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发是辛亥革命前后活跃于江浙的一个传奇人物。他出身秀才，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他在革命营垒里，不是以笔墨为工具，而惯以火和剑抒发战斗的豪情。民间流传着各种各样关于他的传说，评论他的文章亦褒贬不一，王金发成了近代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对于王金发的评价，大致可分两说：

　　一种认为王金发应予全面否定或基本否定。全面否定论者认为王金发身为“緑林强盗”，“初以鸡鸣狗盗”，“杀人越货，扰害社会，阻挠文明”（岑梦楼《王金发》，1915年仲秋上海华洋书局出版。）；辛亥革命之后，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不谙吏治”，“倒行逆施”，“苛政如虎，杼柚其空，丛怒所归，均有时日曷丧之憾矣”（施伯侯《王金发传》，载《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二次革命后，又投诚袁世凯，“欺诈同志，则得罪于党友”（岑梦楼《王金发》，1915年仲秋上海华洋书局出版。），加上王金发“豪侈不可名状”，“好吃好杀人好赌好色好穿”，是“死有余辜”（岑梦楼《王金发》，1915年仲秋上海华洋书局出版。）。基本否定论者认为王金发辛亥革命前“从事暴力革命”应该肯定，而“到杭州光复时是顶峰，过此以后，这种斗争光芒，在王金发身上就逐渐地暗淡下来了”（裘孟涵《王金发其人其事》，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文革”中则将他作为“半截子革命者”的典型，说他“当都督后，没有多少时日……封建势力便把他包围起来，用‘祖传的捧法’，把他捧起来。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把王金发捧得昏头昏脑，忘乎所以，革命气息渐渐澹薄，资产阶级的腐朽作风，日益浓厚，终而关起门大做都督，幷且开始动手刮地皮了”（石一歌《鲁迅传》。）。

　　另有一些人认为王金发一生应予基本肯定，如孙中山称他“东南一英杰”（沈鹏年《孙中山与王金发》，载《嵊县文物》第十期。），  黄兴称他“东南名士，英雄豪杰”（沈鹏年《孙中山与王金发》，载《嵊县文物》第十期。），蔡元培称他“大节觥觥，在人耳目”（蔡元培《王君季高传》，载《王氏宗谱》。），  “一生为革命奔波，最后献出了生命，尽管有人诽谤他，但他到底是一个英雄豪杰”（王克华《有关先父的一些琐事》，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第三辑。）。还有人称他是“中国的罗宾汉而革命成功者”（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载《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并有人说：“人谓王金发是强盗，我曰不然，他是革命志士；人谓他是暴徒，我曰不然，他是事母极孝；人谓他是杀人魔王，我曰不然，他是坚决反对袁世凯的革命党人。”（沈延国《沈瓞民与王金发》，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第三辑。）粉碎“四人帮”后，更有人称他“是一个民主革命的勇猛战士，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一生“够得上‘磊落妩媚、雄奇壮烈’八个字的评语”（刘金《还他“磊落妩媚”的真相》，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第三辑。）。

　　如此相反的两种评法，相持已达半世纪之久，究竟何说为是，只能尊重史实，让历史说话，并加以全面地客观地历史地分析，才能作出符合事实的结论。本此精神，从以下六个方面，论其生平，期窥其本来面目。

　　一、从乌带党到同盟会

　　王金发1883年生于浙江嵊县董郎岗一个富裕的家庭，据称他的第十二世祖王禹佐和第十三世祖王国宣，都殉身于抗清之役。他祖父王修宫“少豪侠，爱交游”，“太平军入浙，毅然从之，得为偏裨，率队驻宁波”（楼翼谷《景风翁家传》，载《王氏宗谱》。）。太平军败，他“轻财仗义”，养食客，结义士，“闭门韬晦”，“家有违禁书，若《入关史》、《屠城记》等”（陈去病《莽男儿》，1915年8月上海国光书局出版。）。王金发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从小得览禁书，孕育反清意识，轻科举，爱击技，性格豪放。

　　王金发青年时代，在戊戌变法维新和苏报案等进步思想启迪下，膺服大同之说。二十一岁才取得秀才功名，但耻仕清廷，无意进取，日与浙东会党头目竺绍康、裘文高、胡士俊、谢飞麟等为伍，彼此慨谈国事，结伙反清，入平阳党，任分支乌带党的头目。平阳党以竺绍康为首，是义和团分支，以反洋人为宗旨， “徒属之数，号称万人”。1904年又参加大同学社，名为学社，实“植党结群，密谋反清”。1905年，徐锡麟深入浙东腹地，联络会党，结识王金发，彼此一见倾心，由徐介绍入光复会，走上革命道路。

　　1906年，王金发东渡日本留学，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大森体育学校，次年回国，在大通学堂任教体育，并协助秋瑾联络各地会党。1907年与秋瑾等组成光复军，担任分统之职，在嵊县建立华美、鼎成两药房为秘密通讯社，并训练团练，积极从事武装起义。由于徐锡麟安庆起义兵败，秋瑾轩口亭献身，他也身遭通缉，家受抄封，被迫率同志遁入深山，栖身草泽，由于食无隔宿粮，体无御寒衣，又不断遭到清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的袭击，被迫向地主富绅“强借”为生，过了半年“緑林”生活，“强盗”之名大炽。但是王金发“盗亦有道”，从不扰民，反而散财贫弱，接济党人，自己仅留少许以维持众伙生活。1908年，陈其美受同盟会之托，派人将王金发从深山接至上海，幷介绍入同盟会。王金发入同盟会后，变卖所有家产，资助革命，设立天保客栈为革命联络站。尔后北上参加熊成基暴动，南下参加黄花岗起义，手刃劣绅胡道南，剪除内奸汪公权，惩诫叛徒刘师培，营救战友张伯同，击毙密探金琴荪，追回被变节分子侵吞的革命经费……，他神出鬼没，出入虎穴，表现出大智大勇的气概，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侠士，为人民喜闻乐道，被誉为“中国的罗宾汉”。

　　纵观王金发辛亥革命前的表现，从一名会党成长为光复会和同盟会的战士，为革命出生入死，应该说是功不可没，至于有人把他说成“盗跖”，那是出于反动的清政府和地主劣绅之口，不足为法；而至今有些史书里、小说中、舞台上把他写成“沉缅于声色豪赌冶游的会党头目”，或写成“粗犷的鲁智深式的緑林好汉”，这显然是小说家凭空臆造，有违史实。

　　二、从辛亥革命到光复沪、杭、绍

　　武昌起义后，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响应，江浙沪革命党决定先在浙江起义，上海接着响应。王金发受命去浙与谢飞麟等密谋筹款、购械和组织敢死队。“此时筹到数千款，运动浙江军队独立”（谢飞麟《谢飞麟年谱自序》，载《谢飞麟遗着》。）。不久上海起义成熟，陈其美召王金发来沪，于1911年11月3日在上海举义，王金发率敢死队“一行三十余人奔杀制造局”（章天觉《回忆辛亥》，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册。），为上海光复作出了贡献。接着他赴杭州，于11月11日参加了光复杭州之役，他与蒋介石各率一队敢死队，分攻抚署和军械局，王金发身先士卒，攻下军械局后，又率队援攻抚署，他冲入抚署，击杀卫队长，焚毁了标志清政府统治的浙江抚台衙门，取得了光复杭州的胜利。

　　杭州光复后，举汤寿潜为都督，军政府内仅褚辅成一人是同盟会员，于是“革命军务军官及参加光复杭州之各地领袖，次日集会。王金发提议谓：‘秋瑾被害，喧传汤寿潜曾赞一词，不应举为都督。’力主改选”（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实记》，载《浙江省通志馆馆刊》创刊号。），但是没有成功。他与蒋介石立即赶到上海找陈其美评理，不料陈其美也不支持他的意见，只是作了调和，任命蒋介石为沪军都督府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一团团长，任命王金发为浙江实业部长，蒋介石默不作声了，王金发则愤然拒絶，只身返浙。拒汤督浙是否得宜，容可讨论，但王金发不为一官半职而改其立场，则可见其为人，可谓“磊落妩媚”（蔡元培《王君季高传》，载《王氏宗谱》。）。

　　杭州光复后，浙江各地立宪党人和旧官僚纷纷附和革命，绍兴前知府程赞清和治安科长章介眉等“几个旧乡绅”，立即组织了“貌似革命”，而“内骨子是依旧的”绍兴“军政府”，演出了一出假光复的把戏。王金发闻讯后，立即率部赴绍，推翻了程赞清的“军政府”，11月10日成立了“绍兴军政分府”，来了个真光复，并自任都督，以钱塘江为界，统辖府属八县，“对于浙江军政府，差不多完全是独立的”（刘大白《挽王金发》，载《白屋联语》。）。

　　王金发在参加光复沪、杭、绍期间，还曾参与军饷协济会筹饷和护卫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工作。军饷协济总会工作，是用革命暴力向“前清官僚拥有巨款潜居上海的，或者是各地奸商土豪居住上海的，经过总会和分会联系后，向他们动员筹措军饷，如有抗拒情形，即行逮捕，押缴募集的款子，由总会交给沪军都督府，作为革命的军饷”（邱寿铭《王金发与军饷协济会》，载《辛亥革命回忆録》第四册。）。护卫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系同盟会委派，王金发“为保卫孙中山的旅途安全而通宵达旦，废寝忘食”（沈鹏年《孙中山与王金发》，载《嵊县文物》第十期。）。

　　综观以上史实，王金发于武昌起义后，“引同志光复沪杭，东定越地”（王金发《上大总统条陈根本大计书》，载《谢飞麟遗着》。），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的第一次腾飞，作出了可贵贡献，这期间王金发的所作所为，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

　　三、从督绍到离绍

　　王金发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前后七个多月，这是他—生中唯一的一次当官，是研究他一生的最重要时期，也是对他评价最不一致的时期，分歧的核心是他督绍究竟是“治绍”还是“祸绍”，他担任都督后是不是立即蜕化变质了。

　　王金发初到绍兴，人民是欢迎他的，鲁迅等人为欢迎王金发军队入城，冒了秋寒，伫立城外，等了两夜。当队伍入绍，街上挤满欢迎的市民，“大家高兴叫着‘革命胜利’和‘中国万岁’等口号，情绪热烈、紧张”（周作人《辛亥革命——孙德卿》，载《知堂回想録》。）。大家以王金发“为革命先驱也，极表欢迎之意”（陈去病《莽男儿》，1915年8月上海国光书局出版。）。这些天，“鲁迅先生总是极兴奋的”。当时绍兴“乡中匪党横行，居民愁惨，金融机关尤形恐慌”，王金发慨然以八县治安自为，竭力抗循，据说“颇有励精图治之心，往往深夜中四出密访，侦查军队勤惰，视察闾阎疾苦”（陈去病《莽男儿》，1915年8月上海国光书局出版。），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社会上，分别采取了一些措施。

　　第一，军事上。王金发抓紧编练军队，准备北伐。他利用绍兴锡箔、老酒等税收，作为练兵经费，“成立了一个团，其后扩充成旅，拟成立一个师；派何悲夫为水师管带，负责编练水师；由巍峰和尚组织北伐僧兵团，日夜练兵，准备北伐”（裘孟涵《王金发其人其事》，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因此“孙中山高兴地称赞王金发是‘东南一英杰’”（沈鹏年《孙中山与王金发》，载《嵊县文物》第十期。），委任王金发担任国民军副司令和国民北伐军副司令，“定宁波、绍兴为练兵地”。

　　当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篡政后，北伐成了泡影，继之袁世凯令各地取消军政府和裁军，黄兴任命王金发为南京留守府顾问，令其到宁。王金发赴宁辞谢留守府顾问一职，并请分府秘书长谢飞麟向黄兴“陈说利害，向黄上书数千言，痛陈革命军于革命完成以前不可裁遣，军政府不可撤销”（裘孟涵《王金发其人其事》，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王金发本人也坚持不肯撤销绍兴军政分府，不肯遣散军队。这时当局不断给王金发施加压力，扬言如不解散军政分府，将武力对付，陈其美也写信给王金发，要他“顾全大局，勿贻北京政府口实，早日结束分府”。王金发才不得不撤销军政分府和遣散了部分军队，但他还是保留了部份军队，交俞丹屏率领赴宁波暂驻，以防不测。王金发在光复绍兴后，担任了都督，不忘北伐，以光复全中国，积极编练军队，对袁世凯保持了清醒头脑，这在当时革命党人中间是不可多见的，是难能可贵的。

　　王金发治军，初“如晓日初出，竿头竞上，统率军队甚有纪律，各省各处，皆不免于兵变闹事，而王所统辖军队，曾无哗变闹事之举动”（裘孟涵《王金发其人其事》，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他又常深入各营，“于智情意三字，反复譬解，以诱进军人道德，颇见功效”（谢飞麟《谢飞麟年谱自序》，载《谢飞麟遗着》。）。后来情况不同了，他常常赴沪宁，购办枪械子弹等事，“动辄经旬不返”。在上海这十里洋场，许多人都竭力奉承他，使他处“温柔乡中”，“灯红酒緑之地，佐以浅斟低唱”，他渐渐有些“色授魂销，大有乐不思蜀之慨”（陈去病《莽男儿》，1915年8月上海国光书局出版。）。主帅如此，致使军政府组织凌乱无序，魁柄潜移，军队渐出滋扰地方之事。王金发每每闻之，虽必严惩，但仅仅“出于个人之冲动，缺乏严格的制度部勒”，加上部队成员成份复杂，不少是他的会党旧部，更多是新募来的，思想不纯，“不易管束，外人推测辄以绍兴靡烂为虑”（谢飞麟《谢飞麟年谱自序》，载《谢飞麟遗着》。），民间也有不满之言。王金发确有其咎。

　　第二，政治上。王金发一到绍兴，就把“占据了越王台畔的知府衙门”的旧乡绅统统赶走，起用了革命党人和开明士绅，打击豪富，颇有一番新气象”（李新《中华民国史》。）。为了安定革命秩序，他“先后杀了五十几个人，其中多系恶霸地主，一贯反对革命的，内中有几个是宗社党人”（裘孟涵《王金发其人其事》，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其中不少是他亲手处决。他还逮捕了杀害秋瑾的谋主章介眉。同时，他还开狱释放了绍兴府八个县所有的前清关押的狱囚，并加救济，“少者三十元，多者一百元”。幷且回乡偿还革命前所借的钱款，但没有赎回自己为革命卖掉的田产。他还隆重公祭了徐锡麟、秋瑾等烈士，厚恤他们家属，在《越铎日报》等报刊上连续宣扬先烈史迹，广泛征集先烈文献，拨款修建了“徐祠”和“秋社”。

　　这些政治措施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政权初建，法制不全，镇压反动势力不免“草率粗暴”，引起恐慌和对抗。加上他向豪门筹饷，不免引起反感，被视若“瘟神”，“祸绍”之名由此而始。王金发逮捕章介眉本欲为秋瑾报仇，因多方求情，陈其美致信开罪，黄兴派杨韵琴参议赴绍说情，加上章介眉装作“悔过自新”、“捐田赎罪”，使王金发欲杀又止，“对于鬼蜮的慈悲”，致使“事后兴讼”。王金发任用的新人，难免良莠不齐，不免杂有一些民主思想不足，农民意识较浓，甚至保持了会党的散漫，破坏习性者，故有人“官不及月，却满载而归”，也有人借他势力，为非作歹，使民众有所不满，使反动势力趁机攻击，夸大了军政分府缺点，致有“祸绍”之称。

　　第三，经济上。王金发“初到绍兴时，政局初定，人心未宁，一些粮户囤粮不售，米价上涨，金发即出示米商实行平价出粜，又开义仓放赈，周济穷黎”（裘孟涵《王金发其人其事》，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当时王金发曾赴沪向太炎先生请教治绍之策，太炎先生“面嘱王金发关心浙东民生问题”（章导《章太炎与王金发》，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第三辑。），于是王金发“在绍时发起越中习艺所，由政府拨款二万元作开办费，又发起办杭州贫民女工厂，由绍兴分府拨款万余元”（陈成《先烈谢飞麟年谱》，载《谢飞麟遗着》。），以解决民众就业。他还大力整顿税收，改革税收积弊，“派胡士俊为盐场知事，对多年积弊，大刀阔斧，加以削除，盐税之收入骤增”（裘孟涵《王金发其人其事》，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同时他还坚决实行了免赋一年的政策，以苏民困。

　　然而这些经济新政，甚少实效。平粜施赈，“假手于一些绅商乡董，上下其手，实惠甚少及民”，令人失望。兴办实业，至二次革命，均被停歇，付诸东流。整顿税收，得罪以贩私盐为生者的利益，往日之拥护金发者，至此均深恨之，至有以手刃金发为快者。整理财政税收，虽颇有成效，但对地方之搜刮，经办人之舞弊贪污，亦相伴而至。正如鲁迅愤怒指出，有些人“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穿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算冷”。这使王金发的整顿税收，从良愿出发，以失败告终。至于免税一年，本是好事，但免赋不免租，实惠仅及地主、富农、中农，大量贫雇农租田缴租并无得益，而且地主照样向农民收租，于是贫民相继抗租，引起田主与农民的冲突。地主士绅纷纷要求王金发派兵镇压，而王金发同情穷苦农民，拒絶弹压，因而为地主士绅不悦，他们也“藉口损失，并第一年国课，亦延不缴纳”（陈去病《莽男儿》，1915年8月上海国光书局出版。），“抗租者，贫民也，欠课者，富户也”，王金发左右为难了，终于“得罪于巨室”，“开罪于地方”，被说成“历朝以来最坏的官府，最蛮不讲理的都督”。

　　第四，文化上。王金发督绍后，即邀鲁迅先生出任山会师范学堂校长，撤销了封建保守的原督学杜海生之职，聘请范爱农任督学，启用新人，整顿教育，开发民智，并支持鲁迅等建议，兴办成章女校。鲁迅与周建人在《越铎日报》上发表了《维持小学之意见》，王金发“曾采纳鲁迅意见，批转府属八县去照办”（谢德铣《鲁迅在绍兴》。）。同时又资助兴办《越铎日报》，扶植革命舆论，这一切对光复后的绍兴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可是在这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绍兴，文化革新尤为艰难，鲁迅被旧势力所迫，不得不辞职离绍，范爱农竟投河而死，《越铎日报》不久也被一批投机分子窃取了领导权，挤走了总经理宋紫佩、总编辑陈去病等革命派，发表了许多颠倒黑白的文章，从骂王金发祸绍殃民，到大肆辱骂孙中山，激起王金发部下捣毁报馆，由此王金发背上“压制舆论自由”罪名，恶名大盛，声誉扫地。

　　第五，社会上。王金发督绍在社会上作了一些改革，首先他严厉禁烟，本“欲一月办结”，后遇种种阻力，不得不宣布放宽至年底，并派兵下乡铲除鸦片烟苗。他又实行剪辫放足，革除旧弊，还兴办公共福利事业，如育婴堂、贫儿院、水龙会，施医局等。

　　王金发力谋改革，却低估了旧势力的力量。当时绍兴士绅不吸鸦片的甚少，靠贩烟营生的甚多，至于靠种烟为生的烟农更多，禁烟既侵犯士绅旧习惯，又夺走了靠烟为生的烟农烟贩生计，引起士兵与烟农的格斗，怨言繁兴，加上吏警借禁烟勒索敲榨，一桩好事，闹得风声鹤唳，王金发被称为“强盗都督”。

　　王金发督绍时间不长，但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都进行了不少改革，无论从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毕竟都有别于清政府的旧政权，使人耳目一新，体现了登上历史舞台执政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力图改革的新政，这些措施虽不够完善，毕竟跟旧时代不同了。王金发主观上有着治绍的良好愿望，也有着振兴中华的抱负，在他《上大总统条陈根本大计书》洋洋万言书中，提出的“迁都南京，联美御侮，发展海军，筹边保国，开辟疆地，集资办业，减轻赋税，制币代金”的经国治邦的主张，都可以看到他改革的愿望。他在督绍时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也体现了光复会的色彩和同盟会的宗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执政后第一次将自己的政治纲领和幻想变为现实的大胆尝试，这是很有历史意义的，人民基本上赞扬他的。当时有一首民謡这样说：“金发哥治越州，贫民得利九十九”（徐嘉恩《试论王金发督绍期间的改革》，嵊县王金发学术讨论会论文。），老百姓基本上是喜爱他的，“老百姓见了他，都叫他‘金发哥’，他一点也没有官架子”（龙恭《我参加王金发部队的见闻》，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第三辑。），称他“是很侠气的，也很懂得爱民”（周芾棠《在绍兴执教时的鲁迅先生》，载《乡土忆録——鲁迅亲友忆鲁迅》。）。因此说王金发督绍“苛政如虎”，“祸绍殃民”，这仅仅是少数士绅之言，恐怕不能当作定论，至于说他一当大都督，就腐化起来，大刮地皮，恐怕也未必符合历史。

　　当然王金发督绍是缺乏经验的，他是一个军事上的实干家，不是一个善于政术精于思虑的行政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软弱动摇的弱点，从他一执政就有所暴露，加上他工作上的失误，生活上的不检点，被反动士绅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地加以夸大和攻击。革命营垒里也有一些人不断地攻击他，如孙德卿等人，因王金发没有满足他们所想要的优厚报偿；如沈定一等人，因不甘心居于王金发之下，“野心颇重”，“想染指绍兴”（朱仲华《回忆王金发》记録稿，王小安、沈鹏年纪録。）。便处处与王金发作难。所以王金发当时受到新旧两派围攻，这两派性质上实际都属于一股旧势力。王金发力图实行改革和新政，这一切都触犯了旧势力的根本利益，而“怨谤以兴”。鲁迅曾用诗形容了绍兴当时的旧势力，称“故里寒云如恶，炎天凛夜长”。一个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王金发，面临强大的旧势力，他显得无所适从了。

　　但是人民对于王金发治绍兴的缺陷是抱着原谅的态度，“人民倒不大怪王金发，大家都责备‘三黄’”（周作人《辛亥革命——孙德卿》，载《知堂回想録》。）。所谓三黄，即绍兴军政府财政科长黄伯卿、总务科长黄介清，文书黄竞白。但也有人认为“三黄云云，是鬼蜮诬告，别有用心”（沈延国《沈瓞民与王金发》，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第三辑。），是士绅们收买讼棍孙杰，捏词诬控，从绍兴一直告到南京，获得了不少士绅共鸣，也迷惑了不少不知真相的群众，他们企图从三黄着手，达到打倒王金发的目的。孙中山初不明真相，也误以为王金发“约束部下不严，致遭物议”，不久终于弄清真相，便通电指出所谓三黄祸绍“显系挟嫌者所为，希……查明孙杰等捏词诬控，系何人指使？按律严究，以销隐匿而雪冤诬”。可见所谓“三黄祸绍”或“王金发祸绍”，当时就被孙中山严正指出是“捏词诬控”。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诬控的影响，迄今没有廓清。

　　平心而论，王金发督绍，因种种原因没有取得很大成就，但他力图改革，实行了不少新政。虽有缺点，但毕竟是功大于过，瑕不掩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四、从“宋案”到二次革命

　　绍兴军政分府取消后，袁世凯为了控制龢利用王金发，即委以“总统上将顾问”，令他赴京。王金发入京后，不愿接受高官厚禄，向袁世凯辞去“顾问”一职，提出愿出洋考察。不久外蒙宣布独立，王金发又上书袁世凯，要求“招集旧部，率领前驱，誓当直捣库伦”（王金发《呈大总统再请效死蒙疆文》，载《谢飞麟遗着》。），袁世凯自然没有同意他的要求，不愿让他重掌兵权，放虎归山。于是王金发携带解散绍兴军政分府后的数十万余款，到上海筹建了豪华的逸园，过寓公生活。这期间他曾出资兴办了竞雄女校，以纪念秋瑾，兴办了天宝旅馆，作为革命党人联络站。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在沪遇刺身亡。案发后，王金发“以国民党特派员的身份”，参加缉凶工作。他以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仅用三天时间，迅速侦得线索，遂会同租界巡捕将案犯应桂馨捉拿归案，次日又于应宅捕获凶手武士英，并搜得种种罪证，证明杀害宋教仁的元凶是袁世凯，使“间接教唆犯询鞫得实，舆论大哗”（诸辅成《王季高君墓志铭》。），成为讨袁倒阀的“二次革命”之先声。

　　“宋案”真相揭露，使革命党人猛醒，纷纷再度起来革命，当时王金发的逸园，成为策划讨袁的总机关，日夜开会。王金发主张立即讨伐，并与谢飞麟起草了讨袁檄文，檄文脱稿，“持与中山先生、克强、英士等同阅，并速通电各省声罪致讨”（谢飞麟《谢飞麟年谱自序》，载《谢飞麟遗着》。）。但由于革命派内部意见不一，武力讨袁未能通过，而袁世凯则通过向五国银行大借款，以金钱收买党羽，先向革命派开刀，于是李烈钧匆匆在湖口起义。黄兴赶紧于南京响应，爆发了二次革命，王金发在沪自为浙江驻沪讨袁军总司令，响应了二次革命。

　　为策划浙江响应二次革命，王金发“悄悄地带了十几徒众”，“回浙作讨袁运动，先入甬游说”（沈延国《沈瓞民与王金发》，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第三辑。），他先策反宁波驻军旅长顾乃斌龢民事长沈瓞民独立，对他们说：“你们干，我到上海去与英士一同干；你们不干，我干!”（沈瓞民《宁波癸丑独立》，载《辛亥革命回忆録》第九册。）这时王金发部下的会党人士，已涌到宁波，有四五百人之多，“如宁波独立，他们拥护，否则他们将举义旗”（沈瓞民《宁波癸丑独立》，载《辛亥革命回忆録》第九册。）。于是顾乃斌、沈瓞民在7月20日在宁波宣布独立。“王金发部下见宁波已独立，于清晨率领三百余人，乘火车赴百官……赶往上海助战去了”（沈瓞民《宁波癸丑独立》，载《辛亥革命回忆録》第九册。）。

　　宁波独立后，王金发“即转绍，令何旦所统绍河水师发难，联合宁波旧部成讨袁军。何旦惑于利禄，阳奉阴违，密报省方”（陈成《先烈谢飞麟年谱》，载《谢飞麟遗着》。）。王金发又“派人与王铎中、张心斋等人联系，王金发的敢死队到绍兴时，由王铎中，张心斋内应。结果内应变成内叛，他们向朱瑞泄密”（朱仲华《再谈王金发》记録稿，王小安、沈鹏年记録。）。王金发又发动他的旧部“徐楚青在绍兴、嵊县、上虞之三界发难，率讨袁军攻绍城失败。（马）逢伯与钱竹安、王潜庵等在嵊县马仁村集季高旧部起义，亦失利”（陈成《先烈谢飞麟年谱》，载《谢飞麟遗着》。）。

　　王金发回到上海，参加了陈其美在沪讨袁行动，他为攻打制造局的反袁义军输送酒食，“至半途，被人暗算，掷炸弹，汽车受损，人得不死”（谢飞麟《谢飞麟年谱自序》，载《谢飞麟遗着》。）。不久整个二次革命失利。孙中山、黄兴等被迫再度流亡海外，王金发因母患病，未能同行，只好蛰居上海法租界。王金发因侦破“宋案”，积极参加二次革命，被袁世凯定为犯了“内乱罪”的“国事犯”，被悬赏二万元，加以通缉。

　　纵观王金发这个历史时期表现，应该说是好的，是忠诚于革命的。

　　五、从“投诚”到遇害

　　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身遭通缉，蛰居租界，举步荆棘，无可作为，只好“伏处一室，搜罗磁石，与铁笔为缘，消磨不聊之岁月”。当时流亡上海的革命党人甚多，经常来向王金发借钱，有些人借钱还“带有敲诈性质”，有些人则沦为匪盗，一旦被捕，讯之则曰，“主谋者王某耳”（陈去病《莽男儿》，1915年8月上海国光书局出版。）。这都使王金发有难以存身之苦，从而陷入深深苦闷之中。他环顾左右，党人流亡，政府陷落；回顾历程，十多年浴血奋斗，所得到的只是中华民国一个空名，他困惑了，灰心了。于是“寄情声色，樗蒲一掷”，“续娶沈氏于绍兴，嗣又纳妾杨氏名月娟，至是又纳上海名妓花宝宝”，由苦闷而堕入消极之中。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又对革命党人采取招抚之术，号召悔过投诚，既往不究，陆军总长段祺瑞为了壮大他的势力，也公开号召“内乱犯”投诚，给予量才録用。王金发母亲经不起环境折磨，忧惧成疾，有人便向王母游说，王母遂起意向陆军部说情投诚，以“养势待时”。她把这想法与王金发商量，“商之不可”，遂“秘不使知”（谢飞麟《代民妇王徐氏拟请昭电王逸呈》，载《谢飞麟遗着》。），经托人缮禀陆军部。1915年1月11日陆军部对王金发投诚批示：“已准免缉，嘱其安分读书，养才待用。”于是王母“强迫王逸赴京叩谢”。王金发听了非常吃惊，“逸大惊曰，如是则吾不知死所矣”（陈去病《王金发、姚勇忱合传》，载《南社丛刻》第七卷。），不肯前往。这时谢飞麟劝他说：“丈夫之贵立志，能成事，岂必斤斤求谅于人哉!君果本此志以为不变，同志中有怀疑者，我当为君解之”（谢飞麟《谢飞麟年谱自序》，载《谢飞麟遗着》。）。王金发母亲也一再逼他进京，最后他竟同意赴京，企图来个假投诚以获得行动自由，期待东山再起。

　　王金发入京后，“请客送礼，花了二万多元，托统率办事处向王金发提出投诚免缉的条件，要王金发限期拿获韩恢、詹大悲，蒋介石、夏之麟、夏尔屿、陆惠生、姚勇忱等人以自赎。”（裘孟涵《王金发其人其事》，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袁世凯的军政执法处，闻讯王金发入京，“咸拟逮捕，以伸国法，并谓段总长信小节而不顾大局”（岑梦楼《王金发》，1915年仲秋上海华洋书局出版。），王金发闻讯“遂踉跄出京”。在京仅逗留了一周。

　　王金发入京“谢释”，本欠考虑，入京后也没有达到预想目的，反而“党内同人，听说他投诚归来，疑惧万端，海外党人更不相谅，纷纷来信质骂，并云将派人暗杀之，以投敌者戒”（裘孟涵《王金发其人其事》，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在党内外引起了很坏的影响。这时王金发更感进退失据，陷入更深的仿徨之中，“而入声色以消愁”，“终日以醇酒妇人自遣”，在生活上做了许多荒唐事，“两次亡命之王季高，一变而为豪赌冶游之王季高矣”（谢飞麟《谢飞麟年谱自序》，载《谢飞麟遗着》。）。

　　王金发的消极和北京一行，是他一生中的一大污点，反映了他思想上作风上许多不纯之处，他为人虽“天性豪迈，而卞急少涵养，又无远虑”，“任其天然之性，喜笑怒骂”，办事“未能审慎周详”（谢飞麟《谢飞麟年谱自序》，载《谢飞麟遗着》。），一遇挫折，消极悲观，表现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幼稚、软弱和动摇。但是王金发毕竟没有叛变革命，这连杀害他的朱瑞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朱瑞在《致陆军部处决乱党王金发电》中公认：王金发“投诚并非善意，实欲借此联络运动，遇机起事”；又称王金发“素性狡猾，未敢请呈大总统予以赦免，但为了弭乱起见，暂获免缉，以责后效，并派员赴沪监察，讵意延宕数月之久，迄未捕获一匪，反与乱党随时往来。”可见他并无叛变之举。

　　不久，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消息暴露，举国震愤，一致声讨，流亡海外革命党人亦纷纷潜回，掀起倒袁新浪潮。王金发见革命有了转机，大为振奋，即与陈其美“密谋在浙起事”，于是藉口去西湖营造别墅，于1915年5月 3日与姚勇忱一起到达杭州，欲结旧部起事。当时浙江都督朱瑞，向袁世凯密报王金发“来杭意图叵测”，在北京袁世凯的陆军统率部办事处任秘书的章介眉，获悉后力促杀王，袁世凯也惧王金发再度集结力量对抗，于是指使朱瑞诱杀王金发。一度沉寂而再度奋起的王金发，终于在1915年6月 2日，遭到朱瑞的杀害，遇难时年仅三十三岁。姚勇忱也同遭杀害。

　　六、纷纭謡诼和身后是非

　　王金发被杀后，社会上有两种不同的反响。

　　绍兴士绅和各种反动势力，莫不喜形于色，欢声雷动，竟在绍兴布业会馆开“杀王庆死会”，还“欲于东关门外铸一铁像，并叙次其生平劣迹，俾遗臭于万年”（岑梦楼《王金发》，1915年仲秋上海华洋书局出版。）。袁世凯的各种宣传机器，纷纷称赞朱瑞杀王，《字林西报》称王金发督绍“敲扑取盈”，二次革命又“与陈其美隐相勾结”，因此“王金发正法，莫不欢欣鼓舞”；《神州日报》称王金发“损益于政府者”，“所以死有余辜也”；《共和报》  称“浙东年来匪乱，王金发莫不与闻”，故王金发伏法“人人称快”。袁世凯的御用文人，也纷纷著书撰文，对王金发加以口诛笔伐，如岑梦楼的《王金发》一书，极力谩骂和捏造，其书用意诚如“书后”所述——“此书”为“觉悟世人”而作，实际上是警告世人，不许步王金发之后尘犯上作乱；又如施伯侯的《王金发传》满纸咒骂，这些记载，“贬多而褒少，实未得其平，难为定论”（清平山人《题施伯侯王金发传卷端》，载《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

　　而民众对王金发之死深为悲恸，在杭州昭庆寺为他开了追悼会，上万群众不约而同前去吊唁，原会党成员公然佩带标记参加追悼会，朱瑞恐惧万分，不敢禁止。王金发“生前的好友，不论在杭与不在杭，均有挽诗挽联以示哀悼”（裘孟涵《王金发其人其事》，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这些挽诗挽联当时编成《哀思録》一册，可惜至今遍觅不得，无法一窥时人的评价。但从仅仅见到的数篇，如马逢伯挽联；“怪事起风波，谁教热血男儿，报国未酬吾党愿，英魂归月下，忍见白头老母，倚闾犹是望儿归”；沈瓞民致联：“沾巾瞻遗像，浩气若长虹”；刘大白挽联：“生未及见北极新朝，与洪宪皇帝势不两立耳。死犹得葬西湖片土，问兴武将军有此一抔无？”这些挽联对袁世凯和朱瑞作了有力鞭鞑。又如柳亚子写的《闻王季高、姚勇忱遇害后有作》：“十年于越震雄图，束手无端遽受诛。失计轻窥狼虎窟，山斗廷尉论非诬。耳余刎颈恨难平，回首钱塘尺涕盈。絶代传人姚戈仲，可怜生死殉田横。”月到楼主人写的《吊逸庐》：“裹尸马革平生志，如此男儿奈惜生。今日到头终一死，误人两字是投诚。”这些诗对王金发都有很公允的评价。孙中山闻王金发牺牲，沉痛地说：“天地不仁，歼我良士”（沈鹏年《孙中山与王金发》，载《嵊县文物》第十期。），蔡元培为王金发写了传，称他“磊落妩媚”（蔡元培《王君季高传》，载《王氏宗谱》。）。王金发的战友将王金发葬在西子湖滨的卧龙桥畔，蔡元培还为墓题了词；“生死付常，湖山无恙，智勇俱困，天地不仁。”褚辅成撰写了墓志铭，深情地说：“君竟如是以死，死而不死，责在后死”，表示要继承他的遗业，把革命进行到底。许多革命者为王金发撰文著书，如谢飞麟的《王季高君行述》，陈去病的《莽男儿》，不仅评价客观，而且史料翔实，但都遭到了当局的查禁，以至很少流传，传本稀如晨风。连当时民兴社龢民鸣社等剧团编演的《王金发新剧》，也被“巡捕干涉而止”（岑梦楼《王金发》，1915年仲秋上海华洋书局出版。）。柳亚子面对这白色恐怖和王金发身遭诬陷，悲愤地作了《题莽男儿一律》，诗云：“功罪何当付盖棺，纷纭謡诼总无端，秦人倘识苻生枉，蜀老能为葛相宽。败寇成王谁定论，恩牛怨李此旁观，荒坟鬼哭鸺鹠叫，一卷丛残带泪看。”可惜这些文字被历史湮没了行将七十年了。

　　王金发遇害时，正是袁世凯的暴虐时代，在偶语弃市的黑闇统治下，公正文字自然被扼杀，謡诼却肆意泛滥，王金发作为一个民主革命的先驱战士，作为一个改革者，得罪了许多豪门大族的利益，也触犯了旧势力的尊严，并遭到袁世凯的忌恨，成了他们雠恨和谩骂的对象，被诽谤，被讹传，又以讹传讹，遂掩其本来面目。袁世凯倒台后，中国革命长期处于多事之秋，从十年军阀混战，直到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风云激荡，斗争激烈，又有谁来顾及这些历史陈帐，王金发渐渐被遗忘。解放之后，我们一度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撇在一边，加上“正统史观”的种种框框，使人不敢对王金发作深入研究。十年动乱中，更是把王金发斥为“土匪”和“军阀”，加上对鲁迅评价王金发的曲解，王金发成了“半截子革命者”的同义词，当作了“民主派——走资派”的典型，使他的形象一再被歪曲，增加了许多身后是非。直到近几年，党的三中全会之后，才突破了禁区，为实事求是研究历史人物创造了条件，他的家乡嵊县在他殉难七十周年之际，已为他开了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终于使他得以恢复本来面目。

　　纵观王金发的一生，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犯过一些错误和有过一些过失，但与他对革命作出的贡献相比，只是他整个革命生涯中的一个枝节，其主流与大节是无可厚非的，是瑕不掩瑜的。透过历史的雾障和纷纭的謡诼，我们全面地客观地历史地分析王金发的一生，不能不为他传奇式的事迹所感动，不能不承认他是“东南一英杰”，不能不对他为中华第一次腾飞所作的种种贡献表示敬意。


　　（发表于《嵊县文史资料》第二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嵊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85年6月，第7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