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先祖父章太炎与张学良将军的交往，该从先祖父任“东三省筹边使”追溯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成果，当时国内危机四伏。沙俄趁机策划外蒙“独立”，进而窥视我东三省。这时任总统府高级顾问的先祖父，忧于北疆日危，便于1912年10月亲赴东北考察，回来后他再三疾呼：“漠北不宁，则塞外危；塞外危，则长城以南亦无宁矣。”呼吁对东三省采取有效措施。于是袁世凯顺势委任先祖父为“东三省筹边使”，藉以笼络和控制，并乘机将先祖父支出京城。其实袁世凯仅仅给予一个虚衔，并未授予财政与实权，而先祖父却抱着一腔热情于1913年1月，冒着天寒地冻，出关赴任去了。他作为民国后第一任东三省最高长官，到任不久，被暗杀宋教仁的枪声惊醒，匆匆挂冠南下，辞去筹边使，与袁世凯决裂。虽然任职仅三月，但与东三省却建立了不解之缘。当时张学良将军之父张作霖，系东北第二十七师师长，按关系说，那时是我先祖父的下属，先祖父与张作霖一家关系即缘于此时。

　　以后张作霖当了奉天督军兼省长，后又成为东三省巡阅使，而张学良将军从小辅助父业；1922年，奉军入关，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当时张学良将军随父入关，任镇威军第二梯队司令，指挥东路军事。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军惨败告终。张作霖退守关外，张学良将军协助其父整顿军事，任东北陆军整理处参谋长等职，并秘密联络皖系段祺瑞、卢永祥，广州护法军孙中山先生，又暗中策动直系冯玉祥反戈，结成了“反直三角同盟”。

　　第一次直奉战争，使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掌握了北京政权，曹锟为了对抗孙中山先生的“护法运动”和抑制吴佩孚的壮大，他抬出了黎元洪，以“恢复法统”，挟黎自重。吴佩孚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屯军洛阳，积极备战，欲以武力统治中国。面对曹锟的阴谋和吴佩孚的威胁，先祖父深为孙中山先生的广州护法军政府为忧，于是他做了两件事——

　　（一）促进西南各省联合在孙中山先生军政府旗帜之下，对抗北方的威胁。经先祖父斡旋，西南各省领袖唐继尧、刘成勋、熊克武、赵恒惕、谭延闿、刘显世等相继同意与孙中山先生合作，并公推先祖父草拟联合通电，宣布“西南各省，决以推诚相见，共议图存，弃前事之小嫌，开新元之结合”，共同御敌。孙中山先生对此非常高兴，也签名加入通电行列。4月14日通电由先祖父定稿后在上海公开发表了，这个通电对当时直系的威胁起了震慑作用。

　　（二）联络奉系，巩固“反直三角同盟”。为此，先祖父曾两次致函张学良将军。其中一封写于1923年4月15日，也就是在发表孙中山先生与西南各省领袖联合通电后的第二日。信上说：“西南、东北，休戚是同。中山先生与各省首领，现已结合巩固，待关东出师以后，亦能急起直追，相为犄角。唯湖南一省，自十年战败以后，子弹缺乏，前卢子嘉（注：即卢永祥）允与接济，犹恐浙江一省力不足供。贵省如能量与补助，湘军岂肯端坐待毙？好在海军独立，运输之事，较前为便。以上望致意孙公（按：疑非“孙公”，恐系“尊公”之误）力为扶助，是则老病病夫所馨香顶礼以求之者也。”从中可见先祖父匡助孙中山先生事业和扶助“反直三角同盟”之真情。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这封信除了可见先祖父与张学良将军在政治上的默契外，亦可见到他俩在感情上的融洽。信的开头写道：“汉卿世兄执事：前由成君济安赍致尊容，不意衰颓伏枥之躯，得君小骥引为同志也。”这就是说，先祖父先前收到张学良将军派成济安送来的自影，这使先祖父感到非常高兴，千里迢迢，派人送上自己的像片，这是很高的礼节和极诚的敬意，使先祖父引以为同志之幸也。这时先祖父已54岁，而张学良将军才22岁，这样一老一少的忘年之交，是多么诚挚动人。

　　第二封信写于1923年11月31日。当时曹锟用贿赂手段当上了大总统，孙中山先生立即发出“讨曹令”，11月27日，川军总司令刘成勋派杨芳毓到上海，面见先祖父，陈述讨曹战事，呼吁给予援助，于是先祖父再次致信张学良将军。信说：“半岁以来，天地否塞，直系僭窃，已阅旬余，东南兵弱，殆无进取之望，贵省待时而动，亦审时察势者所应有，所幸川、滇合作，已下重庆，夔、万亦指日可破”，“贵军尔时与之犄角，或不以孤军挺进为忧耳。”先祖父还是力图巩固“反直三角同盟”，同时努力为西南民党争取援助，信说，“民军纪律或不如正式军队，然倡勇敢死，不惮牺牲，则有胜于正军者，值此群情观望之时，此种奋身直前之民军，断不可少。惟饷糈多取之地方，不可长久，军行在即，执事能代启尊公，量与补助，裨益实多。”

　　由于“反直三角同盟”的建立，以及冯玉祥反戈，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获胜，赶走了曹锟，重挫了吴佩孚，使孙中山先生得以北上共商国是。虽然依靠与利用军阀不能使中国获得出路，以后张作霖又一度背离了孙中山先生路线，但在当时历史环境中，“反直三角同盟”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丧身，张学良将军成为统治东北的“少帅”，不久易帜，被蒋介石任命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他服从蒋介石的絶不扺抗的命令，将30万雄兵撤出东北，使日本帝国主义顺利侵占我东三省。先祖父闻讯，愤慨不已，他在公开场合或在与友人接触中，都谴责了这种“攘内安外”的不扺抗主义。他在给孙思昉信中写道：“有此总司令（指蒋介石），此副司令（指张学良），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先祖父不以与张学良将军私情，袒护张学良将军过错。接着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先祖父一面在沪积极支持十九路军御敌，一面决定北上面见张学良将军，欲以革命元老的身分和多年交往的情谊，说服张学良将军出兵抗战，以挽危局。

　　1932年2月23日，上海“一·二八”战火未熄，北上火车尚未通车，先祖父迫不及待，拖着65岁多病的身躯，冒着吴淞口纷飞的炮火，坐船到青岛，然后改乘火车于29日扺北京宿花园饭店。张学良将军闻先祖父扺达，亲莅花园饭店看望。据当时在场的刘文典回忆：“张学良去见他（先祖父）的时候，我在楼下龚振鹏的房里，听见他大声疾呼，声震屋瓦，他那种激昂慷慨的声音，至今还留在我耳朵里。”据我先祖母回忆说：“张学良是很尊重太炎的，据说当时深为感动，面对正直的民国元勋，他既无从申辩，又无法出兵，于是对太炎出示了蒋介石给他的不扺抗密令，以说明苦衷。据说这是张学良第一次向人透露这个密令。这时太炎感到无可奈何，不久就南归了。”

　　先祖父从北京回来后，潜心讲学，欲挽民族文化于一线，同时极力赞助抗战事业，并拥护抗日统一战线。1936年5月，即他逝世前一个月，蒋介石曾致函先祖父，请教抗日之策。先祖父于逝世前十日，复函蒋介石，说：共产党“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服明甚”，建议将察哈尔一省“付之共党”，要是共产党“能受我委托则上也；不能，亦姑以民视之”。这样既可集中力量保卫南京，又可以发挥共产党的抗日作用。先祖父这铮铮之言，虽对共产党认识尚肤浅，但在当时是大逆不道之言，他敢与蒋介石直率而言，这是了不起的。可惜这封信成了他的絶笔，十天后他与世长辞了。当时由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救国时报》和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日报》分别发表文章悼念先祖父，对他的一生给以高度评价。

　　张学良将军得悉我先祖父噩耗，立即请齐岳英、龚振鹏发来了唁电——

　　

　　齐岳英、龚振鹏两君转章太炎家属：惊闻太炎先生忽归道山。哲人其萎，倚梁栋以何从；经术既衰，抚简编而空往。尚惟勉戢哀思，用襄大事，特电致唁，并颂礼安。张学良。

　　
不久他又亲致唁电一份——

　　

　　章夫人及哲嗣礼鉴：惊闻章太炎先生逝世，天丧斯文，檏学谁续，瞻言国故，悼悲极深，继志为先，尚希抑节，特唁。张学良。

　　

　　张学良将军一人致两个唁电，这是很少见的；唁电内容也非泛泛礼节之辞，确实包含一种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只有瞭解他俩非同寻常经历的人，才能体会。


　　（发表于《张学良的往事和近事》，《团结报》编，岳麓书社出版，1986年12月，第156~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