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篇小文章被刊于《联合时报》，报寄来后不免孤芳自赏一番，然而同版的潘真《并非多余的素材》一文，却更吸引我的注意，这真是一篇有味的文章，不只陈丹青其人与他的《多余的素材》有味，潘真的评述也有味。

　　陈丹青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年画家，他在美国赢得的声誉不在陈逸飞之下，他的《纽约琐记》让世人饱睹他绘画外的另一种文字才华，而他的《陈丹青音乐笔记》再次让世人饱尝了他在音乐天地的才艺，为之一时洛阳纸贵，近又出版了他的《多余的素材》一着，这是一部近乎自传与私人笔记的作品，记述了他对以往岁月的回顾，对诸多世事与世人的评论……。这些都是久久萦逥在他的心灵上的旧事，是没有进入他绘画中的种种素材，如今却用文字一一加以娓娓道来。

　　我对陈丹青有份特殊感情，他曾是六十一中学（今“民立中学”）六九届毕业生，我当时在六十一中学教七○届语文，因爱好绘画，兼搞校门口“大批判专栏”，当时陈丹青虽毕业了但尚未分配，依然常常来帮忙出专栏，我与他总算有过一段“共事”经历，他也许根本记不得我了，但我深深记住了他，他的美术才气在出专栏时已表达无遗。学校的美术老师章明炎算是科班出身，油画水粉均有造诣，他很器重陈丹青，他把陈丹青的速写给我看，这真让我吃惊，陈丹青看一场篮球赛，居然可以画满两册速写本，且将运动员的动态、形象画得如此准着，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运动员在他笔端如水般泻出，真是才气横溢，令人叹为观止。在一个文化被革命的没有文化的年代，在他从小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上过语文课的贫乏的岁月中，在一个父母都是右派分子而缺乏营养的家庭中，他的才气究竟从何而来，这始终让我纳闷。我不知为什么当时还去过他的家——在学校斜对面狭狭的弄堂里，那高高的阁楼上，从此我一直罣念着他，注视着他的发展。当时我比他仅大了十来岁，有着一种与他极相似的经历——从小文弱清秀，出生于“杀管关”的家庭，爱好绘画，没有读书机会……，因此多了一份感情。

　　读了潘真《并非多余的素材》，我也即去买了一本《多余的素材》，并抽空读完，然后决定将这部书收録自己的书橱，作为藏书。在滥书滥戏充斥于市的今天，一些自吹自擂或相互吹捧可走红的时下，《多余的素材》算得上一本正经的有文采有思想的书。他写了从建国初期至“文革”结束，陈丹青眼中的世界，他以他独特的视角，绘画的天性，音乐的灵感，以及从鲁迅、高尔基这些大师身上吸收的文学营养（当时他们仅能读到这些东西），从江西农村、西藏高原、中央美院、美国纽约这些中西文化碰撞中形成的观念与经历，去重新审视了上海的弄堂、学校、农村、师友及给他印象深刻的书籍、电影及各种事，这是他内心我思我想的东西，却一一坦率无邪地记述了下来。他既不逥避自己寒酸的早年，也不逥避自己的幼稚与不妥，他既不想恭维谁，也不想冒犯谁，仅是再现了一个他所见的世界而已。他的用笔是如此精确、明快、细腻、生动、率真，如同他的绘画，有意境、有内涵、有看头。

　　在悠悠岁月中，在漫漫的人类史中，一个人的一生只是极短片刻，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有一小段历史属于他最熟悉最锺情的，人们喜欢回忆，爱好读回忆録，正是去寻找自己熟悉的一段经历而加以缅怀，并从别人的回忆中来丰富自己人生中所欠缺的种种经历，企图寻觅更多别人的乐趣来补充自己的生命。而陈丹青是没有在等到退休后，无所事事地坐到窗前，凝视苍穹，抒发历历往事的感叹，来作老气横秋的回忆。其实，这时凌角也磨平了，精力也不济了，思想也浑钝了，只留下了一堆谥美的感叹和无味的回味，许多敏鋭的观察，当年的激情，均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多余的素材》不然，这是陈丹青四十六、七岁时的所作，是在他最最年富精旺时的作品，带了浓浓热血与生气，读了实在给人有许多补益。

　　《多余的素材》明显带有一种余悸，一个经历种种政治运动的“黑五类”的子女，一个被剥夺读书权而远放乡村的少年，一个在缺乏物质的社会成长起来的知青，……这种伤痕是磨之不去的。他回忆了第一次去室外画油画，是在冬雪天里去襄阳公园画东正教堂，围观人中有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严肃地对他说：“为什么偏偏要画它？你画的调子又灰又暗，哪里看得出是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这番话让陈丹青后怕至今，要知道，在当年这种“情调”加这种出身，意味了什么？是大逆不道，是通往牢狱。这一切是今天的一代无法体味的，昨日的事对今日的青年来讲，也许成了多余的素材，他们会嘲笑我们的无稽之谈——他们无从想像白日之下会发生这等事，这也许就是叫“代沟”。但陈丹青的《多余的素材》对我实实在在是激起了很多共鸣，让我回味无穷。也许书中夹杂了许多老照片，也让我想起了赵丹沙着嗓子大声说“我最得意的演出是《武训传》”；想起新康花园永恒的宁静与颜文梁先生送客的碎步；想起邱岳峰为青年宫朗诵班作的精彩辅导；想起弄堂里传出有钱人家的钢琴声；想起各种各样的批斗会与抄家时的惊心动魄……，这些历史在他笔下活了起来，似乎在说“不要忘记，也不应该忘记。”而时下的流行文化似乎是叫人忘记历史，“戏说历史”取代了正史，历史成了儿戏。刚刚播完的历史大片《走向共和》，更是号称重塑了历史，彻头彻尾改写了一部近代史，他们大喝一声：“不以道德论英雄——我来了！”他们抡起金箍棒，将所有史学家——这些酒袋饭囊的论述统统打倒，让曾被千夫所指的慈禧、光绪、李鸿章、袁世凯……统统从地狱中爬了出来，重展了他们身上的“妩媚”，让他们重登历史的殿堂。这一切让我看了目瞪口呆，方知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邓小平原来是革了这些“忧国忧民”“变革自强”的人的命。照这逻辑，革命者应羞愧得无地自容，历史与文化又应大革命一下！这让我和陈丹青大概都会大吃一惊，会偷偷地问：“是不是文化大革命又来了？”

　　（写于2003年5月22日，发表于上海《新民晚报》2003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