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章太炎先生众多的弟子中，只有一个弟子是女性，这就是黄朴。

　　黄朴，字绍兰，湖北蕲春人，曾任博文女校校长、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国文教员、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师，中山大学教授、太炎文学院教授等职。她作为太炎先生唯一的女弟子，以及她与中国共产党成立所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关系，为世所忽略，鲜为人知，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黄绍兰的丈夫黄侃，字季刚，北大文学系教授，是太炎先生四大弟子之一。1907年他于日本师从太炎先生，治学勤奋，才智出众。太炎先生曾说：“季刚始从余学，年逾冠耳，所为文已渊懿异凡俗，因授以小学，经说。”（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载《章太炎全集》第259页。）她俩是同乡，都出身望族，“在她十二、三岁时，即延季刚为西席，作绍兰的老师”（汤国梨口述《太炎先生轶事简述》，胡觉民整理，载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1981年10月出版。）。“辛亥革命后，黄兴做南京留守处主任，她也参加留守处工作”（《党的“一大”代表活动地点之一博文女校》，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2辑。）。这恐因黄兴与黄季刚为旧识，由黄季刚介绍之故。“后来季刚去北京，在女子师范学校当教授，绍兰亦考入北女师”（汤国梨口述《太炎先生轶事简述》，胡觉民整理，载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1981年10月出版。）。“1917年，张勋闹复辟以后，她到上海办博文女校”（《党的“一大”代表活动地点之一博文女校》，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2辑。）。

　　其实，称黄绍兰的丈夫是黄季刚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正式结婚，只是有过同居经历。据王庆元《黄季刚先生年表》称：“黄绍兰女士辛亥前与（黄季刚）先生相识并同居。”（王庆元：《黄季刚先生年表》，载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黄季刚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集》1980年出版。）这样提法并无不恭之意，因事实如此。

　　黄绍兰与黄季刚究竟何时起同居，王庆元文没有说明。今据太炎先生夫人汤国梨 （1883—1980）回忆说：“黄绍兰到上海开办博文女学，不久，季刚亦到上海，即向绍兰追求，……后产一女孩……乳名阿珏，学名允中。”（汤国梨口述《太炎先生轶事简述》，胡觉民整理，载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1981年10月出版。）汤国梨夫人回忆大体是可靠的，因为她与黄绍兰有着介于师生与姊妹的关系。

　　黄绍兰作为太炎先生女弟子，汤国梨夫人也是起了影响的。她说：“太炎先生的弟子中间，只有一个女的，这就是黄绍兰。她曾创办博文女学，当时我家就住在博文附近，我把孩子章　送在博文女学小学部读书，就这样认识了黄绍兰，建立了深厚友谊，以后我也带孩子到该校住过。”（胡觉民：《汤国梨谈章太炎》，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3辑。）“绍兰着《易经注释》四卷，要我请太炎指正，并表示愿列门墙为弟子。我也力劝太炎收绍兰为学生，但太炎以从学者都是男的，不想收女弟子，最后提出要绍兰试写《三体石经》，写得好可以破例收为弟子。结果绍兰把《三体石经》写成，太炎大为赞赏，遂收为弟子。”（胡觉民：《汤国梨谈章太炎》，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3辑。）

　　1917年至1922年，太炎先生寓居上海吕宋路（今连云路）“也是庐”（该路9号），而博文女校即在离他住宅不远的白尔路（今太仓路127号）。从太炎先生寓朝南直行，沿马当路或嵩山路，过淮海中路，约10多分钟路程即到博文女校了。“一大”纪念馆资料组对博文女校来历，作过如下考证，认为“博文女校创办时，地址在贝勒路弄堂内（今太仓路对面），后来黄绍兰到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当国文教员，学校停办。一年后，黄绍兰回沪继续办博文女校，地址在蒲石路 （现长乐路）。又一年后，迁白尔路（后改蒲柏路），即现在的太仓路。博文女校是 1920年或1921年搬到太仓路的。当时学生约一百人左右”（《党的“一大”代表活动地点之一博文女校》，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2辑。）。这些考证基本是正确的，与当时报刊报导相符。今阅1920年8月19日《民国日报》“本埠新闻”，有《博文女学卷土重来》一文，称：“法租界博文女学校，前以经费支绌，停办一年期，前闻原创办人黄绍兰女士来沪，校董瞿鸿　夫人、赵君坚夫人、章太炎夫人及旧日生徒，深以停办为可惜，筹商恢复，改订学程，以应时势需求，设文艺专修科，注重国文英文算学……”云云。可见白尔路博文女学是1920年以后迁往的，这与汤国梨夫人回忆亦相吻。汤说，“由于绍兰爱好钻研文学，处理日常校务非所擅长，就请了同学赵敬若担任校长，以后赵与邹鲁结婚而辞职，由另一位姓钟的同学接任校长，由黄兴的夫人黄宗汉担任学校董事长。博文女校的校牌，是请太炎书写的。在这所学校里发生过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沪召开期间，参加‘一大’的一部分代表即以博文女校为宿舍。”（胡觉民：《汤国梨谈章太炎》，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3辑。）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是上海人民的骄傲。毛泽东主席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住博文女校的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荩美、邓恩铭，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陈独秀代表包惠僧共十人。李俊汉、李达住上海家中，陈公博住在大东旅社。）博文女校作为来自全国各地12名代表中的10名代表的住宿地，中共“一大”的第一天聚会（有人称作“开幕式”）及7月22日夜的“预备会”，都是在博文女校进行的。在长达9天（22日至31日的）的代表大会期间，除去李汉俊哥哥李书城家（今兴业路76号）举行正式会议及最后一天在嘉兴南湖举行闭幕会，絶大多数时间是在博文女校度过。“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包惠僧）我住，邓中夏同志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一间是王荩美、邓恩铭住，毛泽东同志是住在靠西的后一间。大会开始的前一天，在（包惠僧）我住的那一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算是预备会）”（《党的“一大”代表活动地点之一博文女校》，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2辑。）。“毛泽东同志在代表住所的一个房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刘仁静《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载《“一大”前后》，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2页。）。他们在这里聚会、交流、讨论、规划、起草、工作、选举、休息，在这里计划着中国的未来，把星星之火点燃，活动时间之长，内容之重要，是不容忽略的。没有博文女校的活动，兴业路正式会议的顺利进行是不可能的，其意义与历史价值，是彪炳史册的。可以说，博文女校的重要作用，不亚于兴业路“一大”会址与南湖船坊，它絶不仅仅是一个“临时宿舍”而已。但是，对这一点重要作用，过去不知为什么不十分强调。尽管博文女校在1959年即被作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但知它历史者仍寥寥。

　　中共“一大”为什么会选择博文女校作为代表住宿地，这个问题史学界有二种说法。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认为；“这个住所是由李达夫人王会悟联系的，她与博文女校校长相识，博文女校离开会地点较近，又值暑假，师生多不在校，比较清静。”（《上海史》第575页，198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种说法。另有一说系何秉冲《国学大师——黄侃》所说，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事先他（黄季刚）受老同学董必武所托，另信给上海法租界博文女子学校校长黄绍兰，让‘一大’代表打着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由黄绍兰向他们提供了几间校舍”（载湖北文史馆《黄季刚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集》，1986年出版。）。王庆元《黄季刚先生年表》也持这种说法，他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董必武同志与先生（黄季刚）有旧交，特托筹觅会址，先生即函商于博文女中校长黄绍兰女士，届时会议代表即以北京大学旅行团名义寓居上海博文女中。”（载湖北文史馆《黄季刚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集》，1986年出版。）二种说法有其共处，即博文女校离会议举行地很近，步行不足10分钟，又值暑假，师生均放假，较为清静安全，又是一所寄居学校，有住宿条件，是个理想宿地。关键是通过谁去落实这个住处。李达是“一大”代表，他通过夫人王会悟去与黄绍兰相商，不无可能。董必武也是 “一大”代表，他与黄季刚是老同学、老乡、辛亥革命时期的老战友，当时黄季刚适离北京大学在武汉高师任教，与董必武同处一地，因此由董必武托黄季刚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向黄绍兰要求借住博文女校；而且黄绍兰与董必武也是同乡，很可能在黄季刚担任黄绍兰老师时，黄绍兰就认识了董必武，所以董必武一行去黄绍兰学校借住，黄绍兰更容易接受，况且代表中确有来自北京大学的；另外李俊汉也是黄绍兰同乡，因此通过董必武——黄季刚——黄绍兰关系，将代表住宿地选择在博文女校，似乎更顺理成章。

　　因为该校的董事长系黄兴夫人黄宗汉，名誉校长是南通实业家张謇，国民党元老邹鲁夫人赵敬若一度也担任过该校校长，加上太炎先生夫妇与黄季刚等关系，因此黄绍兰与她的博文女校在当时社会上小有名气。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的五天——1921年7月19日，上海版《民国日报》上就刊有张謇、黄炎培、章太炎、章梫等社会知名人士为博文女校招生及其黄绍兰鬻书的启事，全文如下：

　　

　　博文女学招生  黄朴君鬻书启

　　文艺专修科，注重中西文学，算术附属高小，国民各班均有余额插班，亦可寄宿，八月廿四号开学。名誉校长张謇，校长黄朴君女士。绍兰毕业北京女师范，学术湛深，文章、尔雅、六书、音均（韵）之学，深窥堂奥，性喜临池，楷法出入晋唐，于□更书体致力尤深，效北平翁学士书，几可乱真，造门求书者跃趾相接。创办博文女校，先后数载，家之为毁。此来学款不继，筹措益艰，君鋭志进行，再接再厉，同人佩其毅力，热心劝仿海上名人鬻书助赈之例，酌收润金，以资苴补。君谦让未逮，强而后可。兹由同人公凝润格，□□代留心翰墨者忽贵远勿近交臂失之。宗舜年、张謇、高野候、宗书年、黄炎培、黄厚成，张志潜、章炳麟、王承谊、张美翔、章梫同启。收件处，上海法租界白尔路博文女校。

　　
这篇启事对黄绍兰的学识及办校经历，都提供了有用的文字。其中谈到黄绍兰的书法几可与翁同和书法乱真，实非虚词，笔者在太炎先生寓见过不少她的墨迹，真称得上书中佳品，上乘之笔。

　　关于博文女校的资料，要算太炎先生创办的《华国月刊》创刊号记载最为详尽，它刊于1923年9月，全文长达11页，题为《上海博文女学校学则——一九二三年一月修订》，内容分为八章——总则；编制；学额、学科；授课时数、学分及毕业；学年、学期、休业日；入学、退学、请假；纳费；附则。《学则》写得颇为详细，可见学校在教学与管理上都达到一定水平。《学则》后附有一段很重要的文字，即太炎先生的《附识》，全文如下：

　　博文女学校校长黄绍兰，余弟子也，其通明国故，兼善文辞，在今世士大夫中所不多见，勤心校事，久而不倦，观其学则之缜密，则知其成绩之优矣。女子求学，当知所以。附知数言，以为介绍。太炎记。

　　太炎先生这短短一段文字，絶不是对黄绍兰随便的恭维，他絶不是一个肯随便恭维人的人，这是对女弟子和办女子学校的高度赞扬。在旧中国，女子唯下，女子成才尤难，女子难当，女子办学尤难，而黄绍兰一面钻研学问，一面勤于办校，博得了太炎先生和社会的尊敬，是很难能可贵的。

　　博文女校的变迁，记载甚少，只有在旧报上还可寻到一麟半爪资料，而从这些资料中都可以证实一点，即博文女校一直得到太炎先生与汤国梨夫人的关心与支持。1923年7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本埠新闻”在各学校休息汇志栏，有一小段报导：“法租界嵩山路博文女学，秋季起添设初中学一班，请章太炎夫人为教务长。”1924年 8月8日《民国日报》“本埠新闻”的学校消息栏，有一段报导：“打铁浜博文女学，所聘校董如章太炎、章一山、马淞荃诸君，皆同学名宿。本学期增设中学科，于文字源流常识，尤加注重”云。1926年1月30日《民国日报》“本埠新闻”的学务丛报栏，有段报导谓：“法租界打铁桥博文女校，昨日举行寒假休业式，十时开会，由校长黄朴君报告，次来宾严浚宣，校董汤国梨，教员孙鹰若演说。均　勉学生于寒假期间，不忘求学，切实温习，以免旷废。”云云。从这些星星滴滴资料，可以证明太炎先生夫妇一直关心和支持着博文女校。博文女校校牌（太炎先生夫人汤国梨与儿子章导先生都曾说，校牌系太炎先生手书，沿门的拱顶放置。田桓先生却说是孙中山先生所书，田曾任中山先生生活秘书。似乎前说更合情理。）和博文女校校训（博文女校校训为：“诚敬勤朴”取“诚以待人，敬以处事，勤以求学，朴以自奉”之意，很合太炎先生宗旨，见《博文女校学则》。太炎先生1932年曾任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名誉校长，在为该校题的校训即“诚敬勤朴”四字，并署上自己的名字，由此可知博文女校校训可能是太炎先生所题。）恐也是出于太炎先生之手。

　　博文女校办至“八·一三”前后，因战灾而被迫停办。

　　黄绍兰个人生活是很不幸的，听说自有一女儿（黄允中）后，始终独身。在抗战胜利后，黄季刚两个儿子前去看她，黄绍兰视两人“宛然是青年时期的黄季刚，精神突然受到极大刺激，因而当天发生了精神病，经其亲生女儿阿珏把她送精神病院治疗。若干日后，接到病院通知，谓黄绍兰已经死去”，实在非常可悲。听说黄绍兰生前对《易经》颇有研究，但没有见到作品流传，也非常可惜。尽管今日中国对黄绍兰和博文女校知者无几，但有一个举世公认的事实是太炎先生与他的弟子黄绍兰始未预料的，即当年借宿博文女校“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一行人，在博文女校所规划的中国，在他们缔造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会如此巨大地改变了整个中国进程，并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强大起来了的中国。当年在博文女校点燃的火种，给整个中国带来了一片光明，这大概是太炎先生的弟子黄绍兰和她办的博文女校，万万没有预料到的，但这却成了全世界公认的事实。

　　博文女校停办后，黄绍兰曾任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师、中山大学教授、太炎文学院教授。太炎先生逝世三周年时，她曾赋诗纪念，诗曰：“夫子文章可得闻，驱胡一檄静尘氛，大观有教真无类，中行居贤不乱群。否塞那堪天地闭，遁藏宁以死生分，锄经长忆微言在，独抱韦编自策勋。”全诗文情并茂，满溢师生厚谊。 


　　（发表于《社会科学》1991年第7期，第55-58页，上海社会科学杂志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