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面壁集》卷一、卷二收録了我论两岸关系和现实社会代表作53篇，卷三则收録了我在从事两岸关系研究前的史学研究代表作28篇。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历史是现实的源头，从卷一到卷三似乎有着一层联系。我的史学研究是从人物研究着手的，也就是从我先祖父太炎先生的研究着手的，当时，我一边收集他的史料，一边参加《章太炎全集》的编纂，一边展开对他与他所处的这一时代的研究。

　　我的研究基本上是属于对史实的梳理和资料的整理，这大概是后裔唯一应该做的事。人总是要死的，未竟之业，便有了后裔的“后死之责”。但这一工作也许并不适合于我，我的兴趣与能力也许也不适合这工作，因为我始终认为，名人的后裔不应该躺在先人的功劳簿上，更不应扯虎皮当大旗，况且后人难以“断感情，汰华词”，对先人的研究并非是后裔的专利。大树之下总是难以长出大树，伟人之后未必会出伟人，余荫之下总会引来许多人的侧目，先人的丰功伟绩只会使后人变得苍白矮小。当然，王引子继承先父王念孙之业成两代大儒；曾国藩有五代之显；顾颉刚两位女公子整理出版先人著作六十多卷；章伯钧女儿为父亲写出了为世称赞的平反大着；章乃器公子也有为父鸣不平的不俗之文……，他们皆成功地为先人增色，但这毕竟是少数，不少后人甚猥琐，我也自愧弗如他人。

　　我一直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先祖父太炎先生是唯一不必去宣传的人，任何人为拔高与庸俗的纪念活动，不仅无助于提高他的历史地位，反而会让他蒙羞。他的成就与价值将会让一代又一代真正的士对他肃然起敬，会有一代又一代严肃的学者自发地去挖掘他留下的富矿。我敢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定会吹尽黄沙始见金，他就是这样一座金矿，就像“八百年后韩愈出”一样，会更为后世所尊。

　　先祖父的业绩，我认为主要是在政治上。他一生最关注的也是救国与治国，而不是对某一门学科的钻研。他曾如此勇敢地去面对一个封建的专制的残暴的旧中国，百折不挠地去宣传民主与自由，他以高尚道德标准为革命赋以新的生命力，并一生恪守革命道德，他如此热情地将西方先进思想介绍到中国，为中国的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与哲学，他的爱国情操与民族气节，在近世确可以说“并世无第二人”。因此，鲁迅先生称太炎先生留在革命史上的业绩要比留在学术史上的要多得多和大得多，这真是知者之言。鲁迅先生的最后一篇文章和最后一篇没有写完的文章，以及最后一封信，都是环绕怀念他老师而展开的文字，这是很罕见的。他终身称太炎为“太炎先生”，他临终前为当时社会把太炎先生仅仅称为“国学大师”而感不平。他的昆仲周作人在回忆録中也称：太炎师第一位兴趣是政治，而不是学术。但先祖父毕竟不是政客而是学者，他如此关心政治，因为这是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如果离开了社会责任，复有何论。但长期以来，无论国民党的党史还是共产党的党史却都没有这样描述太炎先生，他们都把太炎先生当作一代大儒，一个国学大师而已，连他的家乡在拍摄浙江历史名人时也仅仅把他当作一个儒宗而已，关于他的政治业绩竟概不涉及，而小说家与小报则乐意把他描绘成一个落伍的迂腐的充满怪癖的冬烘的守旧的老人，这与鲁迅先生称他——“三入牢狱，七遭追捕，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并世无第二人，是先哲的精神与后世的楷模”的太炎先生——相去甚远也。难道我们的先哲都是一群留着辫子的“老土”么？中国人难道都必须像《红高粱》中人物一样吗？

　　我对先祖父的研究，首先是研究他的政治经历，即他的“革命经历”。今天“革命”二字让许多人感到反感，很多人甚至认为“保皇”与“改良”要比“革命”好得多。殊不知今天的一切正是太炎先生这一辈仁人志士提了脑袋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拼命得来的，这种直面敢死的精神，在今人眼里似乎太迂了，太炎先生的“疯”与“傻”令他们喷饭。我真不知道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

　　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胜利后授命组阁时，他并没有忘记太炎先生，尽管他们曾意见相左，但他还是提出应让太炎先生入阁并担任教育部长。可是中山先生的同事坚持拒絶了，他们把辛亥革命史写成了国民党一党的党史，而太炎先生从来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以后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一部近代史又变成了国共合作史。因此，研究太炎先生的政治史空间越来越狭隘了，为此我也不得不面壁以对。

　　至于太炎先生的学术贡献，尤其他的国学大师地位，几乎没有争议，但他的学术成就对今人和中华文化宝库有何意义，似乎少有人论及。国学近年来红了起来，大体上我们这民族在遇到困难时，就立即会想到我们还有“国粹”，会把“国学”拿出来扺挡一阵，于是“国学大师”又会红上一阵。其实学术是那个时代政治斗争的一种方式，无论“改良派”与“革命派”的交锋，还是“新文化运动”与“复古派运动”的斗争，皆是通过学术论战而展开的，在学术斗争后面即是政治之争和新旧之争，国学并不是保守之学，西学未必一定是先进之学，所有这些斗争皆有学术界领导人领衔，学术是政治人物必具的知识。钱穆先生说：“太炎对中国已往二千年学术思想、文化传统一以批评为务”，即是领导了当时思想解放运动，是对旧制度的革命。梁启超先生说：“晚清先秦诸子学之复活，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太炎先生带头批孔，复活先秦诸子学，实质上是推动了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并非是抱缺守残。即便在他晚年，在全面西化和日寇侵华的民族危机面前，他提倡“读经”，也是力挽传统之覆灭，他的学术基本上就是这样为政治服务的。

　　当然他的学问非常精深博大，在小学、经学、诸子学、史学、文学、佛学、哲学、社会学、法学、医学诸方面均有建树，留下了一大笔学术遗产。七十年来，人们对他的研究愈来愈感深入，收获也越来越大，往往对他一部著作的研究就能形成一部专著，如徐复先生54万字的《訄书详注》（2000年出版），苏美文博士23万字的《章太炎<齐物论释>之研究》（1991年），孙毕博士49万字的《章太炎<新方言>的研究》（2006年版）等等，还有陈平原先生35万字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1998年出版），在此不一一举例。至于对他思想研究，近年来有姜义华先生的《章炳麟评传》（53万字，2002年出版），王玉华先生的《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阐释》（48万字，2004年出版），还有张春香女士的《章太炎主体性道德哲学研究》（24万字，2007年出版），以及金宏达先生的《太炎先生》（18万字，2003年出版），或更早一点的《章太炎学术年谱》（姚奠中、董国炎着，40万字，1996年出版），《晚清巨人——章太炎》（徐立亭着，43万字，1996年出版）等等专著。当然一定还有许多我没有阅读到的专著，这些新著更加深入而全面地去研究和解释了太炎先生的思想、著述与行为，将太炎先生放到整个中国文化源流和构造中华学术体系的框架之中，以及放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进行深入而艰苦的劳动，这种劳动要比其他劳动更为复杂而艰巨。

　　研究太炎先生的难度要远比研究其他人物难得多，连鲁迅先生也说，太炎先生的文章读不懂点不断。因此时下有许多学人不敢研究太炎先生，或者不去读懂他的原着，只是从别人的论述中去钞袭一点东西而拼凑一些所谓的“论文”，有人甚至乐于采用小报的杜撰，也称“研究成果”。而王玉华、张春香、孙毕、金宏达四位博士的太炎先生研究，让我不胜感动。他们都是改革开放后培养出的新一代博士，学历高，机遇多，但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项最艰苦的劳动——去研究太炎先生，他们用了比别人更多的时间（王玉华先后十六年，孙毕先后八年，张春香先后六年），而炼就一着。正如孙毕先生所言——“涅盘之凤凰所受浴火之苦和火后重生之乐，这是我切身的经历，其中的精神痛苦、体能的消耗、意志的锤炼，苦乐交加，可能也并非我的所有同路人都会体会”。是的，他们与太炎先生一样的“疯”、“傻”、“穷”，但他们却都站到了巨人的肩上，攻占了学术中的一个高地，他们虽然没有享受“名嘴”们那么多的镁光灯与掌声，他们生活是清贫的，但他们的精神是富裕的，他们以全新的视野与学识，为今日社会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太炎先生，成了擎起今日中华学术文明的栋梁。在喧闹而浮躁的今日社会，他们是一群难能可贵的人，这让我这后裔汗颜，让我对他们肃然起敬。

　　在这些学者之前，还有一批资料书相继问世，如《章太炎书信集》，章太炎演讲集两种——《大师说》及《历史的重要——章太炎卷》，《追忆章太炎》和章太炎纪念馆编的《章太炎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纪念文集》以及该馆馆刊三集，等等。据知还有汤志钧的《改良与革命的中国情怀——章太炎与康有为》（1990年出版），张荣椿的《章太炎》（1993年出版），陶绪、史革新的《有学问的革命家》（1999年出版），杨法家的《伟人章太炎》（1999年出版），张昭军的《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2002年出版），陈平原编的《章太炎的白话文》（2001年出版），张勇的《章太炎学术文化随笔》（1999年出版），倪伟编的《章太炎生平与学术自述》（1999年出版），刘子新编的《章炳麟箴言集》（1998年出版），傅杰编的《章太炎学术史论集》（1997年出版），黄夏年编的《章太炎佛学集》（1995年出版），张兵的《章太炎传》（1998年出版）……等，但我都没能购得，无缘拜读。这些研究成果都是近十多年的新成果，与以往六十年的研究完全不同了，再不是简单地去划分一个什么派，定一个什么性，讲一个什么阶级，也不是划分什么拥护谁反对谁，更不是狭隘的学派门户之争。

　　太炎先生在学术上的影响也许正如金文兵先生在《“末路”章氏王朝》一文中说：“在民国学界，以章太炎为中心的章氏王朝可谓云蒸霞蔚，极一时之绚烂”，“说民初新文化运动翻不出章太炎的五指山，可能太夸张了，但章氏余威与后劲确实不容小觑”（2007年《读书》第6期），以致“抗战前的民国学术史基本上就是一部‘祛章门学术之魅’的历史，该时期的学术大凡是围遶如何摆脱章太炎及其门人‘影响的焦虑’而展开的”。我不知道十九世纪头三十年学术界是否真正到了这种地步，学术是否如此排他与不能兼容，当然学术必须发展是学术的最大生命力。金文兵先生甚至认为：“假如说抗战前的民国学术史基本上就是一部‘祛章门学术之魅’的历史，那么整个二十世纪又何尝不可说是一部人人欲‘杀伐’周氏兄弟而后快的历史？”也作为太炎先生弟子的周氏兄弟（鲁迅兄弟），他俩虽“不传章门专门之学，但融会贯通，能得其精神要旨”，他们两代人如此巨大地影响了整个中国，他们似乎走入了“末路”，但“无人能够真正断定它的尽头在哪里，这也正是章门学术因阔大而常新的有力注脚”。金文兵先生实在是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深沉而有趣的问题，足见对太炎先生的研究远远没有走到尽头，也许才是一个开始。

　　去年是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最后七个研究生之一的姚奠中先生从教六十九周年，山西大学为他举办了纪念活动，出版了他六部著述，以表彰他的成就。承他爱屋及乌，也送了我一套。六部著作扉页竟都只印了一行字——“纪念章太炎先生逝世七十周年”，而语不及他。这让我看了热泪突涌，一个九十三岁老人心中第一个想到的还是自己的业师，这种薪火不断的精神，会是“章学”的末路吗？

　　我对太炎先生及他同时代的人物研究，充其量只是史实研究。“文革”后我有幸从事这工作，先后只有十多年时间，只是广泛收集资料，还来不及一一整理发表，就去从事两岸关系的交流与研究了。这期间我用六年时间收集了太炎先生一百三十多篇医论，编就《章太炎医论集》，请了上海中医文献馆诸专家担任点校，据说还是失误甚多，足见此项工作之难度。另外我受曹聚仁先生家属委托将曹聚仁先生的《国学十二讲》改编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曹聚仁先生生前第一部著作是《国学概论》，其实这是听太炎先生演讲的笔记，也因此成了太炎先生的弟子，他最后一部著作是《国学十二讲》，实是对当年听太炎先生国学演讲的系统阐述，我将此着重新加以编次与标校，这是一段愉快的劳动，同时成了一部广受欢迎的读物。同时，我用了十年时间致力于编辑《章太炎演讲集》，已收集各时期演讲一百五十多篇，但还不敢结集出版，唯恐録之不全。但近见马勇编的《章太炎讲演集》仅收録四十多篇，秦燕春释太炎先生演讲也仅收録二十多篇，看来我是过于谨慎与保守了。

　　这期间我曾发表专著《沪上春秋——章太炎与上海》（1995年台湾三民书局），另外编就《章太炎生平与思想》（1988年三联书店出版）、《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1986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先驱的踪迹——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文集》（1988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章太炎全集（八）——医论集》（199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1986年三联书店出版）、《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86年上海书店出版）、《章太炎先生学术论著手迹选》（1986年北师大出版社出版）、《说文解字札记》（1988年上海博物馆印）、新版《章太炎先生家书》（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章太炎篆书千字文》（1981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章太炎篆书墨迹》（1996年台湾联经出版）等，这些工作大多属于资料汇编与史实梳理，作为后裔最可以做的事就是为社会提供一个真实的先人的种种史料。

　　我在这基础上，曾发表了数十篇研究心得，今将其中28篇在此结集出版。这些文章中有近半是叙述太炎先生与他同时代的人物的关系，我一直希望能完成一部《太炎先生师友考》，把许多应该保存的历史保留下来。我不知道我能否早日将台湾研究的重任与职务卸却，以便去完成对先祖父研究的承诺。我在从事两岸关系研究与近代史研究时，深感这两个问题何其相似，都在问我们中国应该往哪里去，应该走什么路，举什么旗，建立什么样的文化与政治秩序……，看来这些问题远远没有解决。拙作《历史篇》28篇粗糙的作品也许有助于瞭解这段信史和提供历史教训，同时，我希望读者对我研究中的不足给予批评指正，谥美会让人驻足，批评则会让人清醒，会促使自己去深入研究，从这一点讲，面壁未尝不是好事！

　　

　　（写于2007年9月28日暑后，改定于2007年11月16日赴美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