洋文化之地，具有鲜明海洋性、开放性、多元性、重商性、平民性的近现代珠江文化，实际上是由此发端的。容闳这位第一位留学生产生在珠海，正就是这个发端的佐证。容闳一生所作的一系列“第一”的行为及其所起的重大作用，实际上也是近代珠江文化崛起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到的先驱作用的体现。所以，容闳的一系列“第一”，既是近代珠江文化的作为体现，又是近代珠江文化先驱作用的实证。这是《容闳传》提供的启示。

　　珠江文化的江海一体特质

　　在前些年出版的拙着《珠江文化论》中，我曾提出：珠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最大不同之处是具有江海一体的特质。我的依据主要是从珠江水系的出海口特多，仅珠江三角洲即有8个出海口，即：磨刀门、虎跳门、鸡啼门、崖门、虎门、蕉门、横门、洪奇门。其中珠海拥有5个门之多。这个地理形势，使得珠江文化具有特强的海洋性，又具有江河性，并交融构成江海一体的特质。珠海文化更是典型体现。

　　我十分高兴地看到，《容闳传》的作者不仅在该书《后记》中表示认同我的观点，而且通过对容闳生平的论述，以翔实的史料和精到的论析深化了我的观点。容闳在其名著《西学东渐记》中回顾他父亲送他到澳门读书、又到美国留学的初衷：“是时中国为纯粹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予兄方在旧塾读书，而父母独命予入西塾，此则百思,不得其故。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至于予后来所成之类事业，是为时世所趋，或非吾父母所及料也”。这段自白，清楚地表明瞭容闳从读“西塾”到“后来所成之类事业”，是“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是“先着人鞭”，“能出人头地”，又都是“为时世所趋”。这些说法，正就是“得风气之先"的珠江文化海洋性、前沿性、重商性、竞争性的体现。自然，容闳自幼到澳门读书，第一个赴美留学，是由于他生在珠海这样的地方和这样的家庭环境才有条件这样做的；而这样的环境条件，正就是珠江文化江海一体特质的体现。我在好些场合引用古人诗句点出中国主要江河文化的特质和气韵：李白诗“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可谓咏出了黄河文化神圣庄严的神韵；苏轼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可谓唱出了长江文化慷慨气派的豪气；岭南第一诗人张九龄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可谓点现了珠江文化的宽宏、共时的气度和风度。容闳一生奔走于东西世界、贯通东西世界，在多个领域引进“洋务”，“先着人鞭”，又为“时世所趋”，先后宣导或实践教育救国、政制救国、商贸救国、实业救国、报业救国、外交救国、留学救国、维新救国，到力建独立自主的民主共和国，都是与时俱进的。《容闳传》所提供的这些容闳的光辉事迹和历程，其文化内涵与风韵，不正是珠江文化宽宏、共时特质的典型佐证和写照么？

　　珠江文化的敢为天下先精神

　　《容闳传》使我特感兴趣的，是引用了著名清末大学者梁启超关于容闳具有“冒险性”、“忍耐性”、“别择性”三重美德的论评。可惜未能结合容闳实际作深入阐释，但在其他论述还是能体现这些观点的。我之所以对此特感兴趣，是因为在我看来，梁启超是近代珠江文化的文圣。这位文圣对同代先驱人物的评价，自然有较大的贴切性，更具有权威性。恕我孤陋寡闻，至今我尚未读到过梁启超关于珠江文化特性或精神特点的论述，也未看到过他对其他可称为近代珠江文化代表人物具有特性或美德的论评。由此，我是将梁启超所称这三“性”，看作是透过对容闳的评价赞赏，进而对他已感到而又尚未明朗的珠江文化的特性与精神的崇尚弘扬的。因为我感到这三“性”美德，固然以容闳为最具，但在其他近现代珠江文化代表人物大都具有，在梁启超、孙中山等圣贤或领袖人物身上更是突出而全面的具有。所以，可以说是近现代珠江文化特性或精神特点的概括。可喜的是《容闳传》也以翔实的史料，通过对容闳这一典型的剖析，显析了这些特性。

　　所谓“冒险性”，实则是指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容闳一生创造一系列“第一”，就是不怕冒险、敢为人先而创造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容闳不仅自己具有这种精神，而且在选择人才上也特别注重是否具有这种精神，或者什么地方的人较具这种精神。例如，他在上海创办幼童赴美留学学校，一开始就把招生范围划定在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的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他还亲自返故里珠海南屏办甄贤学校招收，结果首届招生30人，其中24人是广东籍，在广东籍中有13人生于香山县。可见沿海人较具这种文化精神。这批留美幼童学成回国后，大都成了各种“第一”的人才，如：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国邮电业奠基人朱宝奎、黄开甲、周万鹏、唐元湛，中国第一代矿冶工程师吴仰曾、邝荣光、唐国安，中国第一代留学生外交官唐绍仪、梁诚、梁敦彦等等，其中唐国安、唐绍仪是珠海人。这些一代风流人物，既是容闳敢为天下先精神现代传的体现，又是珠江文化开放性、前沿性、争先性的生动体现和佐证。

　　“忍耐性”和“别择性”，实则是敢为天下先精神在受挫折条件下的精神特性，又可以说是两种表现形式。敢创造、敢冒险，难免会失败、受挫折。有信念、有大志的人在失败、挫折面前必是不气馁、有耐性的，又往往会另择途径或方式去努力，以求达到所求目的。这就是忍耐性和别择性。容闳的一生，始终是“第一”与挫折相随、忍耐与别择相伴、曲折与前进交替、成功与失败相成。他之所以一时从教育转搞政冶，一时从经商转办实业，一时从办报转向外交，一时支持维新变法，又一时转向支持辛亥革命，正就他坚持敢为天下先精神而在受挫折时忍耐性和别择性的体现。容闳是出于“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变苦境为乐境，不特为中国造福，且为地球造福”的信念和大志去敢为天下先的，正如梁启超说：容闳“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也正如容闳夫人玛丽·凯洛克的一位表妹所说：“容闳对美国的政治运作不感兴趣，他整天想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如何才能赶上世界上的技术进步”。这些评价说明，容闳的冒险性、忍耐性、别择性美德都是以为祖国和人类造福为目的的。自然，他所体现的近代珠江文化精神的实质也是如此。应予补充的是，从文化特性而言，忍耐性也属兼融性、包容性，别择性也在于敏感性、浮动性之中，这些特性也是珠江文化特性之一，又都是各有其正负面的，在容闳身上的体现也是如此，限于篇幅，不详析了。

　　总之，《容闳传》是一部为近代珠江文化“第一”先驱——容闳作出学术定位的扎实新作，又是以容闳为个例探究近代珠江文化先驱作用、文化特质、文化精神的重要论著，是甚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因为其所论析的容闳文化和精神，正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继续着、发展着；其所探究的珠江文化，有似旭日东升，蒸蒸日上，鹏程万里，阔步向前。

 
　　2004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