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对陈英士的评价显欠公正，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人却把原因归诸于章太炎对陈英士的成见，说成这是造成人们对陈英士偏见的原因。本文拟就章太炎与陈英士关系的真相，作一专题研究，以还历史的真实面目。

　　一

　　我们不能否定章太炎与陈英士之间存在过矛盾，矛盾基本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上海都督之争；二是陶成章遇刺事件；三是辛亥革命后政治上的不同观点。

　　（一）陈英士与李燮和的上海都督之争

　　辛亥革命的骤然胜利，使流亡海外的革命者兴奋不已，纷纷返回祖国。章太炎于1911年11月25日回到阔别五年之久的祖国。但他一下船踏上上海，迎接他的却是各种复杂的矛盾与斗争，特别是革命党内的冲突。当时光复上海的两个主要人物是李燮和与陈英士，在谁当上海军政府都督问题上，却发生了激烈冲突。陈英士以都督自为，并曾派人暗杀李燮和未遂；而李燮和屯兵吴淞，自立军府，欲以兵戌相见，革命派内部大有一触即发的火并之势。

　　李燮和是光复会中的重要成员，他跟陈英士的冲突，使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关系重新紧张了起来。章太炎是光复会会长，但是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共同对敌，以彻底推翻清王朝，他决定“任调人之职，为联合之谋”（章太炎《致民立报社书》，1911年11月21日《民立报》。），所以他到上海，即住到李燮和军营中，“教柱中（即李燮和）去督号，称总司令，奉程德全为江苏全省都督”（《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896年上海书局出版。），劝他率兵去参加光复南京战役。李燮和听从了章太炎的劝告，终于去督号，率兵离沪，赴宁作战，从而避免了一场革命派内的冲突，调和了李燮和与陈英士的矛盾，巩固了上海光复后的胜利成果。

　　在这事件中，章太炎对陈英士捷足登上沪军都督的做法，必有不满，但他对这一事件的处理还是十分明智和得当，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

　　可是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由此消除。孙中山回国后，召开了中国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作为光复会会长、同盟会领导人之一的章太炎，却被摒斥于会外；不久，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在组阁决定各部部长时，提名章太炎任教育部长，也因遭到其他同盟会人反对而作罢。在这种形势下，陈英士也进一步排斥异己，无辜枪杀了镇江都督府总参谋、江浙联军司令部参谋长陶骏葆，进而准备刺杀北伐军临淮总司令林述庆，接着又向陶成章开刀。章太炎对同室操戈深感忧虑和愤懑。

　　（二）陶成章被刺事件

　　陶成章是同盟会重要成员之一，同时又是光复会副会长，他是擅于组织、长于行动的革命实干家，为推翻清帝政府，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在江浙五省革命者中享有很高威信；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也遭到同盟会中有些人的排斥，对此他很不甘心，于是他设光复军总部于上海，在吴淞准备公开招兵买马，名为北伐，实为重振光复会旗鼓。陶成章在历史上曾与孙中山和陈英士都有过多次冲突，成见较深，加上他封建意识较深，鲁迅曾嬉称他为“焕皇帝”，还说他一旦成功，我们（即陶成章的朋友）都可能成为他刀下之鬼。陶成章本人也自知“心本卞急，无容人过失之量，近日心复多疑”（《陶成章信札》，197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卷55页。），造成了革命派内不少的冲突与误解。因此，如果陶成章在上海练兵成功，把江浙五省的光复会成员与会党、新军的力量汇集起来，这支力量将很可观，可能成为革命党内最强的武装，这无疑有利于北伐，但对同盟会中宗派观念很重的人来说，又是不能等闲视之的现实。

　　章太炎深为革命党内矛盾加剧和陶成章生命安危操虑，便劝陶成章说：  “江南军事已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权于蜗角间，武昌方亟，君当就蛰仙（即汤寿潜）乞千余人上援，大义所在，蛰仙不能却也。如此既以避逼，且可有功。恋此不去，必危其身。”（《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896年上海书局出版。）可是陶成章没有听从劝告。

　　1912年1月7日，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他推荐章太炎、陶成章、陈英士继任。章太炎闻讯立即表示自己“天性耿介，惟愿处于民党地位”，推荐陶成章代理浙江都督，指出“下江光复，实惟焕卿数年经营之力，其功非独在浙江一省。代理浙事，微斯人谁与归？”（《章太炎致汤寿潜电》，1912年1月8日《民立报》。）这种形势下，陶成章大有督浙可能，其权势将不在陈英士之下，这使陈英士感到无法容忍了，因为这不仅仅是陈英士与陶成章个人恩怨，而是资产阶级政党内部长期派系斗争和权力之争的高度激化，于是陈英士采取极端行动，派蒋介石将陶成章暗杀于广慈医院。

　　陶成章遇刺后，又发生了光复会另一成员——广东汕头民军司令许雪秋、陈芸生，被同盟会人陈炯明杀害事件。这种亲痛仇快事情，大大削弱了革命派的力量。光复会失去了一批军事领袖，剩下几个舞文弄墨的，从此开始瓦解，这对章太炎来说，无疑是最惨重的打击，他当然不能对此表示满意。特别是黄兴在“陶案”后给陈英士的电报，嘱陈英士“根缉严究，以慰死友，并设法保护章太炎君为幸”，章太炎误解为“二竖之朋比为奸”，以为是有计划地谋杀光复会领导人，使他怒发冲冠，一气之下，连孙中山委任他当总统府枢密顾问，也藉词拒絶了。他给孙中山写了信，指出光复会与同盟会“纵令一二首领，政见稍殊，胥附群伦，岂应自相残杀？”孙中山也同意章太炎之见，致电同盟会成员，指出：“同盟、光复二会，在昔同为革命之团体，两会欣戴宗国，同仇建虏，非只良友，有如弟昆。纵前兹一二首领政见稍殊，初无关于大体。今兹民国新立，建虏未平，正宜协力同心，以达共同之目的，岂有猜贰而生阋墙？”（《孙中山致陈炯明电》，1912年2月2日《民立报》。）孙中山的训导，不仅没有能制止双方关系的恶化，也没有能消释章太炎对陈英士等人的不信任。

　　在刺陶事件上，章太炎事前力劝陶成章顾全大同。事后，甚至十五年后，他撰写自定年谱时，说到此事，亦仅仅指出陶成章因没有听从他的劝告，“果被刺死，或言英士为之也。”“或言英士为之也”七个字，是对陈英士刺陶的多么冷静的事实的评述，写得多么平和，没有丝毫意气和贬低之意。

　　（三）辛亥革命后不同的政见

　　陶成章遇害后，给章太炎的心理投下了阴影，加上章太炎在建都问题、汉冶萍借款问题、采用太阳历的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与同盟会中一些成员观点不同，便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异端和叛逆者；同时，章太炎又与立宪党人组成了中华民国联合会，以后又改为统一党，成为与同盟会相对等的政党；他又曾寄幻想于袁世凯，帮过袁世凯的忙。因此被同盟会中有些人称之为“同盟会的蟊贼，统一党的败类”，遭到许多咒骂与人身攻击，甚至连章太炎说“国务总理，必须有不畏手枪、炸弹之毅力”这样一句话，也被篡改成“章炳麟暗杀唐绍仪”、“章炳麟枪击唐绍仪”，登满大报小报。倔强的章太炎也毫不示弱，依然我行我素。他反对黄兴实行国民捐，拒絶参加黄兴与陈英士的宴会，指责黄兴“招募无赖，逼处金陵，兵无伍两，供饷巨亿，身虽辞职，而江南脂膏，自此垂尽”（章太炎：《却与黄、陈同宴书》，1912月9月19日《大共和日报》。），又指责陈英士“阘茸小人，抑无足道，上海光复，攘李燮和之功以为已有，偷儿成群，拥为都督，自言饷糈匮竭，日有征求，而珍翠细饰，逋负数万。”（章太炎：《却与黄、陈同宴书》，1912月9月19日《大共和日报》。）这时章太炎与陈英士双方都意气用事，说了不少错话，做了不少蠢事。

　　这些纠纷与冲突，直至宋教仁被杀，他们才从袁世凯纵横捭阖的阴谋诡计中惊醒了过来，才认识到革命尚未成功，他们的最危险的敌人是袁世凯，于是他们停止了相互攻击。章太炎愤然辞去了袁世凯任命他的东三省筹边使之职，回到上海。孙中山、黄兴、陈英士等对章太炎的转变极表欢迎，称章太炎为“革命先觉，民国伟人”，于4月23日专门召开了国民党总部全体职员会，欢迎章太炎南归。会上陈英士首先致词，说：“太炎先生鼓吹革命，本吾国先觉，学问道德皆高尚纯洁，四万万人仰为泰山北斗。此次由北南来，适值宋案发生，先生为民国主张公理人道代表，必有名言伟论，解决民国根本问题。”（《国民党欢迎会记》，1913年4月26日《民立报》。）章太炎也表示：“共和党与同盟会虽时有小嫌，百年宜思大义”，“呼吁共和党中‘老于革命者’、‘革命健儿’同国民党中的‘真革命党’复交和合。”（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571页-573页。）于是“双方的误解与前嫌，在这种气氛中，也就逐渐熔解”（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571页-573页。），携手共同讨袁了。

　　在讨袁策略上，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黄兴、陈英士却主张法律解决，章太炎则主张政治解决，即彻底揭露袁世凯的劣迹与罪行，使袁世凯不得不退出总统选举，迫其下台。结果武力讨袁意见不一，踌踌躇躇；法律解决仅流于口说，形同空文；政治解决也未得要领。而袁世凯却通过“善后大借款”，兵财两裕，反向革命党人举起屠刀，迫使革命党匆促应战，于是李烈钧匆匆在湖口宣布起义，黄兴赶紧在南京表示响应，陈英士也立即在上海表示呼应，一场壮烈的捍卫辛亥胜利成果的“二次革命”发生了。章太炎立即用他的一支雄笔声援“二次革命”，两次发表讨袁檄文，指出袁世凯“厉行暗杀，贼害勋良，借外力以制同胞，远贤智而近谗佞，肆无忌惮”，“怙恶不悛，任用狼虎，则义师所指，固当无坚不摧”（《章太炎宣言》，1913年7月17日《民立报》。），给了投入“二次革命”的革命者以巨大鼓舞。可是由于双方军事力量悬殊过大，“二次革命”很快给袁世凯镇压下去了，孙、黄、陈被迫再次流亡海外，章太炎却抱着五步流血的决死精神，冒危入京，“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致遭袁世凯囚禁，直至袁世凯死后，才复自由，历时三年，志无屈挠，保持了一个革命党人的崇高气节。而陈英士在日本，帮助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重振旗鼓，不断组织和指挥武装反袁的斗争，“与贼奋搏”，“百折不挠”（孙中山：《祭陈其美文》，1916年6月19日《民国日报》。），成为袁世凯眼中钉肉中刺，致遭毒手，被袁世凯暗杀，年仅四十岁即为国献身。

　　纵观辛亥革命后章太炎与陈英士的关系和表现，他们之间有争有和，有分有合，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终于由争而和，由分而合，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团结了起来，共同为“二次革命”作出了贡献。

　　二

　　这里还值得补充两段历史事实，即章太炎与陈英士的私交——这一长期被人忽略的史实，是很有利于说明章太炎与陈英士真实关系的。

　　（一）章太炎与陈英士虽都是浙江人，陈留学日本和加入同盟会时，按时间说章也流亡在日，但他们是否从这时就建立了交往了呢？史无记载，无从猜测。但章太炎夫人汤园梨却是陈英士同乡，而且可能很早就认识，因此章太炎与汤国梨结婚，陈英士曾参加婚礼，亲往祝贺。章太炎于婚后不久，即入京反袁，一别三载，汤国梨夫人只身于沪，生活无着，环境险恶，便去陈英士家做家庭教师，有数年之久，这期间陈英土数次潜回上海，策动起义，与汤国梨夫人也许仍有接触。这时期袁世凯曾千方百计引诱汤国梨夫人入京，以图一网打尽。汤国梨夫人曾说，“袁氏以余尝参加革命运动，与民党间有过从，汲汲焉促余北上，亦袁氏老谋深算，芟草务尽之计也。”（汤国梨：《章太炎先生家书叙言》，196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里她所说的“尝参加革命运动，与民党间有过从”，并不是指她辛亥革命期间参与革命，而是指她在陈英士家任家庭教师，与陈英士等革命党人过往密切，这是袁世凯所不可容忍的。从中可见章太炎与陈英士两家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因此在患难之中，章太炎的夫人能把陈英士家当作可靠的庇护所，如果说章太炎与陈英士的关系真如有人所说“水火不容”，那么章太炎怎么会放心让自己夫人自入虎穴呢？（章太炎囚禁期间给汤国梨八十四封信中，无—字反对夫人去陈英士家当家庭教师。）

　　（二）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7月章太炎回到上海，8月他即与孙中山、黄兴等共同发起了追悼“陈英士先生暨癸丑以后诸烈士追悼大会”，幷亲撰祭文《告癸丑以来死义诸君文》，与会亲祭，文中不仅对陈英士等反袁牺牲的志士表示深切悼念，还对过去同志间的冲突表示了检讨，自称“其罪将弥甚于炳麟等也。”1917年5月，章太炎与孙中山等十人，又发起了陈英士归葬活动。在章太炎与孙中山倡导下，5月12日举行了隆重的陈英士受吊归葬典礼，章太炎亲往吊唁，并致挽联，联云：“愿君化彗尾，为我扫幽燕。”这副挽联足以表达了章太炎对陈英士的亲切感情和怀念，并寄托了巨大哀思，他希望所有革命者学习陈英士，发扬陈英士的革命精神，扫除帝孽，把革命进行到底。如果说，章太炎与陈英士过去有什么怨恨的话，至少在陈英士殉难后，章太炎没有以怨报怨，这是清清楚楚的。

　　历史地、全面地、客观地看章太炎与陈英士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曾有过争执与分歧，但这是革命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事实上无论章太炎还是陈英士，他们事后都为他们有过的争执感到内疚，而且又重新在革命旗帜下携起手来，这是难能可贵的。

　　（发表于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六辑《陈英士》，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16-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