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终年云雾深锁的湘东山区，中华民族始祖的炎帝的陵墓近侧，曾经有那么一位将户口揣在口袋里生活了不少时光的“游乞僧”，他的足迹踏遍了茶陵、酃县的几乎所有的乡村，并且，从那里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他的第一部作品，是在杀声不绝的“一打三反”之中写出来的，且在知识青年中辗转传抄。那是一首长诗：题为《被贬的天使》。看标题，作者之狂妄及目空一切是不消说的了，如在当日便被查抄出来，他三进牢狱，也就不会有三出的侥幸了。这首诗的末段，是这么写的：

　　

　　“我从坟墓里，

　　

　　向着纷扰的人间，

　　

　　高高地举起一只手

　　

　　不是道别

　　

　　而是召唤……”

　　显然，这该是召唤死的，然而，不，纵观全诗，却体现了作者在当时倒置的世界中的一种独特的追求。那时的天堂，是什么呢？不正是红极一时的“左派”们踏着“牛鬼蛇神”的肋骨当阶梯往上爬的极乐世界么?倒过来，地狱——生活的底层，相反要纯净得多，符合人性得多，也自由得多。他在那个“坟墓”里探索着人生的真谛，瞭解我们这个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思考着华夏大地上这场空前的劫难——是的，湘东，日寇也未能入侵到此地，相传是因为神农炎帝的保佑；可那时，炎帝陵却化作了一片废墟，“割尾巴”割到了每一个偏僻的山乡。

　　他在那片废墟前面徘徊了许多日子。

　　于是，取材于湘东山区农村，取材于炎帝陵周遭的一部部中、长篇小说，便在七八十年代相继问世了。他试图把严酷的现实生活与东方那神秘主义、象征主义及浪漫主义的色彩紧密地胶结在一起，以形成他创作中独有的特色与风格。纵然他已经在都市生活了许多年了，可人们仍觉得他象个农民，他的伙伴们老把他的农民形象当作嘲弄的笑料，编辑在审读他的作品时，也常常惊叹他农民心理探究的深切，农村生活描写的逼真……．

　　他，属于我们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大山和乡村，他是决不以伙伴们的嘲弄为然的。

　　我们已经有了湘西风情的长幅画卷，这是以沈从文先生及当代众多脱颖面出的湘西中青年作家孙健忠、吴雪恼、蔡测海的一系列长、中、短篇构成的，被誉为中国文学的一朵奇葩，并在全世界引得了注目。那么，湘东呢?炎帝陵所在地、岳飞的光泉以及近代、现在中国革命的圣地——这里有谭嗣同的墓冢，有秋收起义的遗迹，以及第一个红色根据地的边卡，……难道不应当产生更为璀灿的文学明珠么?

　　他和他的文学好友、自然也是湘东籍的彭见明等青年作家，都这么希望着，也这么努力地奋斗着……

　　能这样描绘自己么?

　　心目中的自我形象，也许永远与他人眼中关于我的形象无法统一起来。这个“我”既是主体，又成了客体。“我”被加上了文学化、乃至于理想化的色彩。这实在是自我完成的急迫表现，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折射。

　　但一个作家过早地完成自己，无疑是对自身的一种限制，甚至是窒息与毁灭。我期待着完成，但又不能完成，永远不可以完成——只能无限地接近完成。正如直到今天，人们尚未完成对我们文学史中许多著名人物的认识一样——直到死后也不能完成。

　　我远还没有做到我在前面的描绘中所希望做到的一切……

　　是的，我太酷爱绵延几百公里时罗霄山脉，太酷爱湘东那片古老的土地，太酷爱那里的人民了。虽然我是被押送、被流放到那个地方的，一开始便蒙有一层感伤、忧郁的色彩，虽然我在那里差点让不明真相的农民打聋了耳朵；虽然我的朋友们一个又一个在那里被批斗、被判刑，虽然包括象潘汉年这样老一辈革命家也在那里最后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虽然……不幸太多地降临在这片土地上，可我仍不能不爱它。也许，正是不幸太多了，才希望它能早日赢得幸运，太悲惨了，才在怜惜中积蓄起更深厚的爱来。也许，正如东方神秘主义听昭示的，爱是一种直感，用不着讲出什么道理来。爱，本身也是一种疾痛，我常含着忧郁的泪水注视着那里发生的一切，作出一次又一次的祈祷——莫非我们的始祖炎帝不再保佑这个地方了吗?炎帝后裔的命运就该如此多劫么?先帝留下的种种美好的传统就不复存在了么?

　　我不相信。

　　就从这“不相信”开始，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中国，是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几千年来，一直是以农为本，以农立国。而炎帝神农氏，不仅仅是太阳神，人们更多的是知道他为农业之神，医药之神，他之所以被称之为“神农”，则是他教会人类怎么播种五谷，向土地索取充腹的口粮。南方气候湿润，农作物生长繁茂，所以，作为与黄帝是同胞兄弟的炎帝，又是分管一半的南方的天帝，擅事农桑，则是很自然的。传说中他还是牛头人身，专门为人类耕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果真为识药草，日中毒七十次，不幸夭亡的。可见，他是极仁慈的，不愧为人民的公仆。

　　因此，炎陵山附近，流传有不少关于神农炎帝的传说。

　　毫无疑问，愈是边远的山村，愈是不为现代文明冲击的穷山僻壤，就愈比较完整地保留有我们这个民族古老的文化传统。譬如说，在一般农村，谁家造房子，请了人，自家还得亲自备下一顿又一顿的酒席，给泥木匠们顿顿享用，偶有怠慢，这房子就有可能被做上一些手脚，不是漏雨，便是闷烟，甚至还会有什么怪异的事情出现。可在这里，谁家造房子，全村人都得搁下手中的农活，自觉地聚到造房子的地方去，各显神通，根本不用主人操心。更为感人的是，全村每家都得出一次酒席，代主人宴请泥木工们，从头至尾，不需要主人操持。为什么呢?因为造房子是喜事，每家都应为他庆贺，再说，他造房子已够忙的了，要弄饭弄菜的，更忙不过来了。所以，理应由全村各户承担起各项职责，颇有点原始共产主义的味道。我在小说《穿山的风，过岭的雨》中就写到了这一现象。这说明了什么呢?

　　也许可以一言以蔽之，这是风俗民情。

　　说得对，这是风俗民情。但风俗民情本身又反映了什么呢?

　　纵览古今中外，任何一部成功的传世之作，无一不是反映作者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风俗史、民情画。且不说《红楼梦》、《水浒》中种种民俗描写了，象巴尔扎克，不也把他的作品分为各类生活场景，并且在他的《人间喜剧》前言中宣称：“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传单、搜集情况的主要事实、刻划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特点揉成典型人物，”并由此而断言，“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

　　风俗史——一个貌似浅易却包涵有巨大的内容的名称，这，正是每一位有作为的作家所应致力描绘的。

　　风俗习惯，或民俗民情，本身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过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历史生活所形成的。湘东山区某些母氏社会的特征、原始共产主义的特征，更有几千年的历史，它们世世相承，代代相袭，约定俗成，形成了一种比法律强制力更为强大的心理影响，使得人们自觉地遵循它，服从它，连想也不会想到去背弃它、超越它。可以说，这种民俗风情，是某个地域、某个民族长期生活积累、反复沉淀而形成的，因而它带有相当大的稳定性，很难改变。要改变，甚至得付出巨大的代价。在这个意义上，这种风俗史，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深层的意识流动，或者说，是一种潜意识，是整个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它实质上沉淀有很深刻的哲理内容。

　　说到这里，我想插几句话，这便是有人指责我们一些作家只注意民族传统而不善于汲取当代优秀文化的养分，其实，这是误解了。在当代的创作心理学上，人们强调的不正是力图发掘在显意识下面的潜意识、无意识的层次么?发掘一个区城，一个民族的整体的潜意识，恰巧正要对这个区域、民族的民俗风情作深入的瞭解，才可能加深作品的历史厚度和时代感，也才能使作品带上鲜明的当代文学特征。试想想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不正是如此么?民俗风情——包括老百姓的家族婚姻、民间文艺、宗教信仰等等，本身就是活生生的生活史，文化史，任何文化愈古老，就愈包含有更丰富多彩的民俗内容。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活在—定的民俗风情之中。如果忽略了这根本的一条，就会使我们的作品：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显得轻飘飘的，不可能有多大的价值。

　　湘东的一村人为一家人造屋，它的心理深层是什么呢?是家天下的根源么?还是神农炎帝当日的楷模——炎帝时代，人类共同劳作，相互帮助，没有主人，也没有奴隶，彼此之间亲如兄弟姐妹，炎帝教太阳哺育万物，又教人类识别五谷百草，功德都是属于他的，所以人们彼此间是平等的，没有恩恩怨怨、亲亲疏疏，炎帝可以为大家而亡，那么，彼此间为何又不能伸出友爱之手？

　　我还一时说不清。

　　在那里，我还十分感动地看到，许多女子，竟然可以嫁给劳改农场中刑满释放的犯人（当然，在那些年月里真假犯人是分不清的），而不为当时甚嚣尘上的政治道德说教所左右。而她们也善于用自己的温存、怜爱来感化物件，在物质生活极为贫乏的状况下建造一个温暖的“小窝”。要知道，十年动乱中，那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教化是非常厉害的，多少人为此闹个夫妻反目、乃至于“大义灭亲”。然而，这又是怎样一种力量，居然可以抗御住这种骇人道的德教化，从而促使这些纯洁无邪的女子嫁给被世所公认的“罪人”而不变易呢?

　　仅仅从物质匮乏（刑满者可拿工资）上来解释是不足以说服人的，仅仅从人的基本欲望（嫁人，需要有一个小家庭等等）上来说明更是不会叫人相信的，这使我想起了炎帝陵前的白鹿。我的中篇小说《白鹿》，正是写这方面的内容。相传炎帝诞生后，母亲就不在了，是一头白鹿把他哺育大的。白鹿便成了善良、慈爱的象征。那么，就犯人而言，他们不正是社会的弃儿么?他们不正是更需要慈爱与抚慰么？这么些女子，正是白鹿的传说自小便在她们心灵中潜移默化了，所以，长大后，她们才会做出这令世人惊骇而自己却认为再理所当然不过了的事情来。然而，这恰恰是符合人类共同道德准则的。历史也证明了，当日那甚嚣尘上的政治道德教化恰巧是违反人伦、悖逆天理的。

　　无独有偶，我在苏联的吉尔吉斯民间传说里，也发现了同样的情节，作为人类始祖的哺育者恰巧也是头鹿妈妈。不过，这个传说却有着悲剧的结局——忘恩负义的人类最后竟把鹿母残杀了，以她的鹿角插在祖先的陵墓上作装饰品。我们不知道苏联这个东方民族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渊源如何，但是，母亲的天性以及母性的力量，则始终在影响着和制约着人际关系。它是作为人类集体的潜意识在各个民族中流动着，并且，不时显现出来。

　　因此，反映中国当代的农村生活，努力刻划当代农民种种复杂的心理，离开这种民俗风情而写出的作品只能是浅薄的、贫血的，没有多大的生命力。

　　不少作品，也喜欢把这些东西当作佐料、当作点缀，瞭解这些，也只是为的猎奇，在作品中添加一点地方或乡村的色彩，其实，这是大错而特错了。从这些民俗风情中，我们不仅可以增加作品的历史厚度，更可以进一步深入瞭解我们今天的社会。它应该是作品中的血肉，甚至是贯穿的骨骼，是我们文学的根，是一个民族的文学之魂。只要你肯下一点功夫，你就可以从中找到很多你过去所找不到的东西：历史、哲学、人生诸方面的真谛、找到艺术的核心——真与美。

　　民俗和它所包含的思想意识，的的确确存在于我们的现实之中，并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环境里，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教你无形之中受它的制约与影响。长久以来，它铸造了不同民族代代相传的不同的心理结构，陶冶了民族的情操并决定了各自感情的表达方式。某些民族温柔敦厚、某些民族却慓悍豪爽，都不难从其民俗同情中找到答案。而这还只是浅层的，更深一层的民族意识，则要通过对古老民俗、文化生活的历史作深刻的反思，才可能予以理解。

　　在我第一篇长篇小说《鼓角相闻》中，由于个人的阅历和时代的局限，对这些的反映只是很浅很浅，所以，作品虽然轰动一时，但却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还记得它的人已不多了。后来，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认识过程中，我还写了不少农村生活的作品。也只是在最近的几部中、长篇，诸如《白鹿》、《断层》、《我的姊妹》里这种探究才转化为寻找作品的内核或灵魂，因此，作品才有了其成熟的特征和民族化的色彩。但是，这在我来说，又仍只是个开端。

　　前面，我比较偏重于民间（所谓民间，也只能是乡村农民当中）传说当中的极积、美好、优良的成分，但其间的糟粕，尤其是迷信、因果报应、安于天命……种种内容，都不曾涉猎。当然，这些东西也不是不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的，问题是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什么?在优良传统之外，我们民族的某些劣根性，也在此得到充分的显示。甚至说，某一种民俗，也有其两面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所谓“农民意识”为何会成为一个贬词，便有这方面的道理在内。

　　在炎帝陵香火兴旺的年代，每当皇帝登基、立太子、祝寿……都必须派御祭官前来告祭，最后一次还是在本世纪内——宣统皇帝登基的—九○八年。由于年复一年的祭祀活动，对当地的民众心理、文化、风俗也起了很深的影响。于是，人们敬仰炎帝，又化为一种在天灾人祸面前无能为力而祈求炎帝保佑的愚昧迷信。一位呕心沥血当人民公仆的炎帝，便被神化为至高无上的天尊……农民总是相信真命天子的，把希望寄托在一位好皇帝身上。于是，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在此地撒了—泡尿，居然就有士绅们捐款立了一块“皇恩浩荡”的碑。在炎帝陵被毁的年月里，也有一个个的忠字台取而代之……我们承负的是何等沉重的历史遗产。而今，炎帝陵尚未修复，但祈祷的、烧香的又络绎不绝了。

　　这里，人们怕“咒”，结婚也得“哭嫁”……等等的民俗，都仍旧沿袭下来，被咒者总是惶惶不可终日，如有鬼神附体；不哭嫁，男方就难以发迹，女子便该遭殃了……这也是人们不能掌握自身命运的一种反映，而它的再度兴起，则同十年浩劫，造成的深刻创伤有着很是密切的关系。

　　这些，都是值得作家们去思索，并且在作品中得到较为准确反映的，而不能简单地去否定它、排斥它，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忽视了这种传统的惰力或消极因素，也同样会给作品造成致命伤。

　　在炎帝陵畔的思索，远远还没有终止……

　　要获得创作上成功，以达到思想与艺术上的炉火纯青，内容与形式上的完美一致：可以有很多的途径。我以为，我上面所叙述的关于风俗民情的探索，只是提供了一条逼近成功目标的方法，而不是惟一的方法，我们还需要在思想上、艺术上、创作手法上等许多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

　　而在我来说，离真正的成功，也同样有着遥远的距离。

　　旧日的创伤，在我心灵间留下的印痕太深太深了。牢狱里漫长的岁月，使我如今害怕哪怕是绵延十来天的阴雨时节，我渴望阳光，渴望无羁无绊的自由，夜间写作，我总是把所有的灯打开；一个人在屋子里呆上几个小时，就会下意识地跑到室外去拼命地活动上一阵——以证明自己已获得的自由并非虚妄。于是，创作中，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我都在追求一种崭新的、自由的境界，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更新，不断地开拓。

　　是的，如今的农村己与以往大不相同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急骤的变化之中，不可以再用老眼光看待今日的农民。尤其是经济改革的春风，已经吹遍了祖国的三山五岳，自然，也吹临了湘东，吹临了炎陵山的周围。我当日不相信会泯灭的民族的美好传统，也正在日益发扬光大，并且得到了理性的升华。

　　我更酷爱这片土地，更酷爱这里的人民，我愿拿出更美好的颂歌，奉献给他们。我不善于言语，也生性不好热闹，但是，默默地祈祷，也许会比大喊大叫更有力量——在这东方神秘的土地上。

　　他，如今不再是把户口揣在怀里的“游乞僧”了。

　　可他仍忘不了湘东那云雾深锁的大山，忘不了我们民族始祖的炎帝殁葬之地。他曾多次呼吁重建皇帝陵，让当日的名胜古迹——炎帝陵、奉圣祠、崇德坊、天使行台，还有咪牛台、洗药池、飞香亭、味草亭等等，重新出现在炎黄子孙的面前，好真正认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

　　虽然这不是很快可以实现的事。

　　但总是应该实现的。

　　每隔—段时间，他总是爱邀当年的朋友，一道重返当年流放、劳改的旧地。当然，大家都平反了，都有了自己的事业。他们不想借助车楫的便利，而是在炎炎的烈日下，翻山越岭，从一个山村走到另一个山村，叩访一户又一户农家。柴草的烟味，实在是太亲切了，烟笋和蘑菇，也实在是太可口了，所以，日行百里，他不觉苦；夜卧茅柴，他也不嫌硌背……在自己的文学领地上，一切都是可以承受的，何况浇花总得费点心血。

　　从湘东，从炎陵山辐射出去，有我们整个中国，有我们民族整部历史。站在这，他想从宏观的角度，探究中华民族的历史变化、社会变迁以及面临的政治、经济上的变革，同样，也更想深入到每个人的心灵，剖析人们观念上的更迭、再新。这里不再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式的小社会了，现代的丰富资讯使得我们的社会和人都变得多维化了。包括他自己也一样。因此，必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与方位，去接受来自不同方向的资讯。

　　但是，他脚下的根基是不会变的，他永远立足于湘东这片土地上。

　　站在这里可以看到全世界。

　　他总是觉得时间不够，人生也太短促了——牢狱生活，足以折人许多年的阳寿。于是，他马不停蹄地走，手不释卷地读；也始终不放下自己的一支笔，——这是一支用了十多年、黑色粗杆的、很普通很普通的钢笔，如今，价值恐不到一元了。他不知道，自己可否能将湘东的一切都写出来，将自己所感受到的都写出来，以为后人多多少少留下点什么。

　　这似乎又有点伤感了。然而，荆楚文化从一开始，不也就蒙有伤感的色彩么?他也许永远摆脱不了这种伤感。一位作家，这种伤感也许不见得是件坏事，因为这能使他不盲目地乐观、不会很容易迷失自己的天性，同时，也更清醒地注视现实，热望未来。

　　他也许不会实现前面所提到的抱负，但是，总会有人去实现的，一代又一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