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作为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七次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的事迹，早已脍炙人口，他“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是自成宗派的巨人”，“在近世他是第一个博学深思的人。”（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也为世所公认；但在他一生中，还曾作为记者，有着一段很长的从事报业工作的生涯，却很少为人注重。

　　青年时代的章太炎，曾问师于著名的经学大师俞樾，系统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化，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但甲午战争失败的惨痛现实，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使他毅然摈弃书斋，投身到社会革命的洪流。

　　1897年1月，他从杭州来到上海，被《时务报》聘为记者，参加编辑工作，这是他一生所从事的第一个职业。

　　《时务报》创办于1896年8月9日，由梁启超等人发起，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机关报。章太炎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指出中国应该“发愤图自强”，“不能惟旧章之守”，主张亚洲人联合起来，对付他洲的侵略，“以革政挽革命”。这些主张和康、梁的改良主义观点基本一致。虽然章太炎与康、梁治学方法不同，学术渊源不同，一个是古文经学派，一个是今文经学派，“论及学派，辄如冰炭”，但为了改革现状，实行变法图存，“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他可以不守“师说”，甚至在文章中援用今文经说，表现出一个记者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气度。

　　由于《时务报》操纵于康、梁师徒之手，章太炎虽然认为“变法维新为当世之急务”，但对他们“倡言孔教”，“煽动教祸”，“不能轻于附和”，这终于导致章太炎离开《时务报》。

　　1897年8月2日，《经世报》创刊于杭州，章太炎担任了《经世报》编辑，发表了一系列的要求变法的文章，有《变法箴言》、《平等论》、《读管子书后》、《东方盛衰论》等。与此同时，他又为《实学报》撰文，发表了《实学报叙》、《后主》、《儒道》、《儒兵》、《儒法》、《儒墨》、《重设海军论》、《儒侠》、《异术》等，宣传变法维新。1897年10月26日，《译书公会报》创刊于上海，章太炎又担任了该报主笔，撰写《译书公会叙》、《读日本国志》、《论民教骤增》，鼓吹改良，以达到“开民智，广见闻”的目的。作为一个报纸的记者，章太炎说：“夫报章者，诚史官之支与余裔也。”他正也是以史角自为，用他学识渊博的笔，直书了许多鼓吹改革的文章。

　　1898年春，章太炎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聘，去武昌帮办《正学报》。张之洞当时假装维新，在两湖两广实行“新政”，却又不喜康梁公羊说，听说章太炎精治左氏说，“之洞以其尚《左氏》而抑《公羊》，故聘主笔政”，（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欲叫章太炎“为书驳难”。但章太炎并没迎合其意，反“抗唇力争”。这时张之洞《劝学篇》刚完成，以诋击康梁改制学说，特将其著作展示章太炎，欲得附和。章太炎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过乞助帝国主义以维护封建统治而已，对书中效忠清室的保皇思想尤不能表示苟同。这使张之洞等“闻者皆怒”。章太炎在《正学报》仅写了个发刊词，就被赶走了。报虽没有办成，但他这种不趋附权贵，不迎合人趣，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体现了一个报人最可贵的品质。

　　1898年8月17日，《昌言报》在上海创刊，由章太炎主持笔政。在《昌言报》工作期间，正是光绪实行“百日维新”时期，变法很快殀折了。9月21日慈禧再度出来“训政”，光绪被幽，六君子被杀，戊戌变法宣告失败。章太炎在《昌言报》发表了《祭维新六贤文》、《书汉以来革政之狱》等文，表达了对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专制横暴的极端雠恨。不久清政府下达“钩党令”，章太炎不得不避地台湾。

　　1898年12月4日，章太炎扺达台北，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在台湾，他沉痛地总结了变法失败教训，写下了大量诗文，絶大多数发表在《台湾日日新报》上，有些发表在日本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上。其中《书清慈禧太后》，对慈禧一伙祸国殃民的统治者作了尽情讥刺；《俳谐録》对出卖维新派的袁世凯，譬之驼鸟，尽加挖苦；对康梁和维新派志士，则表示了极大的同情。这时章太炎的思想虽还停留在改良主义的阶段，还没有划清‘革命”与“革政”的界线，但主张变法图存，是代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具有进步意义，还是属于“先进的中国人”。因此，这期间他的文章，表现出渴求将祖国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的爱国激情，和热爱真理、追求真理的气概。

　　1899年4月，章太炎离开台湾，扺达日本，在横滨结识了孙中山先生，“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称孙中山先生“浴血之意，可谓卓识”，章太炎的思想也随之起了变化。1899年9月，章太炎回到祖国，入《东亚时报》，任编务。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面目日益暴露，使章太炎认识到不革命，救国只是一句空话。当唐才常发起“自立军”勤王，他便“革辫示决”，开始摈弃改良主义道路，走上反清的革命道路。1901年，他为《国民报》撰写了《正仇满论》，这是中国近代批驳改良主义的第一篇论文。1902年，他进一步清算自己改良主义思想，删订了他的论文集《訄书》，为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1903年，他以更锋利的文笔，在《苏报》上发表了《序〈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导致了“苏报案”的发生。他虽然因此下狱，却大长了革命派志气，有力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

　　1906年6月，章太炎监禁期满，被逐出租界，流亡日本。在日本他加入同盟会，担任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继续从事办报工作。

　　章太炎从接办《民报》，到《民报》遭受禁封，这两年间共发表了八十三篇文章。《民报》主要环绕着“走革命道路还是走改良的道路”，“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国有”等等重大的革命理论问题，跟保皇派的《新民丛报》开展了激烈的论战，起到革命喉舌作用。论战结果使创办六年之久的《新民丛报》词穷理屈，被迫关门停刊。为辛亥革命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章太炎在《民报》工作的两年，是他一生中为报刊写作最勤的一个时期，也是他一生中声光炳然最有影响的时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民报》时期，章太炎一面要和保皇派、清政府和日本政府斗争，一面要从事繁重的写作和讲学，而且生活上也极端困苦，“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黄侃《太炎先生行记》。）这种一心为公，不谋私利的精神，可称报业史上的一段佳话。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发刊《民报》，鼓吹三民主义，遂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最着者。”

　　纵观章太炎的一生，他留在报业史上的一段经历，亦可谓熠熠耀辉。

　　

　　（写于1984年4月10日，发表于《编辑记者一百人》，学林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419~4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