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何况太炎先生一生何其庞杂，令人更有盲人摸象之叹。浙江欲出《浙江文化名人传》，太炎先生当然入列，且已征得数稿，然编者仍希望我撰一文，恐因诸稿论述角度与观点诸多不合。其实，这是正常现象。任何人的文章不可能成为某个历史人物的定论，即便我作为他的后裔也如此。

　　论述太炎先生的文章太多了，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理解都可对他发上一通高论，因此文章常相矛盾。但太炎先生一生也确实充满矛盾。我读了诸多大作，常迷惘地问自己：这是太炎先生么？的确，全面地把握一个历史人物，决非易事，何况像太炎先生这样革命与学术一身而兼二任的新旧交替时代的大师，全面而客观认识他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尤其如此。

　　本文将简单扼要地论述太炎先生的学术成就，但要毫不涉及他的政治观，是不可能的。一个人的学术观会影响他的政治观，但政治观也必影响其学术。太炎先生曾拥护康梁变法，入《时务报》，但终因学术观“辄如冰炭”而导致政治上分途。这种正反例子，在太炎先生一生中是很多的。作为一位政治家，太炎先生伟大却不高明，作为学问家，他似无愧色，可称一代宗师。太炎先生一生，充满爱国者的心酸，革命者的颠沛，学者的悲愤，然而他不屈不挠，被人视为疯子——一种天生的怪人，他的言行往往惊世骇俗，超越政见与党见，富有超前意识，常为世所不解，他是倔强的化身，桀骜不驯的代名词，不说假话的象征，他正是执着“依自不依他”的哲学，孕育了自己的学说。如果他没有参与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的历史巨变，也许他的学术成就会大大暗淡。鲁迅先生生前最后两篇大作，都是纪念太炎先生的文字，是什么原因使鲁迅先生在清末民初学者如林的学术界独崇太炎先生？这决非一线师生之谊引发，而是敬佩太炎先生一生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斗争，自觉地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同自己所献身的政治理想紧紧结合在一起。因此，太炎先生的学说有着丰富的政治内涵，即便他研究古老的经学，也是如此。所以胡适说太炎先生为今古文作了光荣的结局，侯外庐则称太炎先生是“自成宗派的巨人”，“运用古今中外的学术，揉合而成一家言的哲学体系，在近世他是第一个博学深思的人”。这并非过誉之词。

　　太炎先生的学术成就表现在小学、经学、诸子学、佛学、哲学、史学、文学、医学诸领域，下文将分而述之。

　　一

　　太炎先生学术成就首先表现在小学方面。他九岁从外祖父朱有虔读经，后从学于俞曲园，继承了由俞氏至王引之、王念孙、戴东原、江慎修、顾亭林的学术精华，学有渊源。对他影响最大的要算顾亭林，因亭林先生名绛号炎武，太炎先生也改名绛号太炎，可见崇拜程度。他以亭林先生“博学于文，行已有耻”为准则，治学讲究“明道、救世”，态度讲求“实事求是”，注重“厚之根基”，从整个传统文化着眼，博览资料，详考得失，寻根探源。为精研古代群经，太炎先生力攻小学。小学者，即古代文字之学，今日称之为语言文字学，要读懂读通古书群经，必须先识古字，弄清古字的涵义，太炎先生正是从此着手。他读二徐《说文》七十余过，卓然见语言文字之本。他治小学，“不欲为王緑友辈，滞于形体”，而强调通音韵、明训诂、辨形体，深探文字的音、形、义关系，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方面，独步千古，取得很大成就。然后他运用他深厚的小学功底，直探群经的精微，乃至诸子学的妙诣，取得很多真知灼见。

　　传统的小学，经千余年历代学者的努力，到清代达到了鼎盛时期，太炎先生则集干嘉之大成，成为最后一位小学大师。但他又没有停留在古人基础上，他积极汲取西方文字学研究成果，特别接受了德国马格斯牟拉学说，致力建立起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语言文字学，将传统小学，一变为一门独立的有条理系统的现代语言文字学。“语言文字学”一词，为太炎先生所创，从而发展和取代了传统“小学”。在研究小学基础上，他作《文始》，上探语流，下辨流变，成为近代汉语语源学第一部要着，也是最早接受西方理论写成的语言学著作。他在前代研究语音学基础上，将古韵分为二十三部，幷且用汉字作为工具确定了各韵部的音值，这比前代学者进了一步。太炎先生的《小学问答》、《说文部首均语》、《新方言》等书，真可谓迈越前贤，下启后学。尤其是《新方言》一书，从中国语盲的地理分布，探讨了各地语音，以推证古代文字的意义，贡献卓越。他所着《国学论衡》中的《小学略说》，可以说是一部语言文字学的总纲，《成均图》、《音理论》、《二十三部音准》则是阐述古韵理论的，《一字重音说》、《古音娘日归泥说》、《古双声说》，乃是探讨古声类理论的，《语言缘起说》是论述语言的起源及词的语音变化的，这些论述，在他以前，还没有人这样全面而系统地谈论过。在训诂学方面，他使小学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

　　太炎先生的小学成就，还在于他把语言文字学作为宣传爱国思想，激发民族自尊心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振兴民族文化，挽救祖国命运的一个重要手段，即他一贯提倡的“以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这“国粹”就是他所说的祖国历史——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及风俗。

　　我国第一套注音符号——五十八个切音符号，也是太炎先生首创，在辛亥革命后被沿用了数十年。

　　二

　　由于太炎先生精通小学，因此他在研究古代文献时，如出入无人境地，左右博采，硕果累累，在经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他治经独崇汉代刘歆，自称“刘子政私淑弟子”，崇尚汉学，不黜魏晋，对古文经学有特别造诣，常能推翻旧说，提出新解。他赞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观点，在研究古代六经基础上，成一系列著述。论述《春秋》的有《春秋左传读》、《春秋左传读叙録》、《刘子政左氏说》、《春秋左氏疑义答问》等等；论述《尚书》的有《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古文尚书拾遗》、《尚书大义》、《古文尚书讲》等；论述《诗经》的有《小雅大雅说》、《六诗说》、《关睢故言》、《诗终始论》等；论述《易经》的有《八释卦名》、《易象义》等；论述《礼经》的有《孔子制礼驳议》、《王制驳议》等。另外还有《新出三体石经考》、《广论语骈枝》、《驳箴膏盲评》、《七略别録佚文征》一系列对经学研究的论著，都有独特见之，考证翔实，立论精辟。

　　太炎先生的经学研究，已不是传统的注经释经，他力图把经学研究建立在近世科学理性主义的基础上，以恢复经学的本来面目，而使经学不再是中世纪的旧神学。他反对今文经学中的经天纬地之说，反对神化孔子，他把孔子从历代统治阶级捧上大智大圣万世师表的宝座上，降到凡人——一个教学家、史学家的地位。他认为“过崇前圣，推为万能，则适为桎梏矣”。他正是为把人们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激烈诋孔，以适应辛亥革命思想上与舆论上的需要。他一生从事拆散封建经学殿梁工作，反对封建传统，但他的晚年，目睹全盘西化侵袭，中国传统有全盘否定之灾，又起而捍卫传统，为早年反孔感到遗憾。在他身上时而充满这种矛盾。

　　三

　　在诸子学研究方面，太炎先生也是独辟蹊径。在二千年来独尊儒家废黜百家的束缚下，他致力于儒家的异端——诸子学的研究。他认为中国学术导源于周秦诸子，言玄理，他以为孔子不如老庄；言名学，墨子、荀子优于前儒，故在名法上他推重荀卿、韩非，在哲理上他推崇庄周，他把孔子仅仅当作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去加以讨论，这在清末思想界、学术界是非常“恣言”的。太炎先生对传统文化讨论从经学扩大到诸子学。在诸子学中他特别欣赏庄子的“愤世”精神，着有《诸子学略说》，又成《庄子解故》，借老庄哲学而展开本人的哲学思想体系，又以佛理解释老庄，成《齐物论释》，以及《原道》、《原名》、《明见》、《辨性》、《道本》、《道微》、《原墨》等，胡适称之为都是“更为空前的著作”。太炎先生对于魏晋之学，颇多赞颂，因为在他看来魏晋玄学富有批判精神，重个性而厌束缚，在学术上富有自由化风格。重名理而张技艺，与太炎先生本人学术民主思想相合，故多赞言。

　　太炎先生的诸子学研究，打破了被儒家独尊的封闭的神秘壁垒的束缚，拆散了被中古崇拜孔子偶像的奥堂，揭示了千百年来对孔子偶像崇拜的危害，建立了一个近代人眼光下所见的古代思维世界，对当时康有为等主张的尊奉孔教的观点，以及宋明理学对人们思想的长期束缚，起了思想大解放的作用，成为近世杰出的思想启蒙大师。这种启蒙，不仅孕育了一大批摧毁清政府统治的仁人志士，也孕育了一大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四

　　佛学研究是太炎先生学术体系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儒家自汉初确立了独尊地位，至东汉，天下大乱，玄学渐兴，至两晋，玄学大盛，到隋唐，佛学东渐，构成儒、道、释三家幷存之势。太炎先生深知佛学对中国文化的重大影响，而博研佛藏，在佛教义众多流派林立中，他独尊唯识宗，以华严之行和法相之理，来发挥他的政治主张，谓此与其所治檏学为近，“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他“宗师法相，亦兼事魏晋玄文”，觉得佛学与庄子义有相征，都是发扬“平等如一”之旨，遂以佛释道，企图熔合玄佛为一家，撰《无神论》、《大乘佛教缘说》、《建立宗教论》等。他借佛学的“勇猛无畏”和“济度众生”，作为革命者的道德标准，藉以批评儒家的“竞名死利”和“道德堕废”，企图以西方的佛学冲击东方封建礼教的罗网。他借佛学来建筑自己的哲学体系，以佛学释老庄，又纳入康德的“批判哲学”，为革命理论服务，并用以阐述自己对哲学中诸重大问题的看法。他说：“佛最恨君权，大乘戎律所说：‘国王暴君，善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洲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因此“照佛教说，逐满复汉，正是分内的事。”所以太炎先生认为革命者信奉佛教，有利于“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惴夫奋矜之气”，有利于民族主义龢民生主义的实行。太炎先生佛学的论著很多，论述很深，但他说的佛学，与封建迷信的佛教已毫无共同之处，他所看重的是佛教的哲理，并将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民主等思想注入佛身，使佛的形象适合于革命的需要。

　　五

　　太炎先生的史学研究成就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他一贯认为历史学发达与否，关系到民族的兴衰，他一生致力提倡民族主义，即是以历史为武器。他说：“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在史学研究的方法上，他认为过去治史者只注意地理、官制，过于狭隘，主张进一步从姓氏学、刑法学、食货、乐律等角度，去综合地研究，即从社会史、制度史、文明史、经济史等领域，去开辟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他还主张治史要“寻其根株”，不要“摭拾枝叶”，要“实事求是，非致用之术”。他反对强行牵合某些历史现象，以比附现实，或笼统地用社会学的一段结论来取代对历史的具体分析，他主张要疑古，不要轻信前说，但也不要臆造历史，而要用科学精神来研究历史。由于太炎先生学问渊博，又坚持科学态度，所以他的史论，充满新见，每每为史家所重。太炎先生曾计划写一部中国通史，可惜没有完成，但从他的中国通史提纲和《征信》、《信史》、《原经》等史论中，还是可以一窥到他的新史观的。侯外庐说：“太炎先生虽然没有专门写一部中国学术史的著作，但他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中国学术史的学者，他对周秦诸子，两汉经师，五朝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学术的论述，足启后学，在史学研究领域筚路蓝缕之功，不可磨灭。” 

　　六

　　太炎先生的文学上成就也是灿烂的。宋恕曾称“枚叔（即太炎）文章，天下第一”。太炎先生战斗的文章，被称为泣鬼神，惊天地，令清政府丧胆。他早年精研小学，后又深窥群经，“欲使雅言故训后用于常文”，故文字古奥老辣，便康梁也难以招架，中年他兼取两晋文辞，使文章又具“清和流美”之长，有魏晋名理之风，怀有建安之骨，自谓文风“清远本之吴魏，风骨兼存周汉”，故他的文章既有曹孟德的慷慨沉雄，又有刘越石的激越悲壮，表现了清末革命派的心声与追求，在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太炎先生的一支笔，曾牵动了他一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心扉。他的一生，写下了大量的战斗政论文章，正如鲁迅所说；“战斗的文章，乃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这句话是一点也不过份的。太炎先生一贯主张文学要讲究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反对重形式，轻内容，刻意模拟，或无病呻吟。他认为文风可表现国势的盛衰龢民气的刚柔，他所以推祟魏晋文学，是认为这种文体正是革命文学所需要的文体。他本人的文章，就是从不计较形式，陡然而来，戛然而止，没有什么首尾呼应等形式，不讲落套。因此吴文祺说：太炎先生“文章中无一句浮泛的话，一句话中无一个浮泛的字”。太炎先生所处的年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反动东西太强大了，黑闇太浓重了，他“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难挽”，决心去搏击，去流血，他与许多先驱人物一样，为争生存，却常想到死，他与保皇派立宪派所不同的是，他决心拿头颅去撞击那冰凉的旧堡垒的墙，所以他的诗与文，都带有悲愤之音，是怒吼文学，像一匹受了伤的狮子，充满一种愤怒与大哀痛，充满一种凄恻的情感，廉悍劲利，逼人而来，与祖国命运和人民哀号浑为一体，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从而开近代文学之先河。

　　七

　　太炎先生医学研究上的成就，也为他这时代中西医家的称道。太炎先生出身于三代世医之家，从小受家庭熏陶，酷爱医学，如果没有时代风暴的召唤，他也许会去当一名良医，但在医国与医人两条道上，他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毅然投入社会革命行列，先医国病。在革命生涯的倥偬中，他不忘研究医学典籍，收集各种古代验方、医书，详考得失，由于他博通古代文献，对中医尤有研究，撰写了百余篇医学论著，其中有对中医术语的注释，对病症的论断，对古今衡量和医史的考证，都有精辟见解，为世所重。曾结集出版过《猝病新论》，但仅收録了医论三十八篇。

　　太炎先生的医学，是以整个传统文化着眼，抉取要义，又旁涉西学，返涉医学，并能运用近代科学知识来总结中医遗产，因此有许多崭新见解。在近代中西医大论战中，他可以说是唯一的以革命家身份参与论战的学者，他见识广博，持论公允。既反对废除中医，反对排斥中医教育，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反对一味崇洋与妄自菲薄，又反对中医守旧自大，反对中医盲目排斥西医，反对西医抓住中医部分迷信落后成份辄言废止中医，主张中西医汇通，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他认为保卫和发扬中华传统医学和接受西方先进的医学是并无矛盾的，因此他受到中西医普遍尊敬。太炎先生的晚年可以说完全与医学为伍了，一系列的挫折与失败，迫使他离开政治舞台，去退守“不为良相即为医”的最后一块阵地，致力医学研究，曾历任四个医学院的院长或名誉院长，长达十载，为中医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并留下了一份丰富的医学遗产。

　　八

　　太炎先生是处于我国新旧时代交替中的一个人物，他思想上有许多因袭传统的东西，也有撷取外来文化的东西，构成了他非常庞杂的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人们习惯称他“国学大师”，因此后人不乏误认为他是个只知古不知今，只知旧不知新，只知中不知洋的古旧人物，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太炎先生与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一样，曾努力吸收当时外来一切文化，如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经济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成果，在进化学说方面，他曾认真研读过日本有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芬兰韦斯特马克的《婚姻进化史》，达尔文、拉马克的生物进化论及斯宾塞尔和吉丁斯的社会进化论。他对西方的哲学，更是如饥如渴的博览精思，古至希腊的伊利亚、斯多葛诸学派，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诸名家，近世的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谢林、尼采、培根、休谟、贝克莱、洛克、莱布民兹、穆勒、笛卡尔、斯宾诺沙等各家，太炎先生都广泛涉猎、咀嚼吐纳，他对大至字宙天体，小至细胞原子，乃至声、光、电、化、数学，以及人类社会的整体结构与各个侧面，都有自己的观察与判断。他熔中西古今学说，以构筑自己的哲学体系，撰写了许多哲学论著。如《五无论》、《四感论》、《国家论》、《代议然否论》，《俱分进化论》等等，为辛亥革命提供了理论根据。正如贺麟在评价太炎先生哲学时所说：“他是当时革命党唯一的哲学代言人，而且可以认作民国八年以来新思想运动的先驱”。

　　九

　　太炎先生早年还从事过翻译工作，是他最早将斯宾塞文集译入中国，1920年由他编译的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第一部传入中国的社会学著作，“社会学”一词也是太炎先生所创。另外，他还翻译过《希腊文学史》等。太炎先生精于国学，但并非对西学一无所知，可是他终身激烈反对生搬硬套，反对全盘西化，终身竭力维护本国文化的特性。太炎先生既不为传统文化所禁锢，又不对西方近代文化盲从，他对中西文化进行了双重的反省，由于他同时启开了这两座文化的闸门，汹涌而来的浪潮激起了许多湍急的回流与旋涡，使他本人也不能自如驾驭，这种一身而二任的启蒙工作，给他本人也带来了极大麻烦。他早晨在宣扬达尔文、斯宾塞尔，唤醒国人奋力反对封建专制，奔向民主共和，晚上已在宣扬顾炎武、王夫之，劝告国人克服物欲，保全自性，防止资本奴役。这种急切的转弯，前后的矛盾，常常使后人费解，令人迷惘。所以人们很容易从太炎先生某一时某一侧面的言行，得出一个与另一时另一侧面言行相矛盾的结论。短短数千字的拙作，对太炎先生的一生及其学术成就当然也难免挂漏。

　　太炎先生是近代杰出的人物，但他决不是一个完人，也不可能是完人，他的学说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在他的身上有许多历史的教训与悲剧，但这是一份应该接受和必须接受的宝贵遗产——是一个远远没有被开发的富矿，因此我们不必急于给他作什么结论，而应该鼓励人们更多更好地对他进行研究与开发。

　　（发表于《史林》1990年第1期，第34—38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