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来自广东各地和北方一些省市的文艺评论界部分人士汇集于风景秀丽的肇庆鼎湖山，在蓝带作家山庄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南北对话”。尽管这次对话并不怎么引人注目，人们对其结果也评价不一，但是，广东文化界人士能够堂堂正正地与北方同仁展开对话，本身就非同寻常。它至少透露出这样一个资讯：失落了许多年的岭南文化，确实已经回归了。

　　过了不久，广东电视台举办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南北歌手对抗赛”。至于谁胜谁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广东歌坛敢于向北方歌坛“打擂台”。这本身与其说是南北歌手的一次竞赛，倒不如说是广东歌坛代表岭南文化向当今颇为流行的“广东文化沙漠论”发起的一次挑战和冲击。

　　现代的广东，当然再也不是古代那种“南蛮之地”了，为什么会被一些人称为“文化沙漠”?此中原因，倒是值得深究一番的。

　　众所周知，广东的北面是“逶迤腾细浪”的五岭山脉，正是它，使得这片土地与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文化主体的中原地区相隔；南面则是南中国海，海上的“丝绸之路”连接东南亚以及五大洲各国；地域的主体水系——珠江，也是自成一统，与中华民族发祥象征的黄河及长江并不相联，只是秦始皇时代在广西兴安修建了灵渠，才使南北水通。也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中原汉人不断进入岭南，将中原文化带入岭南。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这种来自中原的文化与广东原有的土著文化互相融合，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吸收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的文化，从而形成一种有着自己特色的岭南文化，或称珠江文化。

　　不过，岭南文化迅速崛起，是在鸦片战争爆开国门之后。这场战争打破了中国人的“天朝梦”，造就了诸如林则徐、洪仁玕、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大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有识之士，他们绝大多数是广东人或者在广东生活过的邻省人。正由于如此，广东成为首迎海风的视窗，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首先从这一视窗源源不绝地吹进广东，使岭南文化在“海风”与“北风”的夹隙中迅速形成自己的格局，出现了一个颇为值得怀念的辉煌时期。正如散文大师秦牧在辞世前不久发表的《书坛怪杰李铁夫》一文中所指出：那时，“许多首先涌现的‘第一个’的人物都生在广东。除孙中山、康有为等众所熟知的人物外，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第一个大工程师詹天佑，第一个机器纺织业创办者陈启沅，第一个飞行家冯如，……都出生在广东。在许许多多的‘第一个’当中，有一个名字也很值得大家铭记，这就是首先到欧美研习油画，并且以卓越的艺术造诣第一个蜚声海外的画师李铁夫。”此外，第一个宣导“新派诗”的黄遵宪，被誉为“痴绝、才绝、情绝”的苏曼殊，以谴责小说饮誉全国的吴趼人(我佛山人)，以“两高一陈”即高奇峰、高剑父、陈树人为代表的岭南画派，独树一帜的广东音乐，等等，都出现于那个时代。

　　然而，正如广东画家林墉所指出的那样：“已经不是数十年，不是数百年，而是一千多年来就已经存在文化上对南方吹来的风采取抵制的态度。以中原中土自居，对中土文化的永固性千方百计保护它，一直抵御外来文化。这种政治上的封闭性导致了文化上往内回馈，已是根深蒂固。一直到今天，仍然有增无减。”(见《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王志纲社会趋势对话集》)正是由于这样，岭南文化自其形成之时起，就从未获得公认。及至50年代和 60年代前期，中国文化出现苏化的态势，40年代在陕北开始形成而在华北丰富并奠定的北方文化，到此时取得了垄断的地位，不仅成了民族文化的正宗，而且成了“革命文化”的正宗，对包括岭南文化在内的各种地方文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那个年代，虽然欧阳山、吴有恒等少数作家及关山月等少数画家仍然努力保持自己的特色，而更多的广东文化人则是向北方文坛看齐，以“过长江，跨黄河”为其奋斗目标，有些甚至自觉地跻身于北方某个流派，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将中国文化进一步推向异化、教化、法西斯化，欧阳山的《三家巷》等保持南国特色的文艺作品遭到了全国性的“口诛笔伐”，粤剧与广东音乐被斥为“靡靡之音”，岭南文化也就完全失落了。要说“文化沙漠”，那时才真的是“文化沙漠”呢。当然不止广东，全国都是如此，因为那时全国只有一本红宝书和几个“样板戏”。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在经济上先行一步；而在文化上，如果从打破封闭、吸收外来文化的角度看，也可以说是先行了一步。这两个“先行一步”，是互相联系的。开放型的经济，离不开开放型的文化观念。岭南文化本身就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在开放时代，它的回归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这种回归，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姿态和风貌出现的，换句话说，就是建立现代岭南文化。为此，广东老作家吴有恒在80年代初就发出“应有个岭南文派”的呼吁，并提出：“广东是较早地较多地吸收外来的新文化的，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对外开放，是新潮。”同时他又说：“康梁时代有康梁时代的开放和新潮，现在有现在的开放和新潮。梁启超中举人的八股文：‘明莫明于千里镜，巧莫巧于火轮船。’当时很新，现在就只能是老古董了。而且，这种新潮，又应是广东的新潮，而不是别处的新潮。”接着，一批评论家以《当代文坛报》等刊物为阵地，展开了关于“珠江文化圈”的讨论；文坛、乐坛、画坛以及影视界大批人士，纷纷摆脱了“向北方看齐”的状态而致力于现代岭南文化的建设。《雅马哈鱼档》、《商界》、《公关小姐》，《外来妹》、《情满珠江》等一大批新潮作品相继问世；特区文学新秀刘西鸿等以其具有浓郁南方都市风味的小说，给岭南文坛带来一股清新气息，形成了一种体现岭南文化精神的“刘西鸿现象”；杨干华的长篇小说《天堂众生录》和《天堂挣扎录》则展示了南方农民的独特心态，为岭南文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曾经以《信天游》一类歌曲而着称的乐坛，也将视角从“山丹丹”转向南国风情，吹起一股带有浓郁海洋味的“南风”；至于广告文化、包装装潢、HI—FI欣赏，卡拉OK等等，广东更是走在全国之前列。

　　事实表明，乘改革开放春风而成长起来的现代岭南文化，比之传统的岭南文化更具开放性，它与北方中原文化的差异也比传统的岭南文化更为明显，正由于如此，它更易招致那些“以中原中土自居”而对岭南文化一直抱有偏见的人们的责难，轻者责之以“层次低”，重者斥之为“文化沙漠”。    

　　称广东为“文化沙漠”固然近乎神话，而说广东文化“层次低”倒还有讨论一番的必要，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对现代岭南文化的评价，而且关系到这种文化的走向：究竟是回过头来向北方看齐；还是继续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同时，现代岭南文化还处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雏形阶段，确实还未出现令全国乃至全世界瞩目之巨匠，还未出现里程碑划时代的巨著，在其发展过程中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因此，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现代岭南文化的主要特征，弄清其长处与短处、正面与负面、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是很有必要的。

　　一、敏感性与浮动性并驾

　　广东的“风水”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坐北向南。而“向南”的无垠大海，境界开阔，气象万千。漫长的海岸线，无数岛屿与港湾，是无穷无尽的开阔大地。随着海运逐步发达，与海外交往日益方便，经济文化交流渐趋频繁。这种形势，使得岭南较易接受外来文化，对海外新事物新资讯最为敏感。对外开放之后，这种早已形成的敏感性表现得尤为突出。不仅最新的经济技术和科学源源传入，许多新观念、新知识、新风尚、新趣味、新装饰、新设计等等也飞速涌进，从1980年深圳蛇口挂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牌开始，诸如牛仔裤、桑那浴、化妆、按摩、发型、的士高、卡拉 OK等等“洋玩艺”，纷纷接踵而至，花样层出不穷，不胜暇接，从储蓄意识到投资意识，又进而股票意识、期货意识的发展变化；从为文凭进学到为求职(包括求自开门户)而求学；从打破“铁饭碗”到“跳槽”；从做个体户到当企业家；从包产到户到专业大户；从小商小贩到商业集团；从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到乡镇企业的大经理；从观念到社会行业的变化，等等，都说明了广东接受和引进海外文化是特别迅速和敏感的。

　　如前所述，在近代史上，广东出现了不少全国“第一个”的新事物，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这样。试以文化方面为例：广东电视台是全国第一家播出电视广告的电视台，广东报刊在全国首先恢复稿酬，《黄金时代》是破除全国青年期刊统一格式的首家刊物，《家庭》杂志率先将妇女刊物变为每个家庭的读物，第一部反映市场经济的电影是广东的《雅马哈鱼档》，电视剧《公关小姐》、《商界》、《外来妹》也是全国首批写市场经济的电视文学作品，全国首次举办选美性质的广告模特大赛的是广州电视台，《南方周末》是全国省市级大报刊办的第一张周末报，《广州日报》是全国首家自办发行并扩为八大版的大报，《风流人物报》是全国首家由专业作家主办的、以发表经济型(企业)报告文学为主的大报，……仅从这些新闻期刊的“第一个”即可看到，广东在改革开放中的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也是可称为全国“第一个”的，这是由于打开了“南风窗”，使海风源源吹入，引发了岭南文化富有敏感性特征的一种体现。

　　敏感性往往伴随着浮动性，即活跃、易变、不稳定、不持久，表现为不断更新，不断变化，往往新潮乍到，风行一时，虎头蛇尾，很快便以新的更替。这本是敏感性的一种表现，又是敏感性的伴行特性。它可说是在“海风”与“北风”夹击下的夹缝文化特性的一种体现。因为这种势态，历史造成了它必须顺应南北。适应才得生存，才可发展，因而浮动性又首先表现为适应性。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浮动性及适应性，又是商品经济文化的特性之一。这对有长期商品经济文化传统的岭南文化来说，有此特性也是必然现象。自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特性注入了现代的血液，体现着新的中国国情的地方色彩。80年代初，全国最早的“用足政策”的提法就出自广东；随后又有“红绿灯”理论。这些颇有点“离经叛道”的提法和理论，正是现代岭南文化特色的适应性体现。

　　浮动性也即共时性。浮动性的另一体现是投机性。对投机应作分析，有好的投机，也有坏的投机。适应形势的需要，投正确发展的大好时机，是好的投机；反之，破坏社会经济，破坏社会稳定，破坏社会风气，破坏正当权益，制造混乱，制造伪劣产品，哄抬物价，等等，则是坏的投机。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文化的主导是好的投机，当然亦有坏的投机。有些事情本身既有好的方面，亦有坏的因素，像前些年深圳发行股票事件就是如此，此外，前些时候，各地掀起的乱占耕地，大搞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等等，也是有好的投机和坏的投机的体现。当然，这种“热”是一阵风的现象，不但过去广东有，而且全国各地皆有，像过去的“大跃进”、“公社化”就是一阵风，现在的士高、卡拉OK传遍全国，也是一阵风。但从经济文化上而言，现代岭南文化的投机性，其商品味和金钱味是特浓的。

　　浮动性的另一体现，是求新，求异，不墨守成规，灵活、易变。这种特点，也是与商品性和市场经济传统密切相关的，是商业文化的一种体现。因为市场(商品生产、销售、消费)总是不断求新、求异的，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也是如此。另一方面，生活、生产节奏快，高速度、高效益，也是造成这种特性的客观条件。这个特性，在服装业尤为明显。广东不仅是首先打破全国数十年一贯制的服装模式而流行西装的先锋，而且服式变化最快，每每领全国服装之先。其变化的主旋律，就是求新、求异。饮食行业也是这样。过去“食在广州”的美誉，主要是花样多，新鲜、精巧。据说在经济困难的60年代初，有位元外国记者来广州采访，得知泮溪酒家点心著名，亲自去尝后，赞不绝口，随口向酒家负责人说：如果在这里吃一百天，每天点心样式不同的话，他将双倍付款，酒家答应了，并表示：如果做不到，将给记者全部免费。这位元记者果真每天都来，一直吃到九十多天，每天所吃点心不同，口服心服了，未满一百天，即要付双倍款，但酒家只收其实价款。这个“打赌”的事，很能说明广州饮食文化的求新、求异特点。鲁迅过去赞赏“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这勇士应是出自海边的广东。过去是“无鸡不成宴”，近些年是“无虾不成宴”，“无海鲜不成宴”；吃田螺，吃蛇，吃老鼠……都令内地人兴叹。

　　当然，求新，求异，易变，往往会损害持久性、稳定性和深刻性。但是，始终保持着求新、求异的特点，本身也就是一种持久性、稳定性和深刻性，这是应予充分注意并充分肯定的。忽视或否定这方面，会导致否定或轻视岭南现代文化及其特点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要承认欠缺持久性、稳定性和深刻性所带来的缺陷。1992年，广东和北方部分文学评论家在肇庆蓝带作家山庄讨论南北文化问题时，有人提出南方文化太重“共时性”，北方文化则太重“历时性”，并认为“历时性”才深刻，“共时性”会导致肤浅。这观点在会上和会后引起了争论。反对者认为，提出“历时性”与“共时性”之区别，本身就是离开文学实际的，因为任何文学作品之内涵都是历时性与共时性之结合，另有论者认为，文学只有历时性无共时性则脱离时代，或欠缺时代效应、欠缺时代精神；只有共时性、欠缺历时性则难以深刻。这些分歧，除有文学观念不同的原因之外，主要在于对岭南现代文化浮动性特征欠缺理解，尤其是对求新、求异、易变和持久性、稳定性、深刻性的两个方面欠缺理解。求新、求异、易变本身就是一种持久、稳定、深刻；另一方面，也的确会因求新、求异、易变而造成欠缺持久、稳定、深刻。显然，岭南文化和北方文化，是各有其持久、稳定、深刻的不同方式和特点的，这不是共时性与历时性之差异，不是浅薄与深刻的差异，而是深刻性的内容与形式的差异。例如，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通过几个妇女在旧社会做侍妾的遭遇，揭露了旧社会的妇女问题和妇女的本性与社会性问题，并由此而剥现了沉积千年的传统观念的残酷性，这种观念至今仍存在着。所以这种剥现，既是历时性的又是现实性的，这是由历时性的纵深度显出的深刻性。广东的电视剧《外来妹》，通过几个来自北方的农村妇女，到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三资企业打工的经历，在事业、家庭、爱情等各个方面发生的变化，尤其是观念和意识的变化，揭示了改革开放对南方以至对内地，给人们的生活、人际关系以至传统观念，引起巨大冲击波。显然，这种表现是由点及面、由南及北、由现实而及传统、由生活而及观念的开拓，是以共时性和以横面开拓为主的深刻性。所以，大致上而言，岭南文艺与文化的深刻性，与以中原为主的北方文艺与文化的深刻性在内涵与方式上是有所不同的，大可不必厚此薄彼，强求一律。不过，浮动性的负面是确实存在的，岭南文化由于浮动性的特性，在求新、求异的过程中，有些本可深化的东西，有些本可长久保持的东西，也舍弃了。例如，岭南画派、广东音乐和粤剧，是最富岭南传统的“三件宝”，这三者的形成和发展史，都是与广东近百年现代经济发展史密切关联的，在前些时候，“三件宝”分别受到现代画派、现代歌曲和新潮影视作品的冲击，几乎难以生存下去，更难以深化下去。只是由于政府有意识地支持和宣导，这“三件宝”于最近才有不同程度的复苏或新生。由此可见，在看到岭南文化浮动性的情况下，注意扶持一些不赶潮流的优秀传统文化和高雅文化，确实很有必要。    

　　二、实效性与消遣性齐驱

　　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生活，造成人们讲求实效性的观念和意识，即讲究实际、实用、实惠、实在；讲求效益、效果、效率、效能。在经济、生产、消费和日常生活中如此，在人际交往、文化需求和评价上也如此，对科学、教育、文艺的要求和评价也这样。而在精神生活上，则讲求消遣性、刺激性、宣泄性，即所谓“贪过瘾”(图高兴、自在)、“梳乎”(舒服)、“中意”(满意)。这种消遣性表面看好像是与实效性相矛盾，其实是辩证统一的，因为经济、生产与生活上的高效益、高节奏，容易造成人们精神紧张、疲劳，而以消遣、宣泄或刺激的方式来调剂一下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会促使他们恢复疲劳，振奋精神，在工作与生产中提高效率。所以实效性与消遣性在岭南现代文化中是相辅相成的，是人们在观念上和实践中所追求的目标和衡量事物的标准，是并驾齐驱的现代意识。

　　以广告文化的兴起为例，广告文化是广东在改革开放中最早出现的“新生事物”，确切些说，它们并不是真正的新生事物，却是在广东最早堂堂正正地复苏的。广告，其实是自古有之，商业性广告随商品经济的出现而出现。建国后，在新闻媒介(报刊)中甚少商业性广告，这是由于被视为资本主义货色而受到排斥。改革开放后，广东电视台、广播电台和几乎所有报刊，均有大量商业性广告，是全国最早出现并数量最多的。近些年来，广告的花样更多了，戏院、影院、美展、书展等等的入场券、参观券都有广告，信封、明信片、贺片、请柬也有广告，每家每户的信箱也经常收到有各种各样的广告，真可谓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渗透于男女老少的意识之中，虽司空见惯，又有新鲜刺激或吸引力。这种广告文化普遍、深入并被人们接受的现象，是过去前所未见的。它固然是市场经济发达的标志，是经济现象，又是文化现象。显然广告的性质和目的，存在于经济、商品的实效性；而广告的制作和效果，又在于是否有艺术性、新鲜感和吸引力(当然首先取决于产品、商品本身的品质和是否应时应人所需)，是否有刺激性和感召力。所以，这种广告文化现象，正是实效性与消遣性、刺激性并驱或结合的一种现代文化现象。

　　广告文化是经济与文化结合的产物，由此出现或开始了经济 (企业)文化化和文化经济(企业)化的时代，即经济(企业、商品)价值向文化领域的深入，包括生产、经营、管理、设计、包装、广告、消费等，均以文化观念和措施去决策和进行；而文化领域，则注重为经济企业服务，走向市场，走向商品化、企业化。许多大大小小的经济企业，除了经常做广告外，还经常赞助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报刊和书籍的出版以及各种文化评奖活动，出现了诸如“健牌歌曲大赛”、“美的讲古台”等一系列经济与文化相结合的现象。另一方面，有些作家“下海”经商，有些学者、教授去办企业，许多文化单位办公司，诸如广告公司，装潢设计公司，式艺公司等等文化性质的公司如雨后春笋出现，最近深圳还出现作家拍卖文稿等新事物，都是文化领域向经济、市场、商品转化的表现。这些现象，实质上是现代岭南文化注重实效性的表现之一。

　　刺激性和宣泄性，是现代文化的两种特性，而两者又是互为补充的。刺激性是人的精神接受需求与功能，宣泄性是人的外发需求与功能，性质上均属精神领域，即人的精神接收与吐露两个方面的文化需要，与实效性有所不同，但又相互密切联系着，当今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大都流行现代通俗歌曲。从歌星演唱到乐器演奏，从歌坛、舞台到影视，从歌厅到家庭的卡拉OK，都被流行音乐大行其道。现代通俗歌曲的内容、旋律、节奏、格调、尤其是其演唱方式，都既有刺激性，又有宣泄性，既有消遣性，又有实效性。我们常常在演唱会上看到，歌星演唱过程中，不仅舞台上伴唱、伴舞者共唱，许多歌迷也情不自禁地参唱，时会出现台上台下融合一体的高潮。这也可以说是为适应听众需求对传统唱法的一种革新。随着流行音乐而出现的“追星热”，也传进了广东，很快遍及全国各地。这种“热”的兴起，有各种因素，其中之一，是在于这些歌星所唱的歌曲和风姿，适应了许多青少年男女的刺激性与宣泄性的精神需求与功能，卡拉OK的方式和音响设备，在短短一两年间从广东传遍全国，如此高速地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歌唱方式和设备，适应于刺激性与宣泄性可兼用的精神需求。这是现代文化刺激性与宣泄性相结合的产物，自然也是这种文化特性的一种表现方式，而这，又是与实效性、消遣性相联系着的。

　　在岭南文艺创作中，有个问题是令许多人费解的，这就是80年代初期和中期，现代主义流行全国，广东作家开始时有受其影响的，后来则甚少受其影响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更使人纳闷的是，广东改革开放真正深入后，北方相继出现了寻根文学、后现代主义、新写实主义等文学思潮，而广东文学界呼应声音甚微，似有与全国风潮日益脱节之势。近年相继涌现的《雅马哈鱼档》、《特区人》、《公关小姐》等一大批作品，都是与现代主义无缘的，说它们是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之作，也未尝不可，当然不是那种批判现实主义或苏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是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是推动改革开放的现实之作，这种现象，说明了广东的文学创作注重实效性，与“海风”合拍，但却又与“北风”所引进的“洋气”(现代主义先锋派)不大合拍或不愿同步，其不合拍或不愿同步的原

　　因之一，恐怕是在于这“洋气”欠缺实效性的缘故。这种文学现象，说明了岭南文艺和文化，在经济改革开放步伐越迈越大，经济基础和实力越来越厚的同时，重实效的意识越强，自主意识也随之日益增强，大有自成格局的趋向和架步。有些评论界人士至今仍习惯于以创作方法分优劣的那一套，例如《作品》1993年第6期中有篇题为《我看南北文学》的评论文章就认为：“无论在基本文学价值观念上还是在选材视角、创作方法、语言模式、结构技巧等方面，南方文学恰恰是最传统化的。”由此得出结论：“南方文学的真正崛起，真正具有抗衡于北方文学的实力，首先不在于所谓南方人文精神的速构及以此为引导，而在于怎样汲取北方文学的胆识，彻底摆脱传统之禁锢，获得自由民的身份。”这种轻视人文精神的观点，实在是不足取的。创作方法，包括选材视角及结构技巧等，不同于创作思想与思潮，不能简单地划分为“传统”或“新潮”，在这方面离开南方的人文特点而跟着北方亦步亦趋，无异于邯郸学步，永远也建设不起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的现代岭南文化。

　　三、竞争性与相容性共存

　　市场经济的哲学，是竞争的哲学。商品的生产要竞争，销售靠竞争，消费也是竞争。现代经济孪生的现代文化，同样是具有竞争性的，现代岭南文化同样具有这特性。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岭南文化在具有竞争性的同时，又具有相容性，这是其他现代经济发达的国家所欠缺或淡化的，而这，正是现代岭南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区现代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这种竞争性与相容性共存共结合的现象，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岭南地域条件的影响，有着直接的深刻的渊源关系。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从开始形成时就具有竞争性和相容性。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等诸子百家，争鸣竞献神州。汉以后确立以孔子为尊的儒家文化主导格局，竞争性大大削弱了，而相容性依然存在，因为经过一番改造的“儒术”，本身也是具有相容性的，其崇尚的“仁”、“中庸”、“和为贵”本义是相容精神，历代在尊儒之时，也往往兼尊其他宗教，甚至将外国或其他宗教加以“中国化”处理，使之变为有中国色彩而使人接受。例如，佛教自印度传入之时，与中国本身的崇尚老、庄的道家格格不入，竞争激烈，与被尊为主体的儒家也是矛盾重重。后来经一些人的努力，使佛教添加中国色彩，又使儒家和道教互相调和，形成了以儒为主，三家并立的格局。至今在飞霞洞、鼎湖山、丹霞山等岭南名山的寺庙中，均可见这种三家并奉的现象，以奉佛教为主的古刹(广州光孝寺)也有佛、道并奉的现象，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性质与格局，本身是具相容性的。有趣的是中国化的佛教，其兼融性也强化了。据说，在印度佛教中，弥勒佛不是很受人注目的，形象也不像在中国到处皆受尊奉的笑脸大肚的样子，中国将弥勒佛另立香火，升格为自开一方天地之大佛，并且为其撰了一副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这楹联活现了弥勒佛的形象内涵，体现了人们崇尚该佛的精神所在，尤其是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容性，这就是中国人之所以创造并崇尚弥勒佛现象的原因，这就是中国文化之内涵。岭南文化传统，自然也有这种特性。

　　“北风”与“海风”夹击或结合的地理条件与文化环境，使岭南文化在具有相容性的同时，更具有竞争性。来自海外的文化和来自中原的中国本土传统文化，有不同的性质，体制、体系和机制，它们交接于沿海地区，必会发生撞击，也必会在撞击中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相互影响。这样，作为交叉点和交汇地带的岭南文化，也就不能不具有相容性，即既可接受“北风”，又可接受“海风”，并且使两者汇于一体，形成为既有前者因素，又有后者因素的综合或中性形态，有时甚至是矛盾的组合，不三不四的不协调的组合，另一方面，又因而形成竞争性，呈现为既竞争又相容的状态。这种特征，在一些流行的新观念中，尤其明显。

　　50年代为中国获得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的容国团，说过这么一句话：“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是一种很有现代南国色彩的信念，所谓“搏”，就是竞争。这种“搏”的意识，自改革开放以来，更为强烈，并注入了新的内容，并同时具有相容性。例如讲求“平等竞争”、“机会均等”，这“平等”、“均等”就是相容性，“竞争”、“机会”就是竞争性。在许多场合，人们常用“请多关照”、“多谢关照”、“多谢给我机会”等用语，来表达对别人给予帮助的谢意，这就是相容性与竞争性并存的体现。此外，另一种“搏”的观念，则是带投机性的竞争意识，如抽奖、购奖券、炒股票、买马票等等，这种竞争也是以平等进行的，是与相容并存的，虽然含有“你败我胜”、“你死我活”的消极色彩，但由于竞争是在平等进行，也就不至于导致火拼，它不同于过去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至于赌搏行为，虽也是“搏”，却是违法行为，是丑恶现象。

　　相容性即开放性。相容性的现代文化表现，是不强调划一的多元化、多样化的格局，大至城市建筑格局、社会风尚，小至家庭摆设、个人服装款式，莫不如此。如广州的建筑格局，不像北京的四合院那样一体化，过去是有厅堂组合的结构，有一体化的“骑楼”，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建筑发展很快，却甚少一体化现象。近些年，“新城”、“新村”、“社区”等住宅，别墅群纷纷破土而出，都是各有不同风格的建筑群。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越新的住宅结构，越强调厅的宽敞和摆设，淡化卧室的重要性，究其原因，是为社会交往频繁所需，要显出“高朋满座”、“能招天下客”的气度，这是很有意蕴的文化现象，其中就有相容性之内涵。广州的“饮茶”习惯由来已久，近些年来又有新发展，除饮早茶外，新增设了“午茶”、“夜茶”，不少酒家茶楼，干脆每天24小时服务，从早晨到午夜均可“饮茶”。为何人们不在自己的家里安静“饮茶”，却甘愿排队去争“茶位”，在喧喧嚷嚷的茶楼里“叹茶”呢?除了交往需要之外，主要是视此为时髦风尚。这风尚就带有相容性的文化内涵。前些年，人们的衣着及抽烟、打扮，有明显的“一阵风”现象，即：流行牛仔装，个个都穿这种装；流行抽“万宝路”、“555”牌香烟，有些年轻烟民们因买不起这些名牌烟，但也搞个名牌烟盒来装上便宜的烟，免得别人看不起；还流行带金戒指、金耳环，不仅女的戴，男的也戴，买不起金的戴银的，甚至是铜铁电镀的。这些“风”，有竞争性的意味，也有划一性的意味，但近期以来，类似之风少了，即使有，也不那么强劲得使人非跟不可了，出现了“人有所好，各行其道”的开通景象。广东领导全国服装新潮流，而实际上广东人自己的服装潮流是什么，也难以说清楚，广州的宾馆是最早引进现代观念的，只要付得起房租，什么人都可以往，“认钱不认人”，反对封建特权。这种观念和做法，实际上也是文化相容性的体现。    

　　也许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的关系，在岭南现代文化中，竞争性是较强并占主导地位的。前面谈到广东自近代以来出现许多全国“第一”的人物和事物，这是广东富于敏感性的体现，也是富于竞争性的体现，即“争第一”的本性意识。也许是被列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点”的缘故吧，近些年来广东“争第一”的竞争意识，比过去强烈得多。60年代初广州在旧爱群大厦之邻，再建一座新爱群大厦。旧爱群大厦是解放前建筑的，高13层，是广州当时最高的大厦。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为显示解放后的政绩，定要新爱群高于旧爱群，建了14层，接着又建了24层的广州宾馆，成为广州也是全国第一的高建筑，后来其他城市先后出现了高于广州宾馆的大厦。改革开放后，广州“争第一”的劲头又上来了， 1992年落成了64层的广东国际贸易大厦，传闻上海正动工兴建超过64层的大厦，广州不甘示弱，又在天河体育中心北面，兴建 80层的“亚洲第一楼”——中天广场。在产品、商品上“争第一”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前些年，万宝冰箱的“北伐”，“家私城”的纷纷出现，都属此类现象，近些年来，广州市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几乎是比赛成风，每天都有赛事，歌星大赛，模特和选美大赛，设计大赛，服装大赛……无处没有赛，无事不可赛。竞赛就是竞争。文化领域也有许多“争第一”的现象，前些年有“拳头作品”、“拳头评论家”的呼唤，近些年有许多力争“全国第一流”的呼唤，如1992年《广州文艺》公开宣布要力争办成“全国第一流”文艺期刊等，就都是这种竞争意识的体现。

　　文学艺术上的竞争与相容现象，也是相当普遍而有趣的。广东电视节目的组织和安排，真可谓是相容并蓄，不拘一格。早些时候举办的“全能歌手大赛”，每个歌手必须用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一展歌喉。其他歌唱大赛，也大都不限于一种唱法。电视剧既有香港、台湾、日本产品，也有中国片包括北方片，同样也受观众欢迎。广东自己制作的电视剧，也具有这种竞争性与相容性并存的特点。例如《公关小姐》，主角是蒙古族人，演的角色是来自香港的小姐，无论形象、身材、气质，都与真正的香港小姐有别，但编导和制作人似乎不大讲究这点，反而想利用这点“有别”；而熟悉香港小姐的广东观念，也似乎不去挑剔这些，至于外省观众，甚少见过香港小姐，也就不能更不去计较其真假了。至于公关小姐这个人物形象，倒是很能体现广东现代人的竞争意识和功力的，她不甘于平常的小姐生活，渴求在事业上做出一番业绩，但她的奋斗目标却不是什么主义，处事原则是将宾馆服务工作做好，急旅客所急，为其排忧解难，使宾馆兴旺，可谓事业上的强者，是名副其实的“女强人”。但是，她又与过去常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女英雄有根本差异，不仅信仰不同，更在于为人不同，不是以“斗争哲学”去“斗”人为生，对妒恨自己的阴谋暗箭，并不“以牙还牙”。虽坚持原则，一身正气，又不至于令人望而生畏，有令人仰止的雍容气度。这种在人物形象身上所显示的竞争性与相容性特质，在其他岭南现代文艺作品中是屡见不鲜的。在文学上，广东的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也不似北方那样壁垒分明。有些作品甚至一下子难以分清是属于通俗文学还是高雅文学，这也是竞争性相容性共存之特质所致。

　　总的来说，竞争性与相容性共存这一特征，使得现代岭南文化既充满活力，又丰富多采，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然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费解而又值得注意的现象。在当今广东城乡，随处可见一种“新旧相容”的情况：一方面是生产现代化，生活现代化，意识现代化；另一方面则是旧的东西盛行，不少现代化的家庭都设有关帝神位，正月十五元宵节买架纸扎风车以求“转运”，一些人还将领袖像片挂在车上以作“辟邪”之用。对于这种情况，简单地斥之为“封建迷信”加以禁止，已被实践证明并非行之有效的办法，完全听之任之也不是上策，只有通过加强现代岭南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竞争性，使现代文化观念逐步取得主导地位，使人的素质有较大提高，问题才易于解决。    

　　四、大众性与优越性互进

　　这里所说的大众性，不同于过去所推行的那种“下里巴人”式的“大众化”。台湾学者杭之指出：这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透过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等大众传播媒介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这是一种合成、加工的文化产品，其明显的特征是它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因而它有着标准化和拟个性化的特色”。(《一苇集》)因此，大众性实质上是对封建等级观念和习惯势力，尤其是官本位意识的挑战和否定，代之以一切以大众需求为准绳，无论是物质产品或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莫不如此。所以，大众性也即是平民性、平等性。这不等于说物质和精神产品都要降低档次，而是强调适应大众不断增长的高消费、高要求，也即以优越性来适应大众性，以大众性来增强优越性。所以大众性与优越性互进，是现代文化特征之一，现代岭南文化正是如此。

　　大众化首先表现于以“顾客是上帝”为代表的大众意识。现代商业和服务业最早打出这口号，以西化的语言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更新了。这“上帝”的大众意识，的确主宰着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挥了市场对生产的调节功能，改变了过去凭长官意志办事的做法和习惯。但是，又要看到，大众之需求也即是大众性，是带有盲目性、自发性、时令性的，因而，仅以此为据去调节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也会导致偏颇，必须注意宏观调控和正确导向。优越性中，包含有这种调控和导向的积极因素。就大众的自发需求而言，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也是大众经济收入逐步增多，同时又是消费不断提高的历程，是人们物质生活水准与文化需求和欣赏水准不断提高的历程。无论是物质生产或精神生产，只要是坚持大众性的，也就必然在这历程中不断体现优越性或超越性，显出大众性与消费性不断互相促进的发展势态。例如，现代歌曲的演唱，从舞台上由歌手自拿麦克风开始，到增加伴舞，配置现代化的多彩灯光；从舞台上固定位置演唱，到走动演唱；从舞台演唱到茶楼、酒店、歌厅以至大型集会(如在天河体育中心为全运会、亚运会开幕式、闭幕式)演唱，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同时，通俗流行歌曲的创作，也从模仿港台作品到注重自己特色，逐步适应各种文化层次听众的需求，出现了一些像《涛声依旧》、《记忆》这样带有些“雅”味的作品，这也是可喜的，这是大众性与优越性互相促进的过程。

　　毋须讳言，大众文化主要是满足于大众感官需求的文化，无论是接受或者发泄，都是图“过瘾”、“刺激”、“梳乎”，即前面谈到的消遣性与发泄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浅层次的。现代歌曲《跟着感觉走》、《潇洒走一回》，之所以从南方一下“走”遍全国，正在于适应了大众的感官接受与发泄之需求，体现与迸发了大众的意识和情绪。显然，这些意识和情绪，是人们(主要是青年)在快节奏的现代生产和生活中，希望从压抑中得到解脱的体现，即希求精神的超越，以“感觉”来超越现实生活的紧张，以“潇洒”来求摆脱现实之困扰(所谓“跟着感觉走”，乃在于实际上难以跟着感觉走；所谓“潇洒走一回”，乃在于现实生活难以“潇洒”)。这些强调感官性的文化，实际又是大众希求超越现实的精神呼唤，同时又是人们(青年)自信力的体现(即相信自己可以“跟着感觉走”，可以“潇洒走一回”)。由此可见，在这些大众性文化中，又是有着优越性(超越现实和自信力)的文化内涵的。这些内涵，是深层次的，是非感官性而属理性的。所以，现代文化的大众性，实际上其内涵中便有优越性。

　　大众性内涵的平等性，有着消除界限的含义。消除界限，既是指对封建法权、等级观念的摒除，也包含着被动与主动位置与界限的调整和消除。例如，在生产、流通、消费三者的关系上，历来是以计画生产来决定流通的，流通商品的有无决定着消费，因此消费者是被动的。改革开放后，生产、流通、消费的位置和关系被逐步颠倒了，消费决定流通，流通决定生产，被动变成了主动，主动变成了被动；消费不仅决定流通和生产的品种和数量，还一直制约着流通和产品的品质。过去是产品。商品出厂或售出后，对其品质可问可不问，而现在有代表消费者利益的各种监督组织和措施，如消费委员会、品质跟踪、售后服务等等。可见，社会的经济生活与关系，有了性质上的变化。文化上也是如此，书籍、报刊的发行数量，取决于读者，不像过去取决于长官意志；读者的需要，还决定著作者的写作。通俗文学受欢迎，纯文学被冷落，就是由此。话剧、歌剧、地方戏、交响乐等等艺术被冷落，既有其内容与现代青年的精神需求不合拍的原因，还有艺术方式上不能使人满足的原因，即这些艺术始终是要观众处于被动的、接受者的位置，台上演员与台下观众的界限分明得很，壁垒森严，神圣之至。可以说，高雅的艺术，都是处于主尊地位、要人顶礼膜拜、悉心接受的艺术，其内容也往往由于过份强调“教化”而居高临下，因而不易引起广大群众的共鸣。即使是内容有大众性的，也因这种被动与主动的界限和方式而削弱受欢迎的程度。现代歌曲及其演唱风行，歌舞厅、卡拉OK的流行，根本原因正在于其艺术方式可以打破台上与台下、主动与被动的界限(演员可到台下、观众可到台上相互交流；歌舞厅和卡拉 OK，每人均可自跳自唱)。显然，这是大众参与意识增强的体现。无论是经济、政治或文化上，参与意识的增强就是现代意识强度的标志之—。各种各样的被动与主动的位置和界限的调整和打破，是大众性的体现；这种调整和打破，是社会文化的实质性变动，是深刻而带导向性的，必会继续扩展开去并持续深化，所以，这种文化特征，又是有其深远的优越性的。

　　近十多年来，广东的大众性文化像一股洪流冲泻向前，速度惊人，波及面惊人，使得曾经是社会宠儿的高雅文化地位大为失落，而从事高雅文化创作与研究的专家学者不仅在社会上不受重视，在经济上也陷入困难的境地。这就值得注意了。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都不可缺少高雅文化，都必须扶植高雅文化，也即是在发展大众性文化的同时，必须坚持优秀艺术的生产，形成多元的现代文化格局。各种文化事业，由国家办的与由社会各方(包括私人)办的共存，文化市场取向与国家适度干预相结合，即既按市场需要，生产带商品性的文化产品，又由政府有关部门予以适度控制，并扶植非商品性的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事业建设，注重分别发展、相互促进的方针，即大众性文化由各方建设，高雅性文化由国家筹资建设，并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各种专家学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这样才能使大众性与优越性真正地做到共存互进。

　　五、发展性与保守性相克

　　现代文化是一种发展性的文化。其发展性，主要是动态型、开拓型、进取型的，这是与市场经济的实质与形态相应的内容与形式。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有其软弱性、表面性、保守性。这是其浮动性所使之然，因其以现实利益为浮动、进取之座标，不着重长远、深刻之导向，欠缺持久的实力和深入的进取精神，所以带有软弱性、表面性、保守性。保守性的由来，还在于社会的历史因素，因为封建社会历史和自然经济的历史甚长，其相应的保守性文化观念及其积淀，是甚强甚厚的，对当今现实社会生活影响也是极其广泛深刻的。所以，发展性与保守性并存而又相生相克，乃是现代文化必具特征之一。自然，随着现代文化的日益发展，保守性会相对减弱。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和程度，取决于并体现于保守性对发展性的阻碍力的削弱程度，也即是发展性的增强程度。现代岭南文化的性质及其发展状况同样如此。

　　岭南文化的发展性和保守性，由来已久，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地理原因。其历史原因，与中华民族的变迁历史有密切关系，可说是这大变迁中的一隅或一个缩影。数千年的中华民族史，虽有西周、东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民国等一串所谓“正宗”系列，其实在许多时候，是动乱为主的。简直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是动乱为主的血泪史、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金宋并峙、明末和清末的李自成与太平天国，民初的军阀混战，都是载入史册的大动乱时期，这些动乱(包括许多未列出来和尚未列入史册的动乱以及农民起义)加起来的历史时间，要比安定的时间长得多。如此长时间的动乱，造成了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族以及许多现在仍存在或已经消亡的少数民族，不断地处在迁徙、流亡、变化、动荡之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岭南自不能例外，不仅不能幸免，有时甚至是首当其冲，承受来自北国的大迁徙。现在绝大部分广东人，只要认真找其族源，多称是自北方而经广东南雄珠玑巷南迁，可见岭南之地，是移民为主的地域，其历史文化及其形态，主要是移民文化。移民是流动性的，其文化也自然是浮动性的，亦即是不稳定的、发展性的。另一方面，岭南同中原腹地一样，受封建王朝长期统治，封建文化长期熏陶，自然免不了受传统的保守性影响和束缚，因而岭南文化有保守性传统也是必然的，所以具有发展性与保守性，同时两者又并存相克，是岭南本有文化特性之一。    

　　当代的广东人没有北方那种“废都意识”，也很少那种“一无所有”的心态，他们大都做着“蓝蓝的梦”。这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较快，社会较为稳定，环境较为宽松，因此与传统岭南文化相比，现代岭南文化发展性比过去增多，甚至可说是占主导地位；发展性特强的特征，同“北风”、“海风”交汇的历史，地理和人文环境有密切关系。因为两者“夹击”的形势，虽然使岭南文化的自主性受到压抑，但由于反作用力所使然，却也因此而在一定条件下，反而使其自主性增强。同时，“北风”、“海风”的交汇，使视野扩大，受益面广，开拓面宽，前景意识强烈，拼争意识与实力增强，造成发展性强的特质；更何况现代文化本身的性质，就是发展性的。所以，现代岭南文化的本质及其特征，也在于此。以上所谈及的敏感性、浮动性、实效性、发泄性、竞争性、相容性、大众性、优越性，都是现代岭南文化发展性的具体表现。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现代岭南文化的保守性，即在发展性中的保守性表现。其中之一，是所谓“精仔”意识。“精仔”即聪明人之粤语称谓，其意思是会投机、不做出头鸟、不吃眼前亏。这种文化意识，由来已久，每个时期因政治气候不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过去在政治压力较重的条件下，这种意识，常常表现为“保持60度”的温度，即既跟政治形势，又不太紧，不致气候突变时受损失过大。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人大都奉行“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的哲学，这既与政治环境有关，又与“精仔”意识有关。经济实践上不断突破，不断创新，而在理论上则小心翼翼。自80年代初张期因主张市场经济而受批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很少有人再提“市场经济”几个字。科学研究也是重自然科学与现代科技，轻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方面则是重古轻今，重实用学科，轻基础理论。吸收国外先进文化，多半侧重于通俗性的娱乐文化及现代技术，较少引进西方理论研究的新成果。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求“保险系数”。至于文学艺术上，至今未出现震撼人心的划时代的作品，恐怕与此也不无关系。这种保守性如不逐步加以克服，是会制约其发展性的，对岭南文化的发展是不利的。    

　　杨干华在《作品》1993年第10期的主编絮语《为富不文乎?》中说：“眼下，广东正大步迈向新的世纪，经济要腾飞，精神要建设。要崛起高楼大厦埋荒瘠，要呼唤美人香草聚芳洁。诗风骨，文气节，不可灭。安能腼颜拜金拜物吹萧笛，屈膝街角地摊弄风月。老中青，齐超越，发不同青心同热。真勇士流尽最后一滴血，大家子写尽最后纸一页。把酒且凭栏，看珠江卷起文采风流浪千迭。缪斯啊，我们爱你没商量，铁。铁。铁!”从这段激动人心的豪语中，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岭南文化定会攀上新的高峰，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明天会更好”。

　　1994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