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逸生的评论说起

　　在1986年10月出版的张九龄的《曲江集》（刘斯翰校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有一篇由著名古诗研究学者刘逸生先生写的代序：《张九龄对唐代诗歌的贡献》（下称“刘序”），是一篇有开创意义的好文章。虽然同年《学术研究》曾经发表这篇文章，但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可以说至今被忽视近20年之久！我认为这篇文章，除了在当时具有填补对张九龄这位“岭南第一诗人”研究的空白意义之外，起码尚具有两点开创性的启示：一是首开了从唐代、以至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看张九龄、以至岭南诗歌创作作用之先河；二是最早注意到张九龄与珠江文化（含岭南文化，下同）的关系。这两点启示，对于我们现在继续研究张九龄和珠江文化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在迄今所见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或诗歌史中，是很少言及张九龄在唐代诗歌发展上的地位和贡献的。刘序引证了古代诗话的有关论述并作出填补这个历史空白的论断：“张九龄诗歌的影响大大越出了广东”，“是继陈子昂之后，力排齐梁颓风，追踪汉魏风骨，打开盛唐局面的重要一人”。依据是：1.胡震亨《唐音癸签》云：“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大雅之源，张子寿（按：即张九龄）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也。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孟云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2.高栋《唐诗品汇》云：“张曲江《感遇》等作，雅正冲淡，体合风骚，骎骎乎盛唐矣”。3.王士祯《古诗选凡例》云：“唐五言古诗凡数变。约而举之，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排优，陈伯玉（即陈子昂）之力最大，曲江公（即张九龄）继之，太白（即李白）又继之”。仅从这些古人论述，即可见张九龄在唐代诗坛地位不同凡响，具有开清淡诗派、启盛唐诗风、并具有与陈子昂、李白并列的影响和地位。

　　刘序还进一步提出：“陈子昂提出的诗歌理论，是通过张九龄这座‘桥梁’而迅速到达盛唐诗国的。”张九龄这“桥梁”作用，在于他以他的诗作和政治地位来影响一代诗歌的发展。由于唐代是以诗赋取士，而张九龄从唐开元初年开始，就以左补阙的身份主持吏部考选人才，直至开元24年罢知政事，不论做什么官，都注重选拔人才，达20年之久，而且选人公允，扶持真正良才，造成人才辈出的盛况，从而更增其政治声望；再加之他平易近人，常与诗人唱和，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也就以自己的人品和诗品，开一代诗风。《旧唐书· 文苑传》《新唐书·文苑传》均记有孟浩然、王维、崔颢、李泌等诗人受张九龄知遇之轶事，也反映出张九龄在政坛和诗坛的榜样作用和领袖地位。正因为如此，他虽未有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但却是使陈子昂的理论转化诗人的实践、将一派诗风推向一代诗国的元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刘序开创性地以岭南文化的视野去研究张九龄，别开生面的提出：张九龄诗作毫无“六朝金粉”气，“是地方风习和本人性格在起着双重作用，无形中走上同陈子昂一致的道路”。所以，“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巴蜀有陈子昂，岭南有张九龄，一齐发起了对轻艳淫靡的诗风的攻击，而两人都以《感遇》为题，则更似‘桴鼓相应’。”这些看法，完全可以说是以文化学眼光研究张九龄之发端，也是以珠江文化与岭南作家相互关系研究之缘起之一。正因为如此，刘序对张九龄的评价更新颖、更提高了，并且将岭南文化和岭南诗坛的地位突现出来了。刘序开篇即讲到广东文化开发较晚，中原文化南下较迟，诗歌影响也较晚，到唐代才产生“岭南诗人之祖”张九龄等“落后”的事实。这事实，使得初唐时的岭南未受齐梁颓风之干扰，可谓坏事变好事；而“岭南的民风，向来偏于亢直豪迈，而张九龄本人的性格更是耿介不阿，在创作上与齐梁绮艳格格不入”。这样，张九龄和岭南文化及其诗坛在唐代所起的积极作用，就是必然而显而易见的了，这不就是以文化学的眼光去研究、并且将张九龄与珠江文化结合研究而作出的科学论断么？

　　所以，称刘序为填补对张九龄研究的学术空白之作（这自然包括其所序的刘斯翰校注的《曲江集》），是有理有据的；同时，称其是以文化学眼光研究张九龄的发端之作，也是合适的。本文正是在这前期成果的基础上，作出张九龄是古代珠江文化诗圣的定位，并进一步以此去进行研究和论证。

　　张九龄生平与珠江文化

　　张九龄，西元678年——740年，享年63岁，字子寿，又名博物，广东韶州曲江人，故又称张曲江、曲江公，着《曲江集》。

　　他于唐高宗年代在粤北曲江县出生，自小受珠江文化哺育，他的曾祖、祖父、父亲都做官，而且都是在珠江水系地域（韶州、越州、新州）任州县官之职，使其更增受珠江文化的营养。

　　他7岁开始即以诗文之才，先后受到广州刺史王方庆等人的赏识，25岁乡试进士，受考官、著名初唐诗人沈佺期的赞赏，并结为知己，相互以诗唱和，是初显诗才之始。翌年，得识后来成为名相、名诗人张说，启开两人友谊之端，也是两人同走政坛、诗坛之始。

　　他29岁，赴长安应吏部试中第，授秘书省校书郎，35岁任左拾遗4年，因封章直言而与宰相姚崇不协，以秩满为辞，去官返韶州休养。在家居期间，他呈请开大庾岭路，获准，功成，撰《开凿大庾岭路序》纪其事，序云：“初岭东废路，人苦峻极，行径寅缘，数里重林之表；飞梁岦嶻，千丈层崖之半。颠跻用惕，渐绝其元。故以载则不容轨，以远则负之以背。而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而越人绵力薄财，夫负妻戴，劳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见恤者也！”张九龄办这件事和这篇序，充分体现了他具有海洋观念、通商观念和平民观念，而这，正就是珠江文化的海洋性、重商性、大众性等特质的体现。

　　他41岁时，被召入京，因修大庾岭之功，升左补阙，由此开始着力选拔人才，并连年改任要职，先后任礼部员外郎、司勋员外郎、中书舍入内供奉，先后随唐玄宗巡狩北都及东封泰山。不久，劝谏张说数事未受采纳，张说果受罢相处分，他亦改任太常少卿，后离京，先后任洪州刺史、桂州刺史兼岭南道按察史。55岁返京任工部侍郎，翌年母卒，奔丧归里，辞官不准。这是他第二次辞官。这段时间，是他仕途的上升期，但他不居官自傲，不飞扬跋扈，而是忠于职守，升降泰然，刚阿正直，扶持后辈，并且激流勇退，淡化功名。这样的人生态度和作为，既是他的性格使然，也是珠江文化清雅性、正直性、洒脱性特质的体现。

　　他59岁，守中书令，任丞相。受李林甫与武惠妃交相潜构，仍坚持忠言直谏，不到两年时间，即做出了保护太子、阻李林甫拜相、早察安禄山有反心而上疏请诛等大事，但也由此受到李林甫排斥，被贬荆州长史。63岁时南归展墓，病逝于韶州故里。这段晚年时期，是他的顶峰期，他明知受着奸臣暗算，仍光明磊落做事，不搞阴谋诡计，正直刚阿做人，受贬不屈，坚贞不渝。如此光辉的晚节，正就是重圣洁、重气节的珠江文化精神的典型体现。

　　从张九龄的生平上看，有两个特点是一直保持着的：一是他长期做官，而又多次辞官；被贬官时处之泰然，在最红时也不骄横跋扈，甚至常有做官是“形役”的无奈之意；二是他的乡情特重，从出仕不久到最后日子，多次回故乡探视，并为故乡办了修凿大庾岭通道等功盖千秋之大事。前者可说是一直保持清高观念的体现，后者则是本根文化观念的牢固所致，这两种观念也正属于珠江文化的精神特质。

　　张九龄诗作所体现的珠江文化底蕴

　　在张九龄数十年的生涯中，还有一个始终保持着的特点，那就是写诗，从他现留下的写于25岁的《浈阳峡》诗（显然此前必有诗作，可惜未能留传），到他63岁辞世前写的《答王维》《照镜变白发联句》，无论是他升官、贬官、辞官、休养、游历，他都不停地写诗，可以说他的历史主要是写诗的历史，他的诗也就是他的历史和心理历程的写照，自然，也即是他的文化心理和观念意识的体现；又由于他自小受珠江文化哺育，走上仕途也多在珠江水域及其辐射地带为官，并且多次回乡而又一直保持着家乡观念，所以在他的诗作中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本有的珠江文化底蕴体现出来，从而使得他的诗，不仅是唐代岭南诗坛的代表，而且是古代珠江文化的诗圣，主要是他的诗作最早、最全面、最突出地体现了古代珠江文化的精神特质。

　　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一段话：“九龄守正嫉邪，以道匡弼，称开元贤相。而文章高雅，亦不在燕、许诸人下。［新唐书·文苑传］载徐坚之言，谓其文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边幅。今观其［感遇］诸作，神味超轶，可与陈子昂方驾，文笔宏博典实，有垂绅正笏气象，亦具见大雅之遗。坚局于当时风气，以富艳求之，不足以为定论”。这段话，对张九龄作出了总体评价，也精辟地指出了张九龄为人、为文、为诗的风格特点，即：正义、正直、高雅、清淡、实用、精炼、俊逸、宏博、典实、正气。这些特点尤其突出地体现在他的诗作中，而这些特点的内在文化底蕴，正就是古代珠江文化主要精神特质之体现。

　　张九龄的诗作，较多是他在仕途历程中的纪事之作，所以这些诗作，既是他人生历程的脚印，又是他的心灵写照；既显现他的人格，又活现他的诗风。开始，他在赴长安应试时，写《初发道中寄远》而抒发人生抱负；在京任校书郎久而不调，写《高斋闲望言怀》而抒归思；奉使登南岳往返途中写《奉使自蓝田玉山南行》：离京任洪州刺吏写《洪州西山祈雨…》；任桂州刺史写《西江亱行》；按察岭南写《送广州周判官》；任荆州长史写《登荆州城楼》等等。这些诗不是一般纪事抒怀，主要是坦露他的正义、正直的气节，但却写得曲折委婉，更显其有大雅的风度和气度。如任宰相时，李林甫挑拨离间，唐玄宗将信将疑，由高力士赐一把白羽扇给九龄试探，张九龄即写出《白羽扇赋并序》，并写上《咏燕》诗：“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以燕自喻微不足道，暗责李林甫的猜忌，不卑不亢，有理有节，人品文品，均现正气。这种正气，既是中国传统的士文化的一种体现，也是珠江文化的正义性、正直性特质之体现。

　　张九龄诗作中，致友人或同僚的诗也不少。这种诗，既有仕途的印痕，但更重的是友情的抒记，并往往在抒记中展现自己的人生和美学理想，显现出重情重义、高洁清美、才思横溢的灵气。例如：他年青时与初唐著名诗人沈佺期相识，成为知己，共同读书，他即赋诗：《读书岩中寄沈郎中》：“素有岩泉辟，全无车马音。溪流通海曲，洞豁敞轩阴。石几渔舟傍，沙湾鸥鹭临。仙禽胡不至，野鹤恒自吟。虑定时观易，泉深间抚琴。真有清凉处，不令炎热侵。寄语吾知己，同来赏此心”。既写出两人在韶州共读处的情景，又写出两人的圣洁友谊和共进之心。又如《与王六履震广州津亭晓望》：“明发临清渚，潮来净远空。水纹天上碧，日气海边红。景物纷为异，人情赖此同。乘桴自有适，非欲破长风”。既将广州的海滨胜景写得淋漓尽致，又将他与王六履震的友情和互勉之情跃现纸上。他晚年写的《答王维》：“荆门怜野雁，湘水断飞鸿。知己如相忆，南湖一夜风”。短短四句，精炼宏博，清淡高雅，两位大诗人的深厚情谊尽在清美境界中寓现。如此盛情美诗，在张九龄诗作中比比皆是。这现象，不正是其文化底蕴尤具珠江文化的情义性特质的实证么？

　　看来被古人称道张九龄开一代清淡诗派的诗作，主要是指他写景抒情的小诗。这类诗在他的诗作中约占三分之一强。在前两类诗作中，实际上也有不少写景抒情，同样有清淡之风，但不如这类诗突出。古人称道的《感遇》诗12首，确是张九龄这类诗作和清淡诗风的代表作。其一：“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其清淡现于兰桂“自尔为佳节”、“何求美人折”的圣洁、正直之中，洋溢俊逸之气。其九：“抱影吟中亱，谁闻此叹息。美人适异方，庭树含幽色。白云愁不见，沧海飞无翼。凤凰一朝来，竹花斯可食”。寓庭树的高雅于“沧海”境界之中，显出宏博开阔之气。此外，他在游历中写的景情小诗，也都不仅是清淡，而分别于其中现出多种风度和气度。如《秋夕望月》：“清迥江城月，流光万里同。所思如梦里，相望在庭中。皎洁青苔露，萧条黄叶风。含情不得语，频使桂华空”。全诗在静怡氛围中显出宽宏的风度。《江上遇疾风》：“疾风江上起，鼓怒扬烟埃。白昼晦如夕，洪涛声若雷。投林鸟铩羽，入浦鱼曝鳃。瓦飞屋且发，帆快樯已摧。不知天地气，何为此喧豗”。全诗在紧张节奏中显出磅礴气势。仅从数例分析，可见张九龄之清淡诗是多种内涵和多种格调的，而且是以宏博开阔之气度见长的。由此也可见其为人胸怀宽广，正如俗话所称：具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器量。这种胸怀和器量，不正是珠江文化海洋性、开放性、包容性的体现么？

　　张九龄在人生历程中始终不忘故乡，在诗作中更是既多又重地抒写乡情。在这类诗中，往往是既写出故乡的美景或思念中的美景，又写出故乡的特有风情和思念之情。如《二弟宰邑南海。见群雁南飞，因成咏以寄》：“鸿雁自北来，嗷嗷度烟景。尝怀稻梁惠，岂惮江山永。小大每相从，羽毛当自整。双凫侣晨泛，独鹤参宵警。为我更南飞，因书致梅岭。”思乡之情溢于言表。《西江夜行》：“遥夜人何在，澄潭月里行。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外物寂无扰，中流淡自清。念归林叶换，愁坐露华生。犹有汀洲鹤，宵分乍一鸣。”《送广州周判官》：“海郡雄蛮落，津亭壮越台。城隅百雉映，水曲万家开。里树桄榔出，时禽翡翠来。观风犹未尽，早晚使车回。”前者将西江美景与乡情融为一体，后者将广州城的风貌与风情，写得繁花满眼、千姿百态,令人向往。如此浓重的乡情，反映出张九龄的本根文化意识也是浓重的，而这也正是珠江文化之底蕴所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张九龄的诗作中，有好些写到海的诗句，如：“宅生惟海县”（《酬王履震游园林见贻》），“君今海峤行”（《送使广州》），“征帆际海归”（《送杨府李公曹》），“日气海边红”（《与王六履震广州津亭晓望》），“孤鸿海上来”、“海上有仙山”、“沧海飞无翼”（《感遇》其四、其五、其九）等等，这说明出生在南海之滨的张九龄，海的观念是强烈的，海洋文化意识是较早具有的。这尤其集中突出地表现在他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遥远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全诗所写月夜怀念亲朋之情景，与众所熟知的李白、苏轼等名家所写的月夜诗（即：“床前明月光……”，“明月几时有……”）最大不同之处，是开篇：“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下笔即着墨于“海”，即从海的视野看明月、看天涯、看此时、念亲朋。从而可见张九龄与上列这些代表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诗圣最大不同之处，是以海为视野。而这，恰恰也正是珠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最大区别所在，这就是：海洋性。可见这两句诗是珠江文化海洋性、宽宏性、共时性的最确切生动的形象体现。

　　综上所述可见，张九龄是最早最能体现古代珠江文化各种精神特质的诗人，应当而可以称他为：可与古代黄河文化诗圣李白和杜甫、古代长江文化诗圣苏轼并列的古代珠江文化诗圣。

　　2005年6月6月

 

附注：

　　本文的写作，参照或引用了下列著作，特向编注者致谢：

　　一、刘斯翰校注：张九龄《曲江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二、罗韬选注、刘斯翰审订：《张九龄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