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已晚，先祖父太炎先生先我6年谢世，无幸相见。但《名人教子的故事》的编者多次恳请我写点文字，却之不恭，所以有了这篇小文。

　　先祖父太炎先生被世人称为“辛亥三尊”（孙中山、黄兴、章太炎），中共中央将他列为中华83英杰之一，可算“大名人”了。他既是革命家又是学问家，终年奔波，忘情事业，甚少顾家。他教过弟子无数，却无暇教子。我不记得家父（章导，章太炎长子）说过受过先祖父什么教育之类的故事，甚至说不出父亲怎样疼爱他这类事。先祖父太忙太忙了，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是难有寻常人家的天伦之乐的。但是，先祖父在家中的地位却是至高无上的，他的革命经历与道德文章，永远是家中无形的“家教”。尽管我们兄弟姊妹（孙辈）都没有见过他，但我们可以感到他的无处不在。由于我从事他的遗着整理和史迹研究工作，受他影响更深，时时刻刻感受到这种无形的“家教”的作用。

　　先祖父虽无暇教子，但他数次将他父亲的教诲，共15条恭録于纸，称之《家训》，笔示后人，令后代遵行。晚年，他又撰《遗嘱》，文字不繁，但表达了他的教子观。

　　《家训》中前二条称：“妄自卑贱，足恭谄笑，为人类中最庸下者。”“人心妬媚，常不能絶，上者忌功害能，其次以贫贱富贵相较，常生忮心，甚乃闻人丧败喜溢眉宇，幸灾乐祸，祸亦随之至。”因此《遗嘱》第一条即是：“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其或出洋游学，俱有资本者皆可为之，何足矜异，若因此养成敖诞，非吾子也。入官尤须清慎。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

　　从《家训》到《遗嘱》，可见他本人是恪守这样的准则的。他一生最最讲求的是为人、人品、人格，他把立身看成是人生第一要义，立业、立学、立德、立言……都看成是等而下之的，即把做人看成是第一位的。倘若一个人不懂得怎么做人，不懂要做什么样的人，就不会懂得做事，做事也一定做不好!而要立身做人，就必须讲求人品、人格。

　　纵观先祖父一生，他致力推翻旧中国，结束封建帝制，是从争取人性解放和提倡个性自由为出发点的。他认为，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强大，首先要提高国民素质，要讲求自强、自信、自尊，要塑造和培养自由自觉的新型人格。而传统的人格往往重自觉轻自愿，重理智轻情意，其结果则常常是以自觉吞并了自愿，以天理消没了个体的情感、意愿，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人的个性自由，从而走向天命论和宿命论。（参见张家成《试析章太炎的自由人格观念》）从孔子的“天命”到朱熹的“天理”，即是“以理杀人”，压抑人的个性与自由，也有碍社会进步。而西方的公理主义，却“把理性絶对化，把宇宙目的看成理性预定了的，于是个人的意志被降到从属的地位，而自由成了合乎理性和法则的代名词”，用必然吞并自由，用普遍吞并特殊，名为使人自由，其实一切不得自由。他甚至认为，对于一个自由人格而言，公理天理较之专制更为有害。他倡导革命，即认为人类精神的进化也需要在革命实践中进行。

　　先祖父认为，要革命，就要抛弃功利心，如果夹杂功名利禄富贵之心去革命，功利心就会像微虫霉菌残害人体那样损害革命。革命者必须“轻去就，齐生死”，有头目脑髓都可随时施舍于人的精神，要讲究革命道德。“无道德者不能革命!”他不仅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成为他提倡的道德模范的执行者。他流亡日本数年中，每日以麦饼充饥，三年衣被不换。他在法庭上，视死如归，豪言死后有铜像立于云表者即为他章太炎也。他一生被清政府慈禧、民初袁世凯、南京政府蒋介石追捕通缉，数入牢狱，长年流亡，但革命之志终不动摇；他淡泊名利，终生不官，决不趋炎附势，不愿人身依附，耿介守正，倨倔不折，一身正气；他一辈子讲真话，不怕得罪皇帝，不惜得罪师友；他不尚奢华，一生俭檏，生活严肃，不近酒色，不求穿戴，不讲吃喝；做人檏素，做学问檏实，他崇尚檏学，也忠于檏学，他的一生檏实无华。

　　先祖父之所以做到了他父亲的教诲——决不“妄自卑贱、足恭谄笑”，决不“妬媚忌功”，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华英杰”，首先是他保持了独立思考、独立人格和完美人品的结果。他去世后，时已97岁的爱国老人马相伯致挽联：“代人民说公道话替党国讲正经语，卓哉，君乎安可死；文学似黄黎洲论品行如顾宁人，髦矣，我也得毋伤。”新闻出版界元老张元济致挽称：“无意求官问天下英雄能不入彀者有几辈，以身试法为我国言论力争自由之第一人。”这两人的评价，在60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对先祖父人品人格人生的最妥切评价，也是先祖父精神不死的原因所在。

　　余生已晚，虽无幸亲耳聆听先祖父教诲，但他那正直高大倔强不阿的形象却时刻活在我心里，他的教诲时时萦逥在我的耳畔，无论在我逆境或顺途，我觉得他一直在鞭策着我。人生苦短，世事是做不完的。但人活着不是仅仅为做事，去为功名利禄折腰，而首先应该正身，把人做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修养有道德的人，不要沽名钓誉随波逐流。不以物悲，不以物喜，不唯上，不唯下，要讲人品，要争人格，不可妄自卑贱，不可媚上屈节。当今之世，我们首先要把做人的原则搞清楚，我以为这就是先祖父对我的最大教诲。


　　（发表于《名人教子的故事》，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