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炎先生一生中，仅做过一次官，也只搞过一次实业开发，但短得可怜，自委任到辞职，仅五个多月，而真正在任时间，不过三个多月，这就是他“东三省筹边使”的经历，从而他与东三省建立了不解之缘。大概这一段经历在他繁复的一生中过于短暂，而没有引起史学界太多重视，遂湮于世。但是，东三省筹边使一职是太炎先生一生中唯一担任过的官职，因此他始终慎重其事将这经历写在他的履历里。（太炎先生手书履历，章氏家属收藏。）

　　辛亥革命后，太炎先生与中山先生先后回到祖国，建立了临时政府，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聘太炎先生为总统府枢密顾问。旋不久袁世凯附和革命，逼清帝退位，实现南北统一，“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成了革命家”，（鲁迅《杀错了人“异议”》，《鲁迅全集》新版第五卷，第94页。）骗倒了许多人，于是“浮上总统的宝座”。（鲁迅《杀错了人“异议”》，《鲁迅全集》新版第五卷，第94页。）中山先生毫不恋栈，让位于袁世凯，专心致志去兴办实业，接受袁世凯任命的全国铁路督办，一心一意去考察、规划、设计中国的铁路、港口、码头、水道，公路、工矿、冶炼……的建设。太炎先生则先为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高等顾问，袁氏企图将太炎先生控于掌心，可是耿直无忌的太炎先生，渐使袁世凯感到头痛和难以拢络利用，于是又委任他为东三省筹边使，以一个有名无实的空衔，将太炎先生支出京城。太炎先生居然欣然从命，并冒着天寒地冻，于1913年1月3日，出关赴任，真心实意地去筹边开发，干起他从来没有从事过的实业建设。世事真是无独有偶，辛亥革命后的第一年，两个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和章太炎，竟一南一北，都改行从事实业建设。

　　辛亥革命后的东三省，危机四伏，沙俄政府乘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无暇顾及东北，便首先策划了外蒙“独立”，进而与外蒙傀儡政权签订了《俄蒙协约》，不仅将外蒙从中国分裂出去，紧接与日本蚕食东三省，企图趁机将东北纳入他们版图。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太炎先生，敏鋭感到事态严重，故于 1912年10月亲赴东三省考察，回京后立即上书袁世凯，阐述漠北安危，指出“日俄经营，不遗余力”，而“当事者”，却“熟视而无睹”，“俄蒙协约，丧失国权”，如再不采取措施，“漠北不守，则塞外危，塞外危，则长城以南亦无宇宁。”（《北京报界以俄蒙协约，上大总统书，条陈方略，闻系章太炎主稿》，《大共和日报》1912年11月16日。）公然批评袁氏政府，要求速采措施，以谋扺制。袁世凯对于太炎先生批评，干脆来个顺水推舟，反让太炎先生去当东三省筹边使，让他去“筹办边陲实业”，承担东三省之责任。

　　隆冬北疆，冰天雪地，太炎先生履冰踏雪，带着一名调查员，一名书记员，一名庶务员，来到长春，设筹边署于长春旧道署衙门。堂堂筹边署，“僚属才十人耳，既鲜事，经费亦少”，（章太炎《自定年谱》。）但太炎先生还是满怀信心不惮劳苦开始筹办东三省实业。

　　若大东省，从何干起？太炎先生认为“兴利之道多端，若屯垦，铁冶，皆艰阻未易猝举，铁道亦多隶外人，虽欲新辟无由”，（章太炎《东三省政要序》，载《章太炎全集》（四），第205页。）因此他决定“以利水道，平钱币为主”。（章太炎《东三省政要序》，载《章太炎全集》（四），第205页。）

　　据1913年2月1日《大共和日报》报导，太炎先生来到东北后，正计划筹办一个报馆，称《筹边日报》，组织舆论；又拟组织一筹边研究会，定期研究，集思广益；幷且“拟以兴办实业为入手办法，已派员调查东南东北各路，并令旅东实业团代表，偕同调查委员前赴边要查勘垦矿云”。这些报导确乎难以查实，但至少有一件事为事实，即太炎先生曾于当时精心拟就过一份《东省实业计划书》，发表于1913年2月25日至26日《顺天时报》，后为钱须弥收入1915年出版的《太炎最近文録》，以后再也没有见诸印刷，连《章氏丛书》、《丛书续编》都没有收入此文。《东省实业计划书》篇幅并不多，却充分反映了太炎先生经济观和振兴东北经济的刍想，应当说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

　　《东省实业计划书》，是以致袁世凯和国务院报告的形式书就，内容可分为以下三方面。

　　一、整顿金融。计划书指出：“当今财政紊乱，已至极端，而东三省中，黑、吉二省，尤岌岌不可终日”，“炳麟于一月中旬，往来长春、吉林之间，三四日中，银价日涨一吊，自八吊至十一吊而后止，民间怀钞票者，皆失利三分之二，道路怨咨，商场冷淡。……纸钱满街，实与诈欺取财无异。两省人民，走相诉者相踵也。”因此太炎先生提出，“如设三省银行，以圆易吊，一使民易知，以此统一纸币，诚非根本之谈，而东三省得是，已足齐侯度而纾民困矣”。但是，要统一币制，要以金币为本位币，以银币为辅币，并要求降低银币成色。太炎先生认为，  “诚欲统一币制，非先铸金币，无以为银币权衡。盖银币成色不高则民间必失信用，而银币成色不减，则外人买以毁销”，易为外人套购我国银币，故建议“先铸金币为本位，……金币之铸，诚当今所不可缓者”。要铸金币，就需要开发金矿，而金矿丰富的东北，“一岁所得，略价值银圆七百万，乃连年俄人……收买，扫地无余，以我实金易彼空券，终岁汗血之劳，只为他人效命，是中国之办金矿，实间接为俄人雇工，此可为太息痛恨者也”。因此要开发金矿，就要先摆脱俄人搜括东北黄金，那就要开设银行，通过银行筹集开发东省资金，并抑制俄国纸币泛滥，保护我东北黄金资源。“莫如设立三省银行，以其纸币与实银循环周转，凡矿中所得余金，可以悉归收买，如银行有基金五百万元，出票可千五百万，则收买沙金之费，略当二分之一耳，成币以后，向之钞票，悉有豫金，则银行既深根宇极而不摇，币制亦同度齐衡而不二，此银行与币制之交相为益者”。要设银行，就再也不能依靠“贪邪之墨吏”，要制止官商官倒。太炎先生这些经济主张是否得当，大可留史评说，但他这些主张中，至少“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激情，充满了对帝国主义侵凌的忿慨，充满了对腐败的清政府的指斥，充满了对革命后新政府的憧憬”。（易梦虹《试论章太炎货币思想中的合理内涵》，载《先驱的踪迹》第185页。）

　　二、整治交通。太炎先生认为，发展经济必先发展交通，而“三省交通简而易行”，只是铁路大部掌握在俄日手中，一时难以整治，但各处可筑轻便铁道，以运木材，与大铁路相接，建立铁路网。另外，应当充分利用黑龙江、松花江、辽河三大河流，特别是辽河与松花江二河并行，中间距离最近处仅一百多里，如果可以在二河之间筑一条运河，对繁荣经济必有好处。他说：“辽河与松花江间，尚有陆地，未能一线穿通，而辽河又屈曲多淤，失此不治，下流营口、商场不久亦当枯废”，因此他提出“开浚辽河，去其淤梗”，又在辽、松二河之间勘测，如可“开凿运河”，打通“辽、松二源”，必有助于东省经济。为此，他请了缪子才、韩沅涛及英国人秀思，专门对辽、松两河间通州怀德县一百四十余里地，作了勘测。（经过勘测，发现两河之间地势太高，难以开凿而作罢。）太炎先生认为只有将交通整治通畅，河道疏淤畅达，“屯垦则易以集人，林矿则易以出口，庶地无广漠不治之忧，货无积滞不销之患”，“一切实业不待官吏为之兴办，而人民自惠然肯来，不待贤智之提倡，而愚贱亦欣心鼓舞”。至于“开通松、辽经费，从前四国借款，拟请拨充，”可先利用国际资本。以上主张，可见太炎先生对于交通建设之重视，也表现出利用外资开发东三省的开明见解。

　　三、开设银行。太炎先生实业计划书中，多次提出筹设银行，他认为“财政部本应将中国银行分设”于东省，“去冬三省工商代表到京，已提议设筹边实业银行，计需现金五百万元，方敷周旋，拟向英、法，德、美各国，急行商借，以作母财”，通过银行的作用，筹集开发资金，统一货币，以“抒民困矣”。

　　太炎先生实业计划书之宗旨，即“实业所以开利源，而经营必资于财用，运输必借于交通。无财用则重价之物与粪土同，无交通则出产之货与埋藏同”。他的计划书不乏明灼之见，但是在旧中国，在八十年前的东三省，只能是高妙幻想，还被人嘲之为“梦呓”，这实在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他个人的不幸。

　　太炎先生在筹边使期间，除制订了开发东三省实业计划外，还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招延缪子才等一些专家，勘测了辽，松二河间地势，又测绘了黑龙江地图，取名《东三省政要》，“校旧东三省图为精矣”，（章太炎《自定年谱》。）并为该图志作序。

　　（二）支持法国人开采吉林滴道山煤矿。当时法国人要求以银六百万两，开采滴道山煤矿二十年，  “省议会大哗，称都督卖滴道山”。（章太炎《自定年谱》。）太炎先生指出，  “吉林无煤，俄人以之藉口，合抱之木，伐为东省铁道薪柴”，（章太炎《自定年谱》。）实在是太可惜，如今发现吉林已有煤矿，应当加以开发，这样俄人无籍口任意伐林了。要开发煤矿，必要有资金，而目前暂无资金，应允许外资开发，但“除俄、日两国以外，有情愿开采者，不妨斟酌与之。二十年后，矿质既尽，地亦归我，诸君何葸葸也”？（章太炎《自定年谱》。）太炎先生主张不失明智，为“议员晓悟，然，终以都督无赖，不肯同意”，（章太炎《自定年谱》。）而未能促成。

　　（三）试图解决居住延吉地区的朝鲜侨民的国籍问题。当时有数万朝鲜侨民长期居住于延吉，他们“多以采金为业，请愿‘归化’，政府畏日本，不敢许”。（章太炎《自定年谱》，1913年条，上海书店1986年出版。）太炎先生认为，“问岛之争，中国幸而获直，而处其地者皆韩人，不予‘归化’，名为吾有，其实与日本领土无异，宜速许之”。（章太炎《自定年谱》，1913年条，上海书店1986年出版。）但也终因政府无能腐败，明明是自己国土上的主权问题，却要看了外国人脸色办事，因惧怕日本，终不敢让这些朝鲜人加入中国国籍，无法“归化”。

　　（四）为筹办东省实业银行，曾同法商进行借款谈判，终因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阻挠而告失败。

　　综观太炎先生在东三省三个多月的经历，他励精图治，力图有所作为，而袁世凯政府对他的筹边实业计划，完全嗤之于鼻，使他一筹莫展。就在他碌碌实业之际，他的战友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死。血的教训，惨痛的代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狰狞面目，顿悟革命尚未成功，建设未达时机，于是“托辞南下”，4月17日回到上海，与中山先生等革命者重又汇合，开始“二次革命”。6月17日，他正式致电袁世凯和国务院，电辞东三省筹边使之职，从而结束了东三省筹边使的经历。太炎先生这一段经历，在他一生中占有特殊地位，尽管壮志未酬，但这段充满追求投身实业的短暂经历，给他，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长长的思考与无限的遗憾。

　　太炎先生不仅对筹边使经历始终怀有特殊感情，对东三省和东三省人民也始终怀有特殊眷情。他称东省“广谷大川，茂林沃土”，东北人“醇朴易与为善也”。（章太炎《东三省政要序》。）但旧时代的东北，“民之所乐，吏之所恶”，（章太炎《东三省政要序》。）所以他一腔热血，踌躇满怀，却“奉职亦不获称”，越欲图治，反而“困辱随之”，（章太炎《东三省政要序》。）使他一番心血付之东流。太炎先生是否事先没有估计到这些困难呢？非也。从袁世凯任命他为筹边使，他就明白这是故意将他发配边关。当时袁世凯藉口“现在外交问题多未解决，若张旗响鼓，遣使筹边，不免招人疑忌”，（《章太炎先生筹边记》，《大共和日报》1912年12月24日。）因此声称只好发给太炎先生委任状，而不能正式公布委任命，耍此手段妄图欺骗太炎先生这样的书生，但太炎先生并未与之计较。即便如此，奉天省议会还以“章氏不娴军事”，“反对章太炎之任命”；东三省三都督也从一开始就不把筹边使放在眼里。为此，袁世凯还专门为此电奉天、吉林两省都督，称太炎先生“系由中央委任，应受上级之待遇”，但称“该使不过筹边陲实业，所有一切内政、外交、行政，不在其权限内”。（《边使筹备边事》，《顺天时报》1913年1月28日。）可见，筹边使不过是个虚衔，既无实权，又无财权，连经费也少得可怜，开办费仅一万元，每月经费仅二千元，足见这只不过是袁世凯惯用的权术而已。太炎先生并非没有洞察于此而甘受愚弄，或官迷心窍，他是怀着一颗急切为新生的共和国经济繁荣做点实事的赤心，急迫为振兴中国实业而一显身手，实践多少年富国强民宿愿夙梦，从而甘愿离开繁都赴边筹办实业。正如他在给袁世凯的实业计划书中所言：  “炳麟本革命党人，从前所以出入革命者，只为政令之苛残，民生之憔悴耳。今者持节临边，期赏始愿。”太炎先生与中山先生一样天真与单纯，以为革命已取得政权，即使是袁世凯掌了权，终究是民国了，似乎革命已经成功，民权民族二大问题初已解决，便急急去从事国家经济建设，去开发实业，以践实业兴邦，去解决民生问题了，企图使国家迅速富强起来，“期赏始愿”。革命的始愿，不就是要解放生产力，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让国家列于世界强国之列吗？至于他们个人的荣辱与得失，他们总是看得这么轻。这究竟是情操高尚，还是思想幼稚，或是政治糊涂，那只能让后人评说了。

　　中国近代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往往各自在经济学领域，乃至实业建设中，都留下了许多深浅不一的足迹，经济建设问题是每一个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必须正视的问题，即便像太炎先生这样旧学根底很深的国学大师，对近代经济学乃至经济建设具体问题，也有过许多论述，从土地问题到资本问题、钱币问题等等，都有过自己的探索，但推行自己的经济主张，则仅东三省筹边使期间三个多月而已，在以后激烈而瞬息万变的政治斗争与反对外来侵略的岁月中，更没有安定合适的机遇与条件。从太炎先生仅有的一次实践中，也可看出其历史意义，如在振兴实业中，如何利用银行作用，利用外资作用，应重视港口、铁路、水运、舆论作用等等。当然，他的《实业计划书》与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比，显得单薄与简单，然而他们都显示了中国第一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对于发展生产力的美好设想与善良愿望，足资后人借鉴。

　　从1913年到今天，历史行进了八十年，中国人受屈辱的时代，军阀割据的时代，民不聊生的时代，已经成了历史，中山先生和太炎先生的实业梦，正在今天变为现实。中国人在经过反复舍取和付出巨大代价后，正在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改革开放，奠定了优化的国内环境，国际风云变化，为振兴中华提供了一个少有的宽松国际环境，东三省正在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崛起，前程似锦，正迎接海内外所有投资者，来实现多少辈人，包括太炎先生开发东三省的宏愿。值此，回顾八十年前太炎先生与东三省的这一段辛酸史，也许不算多余的话，承继历史遗产，以古察今，会使人更加珍惜今天的机遇与挑战！


　　（发表于《史林》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