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二位人物是不容忽略的，一位是从清末群儒中一跃而为民主革命先驱的章炳麟（太炎）先生，另一位是从民初著名经学大师而一跃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吴承仕（检斋）先生，他们都曾在革命史、学术史上叱咤一时。这前后两代的有学问革命家，还是一对情深谊厚的师生。他俩的师承交往，治学情趣，以及在思想上政治上互相影响与变化，充满离奇色彩，为文坛留下了许多佳话，在学术史上树立了两块丰碑，并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启示，这是非常值得后人去研究和总结的。可惜因种种历史原因，而一直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甚至被今人视为陌人。关于他俩的交往，则更少有人论述，遂“传说”代替了史实，讹误一误再误，令人遗憾。今年正值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实在有必要为这二位先驱写点文字。

　　一

　　世上有许多尊师爱生，师谊笃厚的佳篇，毫无疑问，太炎先生与检斋先生的一生交往，就是这种佳篇的实照。

　　检斋先生与太炎先生关系始于何时？过去记载都认为在1913年之后。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5年这一年也记载道：“歙吴承仕检斋……来就余学”。但我认为他们的交往应始于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今据北师大出版的《章炳麟论学集》（下称《论学集》），载有 1911年12月4日太炎先生致检斋先生的一封信，信谓：“检斋足下，两得手书，推崇过当”（《章炳麟论学集》，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第 347页。）。可见在此之前检斋先生已两次致信太炎先生，并表达了“推崇”之情。武昌起义爆发于1911年10月10日，同年11月16日太炎先生自日本返回祖国投入革命，检斋先生给太炎先生两封信，应是在武昌起义前后。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当时清政府尚未完全推翻，检斋先生还是清政府大理院主事，他二十四岁中举，二十六岁举省会考获一等第一名，即清代最后一代状元（当时称朝元），可谓朝廷要人。而太炎先生是朝廷要犯，是宁以沪宁铁路主权去换他脑袋的钦犯。

　　太炎先生收到检斋先生二封信时，正在忙于光复金陵、筹划北伐，但他没有冷落这样一位陌生的求知若渴的年青人，在百忙中他还是回了信，并寄去了自己的一部专著《新方言》，表现出爱护后学的风范。在复信中说：“承教愧汗，……学问之事，终以贵乡先正东原先生为圭臬耳”。可见检斋先生当时即有拜师之意，而太炎先生很自歉地认为，自己远比不上检斋先生家乡的戴东原有学问。

　　辛亥革命后，检斋先生拥护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的诞生，满怀喜悦地出任民国司法部佥事。但民国后的现实很快使他失望了。不久革命党人被迫举行“二次革命”，旋遭挫败，太炎先生也因此被袁世凯羁禁于北京。忧郁孤愤幽禁中的太炎先生，心情非常黯伤，他在北京的学生常去慰借他，其中有任教育部佥事的鲁迅先生，还有任司法部佥事的检斋先生。由于检斋先生的身份，比别人更容易探望，故他常去送衣送食，尽管这不能根本解除太炎先生的苦恼，但毕竟是一种慰籍，正如他当时给检斋先生信中所说：“所馈食物四事，悲戚中未审能自解忧否”，但还是“敬领并谢”（《论学集》，第362页。）。

　　1915年，袁世凯肆虐更狂，检斋先生竟不避时忌，差不多每天看望太炎先生，他用谈学问方式，帮助太炎先生排遣心中愤懑。检斋先生长子吴鸿迈教授曾撰文说：“章先生在囹圄生活中，弟子吴承仕经常给他送饭食去，老师也经常给弟子讲授解答一些学术上的疑难问题，学生每次接受老师的口授后，回家必仔细整理一番，等洪宪帝垮台了，章太炎先生出狱了，一卷精炼卓絶的《菿汉微言》紧跟问世了”（吴鸿迈《章太炎吴检斋师生二三事》，载《吴承仕同志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第144页，1984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下称《文集》。）。《菿汉微言》是记载了太炎先生对于先秦诸子学、宋明理学、文字音韵学、印度哲学、佛学等学术问题的见解，也是通过学术研讨曲笔抨击时政的著作，正如太炎先生在该书《题记》中所言：“是册作于忧愤之中，口授弟子司法佥事吴承仕，令其笔述，虽多言玄理，亦有讽时之言，身在幽囚，不可直遂，以览者自能望之也”。检斋先生在该书卷首记道：“此中所述余杭章先生口义百六七十首，起自己卯，讫于丙辰之初”，即1915年至1916年初。当时为袁世凯统治最猖獗时，而身为司法部佥事，拜犯人为师，可说又是一次“大逆不道”。但检斋先生是膺服真理，崇尚真学，他欣佩太炎先生道德、学问，故不畏个人得失，好学笃实，《菿汉微言》就是师徒威武不能屈的结晶。此书后由检斋先生印行，太炎先生将此书郑重地收録于1919年浙版《章氏丛书》之中。

　　检斋先生从学太炎先生，除出版过《菿汉微言》外，另编有《菿汉微言外録》一册，可惜已失散，今仅能从北师大图书馆特藏处检斋先生遗稿中看到《菿汉微言外録序言》一篇。据检斋先生弟子黄寿祺教授相告，该文将收録于他主编的《吴检斋先生学论文集》，但黄寿祺先生去年也作古了，不知《学论文集》能不能顺利问世了。

　　太炎先生被袁世凯囚禁三年期间，还常与检斋先生通信，恐是言犹不及信而继之，其中十二封通信，今印于《论学集》，内容大多是论佛学的。太炎先生在《自定年谱》中说；检斋“好说内典，来就余学”。这就是说，检斋先生爱好研究佛学，这正好与太炎先生情趣相合。近代学人中对佛学下过功夫的人实在不少，辛亥时期除太炎先生外，梁启超、苏曼殊、马一浮、王国维、熊十力、丁福保等等，都系学者。然而我们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对佛学采取了简单否定，好像一说起佛学，就是宣扬迷信，是消极的东西。其实太炎先生与检斋先生所研究的佛学，与佛教中迷信风牛马不相及。太炎先生一辈子没有烧香念经拜佛，检斋先生亦然。他们研究的是佛教文化，是将佛学当作人类思想发展的史料，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去加以综合研究的。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儒、道、佛是三个组成部分，要继承发扬祖国文化宝库的精华，必须对三教加以综合研究，比较三种学说的优劣，才能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有较清楚的认识。在《论学集》中，有几封太炎先生与检斋先生论佛书，对儒、道、释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却一直没有引起学界重视。太炎先生说：“佛法本宜独修，若高张旗帜，必有浪人插足其间”，“居贤善俗，仍以儒术为佳。虽心与佛相应，而形式不可更张。明道、象山、慈湖、白沙、阳明所得，各有深浅，要皆可用，唯周、张、邵、朱，亦近天鬼之见，并屏絶耳。老庄亦可道，虽陈义甚高，而非妖妄所能假借也”。太炎先生又认为：“大氐佛法究竟，不过无我二字，则孔子絶四，颜渊克己，正与之合”。（《论学集》第382页。）太炎先生对儒、道、佛见解很有独到之处，他佛学上的造诣对检斋先生极有影响，可惜我们过去忽略了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包括对鲁迅先生一度在太炎先生影响下在佛学上所下的功夫，甚至对以后的思想、学术、创作上所产生的种种影响，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术本是无止境无界限的，为此太炎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一联，赠检斋先生，勉励他不断探索进取，检斋先生始终将此联悬于室内，终身奉为座右铭。

　　太炎先生对检斋先生是十分严格的。当他知道检斋先生有点玩麻将牌嗜好，便写信严肃指出；“博戏虽无伤，然习之久，费日耗资，亦甚无谓”，“足下长年有智，岂可随此波流？欲断此习，当以事类相通者移之，如围棋、蹴鞠之流是也”（《论学集》第387页。）。在当时社会，翫玩麻将牌，是极普遍的事，但检斋先生对老师批评却能从善择流，闻过则喜，立即改掉玩麻将牌习惯，并以老师所提围棋、球赛作为业余之爱好。从中可知，他们师生关系是建立在真正的学业之上，是难能可贵的。

　　1919年，检斋先生撰成《王学杂论》。这是在五四前夜，他们师生力图从传统文化中挖掘积极成份，以匡时救弊的又一次尝试，企图借王阳明学说作为哲学武器，去对付保皇派的残余势力及专制势力。

　　1923年，检斋先生撰成《经籍旧音辩证》。太炎先生是当时公认的“小学”大师，检斋先生在太炎先生音韵文字学基础上，对《经籍释文》作了校正，取得了新的成果，获得太炎先生很高评价。太炎先生为该书亲撰序言，称：“校正《释文》，极其精当，视藏氏《经义杂记》，有过之而无不及”。

　　1924年，检斋先生撰成《淮南旧注校理》，在古籍整理方面作了一大贡献，杨树达先生称：“检斋喜治音韵校勘之学，尝校《淮南王书》，为《旧注校理》三卷，说多精到”。太炎先生特为该书题签。

　　1925年，太炎先生《清建国别记》脱稿。这著作对清朝世系建国经历作了详考，参阅二十余种文献而成。这中间得到了检斋先生许多帮助，他在北京为太炎先生亲録了《宪宗实録》等等当时很难觅见的清史资料，为太炎先生考证清代建国史实补充了许多珍贵实据，为此太炎先生特向检斋先生表示感谢，信说：“全书已脱稿矣，赖足下出力实在不少”（《论学集》第431页。）。

　　1926年，检斋先生父亲生日，太炎先生特赠寿联示贺，联为“定性岂曾参白足，驻年原不借黄精”，写得极为亲切。

　　1927年至1930年，太炎先生因发表不满蒋介石言论，遭国民党当局二次通缉，被迫隐居三年，与世相絶，这是他继清政府、袁世凯后的第三次通缉，但检斋先生并没有因为老师落难而远离他，相反，他一如既往不断写信慰借老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太炎先生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投入救亡行列，次年2月他北上面见张学良，敦促抗日。在北京期间他应检斋先生等邀请，为诸大学讲学。这时检斋先生已是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和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成为北京学术界名重一时的大学者，但对老师仍执礼甚恭。听过太炎先生讲学的当年中国大学学生王西彦先生说；太炎先生来讲学，真可谓前呼后拥，老先生端坐讲台，弟子检斋、玄同、逷先、幼渔、兼士等，垂手分立左右，太炎先生口操浙语口若悬河讲述，玄同先生以国语翻译，检斋先生帮助板书，一讲数小时，这些平日在我们青年眼中的权威名教授，却始终毕恭毕敬，站着不敢有怠。足见当时师之尊弟之敬的程度，至今传为美谈。 

　　在北京期间，太炎先生郑重地将他五四前后著作七卷，交北京弟子们出版，“由在北平的旧日学生出资，交吴检斋总其成”（周作人《知堂回想録》，第551页。）。这就是我们今日所能见到的1935年精雕版的《章氏丛书续编》。这部书耗检斋先生二年之力。太炎先生为之动情地说：“此书经营二岁有余，方成剖剧，足下（即检斋）与玄同力亦疲惫矣”（《论学集》第513页。）。《章氏丛书续编》问世，是太炎先生晚年一大快事，也是他们师生深厚情谊的续篇。

　　1935年，抗战烽火逼近北京，太炎先生十分惦记检斋先生处境，多次去信劝他南来，当时垂垂老矣的太炎先生迁居苏州讲学，创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他多么希望检斋先生来助他办学。1936年春，太炎先生从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汪旭初处悉，“言足下已允就中央大学之聘，甚喜”（《论学集》第521页。），便急急致信检斋先生催其早日南下，并希望他“每月来此（苏州）两次”讲学。殷切之情洋溢满纸。可是太炎先生没有盼到检斋先生的到来而匆匆溘然离世了。

　　检斋先生闻太炎先生噩耗，万分悲恸，因战火密布，无法南下奔丧，便在北京主持了追悼会，并办了太炎先生遗墨展览会，表达了深深哀思。他与北京其他门人共致了一幅挽联：“素王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又单独作了一幅长挽：“隐括刘贾许颖，以阐扬十二经，玄素遗文，始议胡董，终驳皮康，自排满反日以还，式昭攘夷大义。继述王李顾黄，卒光复五千载，羲农旧物，系狱三年，去食七日，后渔父中山而逝，允推开国元勋”。给了老师极公正全面的评价。

　　关于太炎先生与检斋先生关系的史料，过去披露很少，幸北京师范大学保存太炎先生致检斋先生亲笔信八十四封，并给予出版，另保存未刊书信钞件二十五封，为我们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很多信长达三五千字以上，可见师生研讨学问之认真。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大师虚心善学精神：一个循循善教，一个虚心好学，相互砥砺，互相切磋，为后人展示了一幅弦歌不絶的生动画面。至于检斋先生致太炎先生信，多达数百封，后由章氏家属珍藏，但在“文革”中被责令当众焚毁。文字虽然烧毁了，但他们的业绩、友谊、正气，将浩然永存!

　　二

　　检斋先生与太炎先生深厚师谊，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的，这基础就是在政治上将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相结合，在学术上力图实现民族文化的近代化。检斋先生从太炎先生身上继承与发展的首先是革命精神，其次才是学术文化。

　　太炎先生是一个有气节有风骨的革命家，他一辈子追求真理，不说假话，不向邪恶屈服，始终忠于祖国热爱人民，这对检斋先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早在清末民初，检斋先生以“朝元”身份，投到朝廷“要犯”太炎先生门下，即是对太炎先生这些品质的推崇，对光明的孜孜追求，并不单纯因为太炎先生是一位国学大师。

　　在北洋统治时期，太炎先生在南组织护法革命，助中山先生统一中国实行北伐。检斋先生在北与革命志士往来，当他听到李大钊被捕，便积极营救，当得悉李大钊遇害，他愤而拒食，并立即辞去司法部之职。他又曾组织昆曲研习会，演祢衡击鼓骂曹（影射曹锟），疯僧骂秦，指桑骂槐，痛斥军阀，表现了同样的爱憎。

　　在蒋介石统治时期，检斋先生愤当局对太炎先生的迫害，恶当局镇压无辜和消极抗日，而与中共地下党密切接触，研读马列著作，投入革命洪流。当他父亲逝世时他在灵堂上扎长随纸人两个，一个命名“中正”，一个命名“精卫”，以示对国民党党魁的蔑视，其风骨气质与太炎先生相同。

　　太炎先生晚年爱国言行对检斋先生影响尤大。“九·一八”后，太炎先生屡屡领衔发表呼吁抗日声明，严责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热情支持十九路军御敌，北上促张学良出兵，保荐冯玉祥出任热河统军，严斥宋哲元镇压“一二·九”学生运动，建议蒋介石将共产党视作民军，提议将察哈尔省交共产党领导……，这些充满爱国言行举动，无不影响检斋先生。1933太炎先生致检斋先生信中，分析形势，说：“热河军事起矣，愚所患者，彼或阳攻塞外，而志在燕都，当事能推贤与能，犹可踵上海十九路军之事，不肯则必崩矣”。（均钞録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章太炎致吴承仕信钞本》。）结果正如太炎先生所测，热河军事失败后，形势更危险了。太炎先生又致检斋先生信，教导检斋先生要保持爱国气节，信谓：“欲以一军（指二十九军），支持危局，恐亦难望，但望洁身自爱，勿于伪主之下化宦”（均钞録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章太炎致吴承仕信钞本》。）。太炎先生这些言行教诲，无疑对检斋先生产生重要影响。

　　检斋先生在太炎先生的影响下，在1931年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会主席身份领衔通电，呼吁抗日；他资助爱国学生王志之出版揭露国民党当局镇压学运罪行小说《风平浪静》；他资助爱国学生余修创办抗日诗刊《大风》；他跟学生——共产党员齐燕铭、张致祥等共同创办《文史》、《盍旦》、《时代文化》，宣传党的主张，团结爱国知识分子反蒋抗日；他与爱国学生一起参加“一二九”运动，冒着生命危险，带头走在游行行列之中；他征集救亡签名，营救被捕人士，动员商人扺制日货，成立新启蒙学会……，在革命最困难阶段，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也从一名学者成长为一个战士。北京沦陷后，他又与其他中共党员一起转战天津，从事地下斗争，不断撰文抨击时政，贫寒中他不屈节，拒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伪职，在困厄中染疾而死，年仅五十六岁。他身上闪耀着与太炎先生何其相似的光芒与气质。

　　三

　　在学术上，太炎先生与检斋先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发展学说，留下许多动人佳篇，“足资后学楷模”。

　　检斋先生学问原来基础就很扎实，他作为清代最后一位状元，主管大理院，得览历代礼经文献，从师太炎先生后，又勤学好问，立着一百三十余篇，成一家言，与黄季刚先生并誉为南北经学两大师，尤以精研三礼名物着世，在当时北方大学中，说起治三礼者，当推他为第一把交椅。但检斋先生治学很有自己特色，他终身尊师不渝，继承师说，却不泥师说，致力发展师说，不断将学问推向新的高度，注入新的生命。

　　正如臧恺之先生说，在当时“国文系教授仿佛不师承太炎则无发言权，不准登大学讲台”，所以“许多老师开口便说‘吾师太炎’。章士钊任教育总长，为文尝曰‘吾家太炎’”，而“检斋先生开课讲《三礼名物》，从不说‘吾师太炎’”（臧恺之《吴检斋先生轶事》，载《文集》第104页。）。但检斋先生对太炎老师的态度却是始终恭敬虔诚的，不因为自己有了成就地位而数典忘祖。当别人称他“大师”或“王”时，他总感到极其不安，一再说：“太炎学识渊博，我只是从他学得一点东西。当听到人称我‘大师’，或称我为‘王’时，压力很大，又无法解释，希望同学们免称尊号为好”（史立德《吴检斋师于“一二·九”运动前后数事》，载《文集》第90页。）。但在学术上，检斋先生不囿于师说，敢于冲破师说禁区，他“以章太炎大弟子，热衷于学习中文的拉丁化”，“著名国学家来学汉语拉丁化，不能不算新而又新的奇事”（曹靖华《怀念吴检斋先生》，载《文集》第7页。）。以后他又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学，都是太炎先生所不及的。他敢于离经，却并不叛师道，为后人树立了新型师生关系。

　　如果将太炎先生与检斋先生学术活动与思想变化作一番比较，不仅有趣，也很有必要。首先，在经学研究方面，他俩都是娴熟于旧学，尤精经学，都既能入，又复能出，太炎先生致力破除经学的神秘色彩。力图把经学研究建立在近世科学理性主义的基础上，使知识分子从独尊儒家的封闭壁垒桎梏中解脱出来，对近世思想解放起了一定作用。但检斋先生不以太炎先生第二自居，重复师说，故步自封，满足于已有成就，而以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去解剖经学，解释经学，超越了太炎先生研究成就。为此，检斋先生曾大胆地向进步人士范文澜，齐燕铭，张致祥等借阅当时的禁书——《资本论》等等著作，一一研读，去瞭解新的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字一句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去钻研新学说新思想，痛下功夫作了大量的笔记与批注，并用于对旧学的改造，化为自己的新思想，这都是超越太炎先生的。太炎先生研究过十八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进化论等新学，但没有再去研究过十九世纪初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的学生大部分人也没有去研究，但检斋先生敢于超越师见去接受新学。并带头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来指导经学研究，把传统的“小学”当作研究中国历史的工具，给经学研究赋予了新的生命力，这是旧国学家未曾涉及和不可企及的。一个传统的经学大师成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带头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解说旧经学，这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中国，是惊世骇俗的，是了不起的。

　　其次，在史学整理与研究方面，太炎先生秉承章学斋“六经皆史”之说，反对今文经学的经天纬地之说，对古代文献作了大量考证与整理，成就斐然，但水平都没有超出汉代檏学、清代干嘉考据范围。检斋先生追随太炎先生作了大量古籍整理，而他的水平却超了他的老师，“他和很多唯物主义历史学家一样，不只是消极地保留历史资料，而且要通过这些资料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证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从而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本着这样一个远大的目标，检斋先生曾有过一个打算，他准备先将《三礼名物》的材料整理出来，考订真伪，作成有系统的叙述，名之为‘文献检讨篇’，再比较异同，确定中国历史某时期的经济形态相当于哪一社会发展阶段，名之为‘史实审定篇’”（陆宗达《从旧学到马列主义历史哲学的跃进》，载《文集》第119页。）。这样的文史整理研究工作，是太炎先生未曾从事过的。为什么检斋先生要从三礼着手呢？因为“礼”是直接表现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最足以反映当时的经济基础的学说，所以他要用“变的观点”去研究礼制的缘起、演进、变迁种种过程，以及与当时社会适应的缘故。这样的研究，在三十年代初，实在是创造性的。检斋先生除了运用马列辩证法研究三礼外，还对其他经学史学作了开拓性研究，发表了《王伦说之历史观》、《关于宋元明学术思想》等文章，在内涵上显然高于师说，青出于蓝。他的行为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使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或以马列研究历史的道路。

　　太炎先生与检斋先生都可以称教育家。太炎先生一生研究国学、教授国学，曾三度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检斋先生则执教鞭于北京诸高校十多载，主持国文系和国学系。他们都讲授国学，但他们所提倡的国学与当局提倡的国粹，完全是两码事，有着本质区别。太炎先生所说的国学是指国故学，即诸子学、文史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之泛称，这在他所处的年代，是先进的。但检斋先生不以此为满足，又大胆认真地去改造国学系和国文系，他在传统的国学系内，除聘请一批名教授讲授国学专业课外，还请吕振羽讲《中国政治思想史》、黄松龄讲《政治经济学》、李达讲《唯物辩证法》、陈伯达讲《中国哲学史》、曹靖华讲《新俄文学选读》、孙席珍讲《现代文艺思潮》、高滔讲《西洋文学史》等等，大大改变了传统国学系的成份，赋予了国学研究的新生命，使国学研究与时代使命更好地相结合。如果拿太炎先生当时国学讲习会课程表，与检斋先生当时国文系、国学系课程表相比较，谁都会明白，一个仍停留在传统国学研究上，一个则使国学研究注入了时代气息，这絶非内容之别，而是思想之异。检斋先生不仅在课程设置上作出了创新，还为国学系研制了教学大纲，而在此之前，几乎所有大学国文系或历史系都没有编制过什么教学大纲，历来是教师愿讲什么就讲什么，检斋先生一改这种私塾式教学方式，为国学系带来了生机，这都是太炎先生较之逊色之处。

　　太炎先生一生办过许多杂志，而晚年所办的《华国》与《制言》，学术性很强，而战斗锋芒却愈弱。检斋先生晚年也办了《文史》、《盍旦》、《时代文化》，亦有很高学术性，但更多的是战斗性，他本人用马列观点研究经学、礼制、文字学的许多文章都发表于此，幷发表了鲁迅、沈雁冰等进步作家作品，将学术与现实结合，借古喻今，针砭时弊，激发人们爱国热情与抗日斗志，成为团结爱国知识分子的刊物，因此遭到一再禁封，但检斋先生不气绥，屡扑屡起，坚韧战斗。在这些刊物上检斋先生还发表了数十篇时评，给站在爱国斗争第一线的青年们以巨大鼓舞。在《国歌改造运动》一文中，他从讲国语须区别四声说起，以辛辣笔触讽刺国民党的党歌，是“无聊的歌曲，倒字的野调，唱的是‘三民主义误荡搜宗”，“万口一声一齐吐倒字，无一时一处不表现在它的低能，低到大鼓书蹦蹦戏以下百千倍”（载《文史》创刊号，一九三五年五月北平出版，今收入北师大出版的《吴承仕文録》，第43页。），真是竭尽喜怒哀骂之能事。检斋先生至少曾将这篇文章寄太炎先生，太炎先生在复信中提到：“前接《国歌改造运动》数纸，已付导儿（导儿，系太炎先生长子章导，当时在大夏大学读书。）分赠同学”（见《章太炎致吴检斋书信钞本》，北师大图书馆收藏。）。由此可见，检斋先生晚年这些活动太炎先生是有所瞭解的，并未反对，甚至予以支持。但是他俩思想上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经过马克思主义熏陶与无产阶级战火洗礼的检斋先生，已从旧学者成长为时代的先进战士，而太炎先生显然仍停留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范畴，这恐怕就是鲁迅先生所指太炎先生晚年的“落伍”吧!

　　四

　　纵观检斋先生与太炎先生一生交往，是建立在追求光明，弘扬祖国传统文化事业上的，由于检斋先生善于接受老师的优秀品质，更善于不断追求真理，不断寻求先进学说，终于找到了唯物辩证法，并用以武装思想改造自己，从一位纯以学术研究为己任的经学家，走上马克思主义经学家的道路，跳出了旧经学的框框，在学术上思想上有了许多飞跃，终于超越了他的老师。如果说太炎先生晚年是拥护抗日的话，那么检斋先生则是身体力行地投入了抗日；如果说太炎先生是同情和支持爱国学生的话，那么检斋先生则是与爱国学生浑为一体战斗在一起；如果说太炎先生企图保国学于一线不使爱国意识泯灭的话，那么检斋先生则以马列主义来整理国学，把国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如果说太炎先生在晚年实践中改变了对共产党认识，由反共到拥共的话，那么检斋先生则以拥共到加入共产党，成为一名先锋战士。检斋先生显然比太炎先生站高了看远了，更反映时代的要求与民众的愿望，更接近真理，更为民众理解与崇敬。

　　太炎先生与检斋先生都早已成为历史上的故人了，赘述他们的交往、思想、治学、政见，比较他们之间的异同，这决不是历史学家的多情，而是现实的必要。从他们身上所得的启示，是焕发今人精神、文化、自信的历史教训，他们的事迹、学识、气节、精神并没有死亡，我们也不应该淡忘。两位最古老保守的“国学大师”，一跃而为民主革命与共产主义战士，这不是历史的偶然，不只是檏素的爱国主义情操的萌动，不单是笼统的知识分子使命感作祟，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的结合，用先进理论将自己的心灵才智自觉地与中国革命实践和传统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必然。正如吴玉章先生在纪念检斋先生逝世追悼会上所致挽联所云：“爱祖国山河，爱民族文化，尤爱马列主义真理，学贯中西，善识优于苍水”。也正如周恩来总理挽联所云：“重振国学，努力启蒙，足资后学楷模”。的确，太炎先生与检斋先生仍不失今人之楷模，他们的精神与学识，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遗产。

　　检斋先生与太炎先生的关系，也为今日新型师生关系树立了榜样。晚年的检斋先生无论从哪方面都比他老师高明得多，但他丝毫没有鄙视没有接受马列主义或加入共产党的老师。可是，长时期来，史学界一些文章不顾历史事实，说什么太炎先生晚年堕落成守旧派了，检斋先生只好“谢本师”了，还有些文章说，“吴承仕在北平进步学生和文化界的声望愈来愈高，然而他的旧日师友不理解他，章太炎视他为叛逆，和他断絶了师生之谊”（庄华峰《从举人到共产党员的吴承仕》，载《人物》 1989年第2期。），这真是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检斋先生晚年的伟大，是完全不用别人的低下来烘托的。事实上，晚年的检斋先生与太炎先生依然是心息相通的，一南一北，互相砥励，共同战斗，从无间言。相反，当国民党纠集反动文人围剿太炎先生，企图不让这个爱国老人讲话时，检斋先生却挺身出来为太炎先生辩护，他在《盍旦》上发表了著名的《特别再提出章太炎的救亡路线》一文。文章强调说：“我们应该知道，他的民族意识，是最敏感最坚固最彻底的，同时他那不屈不挠的节操，经过坐牢三年软禁一年絶食七日种种艰苦，到现在仍旧保持不变。由于前者，他认识抗战是民族解放的出路；由于后者，他认识当局某种藉口是摧残救国运动的工具而敢于揭破它。他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电称：‘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党者，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对此务宜坦怀……’又二十六日发表谈话：‘学生爱国运动，政府当局，应善为处理，不应贸然加以共产头衔，武力制止。……’……我们感受着预告暴风雨到来的低气压，觉得章太炎先生的意见，当‘救国’祸国’两词可以随人幡弄的现阶段，尤有重大的意义”，“这证明他老先生的救亡主张和对于当局的态度，是一贯的而非支节的，是必至的而非偶发的”（载《吴承仕文録》第166-168页，原载《盍旦》第一卷第五期，1936年出版。）。这是对太炎先生何等公允的评价，难道这是在“谢本师”吗？难道这是在“断絶师生关系”吗？在这篇文章中，检斋先生也没有隐讳太炎先生的缺陷，说：“他对于丧权失地的愤慨是大众的，而表达愤慨的文字，却是贵族的，这不能不说是他一个无法避免的矛盾”。这是多么平实而正确的批评，真是知者之言。四个月后，太炎先生与世长逝了。这篇文章与检斋先生挽太炎先生的长联，可以说是对太炎先生的盖棺之言，可与太炎先生逝世后三月，鲁迅先生所作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并世媲美，成为历史地唯物地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的范文。


　　（发表于《史林》1991年第1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第15-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