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与章太炎

　　没有“九·一八”事件，章太炎先生也许会永远从政治舞台上消声匿迹，就如鲁迅先生所说的：“用自己的手和别人手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絶了”。

　　但是无可否认，这时的章太炎已非昔日之章太炎，他衰老了，步履蹒跚了。辛亥革命后的种种现实无不使他絶望。政治上的失意，意志上的衰退，健康上的衰老，使他终日宴坐书斋。

　　可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袭击我沈阳，炮轰北大营，继而向东三省发动了全面进攻。蒋介石忙于对付汪精卫和镇压国内革命势力，对外不惜退让屈膝，严令东北军“絶对不扺抗”，致使大片国土沦丧，东三省垂危。中国人民头上降临了新的灾难，严重的民族危机考验着每一个中国人。

　　章太炎先生被这时代的危机震惊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使他从沉寂中苏醒。他如一头垂老的雄狮，本能地嗅到一种威胁在迫近，于是他站立了起来，目睹国内政治现状，愤然大书篆轴“吴其为沼乎！”分赠友好，以示焦虑。

　　章太炎先生对于“九·一八’事件的态度开始是谨慎的和有克制的，仅仅在与友人通信中阐述己见，表示愤慨。他说：“东事之起，仆无一言，以为有此总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东人睥睨辽东三十余年，经无数曲折，始下毒手”，虽然扺抗未必能胜，“败而失之，较之双手奉送，犹为有人格也。辽东虽失，而辽西、热河不可不守”。他对蒋介石的不满，也仅仅流露在那句：“有此总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对于蒋、汪矛盾，他始终默言，因为“拥蒋非本心所愿，倒蒋非事势所宜”。蒋与汪，在他看来，蒋如秦桧，汪如石敬瑭，“秦固屈伏于敌，石则创意卖国者，去秦求石，其愚缪亦太甚矣！”他们都是“爱国家不如爱自身，爱自身人格尤不如爱自身之性命”的败类。这样分析真是入木三分。对时局他认为“唯有一战”。

　　由于蒋介石的不扺抗政策，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东三省竟全部沦落日寇之手。章太炎先生忍无可忍了。他虽身处逆境，沉寂已久，然国难当头他便翕然而起，拍案怒斥当局，作醒狮大吼。1932年1月13日，他与熊希龄、马相伯、张一麐、李根源、沈钧儒、章士钊、黄炎培等知名人士，联名通电，痛斥当局，电文说：“守土大军，不战先撤，全国将领，猜弍自私，所谓中央政府，更若有若无”，要求国民党各派首领“立集首都，负起国防责任，联合全民总动员，收复失地”，否则“应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俾全民共同奋斗”。六天之后，章太炎先生又率张一麐、赵恒惕、沈钧儒、李根源等，联名通电全国——《请国民援救辽西》通电对东北义勇军的奋勇抗敌予以瞭高度评价，称“义勇军以散兵民团合编，妇女老弱，皆充负担之役，胜则如墙而进，败则尽室偕亡，所谓将军有死之心，士率无生之气者，于此见之”。他严斥当局“素无斗志，未闻以一矢往援”，指出“国家兴亡之事，政府可恃则恃之，不可恃则人民自任之”。

　　二、章太炎与“一·二八”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在东北得手，遂得寸进尺，于第二年的1月28日，对上海闸北发动了突然袭击。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将士在全国军民抗日热浪的推动之下，奋起自卫，揭开了悲壮的“淞沪之役”。

　　当时章太炎先生身居沪上，目睹日军残暴的进攻，看到军民抗战的无畏气概，深为感动。他用他着称于世的文笔也参加了战斗，撰写了《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记述淞沪之役中军民可歌可泣的行为，称这一仗是“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他从十九路军与上海市民舍生忘死，精诚团结，共同御敌的生动局面中，看到了希望，从而感慨地说：“自民国初元至今，将帅勇于内争，怯于御外，民闻兵至，如避寇仇。今十九路军赫然与强敌争命，民之爱之，固其所也。”

　　章太炎先生不仅从道义上支持十九路军抗日，还支持他夫人汤国梨创办第十九伤兵医院，用实际行动支持淞沪抗战。这所医院办至战事平息才结束，前后历时近一年，先后接纳治疗伤员一百四十多人，仅一人因伤势过重而死亡。

　　但是，蒋介石与汪精卫之流千方百计地破坏上海军民抗战，竟与日本当局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章太炎先生对此怒不可遏，他断然拒絶出席蒋、汪召开的所谓“国难会议”。他在《拒絶参加国难会议书》中，指出当局应以实际行动来抗日，而不是用空洞诺言来欺骗民众，说：“全国上下所当聚精会神力图攻守者，惟辽西与热河耳。……苟令江左弃地如遗，当国者将何以谢天下乎？”“仆民国荒夫，焉能为党国诸贤任过也！”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但战争的阴影仍笼罩在上海市民头上，章太炎先生与沪上爱国人士，为了使十九路军阵亡将士遗骨免遭不测和凌辱，发起了为十九路军阵亡将士迁葬运动。章太炎先生提议将烈士遗骨迁至广州黄花冈七十二烈士墓区，与我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最大武装起义——黄花冈起义的七十二烈士并葬，以表彰他们抗日的功绩和教育后人，同时激发人们抗日的激情。这倡议获得社会广泛支持，终于迁墓成功。章太炎先生亲撰了《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刻石于墓前，盛赞十九路军抗战“功虽未成，自中国与海外诸国战斗以来，未有杀敌致果如是役者也”，今“度地广州黄花冈之南，以为公墓，迁而堋之”，他深信“继十九路军而成大业者，其必如武昌义故事”。

　　从章太炎先生支持十九路军御敌一事来看，他早年的革命鋭气正在再现，他所写的《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有着当年为邹容作《革命军序》之浩气，他发起的十九路军迁葬一事，尤同他早年发起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活动，充满爱国主义的激情。虽然号召力已远非如昔，但他的拳拳之心和“烈士暮年，壮志不已”之情，是永远值得称颂的。

　　三、北上见张学良

　　东北失守，华北垂危，上海吃紧，中华民族有亡国之危，章太炎再也坐不住书斋了，他毅然决定北上见张学良，凭着他元老的身份和与张学良多年的交情，代东南民众呼吁张学良出兵抗日。

　　1932年2月23日，章太炎先生动身北上，这时“一·二八”战火未熄，北上火车尚未通行，他迫不及待，拖着六十五岁多病之躯，冒着吴淞口纷飞之炮火，坐船前往青岛，然后改乘火车扺北京。当时记者访问了章太炎先生，询问北上之意和对时局的看法。他回答道：“此次来平，将分访张汉卿、吴子玉诸氏”，“对日本之侵略，惟有一战，中国目前只此一条路可走。”

　　张学良将军对章太炎亲临北平，感情十分复杂，他与这位爱国老人有着忘年之交，他尊敬章太炎先生，但又有难言的苦衷。他执子侄之礼亲往花园饭店看望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见到张学良，将一肚子火泻了出来。他对着张学良将军“大声疾呼，声震屋瓦”。张学良“面对正直的民国元勋，他既无从申辩，又无法出兵，于是对太炎出示了蒋介石给他的不扺抗密令，以说明苦衷。据说这是张学良第一次向人透露这个密令，这时太炎感到无可奈何”了。

　　章太炎先生这次北上，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北上，他除了劝张出兵外，还从事了讲学，并沿途演说，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和事件，来教育人们效仿先贤，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许多国民党将士，深受他的感染，吴佩孚在他影响之下，终于没有下水当汉奸。有些青年知识分子，在他启迪之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我记得有位革命作家说过（大概是魏金枝），他就是在青岛听了章太炎先生演说后投入革命行列的。章太炎先生在青岛对“行已有耻，博学于文”两句意义详加论述，尤对“耻”字发挥意见颇多，引证亦多，意为人能知耻方能立国，遇难而不扺抗即为无耻，因知耻近乎勇，不知耻即无勇可言。

　　四、热河之失与章太炎

　　1933年初，山海关沦陷，热河省又兵临城下，西北军首脑冯玉祥特派代表到上海面见章太炎先生，并致书表示；“自榆关陷落以来，华北之屏藩已撤，河朔数省随时可为东北三省之续。……倘有赴难之机，决不惜一切之牺牲也”。章太炎先生对于冯玉祥将军之抗战热忱，感佩无量，立即复信，表示“可与敌人一决雌雄者”，唯冯玉祥将军一人，希望他与张学良将军等联合抗日，信中还对蒋介石的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予以强烈谴责，说：“外患方亟，而彼又托名剿共，只身西上。似此情形，恐有如前清西太后所言‘宁送朋友，不送家奴’。”公然将蒋介石比作慈禧，这需要巨大的胆识与气魄。

　　三月初，章太炎与马相伯先生联名致信给北平军分委员长张学良，保荐冯玉祥将军任热河统军，率军御敌，指出：“今日之事，饷械固应筹备，将帅尤在得人。闻宋院长（宋子文）到平，犹以迫冯玉祥南行为务。不用之亦已矣，又从而绊其手足，这是何等心肠？”“二十年以来，军人相忌，日寻干戈，以有今日，命已垂絶，犹作自坏长城之念，亦何心哉？”他们向张学良将军推荐道：“以愚辈所见，今日能统十万军独挡一面者，唯冯玉祥一人，其人曾以逼溥仪之故，亦不容易有他肠。愚辈虽在草野，为作保证而有余矣。”张学良将军由于种种压力与束缚，未能采纳，致使热河沦陷，张学良作为替罪羊也被迫辞职。

　　热河之失，使章太炎先生怒不可遏。3月7日，他向全国军民发出公开电，谴责当局：“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前此沈阳之变，不加扺抗，犹谓准备未完，逮上海战事罢后，边疆无事者八九月，斯时正可置备军械，简练士卒，以图最后之一战，乃主持军事者絶不关心于此，反以剿匪名义，自图规避。驯自今日热河衅起，才及旬余，十五万军同时溃退。汤玉麟委职潜逃，诚应立斩；而处汤之上者，或则选耎不前，或则避地他适，论其罪状，亦岂未减于汤。应请以国民名义，将此次军事负责者，不论在南在北，一切以军法判处，庶几平亿兆之愤心，为后来之惩戒。”这个公开电，义正词严，浩气凛然，锋矛直指最高当局，这是对蒋介石一伙不扺抗主义的公诉书，是对镇压工农红军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声讨书。

　　这时章太炎先生哀乐完全与抗战事业融为一体了。1933年4月1日，他与马相伯、沈恩孚再次发表了《三老宣言》，指出抗日的希望不应寄托在国联仲裁上，应“以自力自助自求”。4月27日，他与马相伯先生联名通电，告国人毋因小胜而忘大虞。五月，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吉鸿昌等宣誓抗日，并通电全国，决心“武装保卫察省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章太炎先生立即与马相伯先生通电声援，电云：“执事之心，足以代表全国有血气者之心；执事之言，足以代表全国有血气者之言；执事之行，必能彻底领导全国有血气者之行。某等虽在暮年，一息尚存，必随全国民众为执事后盾。”每当前线传来捷报，他必致电祝贺，无论喜峰口之捷，还是古北之胜，幷且亲为《察哈尔抗日实録》一书作序，赞颂冯玉祥将军察哈尔抗日的功勋。当他得知华北失守，危及南京时，便愤然作诗鞭挞：“淮上无坚守，江心尚苟安。怜君未穷巧，更试出蓝看。”短短一首诗，把当权者的卖国嘴脸刻划得淋漓尽致。这首诗的大意是说：当权者在淮河不设防，一味实行不扺抗主义，结果轻易把中原丢失，还无动于衷，这些南宋小朝廷的无耻大臣，还在江心寺里乐逍遥；可惜南宋这些当权者卖国伎俩不高，试看今日南京当权者，真是青出于蓝了。章太炎先生这支笔使蒋介石之流又恨又怕，他们千方百计地限制对他言行的公开报导，并勾结小报，进行诬陷。

　　蒋介石对这位倔强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民国元勋，十分恼火，于是让章太炎先生的金兰兄弟——国民党的要员张继出面，来劝“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先生闻之十分愤慨，他固珍爱兄弟之谊，但更爱祖国，更崇拜真理，于是愤然提笔作答，说，“吾老矣，岂复好摘发阴私以示天下不广？……吾辈往日之业，至今且全堕矣，谁实为主？吾辈安得默尔而息也？”“五年以来，当局恶贯已盈，道路侧目。”“栋折榱崩，吾辈亦将受压。而弟欲使人不言，得无效厉王之监谤乎？”章太炎先生最后说：我“年已耆艾，唯望以中华民国人民之名表吾墓道”，他反问张继：“谁使吾辈为小朝廷之民者？谁使同盟会为清名而被人揶揄嘲弄者？愿弟明以教我。”这大义凛然的复信，表达了他的铮铮骨气和义无反顾之气概。

　　五、“满洲国”与“国联调查团”

　　日寇侵占东三省后，扶植傀儡建立伪“满洲国”，把自己的侵略罪行，说成应“满洲国”之请。蒋介石对外不作积极防御，却把希望寄托在欧美列强的干涉和国联的仲裁。

　　1932年3月，国联派出以李顿为首的调查团来华调查中日事件，国民党政府驻国联代表顾维钧也随团同往。日寇对国联的调查百般阻碍，甚至扣留调查团成员。章太炎先生闻讯，立即写信给顾维钧，要他学习洪皓、左懋第以死自矢，“牺牲一身，而可以彰日人之暴行，启国联之义愤，为利于中国者正大”。顾维钧得信，真是啼笑皆非。章太炎先生这一番话，似是“疯话”不合人情，其实这是出自他内心的肺腑之言，如果他处于顾维钧这个地位，他的确会这样讲和这样做的。

　　1933年2月，在国联仲裁“满洲国”事件时，日寇又胡说什么东三省主权历来属于满洲人所有，妄图制造“满洲国”独立。日寇的谬论迷惑了一部分不知真相的中外人士，致使国联对于否认“满洲国”一事没有达成协议，一些汉奸也趁机鼓吹“放弃东三省”。这时顾维钧急电章太炎先生，请教历史上东三省主权的归属问题。章太炎先生立即以他渊博的知识，撰文旁证博引地论证了东三省主权历来属我中华所有。他还与马相伯先生两次发表联合宣言（2月10日及2月18日）论证和申言东三省与热河均系我国主权，与“满洲国”无关，并电告日内瓦，昭告世界。当时国内报刊评论说：章太炎与马相伯“为中国第一流学者，联合对外宣言，将能代表其数千弟子、名教授、科学家及教育界正服务者，为拥护中国固有主权，向全世界作公正宣布，证明东三省当属于中国”。

　　六、章太炎与“一二·九”运动

　　1935年5月，日寇又制造和策动了“华北事变”，当局竟再次姑息养奸，步步退让，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接着日寇又炮制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了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当局竟也派宋哲元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寇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民众奋起抗日救国。是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响应中共号召，举行声势浩大的请愿游行，请求政府出兵抗日，但国民党当局派出军警，残酷镇压学生爱国运动，致使很多学生受伤和被捕。

　　章太炎先生闻讯立即致电宋哲元，加以责询，说：“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一个国民党的元老，出来为共产党说话，袒护学生反政府活动，是惊世骇俗的。宋哲元膺服章太炎先生的为人，在正义的指责面前，只得复电表示；“先生之嘱，自当遵办”。

　　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很快得到上海学生的支持。12月25日，上海学生也举行了游行，并冲破警察阻拦，北上南京请愿。当学生请愿的火车行致苏州时，雨雪载途，困顿姑苏。上海市长潘公展亲去镇压和诱骗。章太炎先生得悉此讯，立即“嘱县长馈食”，又让他夫人汤国梨率章氏国学讲习会代表持食品、水果去车站慰问爱国学生，并对记者发表谈话：“对学生爱国运动深表同情，但认为政府当局，应为妥善处理，不应贸然加以共党头衔，武力制止。尤其政府当局，教育当局，应对饥寒交迫之学生，负责接济粮食，并沿途妥为照料。”

　　章太炎先生这些言行，深深温暖了爱国军民的热肠，他不愧为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在他精神感召之下，许多同胞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有不少是他的弟子和学生，最为大家熟知的是吴承仕和叶芳炎。吴承仕是章太炎先生四大弟子之一，当时是北京中国大学教授，他不仅同情爱国学生运动，而且“冒着军警们的大刀、水龙的威胁”，直接加入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行列，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带动了一批爱国学生走入了革命的行列。叶芳炎是章太炎先生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学生，他参加了新四军，加入了共产党，成了陈毅同志的助手。

　　七、最后的文字和言论

　　章太炎先生的晚年使蒋介石大伤脑筋，事实证明，谩骂、威胁、直至通缉，对这位不屈的老人都是无效的，杀害则是连袁世凯都不愿冒的大不韪；于是蒋介石派章太炎先生的老友丁惟汾——中执委秘书长，借探望为名，给章太炎先生送去了一万元“疗疾费”，欲封其嘴。结果章太炎公开登报宣布作为“讲习会基金”，用以办学，奬励学子，而“肆言照旧”。以后无论欲聘他任“国史馆长”、“政府高等顾问”、“粤海书院院长”，都被他拒絶了。

　　1936年5月，国民党内部又爆发“两广事变”，蒋介石内外交困，不得不装出尊老隆礼的姿态，来缓和舆论的压力。于是，亲自写信给章太炎先生，“属以共信济艰之义，劝诱国人”。6月4日，章太炎复书蒋介石，劝他“开诚布公，以悬群众，使将相之视枢府，犹手足之扦头目”，并建议将察哈尔一省“交付之共党”，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伏明甚”，要求将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姑以民军视之”。这些铮铮谔谔之言，是他思想上的又一次飞跃。他曾以反共着称，但在现实面前，他认清了谁是真正的爱国者，终于自纠错误，将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从称“赤匪”，改称“赤军”，到称之为“民军”；从反共，到劝蒋介石将察哈尔交付共产党领导；从反对过第一次国共合作，到赞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他终于完成了思想上的一次大的转折与飞跃。可惜，这封信成了他的絶笔，他来不及发挥其主张，即匆匆告别了人世。

　　章太炎先生在复蒋介石信后的十天，即1936年6月14日因病与世长辞。他没有看到抗战的最后胜利，带着忧虑离开了人间，临终“曾草遗嘱，其言曰：‘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嘱止此二语，而语不及私”。他曾希望死后傍民族英雄张苍水而葬，与英雄地下为邻，期待最后的胜利。章太炎先生以他无愧的言行，书写了斑斓的晚节。

　　八、身后是非

　　章太炎先生逝世后，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响。国民党当局虽然下令“国葬”章太炎先生，把他平生事迹交付“国史馆”，但仅仅把他称作“宿儒”，因为他“学问淹通”、“岿然儒宗，士林推重”，对于他的革命功绩，仅简单地对他早年作了些肯定。

　　但是人民是怀念他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尊敬他的。马相伯先生写挽联，称颂章太炎先生是：“代人民说公道话替党国讲正经话，卓哉；言文学似黄梨洲论品行如顾宁人，髦矣。”吴玉章办的《救国时报》曾发表《悼章太炎先生》的评论，其中指出：“先生说学生救国，事出公诚，其实先生的主张也同样是事出公诚。可惜先生来不及尽量发挥他的主张便溘然长逝了。”邹韬奋主办的《生活日报》也发表《悼太炎先生》短评，既肯定了章太炎先生的一生成就，又特别赞扬了他晚年的抗日言行，说：“我们对太炎先生特别致敬的，是他最近的言论。”鲁迅先生目睹章太炎先生身后是非，抱病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两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为章太炎先生辩诬。他说：“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


　　（发表于《中华英烈》1987年第1期，第14—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