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有历史以来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大运动，也是中国职工运动自有历史以来一个最高涨的时期”（刘少奇《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载于《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刊》1926年5月。），是“在中国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张太雷《五卅运动之分析及纪念意义》，载于《人民周刊》1926年6月26日。）。

　　这个运动发生在军阀混战、内忧外患交织的北洋政府统治时代，那时是旧中国最混乱最黑闇的时期之一，正如鲁迅所描绘的那样，“城头变换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登上政治舞台，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领导辛亥革命胜利以后，对于怎样引导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已是计穷力尽，特别是护法战争的失败，更使他们陷于无所适从之中。孙中山先生经过不断失败和摸索之后，终于找到国共合作的道路，提出了新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可惜在五卅前夜，他与世长辞了。

　　我的祖父太炎先生，在辛亥革命后，虽仍苦苦奋斗，但“二次革命”和“护国”、“护法”诸役相继失败，使他认清了“南北军阀是一丘之貉”，可是对于依靠谁来救中国，仍感到迷惘。因此他既不附和北洋政府，也不支持南方力量，甚至连广东建立的革命军政府也被他当作脏水一起泼了出去，幷且发出了与时代潮流颇不合拍的“联省自治”和“委员会制”等主张，在政治上日见落伍，先前以革命家身现的光泽逐渐黯淡下来。

　　可是在这漫漫长夜里，他的爱国主义思想龢民族主义精神，依然没有泯灭。五卅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他立即偕同褚辅成、周震麟、曾彦、张冲、王丽中、袁华选、蒋光亮、张启荣、但焘、王心三、徐伟、程耀楠等老革命党人和社会名流，发出《为上海英租界巡捕惨杀学生之通电》，声讨英帝国主义屠杀我同胞的罪行。通电全文如下：

　　

　　“北京临时执政、国会非常会议、省议会联合会、商会联合会、各省区军民长官、各省议会、教育会、农会、商会、工会、律师公会均鉴：五月三十日，上海各校学生因反对外人越界筑路及加码头捐事，游行演说，至英租界，被拘四十余人，因复拥至南京路英巡捕房，要求释放。英捕交涉未已，任意开枪，伤学生及路人二十一名，当场死者四人，重伤致毙者七人。英捕房自谓保护治安，而学生实未携带金刃，空言求情，何害治安？乃竟开枪杀人，波及行路，似此妄行威虐，岂巡捕之职当然？事后学生要求驻沪交涉员与领事谈判，请将行凶巡捕治罪，而该捕房犹始终狡展，连续两日，仍于马路枪杀市民不絶。是则租界吏役擅杀华人，一切可以保护治安藉口，恐虽专制君主亦无此残戾也。某等以英捕而不治罪，固不足以肃刑章；英捕而果治罪，亦未必足以防后患。惟有责成外交当局，迅速收回租界市政，庶几一劳永逸，民庆再生。且向日租界所以自诩者，不过曰内地官厅保护商民之力，远逊于租界耳。然自顷岁以来，绑票行劫之事层见叠出，租界巡捕无奈之何，比之内地都会，鸡犬不惊者，防护之力，优劣悬殊。而今英捕复恣以兵器杀人，则内地警察固无此事。苟人民为自卫计，政府为保护人民计，以收回租界市政开议，英人虽悍，当亦噤口无词。至收回以后，英人所置私产，仿日本居留地法，仍可任其营业，则于通商原无所碍。惟租界之名，在所必废；英人所设市政廨宇，在所必收。戢凶暴而惠黎元，殆无逾此。素知诸公爱国卫民，无间遐迩，用是直陈愚戆，恳请一致主张，期于必效，使水深火热之民早登衽席，则非仅上海一方之幸也。”（载《申报》1925年6月6日。）

　　

　　这个通电，不仅义正辞严地谴责了英帝国主义的罪行，而且提出“迅速收回租界市政”，“使水深火热之民早登衽席”的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6月11日，继上海五卅惨案之后，汉口又发生了英帝国主义者屠杀我国同胞惨案，祖父立即再次与褚辅成等联名发出《为汉口英租界惨案唤醒全国军人》的通电，全文如下：

　　

　　称谓（略）：“上海英捕房肇衅，贼杀吾民，交涉未了，而汉口英租界戕杀苦工之事又见告。是则英人于此，絶无悔祸之心。究其所以跋扈如此者，实由频年军界内争，置外患于不顾，故英人得伺隙而起。临时政府及工商学界，对于此案，非无严重之抗议，相当扺制，而彼方犹恃顽强，听之藐藐。然则樽俎之外，当有折冲，非可以徒手交涉明矣！历观诸公对外交各电，濡笔陈词，非不慷慨，然果使同心卫国，何不连名署电，表示一致，使英人有所慑而不为？且国家之设军队，自警备队外，皆名国防，年来内战频烦，其始或能树名义，其终且自为私图，乃并国防名义而亦忘之。长夜未醒，外衅猝至，若不尽释旧嫌，武装卫国，微特本案永无了结，正恐英人所以蹂躏吾民者，又将出于上海、汉口之外。彼焰愈张，民心愈愤，此后越出轨道之举，又焉能保其必无，则遍地皆成荆棘，诸公亦无所藉手矣！窃请连名署电，敦促临时政府涵外，更尝请求临时政府开一国防会议，以国防纪律之师，卫国防重要之地，庶足对现局而毙方来。仆等手无尺兵，不得不以空言督责。诸公身绾军符，高权在手，若亦以空言自了，甚非所以望于介胄之士也。章炳麟、褚慧僧、蒋伯器、黄大伟、周震麟、袁华选、张坪坦、懋辛、蒋光亮、但焘、熊烨、顾忠琛、王绍鳌、朱树藩、曾彦、聂豫、叶增铭、吴永珊、王丽中、焦子静、赵铁桥、汪东、杜仲伏、王心三、高振霄、孙锄云、石隽寿、宋韬、徐伟、程耀楠叩，铣。”（载《民国日报》1925年6月19日。）

　　

　　这一通电公然指出惨案频发，是由于“频年军界内争，置外患于不顾，故英人得伺隙而起”，矛头直指国内军阀混战，揭示了帝国主义趁机肆虐的根源，可谓切中要害，发人深省，其一片赤子之心，跃然纸上，足以显示老人们忧国忧民的真情挚意。

　　6月26日，上海美专学生会举办“救济五卅书画展览会”，征集现代名家书画及青年艺术家的作品数千件，编号发券出售，每券售洋一元，以募得之款支援五卅运动牺牲者的家属和正在坚持罢工斗争的工人。展览会中除了有美专教授作品外，还有祖父以及康有为、王一亭、吴昌硕、曾农髯、沈恩孚等的书画。祖父除了通电声援五卅运动外，也用他的书件参加展售，支援五卅运动。

　　7月1日，上海大学党团组织和其他一些大学进步学生，为了唤醒民众，派出宣传队到各地，宣传五卅惨案经过。出发前群治大学学生会代表访问了我祖父，祖父当时是群治大学创立人和校董之一，他对学生会代表说：“五卅惨剧，举国悲愤，民气激昂，实行经济絶交，一致对外，足见吾民族精神未死。近汉粤又继续发生惨案，英人实属惨无人道。吾人现时须一致对英。沪上交涉，虽已移京，无论成败，应努力奋斗，坚持到底。交涉员虽不努力，有民众为后盾，当不虞失败。惟至使吾人悲叹者，国内军阀勇于内争，怯于公战，所发言论未尝不冠冕堂皇，查其所行适背道而驰，故军阀已不可恃，所可恃者，惟吾民众耳。不过民众手无寸铁，现学生联合会虽有军事委员会之组织，而收集军械，则极感困难，但以现时激昂之民气，一面督促政府，一面实行经济絶交，努力奋斗，坚持到底，终必得最后之胜利。”（载《章太炎对学生代表之谈话》，《申报》1925年7月2日。）

　　这番谈话进一步阐发了先祖父对五卅运动的看法，认识上进一步有所发展，指出惨案的根源在于“国内军阀勇于内争，怯于公战”，救国御侮，只有依靠民众，并提出“一面督促政府，一面实行经济絶交”。他这种敢说敢骂、无所畏惧的气概和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疾恶如仇的铮铮骨气，对祖国和对人民的虔诚的爱，给了五卅惨案受害者和广大罢工罢市罢课的人们以极大的支持。

　　先祖父在五卅运动期间的言行，可以说是再现了他当年矢志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风貌，这是他在那傍徨苦闷的岁月中闪烁出的一道思想复苏的光芒。可惜这道光芒不久又熄灭在黑夜之中。事实证明，一个爱国主义者，如果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自觉进取，接受先进思想，顺着历史潮流前进，结果必然是可悲的。我的祖父太炎先生就是这样。


　　（发表于《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1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