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名炳麟，1869年1月生于浙江余杭。十五岁时因患病免予应试，使他得以摆脱八股文的约束。十六岁已“泛览典文、左右采获”。二十岁“睹全祖望文，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详，益奋然欲为浙父老雪耻；次又得王夫之《黄书》，志行益定。”二十三岁入杭州诂经精舍，随著名学者俞樾攻读经书。三十岁前已对中国古代文化作了系统研究，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

　　章太炎所处的时代，正当鸦片战争以后，内政腐败，处患纷乘之时。他十七岁时爆发了中法战争，二十七岁时爆发了甲午战争，接着在帝国主义瓜分狂潮中，中华民族岌岌可危。

　　1896年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创办《时务报》。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章太炎，毅然摒弃书斋，加入“强学会”，并任《时务报》编辑，宣传维新变法，要求改革现状。不久变法失败，他也遭到通缉，只好“避地台湾”，以后又出走日本。

　　在日本横滨，他结识了孙中山，“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冯自由《革命逸史》。）使他对反清革命有了新的认识。此后，他回到上海参加了唐才常发起的“国会”集会。但当他听到 “自立会”宗旨是“一面勤王，一面排满”时，当即表示：“我们要光复，应该明揭推翻满清，不宜‘首鼠两端’，倘要勤王，我不敢赞同。”（许寿裳《章炳麟》。）幷且剪掉辫子，以示决心。唐才常的自立军失败后，章太炎又一次遭到通缉，他便入美国传教士办的苏州东吴大学任教。在东吴大学他继续倡言革命，甚至出《李自成胡林翼论》的作文题，让学生去把一个反清农民起义领袖与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作比较，这真是“言论恣肆”、“大逆不道”了，结果再次遭到通缉。

　　1902年春，他再次亡命日本。为了唤醒同胞们的民族主义思想，他在孙中山支持下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章太炎因此受到传讯，但却因此使革命火焰更加高涨。

　　章太炎在日本流亡数月后，又回祖国，隐居家园，认真总结变法失败的教训，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删订《訄书》。这部著作几经删改，成为近代中国珍贵的革命文献。它首次为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他还努力学习西方新思想，对欧美经济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进行了研究，并把这些西方进步学说引进中国。他翻译了《斯宾塞文集》、《社会学》等著作，其中《社会学》是我国第一部社会学译著。

　　1903年，他应蔡元培邀请到上海爱国学社任教。他还在《苏报》撰文与保皇派论战，驳斥了康有为“中国不可行革命”论，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在报上称光绪为“载湉小丑”。当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工部局捉拿他时，朋友们劝他快走，他摇着头说：“革命必流血，我被满清政府已查拿六次，这是第七次了。”毫无畏惧，英勇就逮。这就是震动中外的“苏报案”。孙中山说：“苏报案是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民气为之大壮。”

　　章太炎在狱中备受凌辱和虐待，但毫不示弱。他在《狱中赠邹容诗》中写道：  “临命须掺手，干坤只两头”，表示天坍下来也要顶住。章太炎在狱中两次絶食，想以饿死挽救战友邹容的生命。他说：“如果我絶食致死，他们必惧怕外界舆论的谴责，从而宽待于你。”但邹容在残酷的监狱生活中被夺走了年轻的生命，这使章太炎无限悲痛。这段铁窗生活对他以后的一生起了巨大影响，使他对帝国主义本质有了更深切瞭解，认识到“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万倍于满洲”。

　　1906年6月，章太炎刑满获释，被逐出租界，孙中山派人把他接到日本，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总编辑。他以犀利的笔锋投入新的斗争，深刻揭露了改良派“污邪诈伪”的丑态，阐扬“建立民国”的旨意，发表了《革命道德说》、  《箴新党论》、《排满平议》、《讨满洲檄》、《中华民国解》等文章。这些文章为辛亥革命作了舆论准备。 1908年10月，日本政府在清政府授意下，制造藉口，“封禁”《民报》，并传讯章太炎，横蛮地判处罚款一百十五元。而这时章太炎生活十分艰苦，炊烟时断，哪里有钱偿付罚金!结果日本当局判章太炎服苦役一百十五天以代罚金。由于鲁迅和许寿裳等及时资助，使他被关押一天后得以释放。

　　章太炎不仅致力于国内民族革命，还支持亚洲被压迫民族的反帝解放斗争，写了许多声援亚洲各国人民斗争的文章。1907年4月，他与印度、安南、缅甸、菲律宾、马来亚、朝鲜、日本等国革命志士，组织了“亚洲和亲会”，并任会长，起草《约章》，提出“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这是亚洲民族解放史上第一个反帝同盟。

　　亚洲和亲会《约章》提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口号，但在内容上夹杂着浓厚的宗教色彩。这种以“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正是章太炎思想的一个重要环节。他认为佛教大乘的华严、法相二宗宣扬的“无我”、“舍身”、“无惧”，可以用于增进国民的道德，于是他借用佛教的语言来宣传革命。他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杀了一人，解放众人，就是菩萨行。”“佛教最重平等，”那么“满洲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照佛教说，逐满复汉，正是份内之事。”章太炎本人是执行革命道德的典范。他七次被追捕，三入牢狱，而矢志不渝。在日本流亡时，“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黄侃《太炎先生行事记》。）确有一种革命殉道者的精神。

　　章太炎在日本流亡期间一面从事革命宣传，一面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鲁迅称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他认为革命者必须从祖国文化宝库中汲取一切民族主义的养料。他本人就是这样，一边革命，一边从事学术研究。他“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是自成宗派的巨人”。（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他还培养了许多人才。

　　在流亡异国的岁月里，他时刻深深思念着祖国。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他欣喜若狂地回到祖国。

　　他一到上海，看到革命党内外围遶权力龢利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于是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热切希望各个党派团体在革命军政府的旗号下联合起来，以天下为公，取消派系斗争。他本人和立宪派张謇、旧官僚程德全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以后又改为“统一党”。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章太炎在许多问题上与孙中山发生过矛盾，但孙中山还是聘章太炎为总统顾问。后因陶成章被暗杀，章太炎没有赴任。袁世凯乘机拉拢他当“高等顾问”，以后又委以“东三省筹边使”，把他调出京城，而章太炎抱着兴办“实业”的热情去了东北。

　　章太炎一到东北，到处张贴布告征求人民对政府的意见，派人丈量土地、绘制了精细的黑龙江全图，办了《筹边日报》；并提出了《东省实业计划书》。正当他醉心办实业之际，袁世凯勾结沙俄丧失了外蒙主权，并枪杀了宋教仁，他的实业计划当然也不可能得到袁世凯的支持。这使章太炎清醒了，他愤然辞去筹边使之职，连连发表宣言鞭挞袁世凯一伙窃国大盗。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许多革命党人再度流亡国外，他却“时危挺剑入长安”，“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真是“并世无第二人”，结果遭到袁世凯的囚禁。1915年夏，袁世凯准备称帝，派人游说章太炎，以上书“劝进”作为释放他的条件。章太炎不仅不肯劝进，还写信痛斥袁世凯“妄僭天位”是“民国之叛逆”。当时章太炎自书了墓碑，选择了墓地，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爱国者不畏强暴的气概。

　　袁世凯死后，1916年7月章太炎获释回到上海。1917年他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战争”，担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以及川、滇、黔靖国军总参议。他忠实执行孙中山的政策，奔走于西南各派军阀之间，历时一年三个月，行程一万四千里，为促进各派的联合，他唇焦舌敝，但派系斗争有增无减，护法战争依然失败了，孙中山和章太炎才彻底认识西南各军阀与北洋军阀“为一丘之貉”。孙中山没有因此失望，继续寻求中国的出路，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三民主义。而章太炎却“发愤杜门，不时见人”，目睹国事日非，满腹牢骚，先前的一股朝气衰退了，“脱离民众，渐入颓唐”，与时代的距离拉大了。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他虽然还在挣扎，却发出了与时代很不合拍的论调，主张实行各省人民“自决”，进行“省治”，尔后“联省自治”，进而产生一个比较开明的“联邦政府”，来取代军阀的统治与割据。这种妙论，既不为人民接受，也不受南北军阀欢迎。到北伐战争时，他跟时代更不合拍了，害怕“联苏”会带来“赤化”。时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已在中国广为传播，中国共产党已登上历史舞台，他却不能正视这一切，不能接受新思想。北伐后，南京政府建立，他讥讽蒋介石执行的是“联外主义”和“民不聊生主义”，是背叛民国，导致国民党两次对他通辑，他被迫“退入宁静的书斋”。

　　尽管如此，章太炎的爱国精神并没有黯淡。“五卅”惨案发生，他通电谴责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提出“迅速收回租界”，实行“经济絶交”。1926年发生汉口英帝国主义屠杀我同胞惨案，他又怒吼了。1931年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奋起痛斥蒋介石好比秦桧、汪精卫好比石敬瑭。1932年1月，他与熊希龄、马相伯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并通电呼吁“联合全民总动员，收复失地”，主张从抗战中寻求民族的出路。

　　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章太炎立即发表《书十九路御日本事》，称颂十九路军将士“赫然与强敌争命”，是自光绪年间起中国和日本发生三次战争中破天荒的第一次胜利，热情表彰了十九路军保卫国家的英勇气概。他还以六十五岁高龄，冒淞沪战役炮火，乘船北上见张学良，代东南民众呼吁出兵。又在青岛、济南、北京等地进行救亡演说，号召学习范文正的“名节厉俗”和顾亭林的“行已有耻”。他说“人能知耻方能爱国”，“遇难而不扺抗即为无耻。”（章太炎1932年5月30日在青岛演讲。）指出“救世之道，首须崇尚气节”。

　　1933年春，热河全省沦陷，章太炎悲忿不已，发出《致全国军民电》，指斥“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勇于私斗，怯于公战”；蒋介石“外患方亟，而彼又托名剿共”，尤如“前清西太后所言，宁送朋友，不送家奴”。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他声援过马占山，称颂过十九路军，赞扬过宋哲元部喜峰口抗敌，支持过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还发起将十九路军阵亡将士迁葬广州黄花岗，幷亲撰了墓表，刻石于墓前，称颂他们的功迹可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迹相比。章太炎用他着称于世的文笔再一次激发人们爱国的激情，恢复了他先前的光彩。

　　1934年他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于苏州，致力讲解“国学”。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遭到宋哲元镇压，他公开致电宋哲元说：“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党者，但问今日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公然同情共产党。当上海学生赴南京请愿途径苏州，反动派竭力阻挠，他却派自己的学生携面包水果到车站慰问，并谴责国民党迫害爱国学生是“摧残民气”。他临终前十天，在覆蒋介石信中称赞中国共产党“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伏”，应当以“民军视之”，建议将察哈尔省“付之共党”，并提出应允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奔赴抗战前线。现实斗争教育了章太炎，使他从反对中国共产党到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1936年6月14日他病逝于苏州。临终草立遗嘱，叮嘱后代不要忘记是炎黄的子孙，并要求死后葬在民族英雄张苍水墓的旁边。章太炎不愧为杰出的爱国主义志士。


　　（发表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1982年第12期，第46—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