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又正值先祖父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中山先生和太炎先生，作为同时代的两个历史人物，并肩战斗了几十年，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他俩的政治主张，在大的方面多半是一致的，而又有差异之处；他俩的关系总的是亲密的，而又有矛盾之时。这给历史研究者带来种种迷雾。中山先生和太炎先生的真实关系究竟如何？是人们一直关切的问题。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后裔，评价自己的先人，向为大忌。因为历史科学应“断感情，汰华词”，而这是后裔往往难以做到的。但是许多前辈和同仁一再鼓励我撰文。我当力求忠实于历史，不为亲者讳、尊者讳。至于如尚有感情用事之处和华词未汰之辞，希望给予批评和指正。

　　一、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太炎先生在投身革命之前，原是一个学者，曾从俞曲园大师研读经书，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在民族危机刺激之下，遂走出书斋，始赞和维新，继投身革命，欲以一介书生颠覆满清三百年帝业，曾被人目为“疯子”。当1897年中山先生因从事反清革命斗争被英国清使馆幽禁于伦敦引起海内外哗然时，太炎先生阅西报得悉其事，“问梁启超：‘孙逸仙如何人？’梁云，‘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先祖父听了，“心甚壮之。”暗暗引为同志，说：“窃幸吾道不孤！”（章太炎：《致陶亚魂柳亚庐书》。）这就是太炎先生对中山先生的最初印象。

　　太炎先生投身救国洪流初期，曾是维新变法的拥护者。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遭戮，先祖父也遭缉捕，被迫避地台湾，后又转赴日本，于1899年6月，在横滨梁启超家中，第一次见到中山先生。这次会面是短暂的，但他们却“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壬寅支那亡国纪念会》。）。中山先生说：排满“即浴血之意”，太炎先生闻之极为赞赏，认为“可谓卓识”（章太炎：《致汪康年信》。），但又认为中山先生“非有实际，盖不能与张角、王仙芝者也”（章太炎：《致汪康年信》。）。这种一面之交的印象往往是粗浅的，太炎先生事后也承认这一点。在他撰写《自定年谱》时，他说在横滨虽然见到中山先生，但尚“未相知也”。不过这次见面，他对中山先生关于排满就是流血革命之说，深深印入心中。

　　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相继惨败，使太炎先生认识到清政府就是国家衰败的根源。要救国，变法维新的路是走不通的，只有革命，推翻清政府，方能振兴中华。因此，当他从日本返国后，适逢唐才常在上海组织“国会”，鼓吹“一面排满，一面勤王”，太炎先生大为反感，认为革命不能“首鼠两端”，于是自剪发辫，表示了与改良派的决裂，同时撰写了《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和《解辫发说》，对改良派进行了批判，他将这两篇文章寄给了中山先生，并给中山先生写去一封充满革命激情的信。信中说：“数年以来，闻先生名，乃知海外自有夷吾，廓清华夏，非斯莫属。”并希望中山先生“为四万万人珍摄”。中山先生对太炎先生的革命豪举，极为欣赏，特嘱香港《中国旬报》全文刊载太炎先生的两篇文章和给他的信，并加《后记》一篇。《后记》说；“章君炳麟，余杭人也，藴结孤愤，发为罪言，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以来，士气大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这桩逸事，发生在辛亥革命胜利前的十年。

　　唐才常“勤王”很快兵败身死，太炎先生避于苏州一所教会学校——东吴大学，一面教书，一面宣传革命。不久，又一次遭到通缉，他被迫再次流亡日本。

　　1902年春，太炎先生扺达日本，在那里再次见到了中山先生。当时中山先生住在横滨，太炎先生住在东京。太炎先生“常自东京至横滨，中山亦常由横滨至东京，互相往来”（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中山先生对太炎先生“陈义斩斩，相与语，欢甚”（章太炎：《秦力山传》。）。由于彼此对革命方略和形势的看法一致，志同道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在中山先生启迪之下，太炎先生“援引义法，折其非违，而视听始变”；太炎先生的渊博学问和铮铮骨气，也使中山先生大为折服。于是，中山先生集兴中会同志百余人，在中和堂设宴，用会党内部结盟的仪式，导太炎先生“入中和堂，奏军乐，延义从百余人会饮，酬酢极乐”（章太炎：《自定年谱》。），两人正式定交。席间每人都向太炎先生敬酒一杯，他畅饮七十余杯而不觉其醉，传为佳话。从此孙、章结下了深厚友谊。

　　中山先生与太炎先生定交，也影响了当时一大批留日爱国者对中山先生的看法。当时中山先生在日本“交游素寡，自从会见定交后，先生介绍英俊留学生之往谒者始渐次多，群士辐凑，阵容益壮，种族大义始震播于学校之间。”（许寿裳：《国父中山先生和章太炎先生——两位成功的开国元勋》。）于是，在中山先生周围形成了一个革命群体。

　　从此，他俩经常在东京对阳馆相晤，频频商讨革命大计。“孙公于开国典制，多与先生相商榷”（但焘：《章先生别传》。）。他俩一起讨论了革命胜利后如何改革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太炎先生根据中山先生的设想，制定了一个平均地权的具体方案，即《均田法》，这虽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土地纲领，但却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土地革命方案。同时，他俩还一起讨论了开国后的建都问题等大事，太炎先生提出“今后建都，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孙公雅相推重，先生亦服孙公善经画”（但焘：《章先生别传》。）。这些重要的讨论，为推翻清政府以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描绘了轮廓。

　　太炎先生在中山先生的启迪下，进一步清算了自己改良主义的思想，坚定了革命的意志，修订了自己的著作《訄书》，终于以一个坚定无畏的革命者的姿态出现在革命舞台上。多少年后，太炎先生也不能忘记他与中山先生定交时的一段交往，他说：“同盟之好，未之敢忘，昔在对阳，相知最夙”，乃中山先生也。而中山先生一直珍惜着这种友情，并将他们共同研讨的开国典制，融化到他的学说和著作中去。

　　定交后不久，正值清军入关明末崇祯皇帝身亡二百四十二周年，太炎先生与秦力山、冯自由、马君武等提议东京举行一次“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以启发留日学生的民族意识，进行革命鼓动。太炎先生特将这个打算写信告诉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得讯后极表支持，复信说他愿作为大会的“赞成人”。太炎先生为大会撰写了《宣言书》，他以深沉感人的文笔，饱蘸民族主义激情，历数了清政府的野蛮、残暴和无能，号召：“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要求继承抗清志士的爱国精神，推翻卖国的清政府。

　　清政府驻日公使获悉太炎先生等将举行支那亡国纪念会，惊恐万状，于是勾结日本政府强令取消这次集会，并传讯了太炎先生。可是原定举行纪念会的那一天，东京上百名留学生还是来到了上野精养轩，准备参加纪念会，“孙中山亦自横滨带领华侨十余人来会。”（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壬寅支那亡国纪念会》。）但遭到日本政府派出军警的干涉，致使会议无法进行。于是中山先生提议把纪念会改在横滨永乐酒楼举行。是日下午，太炎先生和中山先生等六十多人，来到横滨，在永乐酒楼以聚餐形式举行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会议由中山先生主持仪式，由太炎先生宣读《宣言书》。整个会议礼隆典重，气氛庄穆，使民族主义的思想深深感染了每一个到会者。“是晚，兴中会仍在此楼公宴太炎等，凡八九桌，异常欢洽。总理 （即中山先生）倡言各敬章先生一杯，凡七十余杯殆尽，太炎是夕竟醉不能归东京”（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横滨支那亡国纪念会》。）。由于中山先生在横滨补行了纪念会，并将会议的报导及《宣言书》，及时刊于革命机关报《中国日报》，使香港等地革命知识分子大为振奋，纷纷响应，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使海内外反清斗志为之一振。这次纪念活动是我国留日学生在海外第一次有组织的反清革命行动，也是中山先生与太炎先生亲密合作的产物。

　　随着形势的发展，先前一部分维新人士，认识到改良主义是没有出路的，遂摒弃了原来改良道路转入革命的行列；有一部分人则认为维新失败，罪在慈禧太后身上，光绪皇帝还是“圣明”的，因此他们把希望放在君主立宪上，康有为和梁启超是这些人的代表。梁启超把当时国家积弱的根源，说成是由于慈禧的独裁和全体国民的“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六大弱点，造成了中国的落后，如果光绪的新政没有这些阻挠，中国早就可以与各国列强并驾齐驱了，所以中国的出路，在于推翻慈禧，让光绪重新执掌朝政。康有为则鼓吹“中国只可能行立宪，不可行革命”，说什么革命将“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并胡说什么满汉早已平等，反对种族革命。这些保皇派的理论，在当时，特别在海外华侨中间颇为得势，华侨们纷纷解囊支持保皇派，而中山先生的兴中会的影响还远不及保皇派。这严重地阻碍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

　　中山先生与太炎先生深刻地认识到要革命成功，只有廓清莠言。中山先生后来回顾说：“我们提倡民族主义。那时候驳我们民族主义的人，便说满洲种族入主中华，我们不算是亡国，……这些人不独是用口头去拥护满洲，还要结合一个团体叫做保皇党，专保护大清皇帝，来消灭汉人的民族思想的。”当时，太炎先生奋笔撰写了《正仇满论》，肯定了光绪百日维新的功绩，但又指出新法断不可能实现，因为整个满族统治集团决不会自动放弃他们的利益，而决不是慈禧一人反对而已，况且光绪一旦得政，也必然沿用旧法自保利益。因此中国出路，唯有革命。不经革命，立宪就是空话。整个满清统治阶级的所作所为，已“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这篇文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篇公开驳斥保皇派言论的文章，也是第一篇公然批判满清王朝和光绪皇帝的文章，使保皇派的言论顿失光彩。从此揭开了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大论战。以后，太炎先生又撰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驳斥了他们吹捧光绪所谓“圣仁英武”的谰言，直斥光绪为“载湉小丑，不辨菽麦”，并热情讴歌了革命，他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在黑闇的封建皇权絶对统治下的中国，太炎先生敢于直斥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为“小丑”，又以革命的真理，把君主立宪的谬论驳得体无完肤，这是需要很大的胆识的。故举国为之大震，连当时一些封建老儒也钦佩文章之锋利，使海外华侨纷纷由保皇转为拥护革命，从而大大动摇了清政府赖以维系其统治的理论基础。

　　太炎先生的革命言论，导致了清政府对他的进一步迫害。1903年，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在上海将太炎先生和邹容逮捕入狱，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苏报案”。清政府本欲以沪宁铁路主权为交换，引渡太炎先生和邹容，后又准备派兵劫牢，必欲杀太炎先生而后快。不料清政府的镇压，反而激发了人们对革命的同情，促进了革命浪潮的高涨。在中外公正舆论压力之下，太炎先生由“终身监禁”改判为“服刑三年”。中山先生对“苏报案”深为关切，并给予瞭高度评价，说：“苏报一案，章太炎、邹容以个人和清政府对讼”，“于是民气为之大壮”。

　　太炎先生在狱中非常怀念中山先生等战友，特致书中山先生，请张继带往日本。信上尊称中山先生为“总统”，希望他不仅要注重领导华侨和会党，还要注重对留日学生和知识分子的领导。在中山先生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前九年，即称中山先生为“总统”，可见当时他对中山先生的爱戴，并寄予厚望。

　　正当太炎先生囚于西牢之际，章士钊根据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落花梦》，编写了一本《孙逸仙》的书，介绍革命家中山先生。太炎先生欣然为该书题辞道：

　　

　　索虏昌狂泯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嗌；

　　揜迹郑洪为民辟，四百兆人视兹册。

　　
当时在国内，很多人对于中山先生还不够瞭解，正如章士钊所述：“其时天下固懵然不知孙氏为何人也”（章士钊：《孤桐杂记》。），所以《孙逸仙》一书出版，大大有助于人们对中山先生的瞭解。

　　“苏报案”的结果，与清政府的初愿完全相反，大大激发了人民反清的情绪。不久，华兴会成立于湖南，光复会诞生于上海。1905年8月20日，兴中会、华兴会幷联合光复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政党——同盟会。中山先生就任了同盟会的总理，并通过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从此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06年6月29日，太炎先生刑满释放，中山先生特地派龚炼百、时功玖、胡国染、仇亮等人专程从日本到沪，迎接太炎先生出狱。当天，蔡元培、于右任、柳亚子、朱少屏、刘道一、熊克武、但焘等十余人，也一起赶来迎接他出狱。当太炎先生走出牢门，大家鼓掌欢迎，一齐乘马车至吴淞中国公学。当时熊克武问太炎先生：“你准备去哪里？”太炎先生说：“中山在哪里，我就去哪里。”同盟会总部代表即代表中山先生邀请先祖父赴日本，太炎先行马上表示：“孙逸仙与吾辈同气，允宜合作。”当晚就随同盟会代表东渡日本去了。

　　太炎先生扺达日本后，即由中山先生主盟，正式加入了同盟会，并担任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总编辑和发行人，成为革命党的发言人。当时《民报》正与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机关报《新民丛报》继续大论战，论战的焦点是要不要进行暴力革命，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不要进行土地问题为核心的社会革命。太炎先生以他满腔的热情，渊博的学识，犀利的文笔，投入了战斗，发表了《讨满洲檄》、《定复仇之是非》、《排满平议》、《中华民国解》等一系列战斗的文章，并就革命党的自身建设，革命者的道德，国家政权的理论，以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哲学和理论体系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章。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驳得保皇派败下阵来。《新民丛报》从此一蹶不振，只好关门停办，使革命党取得了大论战的胜利。中山先生曾高度评价太炎先生主《民报》笔政的贡献，说，“《民报》鼓吹三民主义，遂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最着者。”

　　在《民报》创办一周年之际，中山先生在东京锦辉馆召开了庆祝会，六、七千留日学生参加了这次集会。这是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与革命党人在东京召开的最盛大的一次集会。会议从上午八时开到下午二时。会上，中山先生发表了著名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重要演说，太炎先生宣读了《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并针对当时有些革命者的思想发表演说，指出革命者必须把“依赖督抚的一念，早早打消”。这两个演说，受到与会者的极大欢迎。

　　太炎先生这时是第三次流亡日本。在他主持《民报》期间，就住宿在《民报》社，即东京牛込区小川町二丁目八幡，而中山先生的住址就在牛込区筑士八幡町二十一番，相隔不远。这时太炎先生几乎每天要步行到中山先生住所，与中山先生一起商讨革命大计，黄兴先生也几乎每天前来参加讨论。他们一起就推翻清政府的方针和策略，作了详尽的讨论，共同制订了《革命方略》，其中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民军之关系条件》、《军队之编制》、《将官之等级》、《军饷》、《战士赏恤》、《军律》、《略地规则》、《因粮规则》、《安民布告》、《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十四个重要文件，其中有些还是太炎先生执笔成文的。这些文件，是孙、章、黄合作的结晶。当时人们往往把“孙、章、黄”并称。中山先生作为大革命家，黄兴先生作为军事家，太炎先生作为宣传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但是，太炎先生与中山先生的关系，也并非万里无云，而是有过阴影和波折，而且还出现过多次。对于他俩的矛盾与分歧，人们议论纷纷。其实，革命过程中同志间出现一些矛盾和分歧，本是很难避免的。例如太炎先生与中山先生曾为《民报》经费的分配、《民报》的停刊与复刊、起义的地点和革命的策略、以至武器的选购等问题上，都发生过分歧。重要的是，太炎先生与中山先生在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大宗旨上是完全一致的。只是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先天不足，从一开始就带着明显的脆弱性和动摇性，使正常的争论夹杂了宗派的观念和地方主义，也就使正常之争变得不够正常了，导致了同盟会领导者之间的隔阂，以及同盟会与光复会的矛盾等等。太炎先生与中山先生的分歧，个人应负的主要责任是，在争论中夹杂了个人的意气，在敌人的挑拨、内奸的煽动下，又把个人意气变为个人攻击，甚至是人身攻击，铸成亲痛仇快的事情。至于太炎先生和中山先生各应承担多少个人责任，我认为没有必要去划分。如果一定要分的话，我以为先祖父太炎先生应承担多一些。因为先祖父禀性耿直，脾气倔强，书生意气，容易冲动。这种性格，在对敌斗争中，可以成为一往无前的气概；在同志间的矛盾和误会中，也会变得易挫伤同志。

　　总的来说，我们没有必要纠缠这些个人的责任，因为太炎先生和中山先生事后都深为这些风波感到后悔。从家里迄今保存的先祖父太炎先生的遗物中，还有当年他发表在《日华新报》上的《伪<民报>检举状》原件，但文中有涉及中山先生等人的地方，他于事后都用浓墨一一涂去了。中山先生也是如此，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在回答蔡元培谁可以入阁的问题时，谈到一度与他关系闹得很僵的太炎先生，他说：“至于太炎君等，则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决不能与反对民国者作比例。”指出太炎先生“可以入阁”，而康有为、梁启超则“不能入阁”。他指明瞭争吵的性质，充分显示了中山先生宽阔的胸怀。中山先生在给陈炯明电报中，更是重申了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关系，指出“同盟、光复二会，在昔同为革命党的团体”，“两会欣戴宗国，同仇建虏，非只良友，有如弟昆。纵前兹一二首领政见稍殊，初无关于全体。”这里，中山先生清清楚楚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这一切正如吴玉章前辈所说：“我觉得孙中山既无过错，而章太炎也可以原谅。”所以，一切人为地夸大这些矛盾与分歧，都是没有意义的。纵观他俩一生交往，阴影只是暂时的和次要的，合作和友谊是主要的和始终的。尤其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他俩总是站在一起的，这才是主流，这才是本质。

　　二、从辛亥胜利到“二次革命”

　　辛亥革命的骤然获胜，使同盟会的领导人欣喜若狂，他们纷纷登程回国参加建设新政府。太炎先生从报上获悉中山先生即将从美国回来，也十分高兴。他主动捐弃前嫌，特电沪军都督陈其美，说：“探悉大革命家孙君逸仙已于前日乘轮逥国，不日即可扺埠，请贵处派员妥为招待，以便与之协商北伐攻宁之策，俾得早定大局，以苏民困。”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他还是以大局为重，尊奉中山先生，以维护革命党内的团结。

　　中山先生更豁达大度，在他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在拟定各部部长名单时，曾亲笔将太炎先生提名为教育部长，但因同盟会中某些成员的反对而未果。以后，中山先生又亲自委任太炎先生为总统府枢密顾问，太炎先生接受聘请，于1912年2月7日扺南京，与中山先生相晤，谈“组织政党事，甚欢洽”。太炎先生向中山先生提出：“各省虽已先后独立，但同时也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情况十分复杂，需要有一个联合的组织，把各地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才能对付袁世凯。”（王绍鏊：《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活动的点滴回忆》。）

　　作为中山先生的顾问，太炎先生在许多问题上敢于直言，以国家与人民的最高利益为重。例如，当时临时政府财政竭蹶，军费无着，中山先生非常焦急，于是打算与日本合资经营中国最大的汉冶萍煤铁公司，换取日方巨额贷款，以缓临时政府之眉急。太炎先生获悉，感到此事事关国家主权，不应贸然签约，因此反复致书中山先生，竭力反对，直至中山先生取消了已签的草约。又如，在定都问题上，中山先生等主张建都南京，促袁世凯南下就职，以俾控制。但太炎先生认为北方清帝余孽未尽，沙俄正在策划外蒙“独立”，又在内蒙与新疆制造混乱，日本又在东北施展阴谋，如果建都南京，则国家的“威力必不能及长城之外”，并不利于北方文化发展，所以建议建都北京。再如，中山先生宣布取消清朝纪年，采用公历，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但太炎先生却认为在手续上未经国民公选，法律手续未全，作为民主共和国，要处处尊重法制。又如，辛亥胜利后，革命派内出现排斥光复会和杀害光复会领导人物的种种事件，太炎先生上书中山先生，呼吁制止残杀。太炎先生的耿耿直言，虽然有些“逆耳”，但中山先生从革命利益着想，大部予以采纳了。可是有些人却认为太炎先生存心处处与中山先生“作对”，有些心胸狭隘的革命党人更是把太炎先生视为“叛逆”和“异端”，加以种种非难，以至国民党执政后，更是把他视为“异端”，排除于他们的“国史”之外。

　　革命胜利后，正当革命党人应该携手建立新国家时，发生了光复会重要干部许雪秋、陈芸生被陈炯明杀害事件；继之又发生了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被陈其美杀害的事件。陈其美和陈炯明当时都是中山先生的追随者，这激起了太炎先生的愤慨。中山先生虽然也很震惊，电令缉凶，并嘱陈其美“要设法保护章太炎君为幸。”但太炎先生对中山先生终于产生了新的芥蒂。

　　1913年3月，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一声枪声，血的教训和严峻的现实，使中山先生和太炎先生看清了袁世凯的面目，认识到革命没有成功，必须进行二次革命，捍卫共和成果。于是他俩又携起手来了，开始共同反袁。

　　太炎先生从长春回到上海，受到中山先生的热忱欢迎，特于国民党总部举行了全体职员欢迎会。会上，陈其美代表中山先生致词，说，“太炎先生鼓吹革命，本吾国先觉，学问道德皆高尚纯洁，四万万人仰为泰山北斗。此次由北南来，适值‘宋案’发生，先生为民国主张公理人道代表，必有名言伟论，解决民国根本问题。”因这时太炎先生已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革命党人“不应互相猜忌，争先利用不良政府，使彼得乘机利用政党”，才毅然辞去东三省筹边使，回到上海，投入了“二次革命”。他与中山先生等一起策划了讨袁事宜，参与议定了《讨袁檄文》。太炎先生还公开致书袁世凯，把他的帮凶梁士诒，陈宦，段祺瑞、赵秉钧直斥为“四凶”，公开要求惩处；并驳斥了袁世凯对中山先生的诬陷，指出袁世凯之“报纸对于孙、黄及国民党恰如雠敌、如蛇蝎，将种种之事，捏造成文，或曰逆贼，或曰暴民，颠倒是非，毫无正鹄”；还连发《宣言》两次，历数袁世凯罪行。太炎先生再次用他鋭不可挡和震聋发聩之笔，与中山先生一起投入了反袁革命。

　　这时，太炎先生个人生活也发生一个重大变化。1913年6月，由中山先生秘书长张通典先生作媒，介绍与我先祖母汤国梨在上海结婚。婚礼是由蔡元培先生任主婚人，中山先生、黄兴、陈其美等革命党人都亲临祝贺。这次婚礼，表现出太炎先生与中山先生政治上的重新一致，又反映了他俩感情上的愈合。婚礼上，中山先生还赠送先祖父银具一套。这珍贵的礼品，经过多次动乱，至解放时，只剩下一只银杯，我一直置于案头，时刻缅怀。可惜在十年动乱中，这只银杯也失去了。

　　“二次革命”由于事起仓促，力量对比也悬殊过大，不久被袁世凯镇压下去了。中山先生和黄兴等，不得不再次流亡海外，劝太炎先生也同行，太炎先生以“中国既光复，犹求庇异邦，我不欲为”而谢絶了，反而决定冒危入京，他有诗道：“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以准备“五步流血”与逆同归于尽来表示讨袁决心。结果被袁世凯幽囚，直至袁世凯自毙为止，整整被囚三年。这期间，太炎先生抗拒种种威胁利诱，宁死不屈，以怒骂和絶食，坚持反袁，保持了革命者的崇高气节，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并世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他的不屈斗争，大大鼓舞了革命派的斗志。与此同时，中山先生在海外也坚持了反袁革命，重组了中华革命党，最后经过“护国运动”，终于粉碎了袁世凯的皇帝梦。整个反袁斗争，中山先生和太炎先生虽然不在一起，而目标也始终是一致的。

　　反袁胜利后，一次，太炎先生在总结辛亥以来革命教训时，痛念前尘，说：“当危难之际，彼此尚能同德同心，以至事稍有成，于是萌攘夺权利之念，而互相嫉视，……凡此皆取败之道也。”说到这里，太炎先生为革命队伍内过去种种纷争和因此付出的重大代价，伤心得失声痛哭起来。以后他在《告癸丑以来死义诸君文》中，自承其责，说自己作为革命领导人，轻信袁氏，闹同志意气，“亦与有罪”。

　　不久，太炎先生出游南洋。这时，国史馆馆长王闽运去世，中山先生即致电黎元洪总统，推举太炎先生任国史馆馆长，电文说：“以文所见，则章君太炎硕学卓识，不畏强御，古之良史，无以过之，为事择人，窃谓最当。”但是当时之北洋政府害怕太炎先生禀性刚直，说话无忌，故未批准。

　　这期间，太炎先生言行大致与中山先生相合。他与中山先生共同发起举行追悼“二次革命”以来的烈士，幷亲撰祭文；黄兴先生逝世，他与中山先生等同撰悼文，由太炎先生执笔而成；他与中山先生一起参加陈其美归葬吊唁；当段祺瑞步袁世凯之后，操纵“公民请愿团”，制造事端，他与中山先生等联名发出《请严惩伪公民电》；又与中山先生等联名致电黎元洪《请严惩暴徒主名》；幷且与中山先生联名发出《严斥中立电》、《主张彻底澄清电》、《致陈竞存电》、《请大总统勿受调和电》等等重要电文，目的都在抑制北洋军阀背离《约法》和国会的举动。

　　三、从“护法运动”到“国共合作”

　　袁世凯毙命后，段祺瑞步其后尘，毁弃《临时约法》，拒絶召开国会，仍是一个“谋危民国者”。中山先生与太炎先生等天天集议于孙邸，商讨对策，太炎先生连家也不回，经过三天三夜的讨论，决定拥护共和，捍卫《临时约法》，出师讨逆。这就是辛亥革命胜利后，继“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后的又一个重要革命斗争——“护法运动”。

　　1917年7月6日，太炎先生不辞而别了家小，随中山先生南下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在广州，太炎先生回答记者问时说；“余此次与孙中山来粤，即欲切实结合多数有力者，大起护法之师，扫荡群逆。凡乱法者必诛，违法者必逐。然后真正共和之国家，始得成立。”不久，护法军政府成立，中山先生就任大元帅，任命太炎先生为护法军秘书长。太炎先生为中山先生撰写了《代拟大元帅就职宣言》，号召“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全文词严义正，对破坏共和的北洋军阀大施挞伐。在中国革命的又—紧要关头，中山先生与太炎先生再度合作，共挽共和。

　　护法运动从一开始就把希望寄托在西南各省的“有力者”，即一批地方军阀身上。而这些军阀只不过利用中山先生和太炎先生等声望，与北方军阀讨价还价而已。太炎先生以秘书长的身份，风尘仆仆，往返于滇、黔、川、鄂各省之间，联络“有力者”参加护法；后又受命为中山先生的总代表，渡南海，取道越南，赴昆明，劝说云南军阀唐继尧接受军政府元帅印章，共同护法。在这期间，他与中山先生不断书电往来：讨论护法方略，他努力贯彻中山先生意图，竭尽全力，劝说群阀出兵护法。但是，任凭他唇焦舌敝，军阀们表面上拥护护法，事实上他们借护法以扩充自己势力，最后他们与北方军阀勾结起来，把中山先生挤出广州，护法终于失败了。太炎先生也险些葬身西南，还是化装后才跑回了上海。整个“护法运动”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太炎先生跋涉一万四千余里，结果还是失败了。这惨痛的教训，使他认识到“广西（军阀）不过欲得湖南，云南（军阀）不过欲得四川，借护法之虚名，以收蚕食鹰攫之实效。”护法运动的失败，使中山先生与太炎先生共同认识到一点——南北军阀本是一丘之貉。

　　军阀是依靠不得了，革命应该怎么进行下去呢？中国的出路又在哪里呢？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代表人物，中山先生和太炎先生都不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他们都深深陷入絶望和仿徨之中。

　　中山先生经过护法的失败，尽管痛苦和失望，但没有停止奋斗。他一面总结教训，一面将中华革命党改造为中国国民党。但是他还是把希望寄托在重建国会上。这时，北洋政府为了分化瓦解革命力量，又提出南北议和。中山先生周围的一些人也颇有议和之意。太炎先生坚决反对与北洋军阀议和，组织了“扩法后援会”加以反对，议和终于未能成功。

　　1920年10月，陈炯明赶走广州桂军。陈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请中山先生再次回广州。中山先生扺广州后，重组军政府，发起第二次护法运动。1921年4月7日，广东国会开会。5月5日，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这时中山先生特致书太炎先生说：“粤局略定，西南联络，尚待进行。民生憔悴，如何苏息。千端未竟，岂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计？急愿贤哲南来，匡我未逮。”中山先生异常情真意切地希望太炎先生再次去粤，共谋第二次护法。

　　但是，这一次太炎先生却没有响应中山先生的召唤。原因是，1918年护法失败后，太炎先生如坠五里云雾之中，一时不知所措，回家后，竟发愤杜门，五十多日“未尝浪发一言”。他苦苦思索，却无法回答。他回顾辛亥革命后无数失败，目睹现状，中华民国仅剩名号，人民依然在苦难之中。他为之拚搏、坐牢、流亡、流血所换来的，只是新老军阀的苛征暴敛。他深深失望了，由失望变得迟钝。其实，时代还是在发展，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是已经完成了，而进一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已经提出，需要一个革命者敏鋭地跟上时代。但太炎先生开始苍老和迟钝了，加上一场大病，卧床半年之久，竟没有注意到“五四”运动后的新思潮、新文化、新学说的出现，没有注意到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没有认识到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没有感觉到新兴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登上历史舞台，而他的目光还是在“有力者”身上，注意力还是在国会、《约法》上面，他虽然在继续奋斗，顽强挣扎，却只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围内寻找出路。他当时也为中国寻出了一帖“妙药”，即“省治——省宪——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削弱南北军阀的统治，从中找到出路。他的这个政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曾鼓噪一时。他成为这样一个思潮和政治势力的代表者，有三四年之久。这个政治口号，当时也曾吸引过一些人，中山先生曾赞成过，连早年的毛泽东也曾是“自治”的热心鼓吹者，胡适、梁启超也支持过，至于地方军阀，更是别具用心地接过了这个口号。当时各省军阀为了扺制中央军阀和外省军阀侵占自己的地盘，达到自保的目的，极力拥护“省治”或“联省自治”。湖南省军阀谭延闿曾第一个响应“省治”，提出“湘人治湘”，使太炎先生闻之惊喜不已，竟从病中“跃起”。以后，浙江省还制订过“省宪”，孙传芳还当过“五省联军总司令”。但太炎先生这种政治主张，毕竟没有代表时代的要求，没有从根本上提出推翻武人官僚宰割的政局。“省治——联省自治”只能是高妙的幻想，实际上只是军阀和总司令之“联”，只有藩镇或封建式的“治”，只能被军阀利用作割据和扩大地盘的藉口。因此，人民大众对他隔膜了，青年人对他陌生了，各种官僚政客和封建势力却尽力来包围他。尽管他们都不喜欢他，因为他们的劣迹随时随地都会遭到太炎先生无情的谩骂，但他们为了利用他的主张和声望，却纷纷来讨好他。所以中山先生在广州准备第二次护法，邀请他前往时，他正热衷于“联省自治”，其主张与中山先生的“第二次护法”，意趣大相径庭了。自然没有前去响应，只是写了封信去，“以联省自治不可反对为献”（章太炎：《自定年谱》。）。

　　虽然太炎先生由于厌恶南北军阀政府，有时连南方的革命军政府也当作一盆脏水被泼了出去，但他对于中山先生的事业，总的来说是尊重的和支持的。1922年5月，是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一周年，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辟专栏加以庆祝，太炎先生特撰《孙大总统被选就职一周祝辞》。这篇祝辞，无论在太炎先生已出的文集中，或海内外各种有关他的书籍文章中，都未见载録。但这却是一篇不容忽视的文章，从中既可窥见他俩的关系，又可瞭解太炎先生当时的政治态度。今特将此文録之于后：

　　

　　《孙大总统被选就职一周祝辞》

　　民国十一年五月五日，孙大总统被选就职，岁时一周，同志庆祝，礼也。往者军府解散，民无所托。大总统以奥（粤）主之资，采纳群议，涣汗大号，事既猝成，度越常轨，守文之士，或滋异言。既而湘鄂相鏖，川军踵下，大义衄折，崩角相求。于是广州政府，岿然为南方斗极焉。改岁以来，将士用命，人有奋心，军鉴携贰，应时摧伏，威信允箸，关外慕义。大总统将于旬日之内，誓师北征，扬旍度岭，肇造区夏。在此时也，惟愿廓清江流，先建根本；激扬义胜，示之轨物；旁揽英俊，唯善是亲；武义直方，覃及燕蓟。使我南方倡义之区，咸睹兴复，胜国余孽，荡无孑遗，以成真正共和，以雪壬子小成之耻。群伦延颈，属望在兹。岂日岁时更新，循例颂祷而已哉。此祝！

　　
这篇祝辞，表达了对非常大总统中山先生的祝愿，以及对北伐的殷切期望，而不是像有些文章所称辛亥革命之后他俩就分道扬镳了，或谓他始终反对孙中山云云。

　　正当中山先生准备北伐之际，北洋军阀又把黎元洪抬了出来，“恢复”总统，“恢复”法统，企图使北伐师出无名，达到破坏第二次护法运动的目的。这时，蔡元培先生等人也致电孙中山先生，要求停止北伐。太炎先生对蔡先生此举深为不满，公电蔡先生，责备他道：“身食其禄，身事伪廷”，“欲为北军游说，是何肺肠”（章太炎1922年6月6日《致蔡元培电》。）。他又专电向蔡元培先生陈述了中山先生北伐大义，说：“此次北伐，乃南方自争生存，原动不在一人，举事不关护法。”（章太炎：《秦力山传》。）太炎先生与蔡元培先生原是好朋友，但为了革命，在原则问题上，他却甘愿冒犯朋友了。

　　中山先生的第二次护法和北伐，遭到北洋军阀的破坏和陈炯明的反叛，又一次失败了。但是中山先生仍不气馁，他开始改组国民党，“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首先接受了共产国际马林和中共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接着又与苏联特使越飞签署了《孙文越飞宣言》。

　　1924年1月，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提出了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为胜利北伐奠定了基础，掀起了国民革命的热潮。中山先生终于认清了时代的潮流，适应了历史的转折，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步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行列，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跟中山先生的飞跃相比，太炎先生却始终还停留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跟中山先生距离渐渐拉大。在中山先生主持国民党“一大”，确立新三民主义和国共合作，太炎先生便不能理解了。他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和新思潮新事物格格不入，竟提出“反对借俄人势力来压迫中华民族的共产党”，对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政策表示不满，把苏联共产党的国际援助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相提并论，思想日见落伍。

　　太炎先生的落伍，却受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欢迎，他们很快地把他包围起来，拖他去做反共的炮手，公推他领衔发出所谓《护党救国公函》，又让他出面组织“辛亥同志俱乐部”，来反对新三民主义。至于大小地方军阀，则更是争相利用他“省治”这块金字招牌，颂扬他、包围他、利用他，形成了一堵厚厚的墙，把他与民众和时代相隔絶。可悲的是，他并不认识到自己的落伍，还以为自己是辛辛苦苦地在拉车。然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拉还是在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

　　四、从中山先生病重到逝世

　　1924年11月，中山先生北上参加“善后会议”，17日途经上海，太炎先生特地前去看望，“入谒为别”。经过二十多年共同奋斗，他们都已垂老，这次相见，彼此感慨无限，依依不舍。这时，中山先生健康已经不佳，太炎先生感到特别不放心，再三嘱中山先生要多多珍重。想不到这次见面竟成了他俩的最后诀别。

　　中山先生扺达天津，病势已沉重，到北京后竟病不能起。太炎先生闻讯，焦虑万分，特亲疏医方，嘱但焘先生送至北京，希望中山先生能够康复。太炎先生对于中医是深有研究的，一生中写过不少医论专著，也当过好几个医学院院长，但他却无法使中山先生康复了。中山先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的三十多年艰苦卓絶的奋斗，积劳成疾，终于结束了他五十九个春秋的壮丽历程。

　　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逝世噩耗传来，太炎先生悲恸不已。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当即前往上海国民党总部参加了讨论筹备中山先生追悼事宜的会议，成立了中山先生治丧事务所，由太炎先生和唐少川“担任追悼会筹备处干事员，指示一切”，负责上海一切治丧活动。

　　4月12日，上海各界人士数万人，在西门公共体育场开了追悼大会。先祖父撰联敬挽，联云：

　　

　　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龚许；

　　南国本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

　　
另撰的一条挽联是： 

　　

　　洪以甲乙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

　　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

　　
这挽联，太炎先生总结了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洪秀全到中山先生这六十年前赴后继的革命，把中山先生比喻为明太祖，称其功绩是承前启后和永垂史册的。太炎先生当时又发表了讲话，称中山“先生做事，抱定奋斗精神，坚苦卓絶，确为吾党健者。深愿大家竟先生未竟之功，努力救国。”（《中山丛书》附志：《中山逝世后中外各界评论》。）

　　太炎先生怀着悲愤的心情悼念自己的老友，撰写了《祭孙公文》，给中山先生一生作了公正的和高度的评价，字里行间，满溢着他俩深深的情谊，感人催泪。今据家藏原稿，制版发表在这里。

　　中山先生逝世后，决定安葬南京中山陵。作为一代伟人之陵园，墓志铭在当时是例不可缺的，太炎先生曾很自信地表示：“论与中山先生交谊之密，互知之深，其墓志铭唯我能胜，亦只有我有资格写。我欲为中山先生作墓志。”（章导：《忆辛亥革命前先父章太炎若干事》。）当时很多人也认为中山先生之尊，墓志铭唯有太炎先生大手笔始克胜任。但由于他与当权者蒋介石等不合，他们不请他撰墓志铭，故今日中山陵只有碑亭，独缺墓志铭。这使太炎先生引以为平生憾事。

　　太炎先生与中山先生之情谊，以及他俩共同奋斗的史实，昭昭在目，人世共知。可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故意伪造太炎先生挽中山先生对联，说什么“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极尽诬蔑、挑拨之能事。曾经有人提议将南京城改为中山城，太炎先生表示，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不应以一人名号，变国家都邑之正称”，这样做也有违中山先生原意。有人就说，中山先生死了，太炎先生仍与他“作对”。这种种流言蜚语，因种种原因，迄今未能澄清，不能不使人深以为憾。

　　中山先生有四部重要著作如《赤十字章程》等，均请太炎先生作序，这种隆礼中山先生一生无有第二例；最权威的中山先生画册——《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集》，内録中山先生与太炎先生的一起合影四帧，每帧合影均是太炎先生居首位而中山先生居次，这样隆礼在中山先生一生中也无第二例，这才是他们俩真正情义的写照，而以后的政治人物千方百计抹杀这一点，将太炎先生应中山先生之请作的序言一一抹掉，而把自己写成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从国民党或共产党处分一杯之羹，这种对历史的歪曲，终毕徒劳！

　　纵观中山先生与太炎先生一生的交往，为推翻帝制，创建共和，涉险履危，同谋匡济，凡二十余年。他俩襟怀坦白，竭诚相待，纵有不同意见，而私谊始终亲如手足，应列为近代革命史上最美好的篇章之一，他们之间的千秋佳话将一直传至后世。

　　
　　（写于1986年2月27日，发表于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孙中山与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3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