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仁先生诞辰百岁了，去世也已近三十年了，组织一个纪念活动，是很必要的，因为他身上确有许多可资纪念之处。

　　诚如众所周知，聚仁先生是一个出色的新闻记者，著名的学者，炽热的爱国者，一个不断追求进步的人。他一生涉猎之广、涉及之深、著述之丰，令人叹为观止，而且他的论述在他所处时代，可以说代表了最高水平和最进步观点。一个人具有这些长处，足为师表，可为楷模也。

　　我与聚仁先生从未谋面，我之知道他，是他记録了我先祖父讲学而成的《国学概论》，先祖母常嘱我，要知先祖父学说，当从《国学概论》着手。因为这是一本用白话述说先祖父国学思想的著作。先祖父作为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为数千年的小学——经学——国故学作了光荣的终结，但是，读他晦涩古奥的文字，足令许多大儒怯步，何况我等晚生。所以《国学概论》成了近百年来人们研究国学的一个导读本。然而，聚仁先生成《国学概述》一着时，年仅二十二岁，而且只有师范学历。

　　当时，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步入岁暮，历经戊戌之变、辛亥之失、洪宪之乱、护法之败，先祖父革命鋭气大丧，病赋沪上。江苏省教育会趁机邀太炎先生演讲国学，传播国学，先祖父欣然同意。1922年4月至6月，在沪公开讲授国学十讲。上海《申报》每次安排专人记録，并刊于第二天的报上；《民国日报》邵力子安排曹聚仁先生记録，也刊于该报《觉悟》副刊上；另有老儒张冥飞与严柏梁记録的《章太炎国学讲演集》，也单独印行于世。但是，传世的唯有聚仁先生的《国学概论》，到1955年在香港发行到第三十三版，可谓流传至广了，到今天恐已超过四十多版了。其中还有二版日本版本，先祖父专门为日文版写了序，称赞了聚仁先生记述之功。一个二十二岁青年居然力克群儒，连先祖父也感到惊讶，便破例让他去拜门，算是章门弟子了。但聚仁先生一直自谦地说，只算是私塾弟子罢了。其实，他对先祖父学说的研究、继承与发展，不在其他入室弟子之下。

　　我虽没有见过聚仁先生，却有幸与聚仁先生夫人邓珂云相识，我一直称她邓伯母。邓伯母住在南京西路润康邨大弄堂口，我住在成都北路凤阳路口，相距甚近，步行不足十分钟。但“文革”前后都属“牛鬼蛇神”、“遗老遗少”，避之不及，不敢往来，自从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年后，才敢往来。她不时来看看我，坐坐，慈祥、和蔼可亲地聊天，送我聚仁先生的书；我也常去看她，讲讲我整理先祖父著作情况，谈天说地，我们总有许多熟悉的旧话题。当时邓伯母年逾花甲，但还不断整理着聚仁先生遗着，写着、编着、奔波着……。从她处，我感受到什么叫“责任”，什么是中国传统——后死之责，看到她，就让我想到作古不久的我的先祖母，从而感叹一个伟人后面一个无名的妻子的辛劳，是那么忘我、执着、持久。有一次，她郑重地将聚仁先生晚年最后一部力作《国学十二讲》的遗稿交给我，希望我为之整理校订和重新出版。《国学十二讲》于1973年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最早在1970年香港《晶报》上连载，取名“听涛室随笔”，邓伯母将《晶报》的原稿也交了给我，大大的一堆。这种信任与期望是无法推却的，于是，我接受了这份作业。

　　聚仁先生的第一部作品是《国学概论》，最后一部作品也是第七十二部作品是《国学十二讲》，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似乎从国学起至国学终，其实他对地方史研究（代表作《上海春秋》），对戏曲的研究（代表作《听涛室剧话》），对人物的研究（代表作《鲁迅评传》），对史地人文的研究（代表作《万里行记》），传记文学的研究（代表作《我与我的世界》），抗战史的研究（代表作《中国抗战画史》）等等，都有杰出成就，但他从发表了第一部《国学概论》就有了一个宿愿：“如能从太炎先生的一切著作里，抉取他的思想，来做一本《定本国学概论》”，那就更好了。他说：“我觉得旧本《国学概论》，只能保留十分之二三，其他我拟以《国故论衡》、《检论》、《文始》为根据，增加十分之七八”，并在1926年就拟定了一个提纲。以后繁忙的一生无暇顾此，直到1955年，他在香港印第三十三版《国学概论》时，想把这一版定为定版本，友人们要他为定版本作注释，他认为注释非易事，唯有依太炎先生学说重写一部，于是就有了《国学十二讲》。

　　《国学十二讲》可以说是对先祖父学说的一个全面阐述，但内涵与时代性都超越了师说，已非简单地注经释经。国学，在往昔被称为国故学，再早就是指经学，在近代人眼里是老古董，是旧学的代名词，与新学和西学比，是一种落后的东西。其实在太炎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交替的大碰撞时代，正确的继承旧学并赋予时代的新生命，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使命，先祖父正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正如聚仁先生所述，太炎先生对国学之稔熟，如数家珍，条理清晰，说解精辟，他教导青年不是去“信古”，而是去“疑古”，所以《国学概论》“所启发我的不是他的国学知识，而是他的论史观点”，“对我有着启发昏蒙的作用，从那以后，我才敢怀疑一切所谓金石良言，尤其是儒家的哲理”。当时社会上弥漫着复古的逆流，封建势力仍很顽固，而《国学概论》正是给“经迷”泼去了一盆凉水。半个世纪后，聚仁先生作《国学十二讲》，不是简单重复先祖父观点，而是针对港台科举幽灵与文科教学中的腐儒之说，一面灌输青年以新知，一面批判腐儒的固陋。“告诉人们国学是什么东西，做拆穿西洋镜的工作”，一方面对二千多年来的经学加以系统阐述，让它回复到文化思想史的本来位置上来；一方面对中国的学术文化研究开辟一条新径，“跳出理学汉学的小圈子”。他盛赞“吴学、皖学的考证学、训诂学、浙东的史学，扬州学派的典章制度”，才称得上“中国学术思想的核心”，并主张“跳开唐宋古文的传统，来接受前人所不齿的传奇小说”，以及被“正统派”视为“异端”的“杂学”。聚仁先生正是从反读经的观点来谈中国学术思想，从反理学的观点来谈儒家学说，从新考证学走向唯物史观新领域。他继承师说，但又不因循师说；继承传统，但又不袭守旧说；汲取西学，但又不盲目拜倒；敢持己见，但又不主观武断；勇于创新，但又不哗众取宠。

　　《国学十二讲》在当时《晶报》每天发表一个章节，由于《晶报》“听涛室随笔”是个固定栏目，连文字多少也固定了，聚仁先生的文章如超出了版面，便被无端的删去了。而且聚仁先生在写这栏目时，由于时间关系，手边又缺乏许多原着及工具书，所以引述往往是凭了记忆，加上排版之粗糙，错误之多，令人咋舌。于是我予以一一校勘，将书名篇名等以新式标点标明，将原来十二讲重加编次，将前十一章节归为史，将后一章节划为文，后一章节十八篇则是按他手稿增补的，并补上了被《晶报》删去的三十多段文字，尽量忠实展现聚仁先生的原意，并使文史幷存。而且，我将书名改定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因为聚仁先生本来是以随笔形式写的，而且其内容也是论中国文史，均属中国学术思想范畴。1984年我终于完成了邓珂云伯母所托，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是相当愉快的一个劳动，也让我进一步瞭解了聚仁先生。1986年《随笔》由三联出版，至今受到欢迎，一版再版。历史常常有惊人的巧合，六十年前，聚仁先生为我先祖父整理了国学演讲《国学概论》，六十年后，我复有幸为他整理出版生前最后一本力作《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被学术界传为了佳话。

　　聚仁先生一生论述先祖父文章，我至少读到了二三十篇之多，他没有言必称吾师，甚至还有揄讽之词，但这丝毫无损他们师生之情。他在总结自己思想渊源时说：“我的思想，从罗素的思想中汲取了一半，另一半则自老庄及魏晋之学中来。章太炎师所启发我的，便是魏晋之学”。孙中山称罗素是唯一瞭解中国的英国人。罗素在中国生活了两年，写成了《中国之问题》和《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际》，这两部著作深深影响了聚仁先生的思想，使他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了新视野。而先祖父的著作如《国故论衡》等，或短短几千字的其他论文，“浓缩了的内容跟近人几十万字的巨著差不多”，“和《文心雕龙》、《史通》一类经典著作等量齐观。时人即算写了一百多万字的‘中国学术思想史’，也未必有那么丰富的内容”。太炎先生将一切史书都称经，“这对于提倡读经尊孔的腐儒们，是最有力的讽刺。章认为除了六经外，古代兵书、法律、教令、历史、地志、诸子等，都可以称经”，这实在是非常进步的。聚仁先生说：“新考据派的言论，在三十年代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正如章太炎师在十九世纪末期那么惊人的”。星移斗转，也许今天的人们已很难想象太炎先生聚仁先生两代人，在结束过去开创今日有什么学术贡献了，对这些学术争论有什么惊心动魄之感了。为什么顾颉刚先生说：“我从蒙学到大学，上了一二百个教师的课，总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摄住我的心神”，而“听了太炎先生的演讲，觉得他的话既是渊博，又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我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教师，我佩服极了”。为什么自视甚高的柳亚子先生在 1936年一封信中表示，他除了佩服鲁迅外，恐怕只有聚仁先生了。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让今天的年轻人产生这样的学术震慑，恐怕是困难与徒劳的了。

　　聚仁先生继承先祖父的絶非仅仅是国学，而是思想与为人。先祖父静静无媚的风骨、始终不渝的爱国情操、忠于祖国的民族气概、锲而不舍的精神、平等待人的平民作风、檏实艰苦的生活作风……，都给了他至深的影响。因此，他自称骨里钙份太多，也太多看到党派斗争中的阴闇，也终身不党，一直充当着时代的“同路人”，他坚持讲真话，为抗日奔走，为海峡两岸统一奔波，他出版有争议的人物周作人的《知堂回想録》，他如实评写蒋经国，客观论述鲁迅先生……，左派认为他“右”，右派认为他“左”，他夹在中间，到处捱骂，但他还执着地追求他的公正世界，实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如今当年骂他的左派右派都烟消云散了，人们甚至记不得他们是谁了，但人们却仍在纪念他，研究他的生平与学说，甚至还出现了研究“曹学”热，这恐是他也始未预料的。

　　聚仁先生是先祖父晚年的弟子，鲁迅先生是先祖父早年的弟子，按师门之规，我应该称他们师伯，但他们与其他同门弟子相比，不能算是入室弟子，没有随师治学，并承继国学为业，他们的成就，不完全来自“章学”。聚仁先生自幼从他父亲那里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和学说，青少年时代从朱芷春先生处接受了王船山的史学与哲学，青年时代从单不庵先生处接受了清代檏学，又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文化洗礼，以后在吴怀琛家用力研究了先秦诸子作品和太炎先生主要著作，接受了新考证学，渐渐自成一家之言，所以我还是应称他俩为先生。但是，毫无疑问，无论鲁迅先生还是聚仁先生他们接受太炎先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鲁迅先生与聚仁先生之间也有许多惊人的相象之处。

　　刘半农先生称鲁迅先生“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即是说鲁迅先生思想上汲取了西方尼采学说，崇尚革命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文章上则汲取了魏晋文体之长，崇尚反抗精神和伐人有序，兼容中西之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鲁迅先生对刘半农的评价，没有任何反对。聚仁先生曾说：“章师推崇魏晋文章，低视唐宋古文。黄季刚自以为得章师的真传。我对鲁迅说：‘季刚的骈散文，只能算是形似魏晋文，你们兄弟俩的散文，才算得魏晋的神理，’鲁迅还笑着说：‘我知道你并非故意捧我们的场的’。后来，这段话传到苏州去，太炎师听了，也颇为赞许”。鲁迅先生逝世后，先祖父另一个早年弟子马幼渔写了一幅挽联，称鲁迅先生“热烈情绪，冷酷文章，直笔遥师菿汉阁”，将鲁迅先生的为人与文风，与太炎先生并论，可谓知者之言。可见先祖父对鲁迅先生影响之大，而聚仁先生也自认他的思想，一半来自罗素，一半来自魏晋，太炎先生启发他的便是魏晋之学，这与鲁迅先生经历相象极了。

　　其实，太炎先生影响鲁迅先生的远不止魏晋学说，我在十多年前撰写了三万多字的一篇专论，详论了先祖父对鲁迅先生的早年影响，这种影响我认为可分政治上与学术上两个方面。政治上鲁迅先生从站在“农人”一边反对盲目崇拜西方物质文化，从学医转为学文，认识到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启蒙，启蒙必先向封建制度与精神宣战，宣战必先改造国民性，他当时的代表作《文化偏至论》与《破恶声论》，与太炎先生《俱分进化论》与《四惑论》几乎同出一辙，反复重视和强调了精神与道德的作用，简直是太炎先生著作的翻版，可见受影响之深。鲁迅先生以文学为武器，可以说源自太炎先生“用国粹激动种性”，他一生致力国民性改造，可以说源自太炎先生“增进国民的道德”说。鲁迅先生从太炎先生那里继承的是刚正不阿和丝毫无媚的革命精神，以及敢怒、敢骂、敢讲真话、敢蔑视传统、皇权、权威的风骨正气。鲁迅先生在“五四”前后的反孔则是接过了太炎先生先前尚未完成的反孔使命，乃至鲁迅先生一辈子对蒋介石不抱好感，他不能原谅蒋介石背信弃义，更不能原谅国民党将杀害陶成章等异己说成是维护国家利益，他从不指责太炎先生“搞分裂”、“反孙”、“闹宗派”，至死为太炎先生遭遇鸣不平。

　　鲁迅先生接受太炎先生学术上影响不仅仅是魏晋之学，至少还有《说文》学、庄子学、佛学、国学。早在1936年7月，文学评论家吴文棋先生在上海《立报》上撰文说：太炎先生弟子中，“只有一个人的作风和章氏有些相象，那就是鲁迅，有些人论鲁迅的文章，‘如铁笔画在岩壁上，生硬以外，还夹着丝丝尖利的声音，使人牙根发酸，或头顶发火’，用这几句来形容章氏的文章，也是很适切的。其他如诙谐的风趣、凝炼的字句、深刻的嘲讽，凡是见于章氏文章中者，也可在鲁迅的文章中发现”。这篇评论撰于鲁迅先生在世，应该说是可以被鲁迅先生接受。的确，如果再要作些细致比较，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章太炎先生与鲁迅先生酷似一人的文字与句子，连骂人句式也一模一样，一个骂得诙谐、刻薄，一个人骂得幽默、尖利，他们都不崇空言，长于辩理，精于用词，文风峻利，用词典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文风如一也。连他们对达官阔人要发脾气，而对同事穷人和蔼可亲，嗜烟、爱用土纸毛笔等等，也如同一辙。

　　但是，无论鲁迅先生或聚仁先生，都没有甘为太炎先生第二，他们都超越了老师，成为他们这时代的领军人物。太炎先生的“思想是平民的，但他的文字是贵族的”，鲁迅先生则倡白话文，大大适合了时代的需要；聚仁先生则在太炎先生与鲁迅先生之后的三四十年中，将国学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其成就都在太炎先生之上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聚仁先生与鲁迅先生的友谊，他们之间有着许多惊人相同之处，可谓师生一脉相承，是值得注意的中国特有的学术现象。由此，我们也可理解为什么鲁迅先生与聚仁先生有这么深的友谊，以及聚仁先生在鲁迅先生身后为他写的评传，是这么贴切。

　　余生也晚，先祖父得子已年届天命，我无缘亲睹三位先驱，但我从他们的著述中得到了深深教益，可谓“阶级烙印”之深，“死不悔改”之顽。在纪念聚仁先生百年诞辰之际，编者给了我十天时间完成纪念文字，时又恰逢台湾海峡风云又起之际，我竟也像聚仁先生一样，忙碌于此，但我还是挤出时间草撰此文，表示我的怀念与敬意。愿中华文化文明之火永续！愿我们的和平统一努力不再流产！

　　

　　（写于2000年3月15日，发表于《曹聚仁先生纪念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六辑，2000年6月版，第92—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