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在香港街头报摊上，一本《中国评论》月刊无声无息地问世了。它以中国诸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两岸等重大问题，作为评论的对象，请海内外华人发表见解，它以“摆事实，讲道理，明是非，求共识”作为办刊宗旨，不唯上、不唯下、不迎合、不枉造、不偏、不倚、很独立、很理性、很温和、很包容、很博大、很自由，不避最最敏感的外交、两岸等时政问题，开民言、集民智，受到两岸三地广大知识分子的推崇。它迄今已整整出版一百期了，成了两岸及港澳唯一公开发行中文时政杂志，也是在两岸特许公开销售的政论刊物，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中国评论》从一本月刊，发展成今天的“中评社”，“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等，这实在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一大硕果，也是致力《中国评论》的一切有识之士的一个成功，值得高兴和庆贺。

　　办一本公正的客观的能容两岸三地人真知灼见的刊物，是多少学人的追求，但这是何其难呵，你得承受多少压力，经受多少孤独与寂寞，为资金你得费多少口水，为觅稿源你得踏破多少鞋屐……，好在《中国评论》已走了过来。一百个月的日日夜夜，无言的辛苦终于换来了社会众口一词的认同，这是何其幸运。我曾有幸参与刊物的创办，从此心系《中国评论》，关心着它的生存与发展，默默分担着它的一切忧愁。我既然是它的忠实读者，又是它的编外编辑，也是它的热心撰稿人，我从中汲取了许多知识与学养，也分享了它成长中的众多烦恼，同样也格外感受到成功后的巨大喜悦。愧我不能给予《中国评论》更多的助力，尤其在发展的中后期，伟峰兄与建闽兄独挡一面，断薪近年，一切艰辛恐非为外人所知，让我至今不忍思及。好在他们闯了过来，这让我想起古训：“人不当求大官，当求作大事”，他们无愧地做了一件大事，当以自慰。

　　此时此刻，我想最感高兴的应该还有一个人，这就是汪道涵会长，他也是《中国评论》的始作俑者，可惜斯人已逝，哲人已萎，但我想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之所以薪火不断，就是前人宝贵的思想在后人努力下不断得到承继，汪道涵会长的思想与教诲不正在《中国评论》中得以绵延光大吗？先人有知，当含笑九泉。

　　过去的已过去了，我期望《中国评论》新老同仁，继续努力，在二百期、三百期、四百期……中，创造更大的辉煌！

　　（写于2006年3月7日，发表于香港《中国评论》总第100期，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