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先生与鲁迅先生的师徒之谊，人皆知之。郭沫若曾说：“太炎先生早年的革命精神和治学态度，无疑是给了鲁迅先生以深厚的影响。”（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载《历史人物》。）这真是知者之言。鲁迅于1908年从师章太炎，距今八十余年，关于他俩交往，记载甚多，但错讹不少；至于思想上学术上政治上的相互影响，论者语焉未详。也许是这个题目过于复杂，这两位文化巨匠，是近代中国第一代与第二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学术上精深博大，思想上体系异常庞杂，想把握二人的思想与学术，诚非易事，作一比较研究，更是困难。但这是一个不应该逥避的课题。我不揣浅陋，试作议论，就章太炎与鲁迅早年交往以及对鲁迅思想与学术产生的影响，阐述一孔之见，求教于学界诸公。

　　一、章太炎与鲁迅的早年交往

　　章太炎与鲁迅真正相交始于1906年，在这之前只神交而已。

　　章太炎长鲁迅十二岁，都是浙江人，都出身于破落的书香门第。太炎祖籍汾水后迁至绍兴府道墟镇，最后移居余杭县仓前镇，因此他们还算有点乡谊。

　　太炎与鲁迅都出生于晚清时代，目睹国事日非，风雨飘摇，都曾寄望于变法维新。太炎因年长于鲁迅先生，得以亲与戊戌变法，成宣传改良的论集《訄书》，至遭追捕。变法失败后，太炎领悟到满洲政权必须推翻，否则无以拯救中国，乃剪发示决，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撰《正仇满论》，序《革命军》，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昌言革命，导致“苏报案”，慷慨入狱，大大激发了民众反清情绪，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初登历史舞台时的英雄气概。鲁迅知道章太炎的名字，即始于此时，他说：“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西牢。”（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刊《且介亭杂文末编》。）这对当时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鲁迅，冲击自然很大，他到日本去留学恐怕这也是原因之一。因此，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虔次教授称太炎是鲁迅“思想上第一个革命的师”。

　　鲁迅到日本后，在革命空气十分浓厚的留学生中，精神更为振奋，一有功夫，“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刊《且介亭杂文末编》。），并在弘文学院江南班中，第一个剪掉了辫子，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太炎当时囚于西牢中所写的《狱中赠邹容》、《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等四首诗，都传到日本，“最为鲁迅所爱诵”，（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写于194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直至三十三年后，鲁迅临终前十日，扶病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时，这几首诗又涌于眼前，便全文録于文内，并深情地说：“太炎先生狱中诗，卅年前事，如在眼前”，这几首诗“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当时太炎另一篇鼓吹种族主义的文章《张苍水集后序》，也是鲁迅特别爱诵的诗文。虽然那时他俩未曾面识，但对鲁迅来说，太炎在他心目中无疑占据了重要地位，在这种影响下，鲁迅在东京参加了光复会（鲁迅参加光复会事，近年史学家已予肯定，此不赘言。）。

　　鲁迅与太炎相见，是1906年之后的事。当时太炎因“苏报案”刑满释放，七月初扺达日本，他作为“革命党之骁将”，在留学生心目中具有英雄形象，受到热烈欢迎，七千多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神田区锦辉馆为他召开了欢迎大会，倾听了他著名的革命演说。当时，鲁迅刚刚从国内完婚后返日，他有没有去参加欢迎会或聆听太炎演讲，难以确知，但王士菁在他的《鲁迅·章太炎·尊师重道》一文中说，“鲁迅作为激进爱国、胸怀兴亡感的青年留学生，很可能也参加了这个七千人的大会”。如果鲁迅确曾参加了这欢迎会，那么，这就是鲁迅第一次见到了太炎。

　　太炎扺日本后，投入了繁忙的革命活动之中，主持《民报》笔政，并协助孙中山制订《革命方略》等文献，同时他未放弃讲学和学术研究，自觉把革命实践和理论斗争及学术研究，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利益相结合，被鲁迅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太炎清晰认识到，要推翻清政府，一个相当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制造舆论，启发民智，廓清莠言，解放思想，促进民族的觉醒，因此他致力舆论革命。首先他针对当时清政府中的顽固派和一些没落文人所鼓吹的“保存国粹”，对国学进行“层层剔抉，而易之以昌明博大之学说”（章太炎：《国学讲习会序》，作于1906年。），让古老的国学，不再成为当局用以麻痹民众的“国粹”，而力图为近代中国创造一种新型的民族文化。太炎在扺达日本后二个月，即创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又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出版《国学振起社讲义》，他认为“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章太炎：《国学讲习会序》，作于1906年。），革命者“不可不适其治法，不习其文辞”，如果“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章太炎：《国学讲习会序》，作于1906年。），但他所讲的国学，与封建专制当局提倡的国学，有本质之别，国学讲习会所说的国学，“预科讲文法、作文、历史；本科讲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完全不是当局提倡的经天纬地的四书五经，而是取旧学之精华，剔除糟粕，使国学在救亡图存中起到积极作用。太炎这些言论，对当时知识分子思想解放，起了摧枯拉朽的作用，他这些言行活动，在《民报》中都有报导。

　　鲁迅是《民报》忠实的读者，他不仅爱读《民报》，而且还把它收集起来，装订成册，他当时虽然知道太炎创办国学会事，但他正仿徨于“医学救国”与“提倡新文艺来改良社会”这样一条“治人”还是“治国”的十字路口，所以他没有立刻成为太炎讲学的第一批学生。次年，鲁迅移居东京本乡东竹町中越馆，弃医从文，与革命党人陶成章、龚未生、陈子美、陶冶公等交往日频，这些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的谈上半天”（周遐寿：《鲁迅的故家》。），而“陶成章和龚未生几乎每日必至”（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载《上海文史资料专辑——辛亥革命七十周年》，1981年出版。）太炎寓所，“另有章行严、秋瑾、周作人、吕操元、陈独秀等亦为（太炎）座上客”（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载《上海文史资料专辑——辛亥革命七十周年》，1981年出版。），这期间太炎与鲁迅之间有这么多共同朋友，必然会导致相识与交往，但真正从学拜师太炎却是1908年的事。

　　1908年初，太炎在东京牛込赤城元町清风亭开设“国学讲习会”，后移往日本帝国教育会，最后改在神田地区的大成中学讲堂。四月，始讲解《说文解字》。当时鲁迅应许寿裳之邀，移居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旧居，与许寿裳、朱希祖、钱家治、周作人同住，称之“伍舍”时期。这时鲁迅挚友朱希祖、钱玄同、龚未生、朱宗莱等都在大成中学听太炎讲《说文》，鲁迅与许寿裳也很想去听，但苦于与学课时间冲突，因此托太炎女婿龚未生向太炎请求，希望另设一班讲授《说文》。经太炎同意，在太炎寓所——即牛込区二町目八番地的《民报》社——设立了一个小班，时间是1908年7月，参加者为鲁迅及许寿裳、钱家治、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朱宗莱、龚未生八人。但是太炎在大成中学所设的大班，并没有中辍，因此钱玄同等人是既在大班上课，又在小班继续听课。而过去许多史书混淆了大班与小班之别。其实太炎在日本讲学，受业人远不止大成中学与民报社一些学生，他自称受业人“百数十人”，包括黄季刚、沈兼士、汪旭初、任鸿隽、马幼渔、杜羲、陶治公、余岩等名人，当然包括鲁迅等八人，以及一些日本与印度的学者。

　　过去许多记载说，鲁迅等人去《民报》社听课，是每周一次，每次定于星期天上午举行，此说几成定论。近读朱希祖《日记》，颇为详尽，1908年7月11日日记道：“八时起，至太炎先生处听讲音韵之学，同学者七人，先讲三十六字母及二十二部古音大略”。这就是小班讲学之始，清楚无误。可是，仅隔三日，7月14日记道：“八时，至太炎先生寓，聆讲江氏《四声切韵表》”；又隔三日，7月17日又记道：“上午至太炎先生寓，聆讲音韵之学”；四日之后，7月22日记道：“午后，至余杭（即太炎寓所）聆讲音韵及《新方言·释词》一篇”；六天之后，7月28日记道：“上午至太炎寓，重上《说文》，自一部讲起”。由此可见，鲁迅等八人从学太炎时间为1908年7月，受课每周至少二次，并非一次。

　　太炎为鲁迅等所开的小班在《民报》社内一间陋室中上课，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太炎“逐字讲解，滔滔不絶，或则阐明语流，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鲜颐。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状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载《制言》1936年第25期——《太炎先生纪念专号》。）。鲁迅十分认真地听讲，用功地作笔记，他“极少发言”（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原作写于1947年。），总是默然听记，仅有一次为文学定义，向太炎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小班的教学气氛是和谐的，师生关系是融洽的。太炎按《说文》部首“一个字一个字的讲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枯燥的材料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一尊庙里哈喇菩萨”（周作人：《知堂回想録·民报社听讲》，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出版。）。讲学时，钱玄同先生“发问和辩论最多”（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原作写于1947年。），又好在席间爬来爬去，鲁迅先生曾风趣地给他一个绰号，叫他“爬来爬去”，至老还戏称他为“爬翁”。听完课，他们又经常聚在一起核对笔记，学习态度极为严肃。笔者曾亲睹鲁迅及钱玄同、朱希祖听课笔记（笔者亲睹鲁迅笔记分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和绍兴鲁迅纪念馆，今由杨克平出资印出，名为《说文札记》。朱希祖笔记今由北京鲁迅纪念馆收藏，钱玄同笔记由其长子钱秉雄收藏。），从笔记来看，鲁迅记得最简却最为严整恭正，钱玄同记得最全，朱希祖正如许寿裳所说“记得最勤”（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原作写于1947年。）。这一段学习生活，是令鲁迅终身难忘的，甚至在28年后，他回忆起这段听讲情景，仍有一种甜蜜感，说：“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难以忘怀。

　　讲学“大约继续了有一年多的光景”，讲完《说文》后，“似乎还讲过《庄子》”（周作人：《知堂回想録·民报社听讲》。）。但从钱玄同的记録，以及朱希祖日记，可以证实，鲁迅不仅听过《说文》，还听过《庄子》、《汉书》、《文心雕龙》等。这一年多师生生活，对鲁迅影响是深远的，鲁迅也十分珍视这段师生因缘，可以说这是鲁迅与太炎一生交往中最美好的时期。

　　这期间，鲁迅与太炎除了教学关系外还有不少美好交往。鲁迅兄弟俩当时翻译《域外小说》时，曾得到过太炎大力帮助。鲁迅兄弟翻译俄国斯谛普基克的《一文钱》，亦曾请太炎看过，改定了好些地方，后刊登在1908年6月的《民报》上。1908年10月，《民报》遭日本政府禁封，并处以罚款一百五十元，日本法院宣布“限定时日，倘不如数交纳，则将编辑人兼发行人章太炎，罚做苦役以扺偿”，以服劳役一天扺作一元。而当时太炎生活异常艰苦，“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黄季刚：《太炎先生行事记》，《神州丛报》（121）1913年8月。），还要领导舆论革命与讲学，根本无力交纳罚金。1909年3月7日，日本政府以无力支付罚金将太炎拘捕，准备处以劳役。鲁迅等闻讯，即与许寿裳急商，于是将他们翻译《支那经济全书》的部分印刷费，替太炎缴纳了罚金，终于使太炎在关押一天之后即得释放。1909年春夏之际，太炎请了印度梵师密史逻讲授梵文，特约鲁迅兄弟同去学习，并热情地为他们垫出“半月学费”，但鲁迅因回国在即，未能往听，只有周作人一人去听了几次。1909年7月，鲁迅结束了在日本七年的留学生活回国，但他与太炎关系并未因此告终，他们亲密的关系至少保持到“五四”运动的前夜，而鲁迅对太炎的敬仰则终生未变，鲁迅“每逢提起（太炎），总严肃地称他太炎先生”（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或呼为“章师”、“章先生”。

　　鲁迅回到家乡绍兴后，1911年初，他与同门许寿裳、朱希祖等章氏子弟，集资为太炎出版了他在东京讲学基础上所撰成的一部文字学的重要著作——《小学答问》。

　　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鲁迅极为兴奋地迎接这伟大的变革。他积极配合革命军光复绍兴，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演讲，宣传革命，并担任了新政权下的师范学堂监督，创办了《越铎日报》，力图协助革命军政府励精图治建设一个新中国。但这希望很快落空了，他“到街上去走了一遍，满眼是白旗，然面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鲁迅：《朝花夕拾·范爱农》。）。杀害秋瑾的主犯——章介眉被释了，而辛亥革命的功臣、光复会的首领、鲁迅的老友陶成章却遭革命党内部人的杀害。这种失望几乎使光复会会员都沉默了。加之办校经费不足等原因，鲁迅辞去了校长职务，应许寿裳邀请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工作，不久，袁世凯上台，他又随教育部迁往北京。袁世凯政权下的教育部，完全是一个官僚机构，无公事可办，“枯坐终日，极无聊赖”，鲁迅不得不“整天看书”来打发岁月。袁世凯自上台，日复暴虐，暗杀宋教仁、建立孔教会、倡尊孔读经，最后复辟称帝，这一切倒行逆施，使鲁迅不胜迷惘和苦闷，而最使鲁迅困惑和痛心的是：他尊敬的老师太炎，也被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囚禁了起来。

　　辛亥革命爆发，太炎闻讯即赶回祖国，但在民初纷杂幡乱的政局中，他变得无所适从了。开始他忙于光复金陵，组织北伐，创办《大共和报》，组建中华民国联合会，建立统一党，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聘他为高等枢密顾问，袁世凯也聘他为高等顾问和东三省筹边使，他在民初各种矛盾旋涡中努力捍卫辛亥革命成果。但是陶成章遭暗杀，扩大了他与孙中山等的隔阂。宋教仁遭暗杀，促使他对袁世凯的觉醒。于是他孤军作战，独往独来，以他的是非标准，批评时政，因此各种政治势力既害怕他，又想拉拢他，利用他，甚至不惜诋毁中伤他。各种褒贬文字时现于报章，鲁迅看在眼里，十分同情和担心他老师的处境。鲁迅本人虽然没有参加多少社会活动，也没有加入什么党派，但在这纷争的政局中，他显然是站在他老师的一边，他曾以很形象而含蓄的笔调，说过这样一段话：“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人。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鲁迅：《华盖集·补白》。）

　　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使辛亥革命成果落入袁世凯手中，现实教育了革命党人，于是发起了“二次革命”，但革命很快失败了，孙中山等再度流亡海外，太炎也被袁世凯羁禁于北京三年。幽禁中太炎以各种形式抗争，毫不屈服，鲁迅曾作过高度评价，说：“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去看望囚禁中的老师，还劝絶食中的老师进食。在鲁迅的日记中，即留下了七次探望记録，而且每次去都是“晚归”、“夜归”、“傍晚归”，大年初一还去给太炎师拜年，给囚禁中的老师带去许多温暖。身处囹圄的太炎很感激鲁迅，曾亲书庄子一段话赠给鲁迅，鲁迅一直随身珍藏着这幅字，直至去世。

　　在袁世凯统治期间，鲁迅虽然没有像太炎那样站出来与当局面对面斗争，但他以沉默来进行了抗议。当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日，他“卧居家中，拒不参加‘庆典’”；袁世凯通令全国“祀孔”之日，他拒絶参加，并在《日记》中写道，“全日无事”，予以蔑视；袁世凯颁布《着教育部拟提倡忠孝节义施行办法》时，他愤而辞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的职务，这一切可说是与太炎的精神相通的。

　　1916年，袁世凯政权的教育部在北京召开读音统一会，研究汉字的标准读音。会上有人主张用国际音标，有人主张用清末简字，各持己见，争论不休。鲁迅等在会上提出了太炎早年创导的一套标音符号，力称这是符合国情而可通行的注音符号。但有些人出于偏见在会上加以反对，于是鲁迅在会上发言，坚持主张，阐明理由，终于使会议通过了以太炎的注音符号作为全国通用注音符号的决定。这套注音符号一直沿用到今，这中间也凝集着鲁迅的努力。

　　1916年6月，太炎因袁死而复得自由，只身南返，从此与鲁迅分居南北，很少相见了。而且他们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大不相同了。“五四”之后，鲁迅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急先锋，与太炎对文化的态度显然有别，政治情趣也不尽同，亲密程度再也没有超过《民报》社听讲及袁世凯幽禁这期间的融洽程度。至于他俩后期交往以及相互影响，本人将另外行文。

　　二、章太炎对鲁迅早年的影响

　　鲁迅一生中的老师为数不少，但对他影响最大，最受他尊敬的，恐怕要算藤野和太炎。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虔次教授说过：“在鲁迅的一生中，能使他对其怀有深深的敬意和爱情的‘师’是极少的，而太炎就是这极少的‘师’中的一人，恐怕除了藤野严丸郎先生外，太炎是唯一的一位了”（岛田虔次：《章太炎的事业及其与鲁迅的关系》，拙编《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鲁迅从师太炎，自有前提，他并不是单纯地崇拜太炎的小学，仅仅为了跟太炎学习《说文解字》，也不是单纯地羡慕太炎精深博大的学问，而是尊敬仰慕太炎的民族气节和革命道德。鲁迅曾说：“清末，治檏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名声，远在孙诒让之上者”（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是因为他是革命先驱，“排满的骁将”，前去听讲，也并非只因太炎是学者，却因为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鲁迅以太炎为师，首先是向太炎学“为人”，将太炎作为思想上的师，其次才是学“为学”，将太炎作为学术上的师。因此，太炎对鲁迅的影响，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首先可以说是政治思想方面的，其次是学术文化方面的，乃至为人个性、爱好诸方面，影响可谓深远。本文于此欲深入作些窥探，为便于剖析，求教诸公，将分而论之。

　　（一）章太炎对鲁迅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

　　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思想界对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要算太炎先生了，岛田虔次教授曾正确地说：“在宣扬革命大义、掀起革命风潮这一点上，蜂起的孙文、黄兴，也不及太炎的言论。孙文在广州以及其他地区的起义，以及《兴中会宣言》（夏威夷、香港）在当时也只不过是在边境或是在外国的局部地区的事件，还没有力量动摇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灵，真正的去唤醒中国内地的知识分子的民族革命意识，而且使其对立于改良派的，无论怎么说，也应该是太炎的‘苏报案事件’。而且作为革命前夜的最左翼的宣传报导机关的《民报》的主笔，也是十分健斗的”（岛田虔次：《章太炎的事业及其与鲁迅的关系》。）。鲁迅即是当时深受太炎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

　　太炎成为革命派代言人，他的思想演变也是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与当时广大知识分子经历相似，所以他的觉醒与反戈，对当时广大知识分子影响尤大。太炎曾惊羡过西方的“奇技淫巧”，赞赏过西方的“坚甲利器”，崇拜过西方的“科学文明”，推崇过达尔文的“进化论”，把“进化论”当作野蛮渐进文明的天理法则，因此欣赏过严复的《天演论》，拥护过康有为的“维新变法”。这种经历，这种思想，在当时很有代表性。鲁迅在近代西方挑战面前，也曾冀望过振兴科学，实行变法，爱诵读背严复《天演论》及林纾的著述，崇拜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科学思想，企图以科学进步来拯救在水深火热中的祖国，他选择学医，也正是他拥护变法维新的表现，他说:“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他学医正是希望“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在日本接受的影响是很广泛与多元的，但是，促使他思想变化，从维新到革命，从“科学救国”到“政治救国”到“文学救国”，无疑是受到太炎的影响。

　　二十世纪初叶，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如康有为、严复等将西方不少先进学说传入中国，使人看到进化论带来了科技进步与物质文明，遂使人们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共同文明，因此只要把西方一切现代化的东西搬进来，中国也就会现代化了。太炎则是第一个批判康有为、严复学说的人。太炎虽欣赏过严复的理论，但他很快认识到进化论仅仅是自然规律，并非社会原理，因此批评严复没有从中国的风俗形势出发，仅仅将西方的观点简单化地和絶对化地运用到中国，错误地认为民族主义不足强吾种。太炎强调，社会进化不同于自然进化的社会意识和人道规则，靠的是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即讲历史和讲道德。他提倡“国粹”就是要人爱惜汉种的历史，国粹维系国性，国性亡，国也亡；他又提倡“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强调精神与道德的作用，用佛入地狱的道德精神、殉难气概和众生平等的道德理想，来排斥以富贵利禄为中心的孔子儒教，以扺御西方文明取代东方文明。他批评严复“裨贩西学”，无视中国的国情、民族心理和文化个性，他强调文明，特别是文化，是由特殊的文化背景所产生，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或公式，应有别于自然科学界的定理。他撰写的《俱分进化论》，即是指出进化论并非客观公理，善进化时恶也在进化，西方物质文明发展同时，资本主义丑恶也在进化；他撰写《<社会通诠>商兑》，即是对严复反对排满与革命的批驳。太炎的首先觉醒与他对“西方文明”的超前认识，对同时代的人是巨大启蒙，特别对鲁迅尤甚。鲁迅与当时许多热血青年正是在太炎这种影响下，由对严复奉为圣明到与之相诀，由对进化论的过祟到对精神意识的重视，由对拥护改良到赞成革命。

　　在现实斗争中，太炎又认识到变法维新不足以救国，指出清廷已堕落为帝国主义走狗，不去满清不足以救中华，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党”——“新党”，其致命弱点是“竞名死利”，他们只会依靠皇帝去搞改革，“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絶无”，也絶不愿意用自己的头颅去拼斗，他们的改良主张与理论，只能是“政府之桀奴”。而革命者则是愿以自己的头颅去搏击、去流血、去撞开冰冷的旧世界的厚墙，用自己的身躯去建筑新的理想。太炎这些言行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震憾了一代知识分子心扉。鲁迅非常欣赏太炎这些言行，称为“令人神旺”，促使鲁迅等青年学子分清了革命与保皇的本质之别，从而纷纷摒弃保皇，投入了革命行列。

　　太炎从“苏报案”坐牢获释到达日本主编《民报》，这期间舆论革命的焦点正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要不要实行推翻清政府的暴力革命。二、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三、要不要进行以解决土地问题为核心的社会革命。这也是革命派与改良派大论战的焦点，也是举国关注和牵动一代知识分子心灵的大革命。鲁迅当时正在日本留学，他当时也有三个关心的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据在何处。这些问题与康德终生探寻的伦理理论的核心，如“人是什么”，“我应做什么”，“我可期望什么”等，有某些相通之处。而当时思想革命的大论战，恰恰给鲁迅解答他最关心问题，带来了答案。

　　太炎在这场大论战中，以他的博学、激进、雄健的思想与文笔，成为这场论战的公认旗手。他批判严复的“进化论”，揭露了康梁“新党”的“竞名死利”，创“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说，提出“俱分进化论”和“国家学说”，说：“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章太炎：《俱分进化论》，载《民报》第7号，1906年9月5日出版。）。他竭力鼓吹民主革命，讴歌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制，但又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出现的黑闇与丑恶现象感到忧心忡忡。他尤其注意对吴稚晖的无政府主义言论及立宪派种种主张，进行抨击。他说：“无政府主义者，与中国情况不相应，……为中国应急之方，言无政府主义，不如言民族主义。”（章太炎：《排满平议》，载《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出版。）他针对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排满是“反背科学，有乖公理”，不合进化，违反自然，撰《四惑论》，对他们提出的“公理”、“进化”、“惟物”、“自然”进行了批判，指出不能机械地套用西方某些固定的模式，要警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崇拜物质文明的思想倾向在中国抬头。他抨击吴稚晖之流无政府主义者，“阳讬无政府，而阴羡西方琛丽”，这是民族虚无主义作祟，指出应根据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来解决革命问题。太炎在抨击立宪派时，指出宪政“徒令豪民有志，苞苴横流，朝有党援，吏依门户，士习嚣竟，民苦骚烦”（章太炎：《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载《民报》第17号，1907年10月25日出版。）。他极力宣扬“平民革命”，反对依赖“督抚的权力”来革命，指出革命者最最重要的品质是要依靠自我牺牲的力量去创造新的世界。太炎先生特别强调增进国民道德和提高革命党人的素质，他说：“优于私德者亦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薄于公德，而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章太炎：《革命之道德》，载《民报》第8号，1906年10月8日出版。），革命者必须做到“知耻、重厚、耿介、必信”，甚至说：“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他不仅这样创导与鼓吹，幷且身体力行，成为他提倡的道德规范的模范执行者，受到广泛崇敬。他一面鼓吹民主革命，赞颂资本主义，同时对西方代议制又表示了强烈的忧虑，指出若在中国实行议院制，必为豪右大驵所主宰，将有阻于三民主义的实施。在土地问题上，他提倡“耕者有其山”，主张“抑官吏、抑富强、伸齐民”，对小生产者和自耕农，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与同情。总之，这场大论战，不仅仅是革命与保皇之争，也是涉及哲学、文学、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的一场大论战，从而吸引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目光，其性质可与西方文艺复兴相论。如果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大革命，也经历了一场与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夜的文艺复兴相似阶段，为资产阶级登上政治铺平思想道路的话，那么，中国辛亥革命前的这一场涉及思想、文化、政治的大论战，也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只是它的经历的时间极其短促，而太炎作为这场运动的革命派的代言人，是深受人们的注目。正如恩格斯所说：“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恩格斯在分析十八世纪末的德国文化状况时，他说：“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4页。），正是这个时代，出现了歌德、席勒、康德、费希特及黑格尔、贝多芬等。辛亥革命前中国，与当时德国，有极其相似之处，在太炎等影响下，也诞生了鲁迅等新文化的旗手。一个人的思想形成，决不是一个师长可以左右的，还有社会、家庭诸多因素，而一个导师的思想言行，如果恰恰反映了诸多社会因素，那么他的作用与影响，就会超过寻常的师了。太炎对鲁迅的影响，恐正如此。

　　鲁迅本来与太炎有着许多相似的家庭背景及文化背景，他们都是浙江人，深受浙江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都出身破落的地主家庭，又都是书香门庭之后，他们都亲睹了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日益悲惨的遭遇，深谙中下层人民的痛苦与需要，关心自耕农和小生产者的利益与命运，他们都熟悉旧学，尤其受浙东学派影响较深，地方主义对他们影响也较大，因此他们思想上共性的东西原就较多，易得共同语言，易生共鸣。加上“苏报案”事件，太炎名字几乎家喻户晓，成为浙江人之骄傲，出狱东渡后，更是被留学生视为民族英雄，其言行成为一切关心祖国命运人们的偶像，特别是他的《革命之道德》学说，“把（日本）学界全体激动起来，有多少顽固老先生见了这种议论，也都动魄惊心，暗暗地赞成了种族主义”（景定成：《罪恶》。）。何况对于鲁迅这样从黑闇寻找光明的热血青年，那时的太炎简直是他们思想上的明灯，其影响之大，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在当时太炎的言行，尤为鲁迅赞赏，思想上简直达到合拍地步。早期的鲁迅基本上是站在“农人”的檏实道德与风习一边，反对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化，他认为要建立一个强国，必须要有好的国民素质，所以十分重视改造国民性的工作。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传统的心态之病，在于孱弱、麻木、萎靡、狭隘、墨守成规，缺乏“诚和爱”，长期封建传统造成了人的残忍心理，又产生了虚伪人格，因此必须改造中国人的灵魂，使民族灵魂升华，要做到这点，单纯靠科学技术是不行的，“洋务运动”之失败即证明于此。靠梁启超等改良派也不可能，因为改良派缺乏从根本上冲破封建思想樊笼的勇气。而太炎的主张则与他十分相契合拍。在这阶段，他几乎完全站到了太炎一边。因此，当许多留学生赴日从事学习理工、军事、政法等等，企图获取西方科学进步的秘诀，回国后办工业兴实业，以“黄金黑铁”来拯救祖国时，鲁迅却以学医转为学文，去从事罕有人为的思想启蒙工作。他觉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着，是在改变他们精神”（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弃医从文，急于去从事改变广大民众（主要是农民）的落后、愚昧、麻木、被动，从精神上去改变他们，即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启蒙。他最欣赏太炎革命之道德说，赞赏太炎先生对旧道德的批判，他也致力对旧道德的无情揭露，力求解决伦理深层的核心问题——人的精神自由，获得人的精神解放。这就是要首先向封建制度和封建精神枷锁宣战，去改造人的精神和改变国民的劣根性，而这一切不是靠“黄金黑铁”（改造封建经济）的物质力量可以奏效的。鲁迅这些思想，非常近乎太炎主张，几乎同出一辙，都过分重视和强调了精神与道德的作用。

　　1908年8月至12月，鲁迅发表了《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这是他早年两篇思想代表作，如果将这两篇论著，与太炎的《俱分进化论》、《四惑论》等著作，以及当时发表于《民报》上一系列文字相对照，会发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观点如同一辙，简直是太炎先生著作的翻版。由此可见他当时多么全面接受了太炎在《民报》上的主张。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因为在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之盛的后面，“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于是，“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因此鲁迅先生认为，应“非物质”，“重个人”，“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使“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万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鲁迅这些想法，不正是太炎主张之翻版吗！他在《破恶声论》一文中，除阐述了同样思想外，进而批判了“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假改革之名，而阴以遂其私欲”的保皇党与立宪派的面目，从而提倡“苏古掇新，精神闿彻”，即太炎所倡导的国粹主义精神。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鲁迅发表这两篇代表作之时，正是他在《民报》社听太炎讲《说文》期间，正是他从师太炎，交往最密期间。可见，他不单单是去听太炎讲古老的汉学，而是如他自己所述“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去《民报》社听讲，也“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鲁迅从太炎那里所接受的主要影响，也是太炎先生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思想，从而影响了一生的选择，使他走上了革命道路，选择了以文学为武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反封建的主将。他以文学为武器，源自太炎先生“用国粹激动种性”，他一生致力国民性的改造，源于太炎先生“增进国民的道德”说。只是，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他渐感单纯依靠宗教、国粹，是增进不了国民的道德和爱国热肠的，这止不过是“高妙的幻想”，于是他们分道扬镳了。鲁迅从太炎那里继承和发扬了刚正不阿和丝毫无媚的革命精神，以及敢怒、敢骂、敢说真话、敢蔑视传统、皇权、权威的风骨正气。他“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而“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百折不挠，永远进击，成为终身为中国的自由、民主、进步而战的斗士与旗手。鲁迅这种精神，被誉为中国近代最少媚骨的人，可以说是太炎嫉恶如仇精神在他身上的再现。由于鲁迅先生坚持进击，他终于找到了他老师尚未认识和接受的真理，跟上了时代步伐，终于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者，超越了他的老师，最终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成为公认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

　　鲁迅在政治思想方面接受太炎的影响，可以说是多元的多方面的。例辛亥前对尼采的崇敬，五四前后对反孔的态度，都与太炎影响有关。太炎曾称：“尼采所谓超人庶几相近，排除生死，若无旁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行之操，下无农夫奄矜之气，以此揭橥，庶于中国前途有望”（章太炎：《答铁铮》，载《民报》第14号，1907年5月出版。）。鲁迅正是在思想鼓舞下，撰《摩罗诗力说》等，来赞颂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批判屈原的“怨而不怒”。“五四”前后，鲁迅成为反孔的闯将，发表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到《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等作品，成为反封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而“五四”的反孔则是辛亥革命前夜反孔的继续，其思想源自辛亥前太炎的批孔。辛亥前，太炎为了使人们从封建礼教的枷锁中解脱出来，曾非常激烈地带头批判孔子的儒教，以后在批判保皇党时，也抓住了他们忠君保国“竞名死利”的儒家思想致命弱点，在与袁世凯斗争时，也抓住了袁世凯建立孔教藉助孔子亡灵自救，予以狠击，他指出：“书中自有千锺粟，此儒家必至之弊，贯于征辟、科举、学校之世，而无乎不遍者也。”因此，要救中国，必先要破孔子儒教。这些言论有极大醒世启蒙作用。但因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批判孔子儒教也没有取得相应成功，而导致“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起。鲁迅则接过太炎尚未完成的反孔使命，可见师生一脉相传。当然，时代不同了，鲁迅已赋予了反孔的新内涵。

　　在对待国民党政权及蒋介石的态度上，鲁迅显然也受到了太炎的影响。诚如众所周知，太炎与鲁迅终身对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不抱好感，从无一字恭维，反而时予激烈抨击。其近因固有蒋氏政权所作所为令人不齿，更有私人情感原因而致。太炎作为光复会创始人，鲁迅作为光复会的最早成员，都对光复会的实际领导人陶成章怀有深厚感情，辛亥革命的成功，光复会起了极其重要作用。然而就在亟需巩固武昌起义成果，进而实行北伐，彻底推翻帝制的关键时刻，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光复会一批军事领袖也先后遇害，使光复会徒存几个文人，而名存实亡。极大削弱了革命党的力量，给清廷政权得以喘息，使袁世凯势力得以膨胀，导致和加速了辛亥革命的骤败。这使太炎、鲁迅终身怀恨，不可宽恕陈其美、蒋介石这一帮“同盟会”人，以及他们后来创造的“国民党”。在辛亥前“同盟会”内部斗争中，鲁迅正处太炎身边，亲眼目睹事实真相，亲见有些人是如何搬弄是非，不择手段地中伤同志而大闹宗派主义，亲见太炎等如何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坚持革命，自知是非曲折，所以他没有参加同盟会，从来没有自诩过参加光复会的经历，也从来没有指责过太炎“闹分裂”、“搞宗派”、是什么“反孙（中山）逆流”，显然他是站在袒护太炎和陶成章一边的，甚至在他一生难以数计的文字中，少有对孙中山先生的赞词，不能不说受到感情的支配。鲁迅曾对辛亥革命后的国民党北伐等，予以支持与声援，但当蒋介石窃权后藉助国共合作之力，依靠工农支持，取得政权后，转而屠杀友党，镇压工农，甚至将辛亥革命史写成国民党一党的党史，将光复会摒斥于正史之外，实行一党独裁专政，鲁迅则由寒心到愤懑，太炎则由愤恨到痛骂。国民党竟向太炎发出二次通缉会，这是太炎继清政府、袁政权一系列追捕后的又一次追捕，而被迫匿藏起来，长达两年之久，迫与时代隔絶。蒋介石这一切所作所为，太炎与陶成章这一切遭遇，使鲁迅愤怒，但他不再以太炎的简单形式去进行斗争。但在他的笔下，流出了多少揭露当局的愤怒文字，以及为太炎鸣不平的文章。他，不能原谅蒋介石背信无义，更不能原谅国民党将杀害陶成章等异己说成是维护国家利益。鲁迅先生这些愤恨，显然受着太炎的影响。

　　（二）章太炎对鲁迅文化学术方面的影响

　　太炎对鲁迅文化学术方面的影响，是极其广泛和深远的，也是多元多层次的，本文拟从以下五方面来加以论述。

　　（1）《说文解字》与鲁迅。

　　鲁迅从太炎学习《说文》，前文已及，本文将进一步谈谈《说文》对鲁迅先生的文化学术产生的影响。

　　鲁迅晚年曾说：“（太炎）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记不得了”（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番话是不是可以证明太炎所教授的《说文》并没有对鲁迅产生过什么影响呢？我认为不能这么表面地看。鲁迅说这个话，有几个因素。第一，他说这番话，适在太炎逝世不久，国民党当局纠集了一些反动无聊的文人纷纷撰文，极力抹煞和贬低太炎革命贡献和历史功绩，把太炎的功绩仅仅说成“著作等身”的“一代鸿儒”，一个“国学大师”而已，鲁迅先生则深知当局的鬼伎，站出来特别强调太炎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最大最久的业绩”（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故而有意避学术而不谈。第二，鲁迅先生讲这番话，实是自谦之词。因为他没有像钱玄同、朱希祖、黄季刚、马幼渔等其他同门去继承太炎的小学，成为文字学家，故而他很自谦，说自己“一句也记不得了”。

　　鲁迅当年不仅仅自己前去听太炎讲授《说文》，还邀二弟周作人同去听讲，还写信给三弟周建人，说：“《说文》是不能不学的”。并要求周建人去买一册《说文》自学。可见，鲁迅是十分重视《说文》这门学问的。今从鲁迅的《说文解字札记》存本，得睹他细致认真的札记，足见他当时重视《说文》的程度。而太炎讲授《说文》，又并非单纯地说经解经，他强调中国的语言文字学、典章制度、人物事迹，构成了中国的历史，如文字亡，那么国家就万劫不覆，所以他提倡爱自己的国家，就要爱自己祖国的历史和文字。太炎的文字学观点就是建立在革命需要和学术进步的基础上的，以灼热的爱国之心和渊博的学术灼见来讲授《说文》的，固对鲁迅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鲁迅文学创作的魅力，遣字造句的新颖独特，对俗字俗语的精通稔熟，无不显示出他文字学的修养。而这一切，可以说，都根植于《说文》的基础。从他的文章、书信、论著里，处处可见他对于《说文》的娴熟，这盖益于《说文》之教。如鲁迅在《忽然想到〈八〉》一文中说，“钊”字与“淦”字，大概只在人名里还有留遗，他在手头没有《说文解字》的情况下，却还记得《说文》中“淦”字是“船底漏水的意思”。1927年，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所写的《在钟楼上》一文中说：“记得（太炎）先生在日本给我们讲文字学时，曾说《山海经》上‘其州在尾’的‘州’，是女性的生殖器。这古语至今还留存在广东，读若Tiu，故Tiunei二字，当写作‘州戏’，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我不记得（太炎先生）他后来可曾将此说记在《新方言》里，但由今观之，则‘州’乃动词，非名词也”。鲁迅在《名人和名言》一文中说：“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讲《说文》娓娓可听，而江亢虎“今年忘其所以，谈到小学，说‘德’字古字为‘惪’，从‘直’从‘心’，‘直’即直觉之意。真不知悖到哪里去了，他竟连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鲁迅用自己的《说文》学识，寥寥几笔，把冒充斯文，“通人”不通的狠狈相顷刻勾划了出来，麒麟皮下的马脚顿时暴露无遗。可见，鲁迅对于《说文》并非一句也记不得了，相反，其娴熟是达到了顺手拈来程度。

　　周作人说过：“太炎先生讲授的中国文学的知识，给予我不少的益处，是我所十分感谢的。那时太炎的学生，一部分到了杭州，在沈衡山领导下做两级师范的教员，随后又做了教育司（后改称教育厅）的司员（鲁迅即是其中之一），一部分在北京当教员，后来汇合起来，成为各大学的中国文学教学的源泉，至今很有势力。此外，国语注音字母的建立，也是与太炎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以为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周作人：《知堂回想録》。）。许寿裳说：“太炎师据段玉裁的《说文注》，引证渊博，新谊甚富，间杂诙谐，令人无倦，亘四小时而无休息，我们听讲虽不得一年，而受益则甚大”（许寿裳：《致林辰信》（1944年2月4日）。）。周谷城在纪念太炎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大会上说：“我是从老师钱玄同先生处间接受益于太炎先生的，钱玄同先生在教我们《说文》时说：‘仁’字的解释多极了，但不外乎儒家经典的诠释，唯太炎先生解释有别，他说‘仁’是两个‘人’字组成的，为什么取两个人组成‘仁’字，即是要人与人相亲相敬、互爱互助，只有相互尊重，才有仁字可讲，这是要我们讲人权呀。太炎先生就是这样以西方的先进思想与学说，给古老的中国旧学赋以新的生命，这使我终身受益难忘。”从周作人、许寿裳、周谷城对太炎讲授《说文》的评价，推断鲁迅，则同样是“受益则甚大”的，当无疑议。

　　在太炎讲授《说文》启迪下，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曾拟开“声音文字训诂”一课，并曾计划写一部《中国字体变迁史》。1929年，鲁迅在给许广平夫人信，及1933年在给曹聚仁信中，都谈到过这一著书计划，他对许广平说：“我想，应该一声不响，来编《中国字体变迁史》”（鲁迅：《一九二九年至许广平信》。）。又对曹聚仁说：“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1934年，他在《门外文谈》一文中，即粗略地谈到过汉语汉字的起源与发展等问题，他以深入浅出的手法，阐述了“字是什么人造的”、“字是怎么来的”，以及文字学六书中的象形与会意的关系等等问题，他举例说：“一颗心放在屋子和饭碗之间是‘寍’，有吃有住，安寍了。但要写‘宁可’的宁，却又得在碗下面放一条线，表明这不过是用了‘寍’的声音的意思”。鲁迅又举例说：“‘菜，从草，采声’，画一窠草，一个爪，一株树：三样；‘海，从水，奇声’，画一条河，一个戴帽（？）的太太，也二样”。这些例子，都是鲁迅从《说文》中引申出来，作为编写中国字体变迁史的刍形。后来因工作繁多，手边资料不足，鲁迅没有完成撰写《中国字体变迁史》的宏愿，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2）庄子与鲁迅。

　　周作人在他回忆録中说：太炎在讲完《说文》以后，“似乎还讲过《庄子》”。而我们从其他人回忆録和日记里，则可确证鲁迅确还听过太炎先生讲《庄子》。太炎讲《庄子》时间不长，但他的庄子学说的影响对鲁迅则是深长悠久的。

　　太炎的思想哲学体系，来自“佛学、诸子学和西方哲学”（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在诸子学中，庄子学说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太炎是非常欣赏和重视庄子的，他的二部重要著作《齐物论释》和《庄子解诂》，即是他在日本东京讲授《庄子》时的讲稿，整理成专著。他对《齐物论释》一着，自视甚高，自称“一字千金”，旷世未有之作，可见自重程度。在《齐物论释》一着中，他借疏解庄子哲学而展开本人哲学思想，以佛学解释老庄，又纳入康德的“批制哲学”，以阐述自己对哲学中诸重大问题的看法。例如他在论及中国文化的特性时，太炎强调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立自主的文化，所以中西文化应相互尊重，不应让近代西方文明去征服各个不同的文化，否则就有违齐物、平等之义，所谓“齐物”，即“一往平等之谈”，只有不求强齐，才能存异，只有存异，才有平等，因此就人格而言，应尊重个性独立，就文化而言，应尊重各国文化相异。鲁迅极其欣赏太炎这些“渺义”，十分重视太炎这部著作。1912年，当《齐物论释》正式出版时，鲁迅立即购买了一部，并郑重地记入这年的《书帐》；1915年6月17日，他在《日记》中又郑重记下了龚未生（太炎女婿）送来新刻本《齐物论释》一册的事，可见重视此书。

　　老庄学说，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是历代统治阶级封杀排斥的异说，其原因是，孔子学说，“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而惧老子发其覆也”（章太炎：《诸子学略说》，载《国粹学报》丙午年第八、第九号，1906年7月20日，8月20日出版。），故逼老子“西出函谷”，儒家与法家，本也出于道家，儒、法二家是老子之学的亚流，而庄子发展了老子的学说，兼溶了老、孔、释之长，成为老庄学说。但是，自从儒家经典被封建统治阶级尊奉为法定学说、孔子被吹捧为大智大圣、万世作师、至明至神的圣人，老庄学说则被儒家视为异端，长期加以排斥与压制。太炎则站在摧毁封建殿堂的立场，致力揭穿儒家经典的真面目，力图还孔子原来面目，他继承发扬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指出儒家只是周秦九流之中一流而已，他竭力肯定儒学中荀子的地位，藉以非孔，又竭力为法家、道家正名，从而赞扬庄子学说，对庄子的愤世及对平等自由追求的精神，尤加倡导，说老子是儒家的先导，“孔子问礼老聃，卒以删定六艺”，儒、佛、庄三家，才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精华，从而把至明至神的孔子从法定的万世作师的宝座上拉下来，也就是把束缚了数千年人们思想的儒家经学从经天纬地的玉屋宝典上拉了下来，放回到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中去，放回到古代史料的地位上去，指出孔子的儒学不过是当时九流中的一流而已，不过是古史资料而已，而且跟老庄学说相比，还远为逊色。太炎这些言论，真是对封建正统史观的大不敬，是对封建统治思想基石的一大反动，真是惊世骇俗，对清末思想的大解放，具有惊石破浪的作用，对当时新旧两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具有重大影响。

　　鲁迅就是深受太炎这种影响的一个知识分子。太炎先生不仅给予了鲁迅庄子学的知识，还给予了老庄学说的精神影响。鲁迅正是在这种影响下，透过儒家吃人的礼教，去认识社会，认识国民性上的积弊，去接受儒家的异端——老庄思想，去欣赏老庄“反”字的事物变化的自然通则，尊敬有反抗精神与性格的作家嵇康、阮籍、李白等人，倾心魏晋文风，因为这些人及这样的文风，都带有老庄的批判精神、反逆性格及对自由的追求，在沉闷的封建长夜，通过太炎传授的庄子学说，鲁迅与有庄子精神的这些前人，取得了契合。正如胡适所说，太炎使我们明白古人用这个“儒”字，有广义狭义区别的三种，即达名、类名、私名之儒；又如曹聚仁所说，太炎先生启迪我们的不是信古，而是疑古，因此使我们“从科举腐儒圈子跳了出来，又从传统道德圈子跳了出来”（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1986年出版。），使我们认识到“老、庄、韩非，无论那一点，都比孔孟高明一点，儒家只有荀子，还够得上和老庄抗衡”（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1986年出版。）。鲁迅先生同样是在太炎先生这种影响下，接受庄子，并将庄子学说与思想，渗透到他的行为里与著作中。

　　郭沫若曾撰《庄子和鲁迅》一文，专述了鲁迅作品中引用了许多《庄子》的词彚与语句，说明鲁迅曾深受《庄子》的影响。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出关》与《起死》两篇文章中，说：“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见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由此可见，鲁迅本人也不否认受到过太炎关于庄子学说的影响。我认为，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鲁迅的作品里，也影响到他的思想行为里，尤其是他的早年思想。鲁迅对此也不加否认，他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说：早年曾“中些庄周……时而很随便”的“毒”。的确，用庄子学说来非孔，在当时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庄子学说毕竟也有它的消极方面，特别它在宣传“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时，忽视了事物的稳定性一面，在宣扬“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时，又堕入相对主义怪圈之中，因而易“时而很随便”，鲁迅甚至幻想用庄子、佛学加西方尼采学说，汇合成一支“戟”，藉以对抗庸众，刺向黑闇的社会，不能不说是不很高明的，并会产生消极的一面，因此鲁迅先生的晚年则很反对向青年人宣扬老庄学说（这将在后文进一步阐述）。总之，老庄学说中反儒教的积极方面，作为对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叛逆精神，对鲁迅的思想形成有着积极的一面，《庄子》中丰富的想象与生动的寓言及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对鲁迅的文艺创作，也有着积极的一面。

　　1915年，太炎在袁世凯羁禁的生死未卜的岁月里，为了宽慰时刻关心着他的学生鲁迅，太炎特写了一幅条幅赠给鲁迅先生，条幅内容正是取《庄子·天运篇》上的一段话，即“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坑满坑；涂郄守神，以物为量。”上款为“书赠豫材”，下款为“章炳麟”。鲁迅和许广平夫人非常珍爱这条幅，一直夹于行箧之中，终身随伴未离。鲁迅爱这条幅，不仅是老师所赠的爱物，亦是欣赏太炎先生在囹圄中，借庄子那种自由驰骋的思想，以恬淡的心情来自寻安慰，寻求乐趣。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超然世外之感，但实际上也是反映出他不甘寂寞，胸中并不平静的心境。（太炎）“他知道，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不停地变化着，守故执常是不行的，时光在流逝，社会也在前进，向前看才有希望。章太炎大概是用这种思想来教育和宽慰他的学生的吧”（岳首：《章太炎书赠鲁迅的条幅》，载《鲁迅研究资料》第十三辑，1984年7月出版。）。太炎、鲁迅在袁世凯虐政下，借用他俩共同欣赏的庄子语言来沟通思想，是很有趣的。

　　（3）魏晋文风与鲁迅。

　　太炎被举世公誉为“檏学大师”，即汉学大师，在汉学中他特别擅长魏晋之学。宋恕曾称“枚叔（即太炎）文章，天下第一”，他的文章，被称为泣鬼神，惊天地，令清政府闻风丧胆，故有“苏报案”和“民报禁封”二事案发。太炎文笔古奥，索解为难，功底深厚，犀利劲健，令人耐读，文章具有魏晋名理之长，怀有建安风骨之气，有曹孟德之慷慨沉雄，有刘越石之激越悲壮，情调悲凉激愤，表现出清末革命派慷慨悲壮、苍凉激越的心声与追求，因此牵动了一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心。使文笔老辣的康有为及笔风清朗的梁启超师生，也终于败北在他的笔下，被鲁迅先生称为“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太炎的文笔与文风，对近代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如鲁迅兄弟、钱玄同、马幼渔、许寿裳、沈兼士、陈独秀、胡适、吴虞、李大钊等，都产生过很大影响，这是举世公认的，尤其对于鲁迅的文风，产生的影响尤大。

　　鲁迅早年爱诵太炎的文章，尤爱读《民报》上太炎的文章，竟不知不觉染上了爱用古字和生僻字的嗜好，因为太炎作为“檏学大师”，文追秦汉，作文造句，多秦汉古字。鲁迅也承认，自己早年曾受严复影响，“以后又受了章太炎的影响，古了起来”，“这是受了当时《民报》的影响”。许广平夫人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她说：“凡是跟着章先生研究《说文解字》或研究他的著作的，都知道他好用古体字，因此鲁迅译《域外小说集》的时候，也不知不觉地采用了”（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由此一斑可见，鲁迅在文风上受太炎影响之深了。

　　太炎文风，总的来讲，崇尚质檏，讲究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重形式、轻内容、刻意模拟，或无病呻吟，反对雕琢、浮华、颓败、陈腐的旧文风，他说：“文不论骈散，要以文骨为主”，他认为文风可见国势的盛衰龢民气的刚柔，反之，国势与民气又需要文风的改革，在众多文学流派中，他特别赞扬和推崇魏晋文风，称之“可以为百世师矣”（章太炎：《国学论衡》上卷，1906年出版。）。他认为魏晋文学，长于辨名析理，汲取了先秦诸子辩长，特别是吸收了老庄学说的义理，在思想上具有反儒家礼教经学的进步性，在文笔上“仪容穆若，气自卷舒，未有辞不逮意”，“守已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这种文体，太炎认为正是清末革命文学所需要的文体。因此他着《五朝学》，赞魏晋作品无娇柔之气，无靡丽之词，唐、宋之文与之相较，都远为逊色和不足为法。太炎说：“效唐宋之持论者，利其齿牙。效汉之持论者，多其记诵，斯已给矣。较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学”（章太炎：《文学略说》，载《国家论衡》，1906年出版。），而唐宋“欧、曹、王、苏之作，气骨已劣于韩、柳”（章太炎：《文学略说》，载《国家论衡》，1906年出版。），“唐末迄于五代，文之衰弊已极”，诗词更是越来越堕入文字游戏，小说更是缠绵之作，至于桐城文体，华而不实，更无论了，都不适于清末革命文学的要求。太炎反对文章只注重形式，不重视内容，“若夫前有虚冒，后有结尾，起伏照顾，惟恐不固，此自苏轼、吕祖谦辈教人己法，以此谓之体制，吾未见其为体制也”，他本人的文章，就从不讲究形式，而是陡然而来，戛然而止，没有什么首尾呼应等等形式与落套。在诗歌方面，太炎效法魏晋，独步五言，很少写七律，提倡“文学复古”，这所谓“复古”，即提倡魏晋文艺的复兴，藉以扺御清末文坛诸多靡丽文体，以适应革命的需要。

　　太炎所处的时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黑闇太浓重，反动的势力太强大，一批先驱者“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决心去搏击，去流血，而有吴樾之死，陈天华之投江，他们为争生存，不惜去牺牲，为了争光明，不惜将自己燃烧，一批文化战士，以文学倾吐凄楚悲愤，如鲁迅所说：“唯有勇士能有大哀痛”，这种哀痛的忧患意识，“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魂”。鲁迅目睹太炎先生于辛亥前的追捕坐牢流亡，过着极艰苦的生活，国家之痛与身世之愤，一发于文章，充满凄恻之情，像受了伤痛的狮子，发出悲壮的怒号；辛亥后又受袁世凯囚禁，太炎爱女——鲁迅先生挚友龚未生的夫人——愤世而自尽，刺激更深，发文更加沉痛，好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逼人而来，廉悍劲利，充满大哀痛。鲁迅说：“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太炎的诗文，可以说正是这种“带有愤怒之音”的怒吼文学。这对鲁迅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鲁迅的创作风格与文学研究，特别是他的杂文——匕首文学，可以说是太炎哀的战斗文章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时代二个时期的文学典范。

　　鲁迅早年的文学风格，曾受到过严复和林纾影响，他自己也承认早年文章里，“受着严又陵的影响”（鲁迅：《〈集外集〉序言》。），在翻译小说《匈奴奇士録》时，“还多用林琴南笔调”。（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载《鲁迅先生纪念集》，上海书店1979年复印本。）以后在太炎影响下，他终于摆脱了严、林影响，接受了章氏文风。太炎曾批评严、林文风，说：“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气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纡视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夫欲物其体势，视若蔽尘，笑若龋齿，行若曲肩，自以为妍，而只益其丑也”（章太炎：《太炎文録·卷二·与人论文书》。）。这种批评是非常尖鋭苛刻的，但他是具有这样批评的资格。吴文祺先生称太炎文章“析理绵密，无盈辞，无剩义，用文精确，一篇文章中无一句浮泛的话，一句话中没有一个浮泛的字”，严、林文章与章氏相较，高低渭然，鲁迅自然接受太炎而摒弃严、林之影响。周作人说：“鲁迅早年接触西方的思想与文学，大半是通过严、林的介绍，因而最初在写作上都曾受到他们的影响。自从从太炎问学后，于是对林氏的笔调有点不满，而对严文也嫌他有八股气了。以后写文喜用本字古义，《域外小说集》中也大都如此”（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到了五四时代，鲁迅对桐城派的卫道士林纾，则毫不客气地斥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给予批驳，完全决裂了。鲁迅正是继承了太炎文风，尚崇魏晋文风，不尚空言，长于辨理，精于用词，文风峻利，用词典雅，嬉怒哀骂，皆成文章，师生可谓一脉相传。但是，太炎的文偏于政论与史论，较学术化，而鲁迅先生的文偏于国民性的改造，“鲁迅比前人的贡献，在于他在中国近代首先把文学和提高民族灵魂境界的使命直接联系在一起，把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具体化了”（程麻：《沟通与更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虽然中国自古有文史不分之说，但鲁迅文的内容比之太炎毕竟更广泛和平民化，显然，鲁迅是继承发展了从魏晋到龚自珍、太炎的思想与文风。

　　文学评论家王元化说：“章太炎继清代钱大昕、朱彝尊的余绪，破千年来的传统偏见，着《五朝学》，对魏晋时代文学作了再估价，恢复了它在学术史上的应有地位。在这一点上，鲁迅也很可能受到他的影响”。（王元化：《文学沉思録·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鲁迅“喜爱阮籍、嵇康等人的文章，一扫前人奉儒家为正宗，对玄学家和清谈家所采取的不屑一顾的成见，而肯定阮嵇等人非汤武薄周孔的反礼教的积极一面。他把魏晋时代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说法不仅中肯，而且具有卓识”（王元化：《文学沉思録·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1927年鲁迅在广州所作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演讲，即是对魏晋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再评价，显示了他对魏晋文学史的修养与造诣。但是，鲁迅没有简单地对魏晋文学进行照搬与重复，这一点上，他大大优越于他的老师。太炎由于太追求魏晋风骨，文必追古（即魏晋），字必用“本字古义”，显示高雅，众所周知，秦汉魏晋的本字古义，今已成古字僻词，诚有几者卒读，因而太炎先生文章几成“天下第一难读”，里面文字古涩难懂，大大影响了他的文章的影响与普及，正如吴　斋批评所说：“太炎先生的思想是平民的，但他的文字是贵族的”。而鲁迅在精研魏晋文学基础上，又创导了白话文，大大适合了时代需要，从而超越了他的老师。

　　鲁迅好友刘半农曾为鲁迅撰联一幅，称他“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即是说鲁迅思想上曾刻意汲取西方尼采学说，崇尚革命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文章上曾汲取魏晋文体之长，尚崇反抗精神和伐人有序，兼溶中西之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鲁迅对刘半农的对联，对他思想文章的评价，没有任何反对，因为这确实是知者之言。鲁迅的另一位同门好友曹聚仁曾说：“章师（太炎先生）推崇魏晋文章，低视唐宋古文。（黄）季刚自以为得章师的真传。我对鲁迅说：‘季刚的骈散文，只能算是形似魏晋文；你们兄弟俩的散文，才算得魏晋的神理’。他（鲁迅）笑着说：‘我知道你并非故意捧我们的场的’。后来，这段话传到苏州去，太炎师听到了，也颇为赞许”（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三联书店1982年出版。）。鲁迅逝世后，他在东京时另一位同门好友马幼渔写了一幅挽联，称鲁迅“热烈情绪，冷酷文章，直笔遥师菿汉阁（“菿汉”是太炎先生号）；清任高风，均平理想，同心深契乐亭君”。将鲁迅的为人与文风，与太炎并论，也可谓是知者之言。从刘半农、曹聚仁、马幼渔的评价，都可证明鲁迅继承和发扬了从魏晋到太炎的文风与精神。

　　将鲁迅的文风与太炎的文风相提比较，并加以比较研究的，要首推吴文祺了，他远在1936年7月，即太炎逝世后一月，在《论章太炎的文章》一文中，说：太炎弟子中，“只有一个人的作风和章氏有些相像，那就是鲁迅，有些人论鲁迅的文章，‘如铁笔画在岩壁上，生硬以外，还夹着丝丝尖利的声音，使人牙根发酸，或头顶发火’，用这几句来形容章氏的文章，也是很适切的，其他如诙谐的风趣，凝练的字句，深刻的嘲讽，凡是见于章氏文章中者，也可在鲁迅的文章中发现”。这篇评论，写于鲁迅在世之时，发表于上海《立报》，未知鲁迅先生当时是否见读，是否肯同，但在今人读来尚感确切不移。的确，如果再作些细致比较，我们可以找出大量太炎、鲁迅俩人酷似一人的文字与句子，连骂人句式也一模一样，一个骂得诙谐、刻薄，一个骂得幽默、尖刻，文风如一。如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称“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这番话真是大气磅礴，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之势。鲁迅在《〈忽然想到〉〈大〉》一文中，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圆，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地”。二文气势与用词，如同一辙。太炎在批斥吴稚晖时，讥吴稚晖“善箝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袴，勿令后穿”，真是竭尽骂人之能事了。鲁迅文章中痛斥敌人时的语词，极为相似，如《战士与苍蝇》一文中，他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这样的话，简炼透彻而挖苦到顶了。这些类似文句可以找出许许多多，可见文风如一，受之影响深刻。

　　（4）佛学与鲁迅。

　　太炎1906年第三次流亡日本时，在七千多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讲中，提出了他在西牢中沉思三年的革命行动设想，他说：当务“有两件事是最最要紧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用什么样的宗教来发起信心呢？他认为，传统的孔教，徒叫人利禄于心，断不可用；西方的基督教，叫人崇拜上帝，实际上是崇拜西帝，也不可用；唯有佛教中的华严与法相二宗，在道德上与人最为有益，可用于革命。太炎说：“华严宗所说，要在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以施舍与人”，“法相宗所说，就是万法唯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其有”，“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他又说：“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所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要除去。满洲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因此“照佛教说，逐满复汉，正是分内的事”（上述引文，均録自章太炎：《1906年日本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载《民报》第6号。）。由此可见，太炎提倡的宗教——佛教，为的是革命者有不畏牺牲的精神，同时可以消除富贵利禄的观念，提高革命者的道德品质，使革命党人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惴夫奋矜之气”（章太炎：《答铁铮》。），有利于民族主义龢民生主义的实行。太炎看重的是佛教的哲理与内核，并不是那些形式与内容，所以与封建迷信的佛教内容和形式，毫无共同之处。他把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民主、博爱等思想内容，反封建帝制的民主革命运动，注入佛身，使佛的形象适应于近代革命的需要。从太炎的思想体系和哲学体系来讲，也是源自佛学、诸子学和西方哲学这三个层次，其实，他所说的佛学，已不是真正的佛学，无非是从佛学汗牛充栋的经论中，借若干现成的思想资料与语言，来构筑自己的体系罢了，这个佛已是资产阶级革命化了的佛，这个宗教不过是利用它的外殻与号召力的宗教。太炎惯于将古今中外许多有影响的重要哲学流派，不分国度，糅合到自己的思辩哲学体系中去，可谓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为了融合古今中外许多有影响的哲学流派，太炎曾对印度古代哲学发生了兴趣，他不仅阅读与研究了佛学各宗派的许多经论教义，而且注意研究包括数论、胜论、吠檀多等各派在内的婆罗门学说。当时他在日本购得对佛教有重大影响的古印度吠檀多精神哲学典籍《奥义书》十种，但都是英、德、日的译本，为了直接阅读梵文原着，瞭解《奥义书》的内涵，他特邀请了印度梵文教师密史罗到日本讲授梵文，自己亲自去学习，这时的太炎，已经42岁了。

　　当时，鲁迅兄弟正在东京从太炎学习，故太炎特邀他们一起去学习梵文，写了一封词恳意切的信，信云：“豫才、启明兄鉴：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择于16日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祉。此半月学费弟已垫出，无庸急急也。手肃。即颂撰祉，麟顿首。十四”。在此之前，太炎曾请周作人翻译日文版《奥义书》，但忧转译易有讹误而作罢，故有邀梵师来讲梵文一事，有请鲁迅昆仲同学梵文一事。但这时鲁迅正忙于结束留学日本准备返回之际，没有前去听讲。

　　鲁迅先生虽然没有从太炎先生一起学习梵文，也没有发现他从太炎研究佛学的其他记载，但是，太炎对于佛学的态度与兴趣，同样感染和影响了他，对他产生了深刻而远久的影响，这是毋用怀疑的。尤其辛亥革命失败后，鲁迅在北京教育部任职期间，他目睹现状，无限忧郁怅惘，他无力解释他热望的革命仅仅是剪掉了一条辫子，推翻了一个皇帝，但骤然又出了几个皇帝，而民众苦难依旧，他迷茫了，痛苦与仿徨使他只能以沉默来对待现实。人在失望之际，往往容易倒退到他熟悉的旧的生活中去。他在这时期用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去从事从太炎那里感染到的对佛学的兴趣上去。在1914年内，鲁迅就购买《选佛谱》、《三教平心论》、《法句经》、《释迦如来应化事迹》、《阅藏知律》、《华严经合论》、《决疑论》、《维摩诘所说经注》、《宝藏论》等等佛学经典，以后又购买了许多佛学书籍，他不但自己读，还与许寿裳、周作人等交换看。一次，他感慨地对许寿裳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份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后来他对佛学研究的热情渐渐地淡然，不再是从佛学中去找解脱了，而是把佛学当作人类思想发展的史料来看了。的确，佛学与信佛，宗教与迷信，不是一回事，佛教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我国文学、哲学、伦理、道德、绘画、音乐、建筑、雕刻、印刷等等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儒、道、佛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容忽略的学说。鲁迅从太炎身上感染于此，甚至他们都于困厄中研读佛书。太炎因“苏报案”牢系三载，以读佛经自解，在袁世凯幽禁中，也大量阅读佛书，以排泄胸中烦闷，又窥探佛教文化对现实的作用，鲁迅亦然。佛学要人出世，儒学要人入世，鲁迅并没有因读佛书而出世，他读了一个时期佛书后，忽有所悟，许寿裳回忆说：“（鲁迅曾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远不会复活了’。所以他对于佛经只当作人类思想发展的史料看，藉以研究其人生观罢了。别人读佛经，容易趋于消极，而他独不然，始终是积极的。他的信仰是在科学，不是在宗教”（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这点期望与太炎极为相似。由于鲁迅从这样的角度去研究佛学，所以对他以后从事文化工作，产生了很大补益，发生了非常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他收集了许多佛教艺术的拓片，就是很好的例证，近年这些拓片有关部门正加以集印，这也是一份很好的文化遗产。而很长很长的时期，在鲁迅研究中，似乎逥避涉及鲁迅与佛学这一问题，好像鲁迅这样伟大人物身上不应该有佛学影响的这一面。在他的思想与作品中，受到佛教文化影响的成份，也没有深入去剥离，似乎唯物主义者不应该与唯心主义有瓜葛，这恰恰忘记了先进的东西正是胎自落后的东西。许广平夫人说，1928年，她与鲁迅去杭州游西湖，“客僧向鲁迅大谈佛学，而反被鲁迅说倒，借故离去的有趣情况，就可见鲁迅于此瞭解的深透了”（许广平：《鲁迅回忆録》，作家出版社，1961年出版。），鲁迅研究佛学瞭解佛学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他在指导徐梵澄研究佛学时，说：“读《大乘起信论》这部伪书，不如看《百法明门论》；研究诸教之斗争，当先看《弘明集》和《广弘明集》。又认为中国文化受佛教的影响，实在太深了，由此总结改革，应当大量吸收西方文化，加强文化交流”（姚锡佩：《章太炎·鲁迅·徐梵澄》，《鲁迅研究动态》，1986年第10期。），这不可不谓灼者之见。

　　鲁迅在佛学上受太炎影响是明显的，但他在现实与辨思之后，发现“用宗教发起信心”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并没有去步之后尘，去加以宣扬，只是作为一门文化去加以钻研，他用韧的战斗，去倡导“大众文学”，去摧毁旧世界的堡垒，显示出他“能入乎于佛，亦能出乎于佛”。

　　（5）国学与鲁迅。

　　国学，是中国古代传统经、史、子、集的总称，有人称之为国粹，太炎称它为国故学。太炎是清末民初举国公认的“国学大师”，他曾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与发掘，力图创造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近代新型民族文化，他的“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观点，在二十世纪初，尤其在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斗争中，曾产生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影响过许多知识分子，鲁迅即是其中一员，尤其鲁迅还亲从太炎先生传授国学，影响更甚于他人。

　　太炎为什么要提倡国粹呢？他曾说过：“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们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学，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章太炎：《1906年日本七千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讲辞》。），国人若知道中国自身的长处，知道了自己民族的历史，“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章太炎：《1906年日本七千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讲辞》。）。太炎：“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当初顾亭林要想排满，却无兵力，就到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章太炎：《1906年日本七千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讲辞》。）。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中，也沉积了许多糟粕，因此，太炎一生又致力于各种历史垃圾的清理，力图摧毁封建经学对思想学术界的禁锢，整理了许多古代典籍与文献，考证了许多史实真伪，撰写了很多专著论文，通过这些来传播爱国主义思想和倡导人性的解放。

　　鲁迅不仅追随太炎研读国学，学了《说文》、《庄子》、《汉书》等，也从事过古籍的辑佚校勘工作。1909年6月，鲁迅辞别太炎返回故里，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他在家乡一边教书一边“荟集古逸书”，辑録了有关家乡会稽的古代先贤史传及地理方面逸书，后编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书中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其故”，这旨意不正与顾亭林及太炎的“到处去访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以古事古迹“动人爱国的心思”的宗旨如一吗。当时，鲁迅还辑録了周至隋的散佚小说，后编为《古小说钩沉》，辑録了周至隋的古代小说三十六种，成为他以后编着《中国小说史略》的雏形。《中国小说史略》这部著作，被郭沫若称为可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合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为民族文化的近代化，起了开山作用。这部著作，显然受到太炎诸多影响，除国学整理观念外，还有关于小说家的历史地位观念影响。早在1906年，太炎在《诸子系统说》一着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辍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充分肯定了小说家的历史地位。以后，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一着中，又进一步肯定了小说家在诸子九流十家中的地位，将儒家与小说家并提，赋予了小说家应有的历史地位，对周、秦、两汉的小说，如《周考》、《青史子》、《伊尹说》、《鬻子说》、《宋子》、《虞初周说》等，给予了新的评价，他说：“宋钘的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周行天下，上说下教，故近于小说。”这些言论，在清末严重轻视小说的历史环境下，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因此胡适说：太炎“于校勘训诂的诸子学外，别有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是“更为空前”的。这，显然对鲁迅编着《中国小说史略》起了一定作用。

　　鲁迅早年，荟集辑録的古籍很多，辛亥革命前曾手録了《沈下贤集》和《唐宋传奇集》中的《湘中怨辞》、《异梦録》、《秦梦记》；辛亥革命后，他痛心革命失败之余，更用心于古籍整理，钞録整理了《谢氏后汉书补逸》、《谢承后汉书》、《石屏集》、《云谷杂记》、《虞预晋书》、《易林》、《石屏诗集》、《嵇康集》、《沈下贤文集》、《出三藏记集》、《法显集》等等。由他校勘的《嵇康集》，参照诸本，反复校勘十多过，不厌精详，成为古籍校勘中最精善之本。鲁迅又经常去寻访购买各种古籍，并加以补绘补抄，而且一一加以装订。1914年后，他又致力搜集和研究汉魏六朝以及唐宋画像、石刻及拓本，共得七百多种，一千七百多页，其中有中国最原始的龙的拓片，以及汉至隋唐的造像、墓志，并潜心研究了金石，在这基础上编了《六朝墓志目録》、《六朝造像目録》、《俟堂专文杂集》等，为这些工作，他常常“校録至于半夜，有时或至一二点钟才睡”，对我国古籍整理作出了很大贡献，树立了一块丰碑，也增进了学识，奠定了深厚国学功底，为今后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学涵。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正是继承了太炎在内的檏学家治学的家法。

　　鲁迅虽一度致力于古籍整理工作，但他又没有埋入故纸堆而不能自拔，正如许广平夫人所言：“这是（鲁迅先生）应付当时环境的一种方法，是一种无言的愤怒”（许广平：《鲁迅回忆録》。），鲁迅通过对国学的研究与整理，“一方面可以研究中国文体史，另方面，可以作为写中国文学史的风俗习惯的正确瞭解”（许广平：《1951年11月6日致胡冰信》。）。的确，鲁迅古籍上的努力，大大丰富了他的国学根底，为他今后的文学道路，增添了学识与功底。鲁迅曾与许寿裳讨论过汉魏六朝石刻的图案，他说：“汉画像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是一麟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这种对待中外文化的态度，和太炎十分近似，太炎也一贯尊重民族文化的价值，曾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暴自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灭，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因此他要宣扬“用国粹激动种性”，来“增进爱国热肠”罢。太炎、鲁迅此识与共，都极力用“国故”来启迪和引导人们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历史，抛掉民族虚无主义和自卑感，增进爱国的热肠，这种历史的使命感，这种对传统与现实的态度，迄今光彩照人。

　　鲁迅从师太炎，在国学的研究与整理方面取得了相当成就和造诣，受益终身，可是他并没有成为“国学大师”第二，没有被永远埋在故纸堆里，而是在“五四”运动到来之际，投入了反封建反旧文化的新文化运动行列，成为一名战士与旗手，终究没有去当注经释经的学究。鲁迅曾精研古籍，但他始终反对青年人读古书，钻入故纸堆里，尤其痛恨道学家们提倡的“国粹”，大概他太瞭解什么是“国故”了，这正如他写文章用的是土纸与毛笔，但他不希望青年人用毛笔来写文章一样。

　　综观太炎对鲁迅学术文化方面的影响，实在是多元多层次的，远不止上述五个方面，当然，也有许多方面是太炎先生影响所不能及的，特别是日本近代的浪漫主义思潮及大量文学作品与翻译作品，以及西方的民主革命思想与哲学、自然科学的影响，都对鲁迅先生产生过影响，本文只是偏重剖析太炎先生对鲁迅先生的影响。姑先抛砖引玉，可能偏于一隅，过于张大，未必尽妥。拙作不殚笔墨，展示他俩的时代、经历、思想、感情、观点，因为也只有瞭解于此，才会瞭解鲁迅临终的两篇絶笔为什么是《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才会瞭解他们在学术上文化上的诸众影响的原由。至于太炎与鲁迅后期交往，以及相互的影响，笔者将另撰一行，或许就以《论章太炎与鲁迅的后期交往及相关影响》，将本文没有展开与涉及的问题作一深度阐述。


　　（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263~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