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良，对中国人来讲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姓名，许多写她的书，乃至电影《画魂》，让她更为人们熟知。在她生前与死后，人们乐于议论她，因为她传奇般的经历——一个孤儿、雏妓、小妾、艺术家、教授，誉满欧洲，她安息在巴黎艺术家墓园中，墓碑上镶嵌着许多枚金银奬章，这些荣誉属于一个中国女子，这就是潘玉良。在“贞洁大于天”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老国度里，潘玉良实在是惊世骇俗的。中国人重奇不重才，奇女是人们饭后茶余最好的谈资，而才女也许会让男子失颜。

　　今年“三八”节时，上海举办了“潘玉良人体绘画精品展”。我虽早知道潘玉良，以前却无缘欣赏她的画作，因此特地抽空去一睹画展。这是一个以潘玉良人体绘画作品为主的画展，又是以妇女形象为主的画展，油画、国画、写生共约七八十幅，大多是妇人裸像，与现时有些所谓艺术展相比，多了点艺术而毫无色情滋味，这些坐卧站走的妇人，无不展示了人体与线条的美，那么自然而毫无矫作，给人以艺术之飨。

　　潘玉良早期绘画作品，明显受到西方主要画派影响，从构图、风格、色彩，无不与印象派或抽象派相似，纯是西画的翻版，而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她五六十岁前后，始将中国传统绘画的线条与色彩融入西画之中，产生了西画中绘，进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画风简练，线条优美，色彩明朗，略有夸张的线条，重于传神，既弥补了传统中国画的形体结构欠准，又发挥了传统国画的线条精炼，她许多幅人像画脸部没有勾画鼻子，却丝毫没有让人感到缺少了什么，这就是掌握了中国画的精髓——表达神韵。她获得西方美术界的敬重，赢得了许多金银奬章，是当之无愧的。

　　我对潘玉良一生瞭解不多，连电影《画魂》也没有看过，对她最有印象的一件事是听刘海粟先生谈潘玉良早年。大概是1989年前后，我不记得是哪个电影摄制组欲筹拍关于潘玉良的影片，想访问一下潘玉良的启蒙导师刘海粟老人，不知他们从何得知我与刘海老熟稔，硬要我陪去访问。其实我与刘海老交往不多，只是他知道我是章太炎先生之孙十分礼待。刘海老与先祖父章太炎先生曾是难友，1927年蒋介石北伐至上海后，发动“四·一二”大屠杀，镇压了许多共产党人与爱国人士，遭到广泛谴责，于是国民党在1927年5月至6月，提出肃清共产党、驱逐俄国顾问鲍罗廷，还杀害了左派徐谦、邓演达，遭通辑的还有黄炎培、沈恩孚、张君励等，我祖父与刘海粟也在其中，于是他们成了难友。刘海老多次对我说，他一生受康有为、章太炎教导最深，先祖父还曾为他的作品题款，十分提携，他念念不忘，所以我每次造访时他总非常礼待，足见他道德之高。于是我领了摄制组去拜访了刘海粟先生。

　　刘海老说起潘玉良十分激昂，他以很高嗓门说：“潘玉良在上海美专读书时，大家并不知道她出生青楼。有一次周末开同乐会，师生都要表演节目，轮到潘玉良表演时，她推却不了，就唱了一段《李陵碑》，字正腔圆的演唱，惊呆了所有在场的人，因为这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必受过严格训练，于是让同学起了疑心，才千方百计打听她的过去，才有身世泄密，闹出退学风潮等等……。”摄制组当时将刘海老话都録了音，但我只记住了刘海老这段话，我认为这段回忆是最权威与合理的。刘海老还兴致勃勃地答应为影片提名。过了不久，我收到刘海老来信，内是一张他的题款——“风尘女子”四字。这四个字如此苍遒有神，实是他书法中精品了，足见他是用心来为他锺爱的女弟子写这四个字的。但这个摄制组后来不知为什么无声无息了，无影无踪了，这张题字却一直存于我的案中。

　　“风尘”二字是贬义词，指颠沛辛苦或社会地位卑下者，“风尘女子”更是指烟花巷里靠卖身度日的娼妓；一般指堕落的女子，是社会最看不起的一种人。这种人是被千夫万夫所指，是万劫不复之人，一般很凄惨短寿，不是被流言蜚语所杀，就是早逝于疾病贫穷。而潘玉良活下来了，也没有被流言所杀，她自强不息，还成为大艺术家，不光会绘画，还有精湛的雕塑技艺，她所塑的张大千先生像也深为大千先生所锺爱。张大千先生在潘玉良《豢猫图》上题词曰：“玉良大家写其所豢猫，温婉如生，用笔用墨均为国画正派，大可佩也”。因而潘玉良的作品都成了世上珍品，为世人争藏，祖国也以她为傲，这个中国的“灰姑娘”，实在实在是幸运的。然而我想，倘若不是有人帮她远走欧洲，她会有这样荣耀的一生吗？她的祖国会给这“风尘女子”这样的宽容与机会吗？如果说过去不能，今天能否……，我不敢想下去。但潘玉良却没有忘却自己的祖国，她宽容地将自己数千件作品统统送回了祖国，献给了母亲——祖国。这样一个饱经苦难、蒙受不公的传奇女子，却做出如此慷慨的义举，令人震慑。可以说．她的灵魂已归于上苍，她的身体已归于大地，她的作品已归于人类，她的心已回归乡里，她的名字已属于祖国。一个世俗以为最卑贱的人，却造就瞭如此众多的荣耀。这一切令我等道德家深感汗颜——我莫名无言地站在她的作品面前，只有敬佩!

　　（发表于上海《联合时报》2002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