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刘伯温是两位相距五百余年的历史人物，当无史事可述，但是他们之间却有着一段不寻常的因缘。

　　作为史学家，笔下甚少完人，章氏尤甚，但刘伯温却是他笔下少有的完人，他甚至希望死后傍刘伯温墓而葬，“以申九泉之慕’，这原因为何？近细读章氏《终制》和《诚意伯集序》，终使疑云释解。

　　《终制》和《诚意伯集序》，是不大为人注意的两篇文章，是章氏1915年10月与11月所撰。是时，袁世凯正加速称帝步伐，当年8月，筹安会成立，10月改组成宪政协进会，然后炮制“各省区投票”，强造民意，称“全体赞成君主立宪”，公然废弃民国，复辟称帝。袁世凯蓄意已久的皇帝梦，道已铺平，只等龙袍加身了。但是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仍感缺了点什么，他还希望有几个有社会影响的人物出来为他捧场“劝进”，这样他的龙椅可以再坐得舒坦点了。可是，遗老遗少的捧场毕竟太臭，卖身投靠他的“革命党人”的嘴脸也太丑，于是他想到了被他羁禁的章太炎。章太炎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不避杀祸，只身入京，面诟袁世凯包藏祸心，为袁囚禁，时已二年有余。他眼看为之呕心沥血的民国将覆于袁世凯手中，自己又无日无望地囚于袁世凯之掌，“生死问题，正如鸡在庖厨，坐待鼎镬”。（《章太炎1915年夏致汤国梨夫人信》。载《章太炎先生家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出版。）真是长夜无日，其悲愤是可以想见的；这时，随章氏长年颠沛的爱女又不忍其苦，厌世自尽，使章氏陷入了更深的悲恸之中。

　　据汪太冲《章太炎外纪》一书称（汪太冲《章太炎外纪》，1924年北京文史出版社。），袁世凯为收罗名士劝进，欲得章氏一纸劝进书作为开释条件，章太炎伪诺之，但他写的不是劝进书却是声讨书，斥袁世凯“妄僭天位，匪惟民国之叛逆，幷且清室之罪人”，章氏自知袁世凯阅后必会恼羞成怒，很可能引来杀身之祸，便慨然引刀说：“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袁世凯阅后果狂怒，但自嘲曰：“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汪氏记载真实程度很难确定，其说介于正史与野史之间，但却符合章太炎性格与思想。

　　据史载，是年8月，筹安会成立，章太炎非常悲愤，以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二字，悬于壁上，并自跋云：“含识之类，动止则息，苟念念趣死，死则自至，故书此二字，在自观省，不必为士燮之祷也”。的确，一个人死也不怕，还怕什么呢？一个人生都不求，还求什么呢？章太炎忿袁世凯倒行逆施，决心以死相抗，以示不屈。鲁迅当年探望章氏时，曾亲见壁上“速死”，目睹此事，因此二十余年后，在给许寿裳信中还提到：“‘速死’等，实为贵重文献，似应乘收藏者多在北平之便，汇印成册，以示天下，以遗将来”。9月，章太炎长女自尽。章氏愤哀至极，更决心以死来抗议。一个文人，舍此办法，还有什么对抗的办法呢？为了死，他先给旧友青田人杜志远写了一封信，信上表达了对杜氏乡贤刘基（伯温）的崇敬，并请杜氏设法与刘氏后裔相商，“欲速营葬地，与刘公冢墓相连”，“不论风水，但愿地稍高敞，近于刘氏之兆而已”（《章太炎致杜志远信》，1916年9月20日《大中华》二卷九期。）。杜氏与刘氏十四裔孙刘祝群（曜东）相商，刘曜东曾留学日本，素闻章氏清名，又悉壮举，十分感动，复信云：“买山之钱约数十千，曜东亦当商之族人，可不直取”，真是英雄惜英雄。10月，章太炎自撰《终制》一文，实是絶命书，又自书墓碑一纸，碑文极简，仅“章太炎之墓”五个篆字，一起寄给杜氏，嘱身后以此作墓碑。真是视死如归，大义凛然。适时，浙江书局欲重刊《诚意伯集》，刘伯温后裔刘崧申“以炳麟慕公深，嘱为之序”（章太炎《诚意伯集序》，载《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4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章氏慨允。11月，成《诚意伯集序》。12月，袁世凯称帝，同月，蔡锷等宣布云南独立，并高举讨袁义旗。护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袁世凯内部也纷纷反戈，形势起了急骤变化。袁世凯背历史而动，成为众矢之的，终于一命呜呼；章太炎一身正气，终于絶路逢生。求葬刘伯温墓侧的经历，也就成为一段威武不屈的历史佳话。

　　章太炎求葬刘伯温墓侧虽未成为事实，但却给人们留下一疑问。章氏也自述“乡有鄂王及于廷益、张玄着三墓，”（章太炎《终制》，载《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5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为什么他不葬于他们墓侧，而要舍近求远，葬身到刘伯温家乡？在儒雄成林的历史上，为什么他独尊刘伯温？这一大疑问，值得史学家深入窥探。

　　刘伯温究竟是何许人也，史载与民间传说纷纭，甚至把他说成呼风唤雨的神怪之类。平心而论，刘劲持的一副对联，最为公允。联云：“继留侯、武侯千余载后，佐辅洪武建立明朝。运筹帷幄，献策定谋，开国文臣称第一；继宋代、元代四百年间，驱逐胡元重光华夏。收复燕云，功成身退，渡江俊杰应无双”（刘劲持题《诚意伯祠联》，勒于诚意伯庙。刘劲持系刘伯温后裔，浙江省人大常委。）。刘伯温作为军师宰相一类人物，名与留侯张子房、武侯诸葛亮齐，誉为史上三国师。他辅佐朱元璋，运用他的文韬武略，参予军机，东征西战，运筹帷幄，“谋无不用，用无不效，率成天下大业”，终于推翻异族胡元统治，光复汉绩，辅佐大明。他不仅武绩卓著，而且文才盖世，着有《郁离子》等诗文，以诗文寓言等形式批判元末暴政，从思想上动摇了元朝统治，故谓开国第一文臣。洪武定基，他功成身退，不计爵位，三次拒絶朱元璋拜相，却去从事制历、定法、修陵等琐务。然而终因他秉性刚直，得罪奸臣胡惟庸，又遭朱元璋猜忌，竞遭罹害，不得善终。刘伯温的功绩在他身后却受到一再彰扬，追封太师，谥文成，立诚意伯祠。至于民间关于他的传说更多，甚至把他神化或奇人，伪造《推背图》、《烧饼歌》，都非信史，但也可以看出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章太炎对刘伯温有全面评价。他称刘伯温是“中国之元勋也”（《章太炎致杜志远信》，1916年9月20日《大中华》二卷九期。），称“文成少为禄仕，不忍沦宗，翇然归于明祖，筹策数中，遂定中原，庚复汉绩”（《章太炎致杜志远信》，1916年9月20日《大中华》二卷九期。）。“功成盛德，上方留侯，固无得而称焉，其性行刚廉，不随流俗，灼然效于文辞，发言奘驵，刚健旁通，又为明一代宗师，甚非后进所能褒颂也”（章太炎《终制》，载《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5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江山既定，“明祖斩断逾谥，又言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为政宽猛如循环，徒恨明祖不尽采用”（章太炎《终制》，载《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5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刘伯温虽深知侯门深如海，仕途无常，故避封爵，泊淡名利，欲避灾祸，但他“又天性贞亮，疾恶如仇，以罹鸩毒。虽智略盖世，不获保其一身”（刘劲持题《诚意伯祠联》，勒于诚意伯庙。刘劲持系刘伯温后裔，浙江省人大常委。）。章氏对刘一生的追述与评价是十分公允平实的，而且寄予了深深的同情。

　　章太炎对刘伯温的同情，不仅仅是秉承史家直笔，幷且也是由感而发。章氏认为自己与刘伯温都是“攘夷匡夏之人”，刘伯温致力推翻胡元，他致力推翻满清，“事业志行，仿佛二三”（刘劲持题《诚意伯祠联》，勒于诚意伯庙。刘劲持系刘伯温后裔，浙江省人大常委。）；而且结局也很相似，刘伯温功成却“不获保其一身”，他千辛万苦推翻清政建立民国，却被民国的“大总统”囚禁，不死于清廷之手，将死于他为之献身的民国人士之手，与刘伯温一样，功成“不获保其一身”，岂不同是天涯沦落人。不禁百感交集，慨从心来。

　　章氏通过《诚意伯集序》和《终制》对刘伯温的追述，进而联系自己的经历与遭遇，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心情是十分悲壮的。他上对“事业志行，仿佛二三”的古人，面对尚将誓诀的人生，回顾自己坎坷的经历，感慨无既，作为絶笔，人之将死，其言必真，因此这两篇文章是非常值得史学家注重的。章太炎在回顾自己经历时说：“余少惎建州，语辄发愤，躬执大象，鼓石物而不为主，  阻艰难，备尝之矣”（章太炎《终制》，载《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5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确，章氏少年，受民族主义影响很深，雠恨满洲统治，从事舆论革命时，言论非常激烈，有奋不顾身的“疯子”之称，为之付出了极大代价。然而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亦以少好婞直，功成不改，从事南北政府间，苟有避违弹射，不避交游贵幸，遂遭倾陷，横逆荐臻，孤立群贵之中，旁无一言之佐”（章太炎《终制》，载《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5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确，辛亥革命之后，章太炎仍然言论谔谔，正如鲁迅所言：“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人。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鲁迅《补白》，载《华盖集》，《鲁迅全集》第三册，第80页。）章太炎作为革命功臣和文学巨擘，各种政治势力都想争取他利用他，但是，章氏言论从不以小团体利益出发，就如朱元璋在刘伯温死后回忆他时所说：“朝廷满朝都是党，只有他一个不从”。这自然容易左右不合，加上章氏与刘伯温一样“天性贞亮，疾恶如仇”，一如革命胜利之前，语无忌惮，独往独来，得罪了各种势力。孙中山在组织临时政府时提名章太炎任教育总长，但孙中山的同志们没有通过此议；章太炎创建的统一党将他本人逐出其党；袁世凯曾委章氏为总统高级顾问，但又惧他直言无忌，又将他放逐东三省任空头筹边使，最终还是将他囚禁起来。终于“孤立群贵之中，旁无一言之佐”，令他感到无限孤愤，多少怨恨自己“少好婞直，功成不改”，酿成悲剧。

　　章太炎在总结内因基础上，又寻找了一些外因，他说；“余念在破胡，不遑简别，所遇数雄，规模皆不能闳远，建州既覆，又将裁割息壤，以诒他人，其无赖乃与文成所黜者等，迫亟之故，以不能知人择主，悲夫，悲夫”（章太炎《终制》，载《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5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他把外因之一归诸于革命起之急促，没有遇到也没法选择到好的革命领袖，“所遇数雄”，均无远大规划，一俟胜利只图私利，甚至让权于袁世凯。推翻了一个皇帝，又出了一个皇帝，依旧如慈禧“裁割息壤”，所遇到的奸人，尤同刘伯温遭胡惟庸陷害所同，于是，他大呼“悲夫！悲夫！”把自己的不幸归于倥偬之中“不能知人择主”。其悲哀是值得同情的，但追溯的原因是不能令人认同的。章氏没有能从更深更广的社会原因等方面去寻找悲剧的所在，足见其思想的局限性。也反映了初登历史舞台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多么脆弱，这无可奈何的哀叹，显得多么软弱无能。

　　章太炎《终制》一文中，还对胜利后革命党失策，进行了反思。他说：当年“文成亘建南都，而不能止金川之崩陷”。而他在辛亥革命后，在商讨建都问题时，力主建都北平，“余直侜张之顷，孱胡假气，犹在极北，平建宛平以镇之。余孽乘虚，其将牵复以临明堂，北都建而清命斩，小腆伏息，终无后忧”（章太炎《终制》，载《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5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章氏之见不无道理，他从抑制清廷余孽复活，将革命政权建在北平，使革命派力量集中到北京，如果“舍北取南，帝党有死灰复燃之势，强敌有乘机侵略之虞”（章太炎“公电”，载《民立报》1912年2月21日。）。作为建国后一个意见，本属正常，但孙中山、黄兴等人以为革命军势力在南，主张建都南京，要袁世凯等南下就职，以便控制。一个正常的讨论，却在革命党内引起波澜，黄兴“闻之，愤甚，与余辩难”（章太炎《自定年谱》，章氏国学讲习会1937年于苏州出版。）。不同的意见，被有些党人斥为“反孙”，疑为“通袁”，章氏哀曰：“民国开此恶例，尤可寒心”（章太炎“公电”，载《民立报》1912年2月21日。）。结果，袁世凯老奸巨猾坚不肯南下，南京不仅没有成为首都，还把政权拱手让与袁世凯，北京反成袁世凯的根据地。对革命党的软弱与失策，在小小一个问题上都不能集思广益，章氏回想起来深感疾首痛心。但是，章氏仍没有抓住辛亥革命失败的要害，只是流露出深深的怨尤与失望。的确，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领导人民推翻封建王朝后，再将引导人民和国家走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已显得力不从心了。

　　从章太炎与刘伯温共同的志向、抱负、经历、结局，使章氏对刘伯温别怀情感，他感到没有一个历史人物的遭遇，如刘伯温与他这样相似，没有一个历史人物的气度有刘伯温与他这样相近。所以，章氏表示“炳麟去公久远，自明元戊申，以逮民国纪元壬子之岁，五百四十有四年矣。平居问学，未能逮公豪末，独以怀志操行大同，幸而克济”（章太炎《诚意伯集序》，载《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4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又说：“古者要离梁鸿，趋舍异路，犹以冢墓相连。炳麟于公，非独要离梁鸿也”（章太炎《诚意伯集序》，载《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4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因此“咨于公之裔孙，而先为圹，密迩于公，以申生死慕义之志”（沙孟海《章太炎自题墓碑和有关手迹》，载《先驱的踪迹》，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犹将与征邻德，听其雅驯，以督任人无之咎”（见《制言》第44期。）。章太炎在袁世凯威逼之下，誓死不屈，他以刘伯温作为榜样，决心一死，死后葬于刘伯温墓侧，地下为邻，相互砥砺，其文辞充满大悲哀，可称千秋佳作。其气节可赞，其精神可佩，但他没有从更广的角度去找出革命挫折的原因，以及他殉难的更深社会要素，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幸而章太炎未死，但《终制》和《诚意伯集序》实是研究章太炎中期政治思想的两篇重要文献。尤其《终制》一文，原文篆、籀参楷，一般人难读懂，“文中多指斥时人，虽不指名，而其人已跃然纸上，倘用行楷书写，可能经警厅检查，非但难望递达，或且导致大祸”（章太炎《终制》，载《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5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此文原件由杜志远后人杜伟献给浙江博物馆收藏，因多古字，人多畏读，少予重视。至于章太炎自题的墓碑，今已用于章氏墓前，原件也由浙江博物馆收藏。章太炎有关刘伯温评价的文字，除《终制》与《诚意伯集序》外，据当时在章太炎身边的弟子吴承仕说：章太炎在袁世凯幽禁时期，曾撰《南夏英贤题名记》，将刘伯温列为“浙江八杰”之一；又曾作《吊刘文成公文》，全文如下：“民国四年，乡有下武，曰章炳麟，瞻仰括苍，吊文成君，于铄先生，功除羯戎，严以疾恶，刚以制中，如何明哲，而不考终，去之五百，景行相从，千秋万岁，同此曶冢”（沙孟海《章太炎自题墓碑和有关手迹》，载《先驱的踪迹》，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内容与《终制》与《序》相同，非常悲壮。吴承仕在《注》中说：此文“为先生幽居钱粮胡同时所作，大书揭于壁间，承仕録副藏之，后定文録，未见此文，今表而出之，见大丈夫威武不屈有如此者”（沙孟海《章太炎自题墓碑和有关手迹》，载《先驱的踪迹》，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诚是，章太炎与刘伯温这一段历史，实是威武不屈之范篇，也是宣扬爱国主义的好材料，值得书颂。


　　（发表于《史林》第3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