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面对中国诗坛我曾感到困惑。困惑一：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困惑二：诗人出诗集难。困惑三：许多报纸砍掉了副刊，诗已无立足之地。事实也的确如此，除了《诗刊》以及部分省、市还坚持办诗刊、诗报外，诗的阵地大多被“封杀”了。困惑四：谈文学言必称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诗人受冷落了。

　　诗歌果真“穷在深山无人问”了吗?

　　诗是我一生所挚爱的，我冷静地思考后，发现除客观上有对诗歌发展不利因素之外，诗人本身自觉不自觉地也有“作茧自缚”问题。自己先给自己围起了与世隔绝的藩篱也是好诗不多的重要原因。

　　这种藩篱使诗人的圈子小了，天地窄了。新诗发展80年来，诞生了许多伟大诗人。老一辈诗人用鲜血和生命写诗，至今诗还在闪烁着光芒，但老一辈已不多了，好诗也难以见到；部分中年诗人既坚持祖国好的传统诗也接纳西方诗歌的多种手法，但激情起落无常，创新缺乏自信；更新一代，探索精神可嘉，却有部分人热衷于全盘接受西方诗坛的东西，否定传统诗，根基浅，叶不茂。笔者是70年代开始写诗的，30年来一直未停止诗歌创作，曾偶得一些自己满意的诗，也有过“作茧自缚”的经历。后来我致力读书，扩大生活面，得到了一些提高。也出版了四本诗集。我相信经过努力和创新，是可以超越自我把诗写得更好的。但是，天天写诗，新的藩篱又出现了，我感到自己被圈着，手脚被绑着。我曾尽量写些有气魄的长诗以抒发自己的感情。但是，我迫切感到只用这种抒情方式已无法完成一个作家的历史使命。诗人，不能只用一种文体来束缚自己的手脚。诗人应当与时俱进，把自己融入改革大潮。诗人不能在诗的藩篱中仿徨、等待、叹息，要走出自圈的藩篱，走向更广阔的领域。我是想说：诗人在写诗的同时，也不妨写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调查报告之类。

　　诗人能走出诗的藩篱吗?我认为是完全可以的。对诗人有偏见的人不相信诗人能够写诗以外的文章。他们认为诗人天生只会喊一个“啊”、“呀”字。文学体裁不是天生只属于谁的专利，诗人应当从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高度，从诗圈中走出来。这也是世界文学史的重要经验。如20岁写出讽刺诗的伏尔泰，不是也有《穆罕默德》《梅洛普》《查第格》等长篇小说或哲学著作问世吗?诗人歌德除了世界文学典范的《浮士德》外，不是还有动人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么?人们论诗人拜伦的抒情诗时，切勿忘记他的重要的诗体长篇小说《唐璜》。普希金的长诗、抒情诗、叙事诗名作迭出，却也能写出历史悲剧《波利斯•戈东诺夫》、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雨果的诗作可谓等身，但他又能创作长篇小说巨著《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海上劳工》《笑面人》等。请看泰戈尔的书目：诗集60余部，歌曲2000多首，戏剧20多种，短篇小说100篇，长篇小说12部。这些世界级文学大师是伟大诗人，同时也是伟大小说家。他们以一个诗人的尊严引领我们与时代同步，走向更广阔的创作领地。在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已向诗人作家发生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一方面继续探索诗艺，一方面向散文、报告文学和长篇小说领域挺进，从自设的诗的藩篱走出来，走向更宽广的创作道路。

　　从抒情文体走向叙述也不容易。如果不改变生活方式，不挣脱思维、语言、情感的绳索，不改变创作习惯，也不可能。我首先扎扎实实去深入生活，到县里挂县委常委职二年，边工作边写作。把“走马观花”变作“拴马栽花”。其次投入生活的漩涡里。我用大半年时间到广州具有1000多年历史的著名高第街去体验生活，和600多个个体摊档主促膊谈心、交心。就这条小街我试图有意识地用四种文体来写它：一是诗《中国高第街》(发于《诗刊》)；二是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高第街》(发于《当代文坛报》)；三是中篇小说《官下街》(发于《广州文艺》)；四是长篇小说《闹市》(出版于花城出版社)。再其次是到近十家大企业去采访，详细采写了十多位大企业家(其中有私营企业家和海外大老板)。从“小景小物”到“多景多物”，我走香港、赴澳门、访珠江三角洲，把握开放改革的大环境。由对“花花草草”的抒情，到对“芸芸众生”的体察；由“触景生情”到“与人交情”，客观地审度各种人物的性格和事件的复杂关系。

　　跳出诗的视野之后，我加深了三种认识：一是认识历史，把握广州的改革开放与近代史甚至古代史的关系；二是认识现状，即90年代末广州的超前意识、超前观念、开放的思想、残酷的竞争；三是认识人物，熟悉大腕、小商贩、华侨、外商、职员、个体老板、官员、盲流、自由职业者。总之，我冷静地思考现实，也回顾历史。我已不是一个“走马观花”、“触景生情”的诗人了。而是个学会了观察、体验、思考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这样一来，我对南方都市的认识更深了：南方都市的独特地位和特质，是南方都市小说的深厚土壤，作家的崇高责任是在其中播种收获；岭南都市的崭新人格力量和南方文化南方精神，形成南方都市小说的灵魂；南方都市众多人物的不同个性可以使小说充满灵动而深具魅力。南方都市独特的人物群体和事件需要作家作不懈的挖掘，和提炼。这里有深厚的民族精神。于是，我先写了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高第街》、《知音王国》、《魅力在东方》、《金鹏岁月》和几部中篇小说和电影《女人街》，进而写出长达120万字的长篇小说《风流时代三部曲》(《野情》《野性》《又见风花雪月》)。这三部达120万字的反映上世纪末南方大都市广州变化莫测的世态和众多典型人物性格的长篇小说，2000年4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后，短短几个月就重版了4次。这部小说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并被理论界誉为“南方都市文学的翘楚之作”，北京还来人买了《野性》改编20集电视连续剧的版权。

　　当然由抒情到叙述的改变是脱胎换骨的过程。我时时警惕两方面：一是防止因叙述的悠闲扼杀抒情的才气，因此，常在写小说之余写诗；二是防止因抒情的“死灰复燃”烧毁叙述的脉络，于是作更深沉的思考。《风流时代三部曲》出版以后，我又把精力投入到另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去。这可是我的一部重要著作，是描写故乡雷州半岛这个独特半岛中的独特人物和历史事件。这个被称为“南蛮”、“流放地”的地方，秦汉以后集结的历代移民，有秦朝50万大军平越留下的人种，有西汉时汉武帝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在雷州半岛留下的人种，有南宋战乱时中原的移民，有流放的宦官后裔，有明清时福建来的移民，有半岛的土著民族。由此而形成海洋文化、红土文化、宗教文化、流放文化、中原文化等五大文化交汇，真是丰富多彩，琳琅满目。这个特殊半岛是旱灾、雷灾、风灾、潮灾、虎灾、匪灾、鼠疫、蝗灾等大灾害轮番袭击，把雷州人锻打成强悍汉子。在法、日外来侵略者进入雷州半岛时，雷州人的民族精神和火爆性格同时进发。我的长篇小说就是写雷州人近百年来的可歌可泣的伟大历程。为了把握雷州文化特征，我参与了珠江文化的研究，深知珠江文化具有水文化、海洋文化的特质，它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它的博大精深，它的源远流长，它并不比长江文化、黄河文化逊色。我走访珠江水域，研读珠江文化史，和人合作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千年国门——广州3000年不衰古港》，我参与有各学科专家组成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并担任省人民政府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开发课题组副组长，多次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县考察，并召开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国南方港的学术研讨会，与人合作写出长篇报告文学《开海——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由此得知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之一在徐闻。早在2000多年前西汉汉武帝已从雷州半岛派船经泰国湾、印度洋等抵达红海、地中海与罗马帝国作贸易，中国的开放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现在才谈WTO，简直是历史的笑话。我对雷州半岛的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尤其是对海洋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知道了黑格尔所说的中国从未享受过海上文明的说法是一种无知。中国最早具有海上文明，有极其丰富的海洋文化是铁的事实。

　　做了这么多的调查和文化研究之后，我开始了对雷州半岛长篇小说《血族》三部曲的写作。以往的肤浅抒情变成了深沉思考；以往的触景生情以情盖景变成情入人心，情牵人心；以往的掠影浮光变成了对深层文化的挖掘；以往的表像流览变成了对历史的追溯和反刍。我获得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力量，也获得了自由。为了这部作品，我已花了二、三年时间作准备。我决心花最大心血去认真经营它。

　　走出诗的藩篱写散文、报告文学和长篇小说，并不是叛离了我心爱的诗歌。相反，在一定距离透视诗，我反而更看清了它的特质。认识到要写好诗，—定要全面提高自己的修养，要读历史、文化、哲学以及变革中的社会，要瞭解更多人和事，决不能把自己关闭在诗的圈子里，做孤独的怨天尤人的诗人。现在我除了写长篇小说外，也写诗，由于积累多了，诗也写得更顺了。就在我写雷州半岛的长篇小说的空隙中，我也写出雷州半岛诗50多首，散文10多篇，自己也觉得诗味也大不同于过去了。

 

　　　原载2001年12月29日《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