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进党原主席施明德带领台湾百万民众掀起了第三波“倒扁”风潮，台湾的另一个“民主运动捍卫者”龙应台女士表示她不会向施明德捐出一百元。她说，问题不在要不要“这个威望不到膝盖高的‘总统’”下台，而是应该追究台湾怎么会“培养了他这种人物，而且容许他苟延残喘的整套制度，以及制度背后的人民自己脑里的文化思维。”（龙应台：《我怎么上“陈水扁”这一课》，台湾《中国时报》2006年8月24日。）我不想评论龙应台这样做对不对，但我认为她提出了一个极其严肃和深层的问题，而且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民进党从1986年诞生，到2006年百万民众一波又一波的“罢扁”，民进党为什么会迅速发展成长、壮大，以至2000年登上执政舞台；但又为什么会迅速没落，今日民进党支持率仅达18.1%，而陈水扁支持率仅达18.3%，有54%民众认为陈水扁应该下台，有45.5%民众支持倒扁，有68%民众支持施明德倒扁，但为什么有59.2%民众认为倒扁难以成功……。（台湾《中国时报》民调，2006年8月18日。）是谁培养了容许陈水扁苟延残喘的体制以及今日台湾民众的思维？这比一味要这不要脸的“总统”下台以一图痛快更为重要。这是两岸都无法逥避和必须深刻思考的问题，任何幸灾乐祸与盲目乐观或悲观，都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为台湾病体找到发病的原因。

　　一、一个背弃初衷而迅速堕落为名生利死的利益党

　　民进党在国民党威权时代，作为体制外反对专制独裁，反对贪渎腐败，追求民主进步，要求改革开放，要求台湾人当家作主，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抗争坐牢，它无论如何曾激动过当年民众，博得过民众同情，尽管它是一个街头党，尽管它非常草莽，尽管它的“台独”主张并非让多数人支持，但它给过台湾人民的一个希望，因此它能于2000年击败拥有二百万党员、一百年党龄的国民党，被台湾民众视为“变天”，被西方社会视为民主的成功范例——一次和平的政党轮替，民进党许诺将组成全民政府，将走中间路线，人民无不企盼，民进党人也踌躇满怀地说：“执政二十年无敌手！”

　　而登上执政舞台的民进党，却没有中间路线、没有全民政府、没有政绩、没有改革、没有进步、没有民主，甚至没有反黑金、没有兑现执政前的一切许诺，反而迅速黑金化，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利益党。民进党党员与支持者，除了“依附、禁声、犬儒和伪善，对核心价值的沉沦一直只有看着、包容着、体谅着。”（顾家锦：《本土民主主义者的提问》，台湾《中国时报》2006年6月19日。）它2004年就该下台了，所有民调反映它的支持度远远落后于“泛蓝阵营”，而陈水扁依靠“两颗子弹”继续执政，民进党人为了保住权力向魔鬼妥协了。于是陈水扁一伙变本加厉贪渎腐败，从陈水扁身边人到外戚赵建铭一家到夫人吴淑珍到陈水扁本人，“明也贪、暗也贪、大也贪、小也贪”，“总统府”成了贪污中心，完全到了不知廉耻程度。各种弊案纷纷被揭发，如：高捷案、台开案、二次金改案，秃鹰案……多达数十个。（台湾《联合报》社论，2006年8月1日。）而整个民进党竟不敢反对，一味为扁护航，彼此堕落为一个“共犯结构”，完全背弃了初衷，背叛了人民，只是成了这“利益集团”的一个维护者，丧失了灵魂。在今日民进党眼里，“只有权力逻辑”，而没有伦理与价值，“民进党目前也正以出卖自己灵魂，来固守自己最后的权力版图。”（社论：《民进党所摧毁的其实是自己的精神资产》，台湾《中国时报》2006年8月26日。）

　　民进党执政后，陈水扁大权独揽，完全无视现行宪政体制——双首长制，短短六年，更换“行政院长”五次，而陈水扁一家又让民进党深陷风暴之中。但民进党依然没有反省也不敢反抗，百万人倒扁而民进党依然要护扁保扁，民进党为什么心甘堕落？这是一个很难讲通的现象，但台湾《新新闻》1012期杨照《派系解散，恶斗开始》一文很好解释了这现象，杨照说：民进党执政后，“陈水扁挟持了从未想像过的这么庞大的执政资源，”从而“快速驯服了民进党，把民进党绑在了自己身后，成为对他无条件支持的后盾”，而“在民进党‘陈水扁化’过程中，大部分派系都屈服于陈水扁威胁利诱双管之下”。李雪莉也有过同样论述，她说：“民进党的变调、肇因权力”，2000年民进党胜选后，“陈水扁向在场人士透露，‘总统有五千多个位子可运用’，权力带来了许多的喜悦。”（李雪莉：《谁杀了民进党》，台湾《天下》杂志2006年6月25日。）利益使民进党人与民进党成了利益的奴仆，使这个党变成了一个利益党，无怪稍正直一点的老民进党人，稍有一点原有理念的老民进党人，从朱高正、施明德、林正杰、陈文茜、许信良、郑丽文、林义雄……都纷纷离开民进党，执政后的民进党对他们来讲变得如此陌生了。一个政党执政后犯一些错误是难免的，只要有反省机制，仍会有活力，但要是弃了理念与核心价值，则万劫不覆了。

　　说到底，所有的大道理与崇高理念，在执政后的民进党眼里变得如此渺小，民进党对清廉、民主、人权、法治根本没有信仰，自己人的利益才是核心价值，真正的追求目标只剩下一个，即“我们自己人掌权”，一切为了“继续保住江山，肚子扁扁也要挺阿扁、弊案连连也要死命辩，哪需要谈什么最高或最低道德标准。”（社论：《民进党的危机与风暴才刚开始》，台湾《中国时报》2006年8月16日。）至此，民进党不要说作为一个执政党是不及格的，连作为一个政党也是不及格的。为了保住权位，民进党的府院党使尽浑身解数，这个团队的前锋负责“谩骂、指责、硬拗”，它的中场负责宣传“絶不下台，有问题去问别人”，它的后卫负责“悲情、懊悔但再给机会”，它的啦啦队负责宣传“什么都没错，什么统统对。”（台湾《新新闻》2006年8月期，第16-17页。）至于什么公义、道德、廉耻……统统都弃之不顾了。由此看来，民进党根本不具有真正的先进性而始终带有太多小农的草根意识，只是在台湾这特殊的历史进程中，有着强烈的本土与民主的呼唤，给了民进党一个机会。这种所谓的“政党轮替”带有太多的局限性，民主意识太少，进步动力太弱，充其量是一场“农民运动”，而一旦到了京城，依然当皇帝和鱼肉人民。民进党成立至今不到二十年，从一个追求民主和进步的党演变成了一个不讲民主不讲进步的党，这是一个值得总结的悲剧，是形成台湾乱局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也是造就陈水扁的原因。

　　二、恶质的选举制度操弄了族群矛盾和制造了统独对决，让台湾陷入意识形态斗争的泥潭之中

　　当利益来自权力，权力来自选票，这样的观念与制度一旦确立，台湾便陷入以选举为中心的政治生态，整个社会便环绕了选举走。民进党成了选举机器，陈水扁成了选举怪兽，为了胜选，他们研究了怎么煽情，怎么制造选举议题，怎么抹黑抹红……。民进党前副秘书长钟佳滨说：“1996年后，民进党已经把大部分的力气放在如何经营选举，如何取得政权上，最高决策机关中常会里，少有政策辩论，只剩下初选与提名制度的修改。”（李雪莉：《谁杀了民进党》，台湾《天下》杂志2006年6月25日。）最后他们发现最有效最廉价的选举工具——就是操弄族群矛盾和制造统独对决，就是幡弄意识形态将台湾变成蓝緑两种颜色，緑的代表本土代表爱台，蓝的代表外来代表不爱台，将“台独”美化为爱台，将统一丑化为卖台。于是陈水扁与民进党不断制造族群矛盾和社会对立，不断毒化两岸关系，“因为它相信自己所属的主流族群的票源占人口多数，只要族群继续雠视，民进党就能因为本土选票的同雠敌忾而胜利。此外，民进党已没有信心以其他方式得到多数支持。因此，一面不断戮刺着历史伤痕，一面在社会切割出更多道伤口，吸吮着台湾的血液维生。”（台湾《中国时报》社论，2006年8月16日。）

　　为了选票，陈水扁与民进党需要制造雠恨，需要制造危机，需要制造斗争，他们的逻辑是越独越爱台湾，他们用这逻辑刺激大陆作出反弹，而每次反弹又成了他们巩固基本盘、压制内部矛盾的口实，从而使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张。这种以意识形态治台左右了台湾政局时，当这种意识形态盖过一切的时候，当民粹主义主导一切的时候，台湾社会与人民就没有民族、民权、民生而言了。

　　出现这样一种状况，错误不在于台湾的“民主化和本土化”运动，而在于陈水扁与李登辉将民主化变成了“民粹化”。将本土化变成了“去中国化”。也许台湾的“民主化和本土化”来得太快了，而且成了陈水扁与民进党的专利，他们垄断了对“民主化与本土化”的解释权。今天人们开始意识到“台湾是民主的暴发户，拥有民主但不懂民主”，“社会与政府看似在民主的机制下产生，但是实际上全是由一群物性（易于驱使、激化、利用）的人所制造的政府。”（黄文奇：《人民力量拨乱反正》，台湾《联合报》2006年8月21日。）“本土化”——“本土政权”成了掩饰一切贪腐堕落的盾牌，而“民主化”成了一个贪渎政权无法无天的护身符。“台湾虽然已经有了选举民主，但是追求政治与社会正义的公民文化却仍十分浅薄。”（陈宜中：《龙应台回答不了的问题》，台湾《中国时报》2006年8月2日。）“民主政治的真义，絶不是‘统治者无论如何贪腐不义，等到下次选举再说’，亦絶不是‘不能容忍总统府前交通瘫痪，但可以忍受严重贪腐不义的政权’”。（台湾《联合报》社论，2006年8月26日。）台湾民众有了选举权是好事，选票固然可以表达民主，但选上了不管如何烂，也应该让他舒舒服服做完，则是反映了台湾“民主化与本土化”的不成熟。宪政民主的核心意义是统治者不得滥权，而非滥权者可以得到任期保障。

　　当选票成了政治人物最大的目标时，整个社会的政经关系也随之变化，首先是五花八门的政治献金正当化，其次是猖獗的黑金政治公开化，最后是政治人物与财团利益输送合法化。尤其是民进党执政后，与金主互动无法建立制度化运作机制，而是主要依赖于直接的个人关系互动，金主与大企业家要出入府院，能获得“緑顶商人”身份，能分得更多利益，则是必须设法巴结上府院的核心人物，通过他们与陈水扁建立起利益互输的政商关系，于是陈水扁身边的红人从陈哲男、马永成等——到外戚赵建铭到赵建铭一家——到陈水扁老婆吴淑珍，无一幸免地被金主们拖下水，他们从雁过拔毛到直接索取，无一不中饱私囊，一个一个成为巨贪，这些人固然贪婪，而这种政商机制使他们无一幸免落水，乃制度使然。

　　被台湾标榜自诩的“民主政治”是一种委托管理政治，但这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一种制度，事实证明，即使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人物，并不一定会忠诚于选民，他们“利用权力谋取私利是一种小恶。”（高岩：《台独必然导致政治腐败》，香港《广角镜》总第407期，2006年8月。）希特勒也是民选产生的，他的罪恶不在敛财，而在于将德国人民引向战争。今天的台湾领导，为了选举，制造蓝緑对决，将“台独”赞美成“爱台”，这就“必然会挑动族群分裂、吸收政治黑金、收买美国政客、收买南美小国独裁者，从事国际军火内幕交易，大量涉及军火佣金案”，就必然会挑衅大陆，“来实现他们党派私利，台独政治最大的邪恶莫过于此，”（黄文奇：《人民力量拨乱反正》，台湾《联合报》2006年8月21日。）这才是大恶。正如民进党原主席许信良所言：“整个党逐渐变成台独意识的俘虏，比起台独，过去传统的价值都不再重要了，这才是问题所在。”台湾这种变味的民主，这种以统独为内涵的选举可以说是台湾一切乱源之根，从而衍生出今天的一切问题。

　　三、混乱的国家认同导致了行为与价值观的高度混乱

　　台湾自“戒严时代”结束后，李登辉与陈水扁极力将台湾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加以营造，推行了一条“台独”路线，制造了蓝緑对决，致使台湾广大同胞对国家认同、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出现瞭高度混乱。即便陈水扁一家涉及这么多弊案，蓝营要“罢免”陈水扁，陈水扁还可以动员族群感情来取代反省，以认同立场来压抑对民主理想的追求，用“颠覆本土政权”、“卖台”轻易将蓝营置于死地，因为蓝营不管反扁有多少理由，但它早被戴上了“不认同台湾”、是大陆“同路人”的帽子。认同成了台湾区别“敌我”的唯一标准，让台湾社会处于“认同恐怖”之中。

　　“台独”的死忠人物陈师孟说：国家认同重要，还是民主程序重要？当然是国家认同重要，美国公民也首先是认同美国，若认同俄罗斯与阿富汗的“塔利班”，则不会这是信念不同而宽贷，台湾同样不应姑息不认同台湾的人。（陈师孟：《剖视“倒扁”连续剧》，台湾《自由时报》2006年8月28日。）另一个“台独”阵营的陈丽菊说：台湾的“国家认同的冲突使得一个国家具有两组的政治领袖”，一个是本土派，一个是亲中派，亲中派以其多数优势，杯葛军购预算，又力图要求“三通直航”和“积极开放”，形成“多数暴力”，“戕害民主莫过于是”。（陈丽菊：《漂流的认同，脆弱的民主》，台湾《自由时报》2006年7月28日。）这两个人的理论很典型地反映了今日台湾的认同混乱。台湾本是中国一部分，台湾人本是中国人，但李登辉与陈水扁要改变这种认同，从而造成台湾在经历“本土化与民主化”后陷入了认同混乱，要不要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要与中国保持一种什么关系，成了台湾民众的头等大事。而与这问题相比，民生问题、廉能问题皆不是问题，这样的社会岂能不出陈水扁这种人？又岂能不出让陈水扁能够苟延残喘的制度？！

　　这种混乱对“台独”党是十分有利的，使“贪腐政权”可以享受“本土政权”的专利，使“陈水扁等于台湾”，使“民进党等于本土”，于是“司法可以选择性办案、大法官可以不卓然独立、总统可以将要职与企业私相授受、修宪制宪正名可以作为政争工具……，‘本土’遂成了贪腐者扼杀‘民主’的凶器”，事实“民主应该成为检验‘台湾价值’与‘台湾认同’的必要标准，”（社论：《用完整的民主丰富台湾认同》，台湾《联合报》2006年8月28日。）而不是“认同”高于一切的“唯血统论”。

　　事实证明，在“假本土”与“假民主”拥护下，民进党从一个“使命政党”变成了一个“掮客政党”，使整个社会理念崩毁、价值虚无、族群分裂，究其罪魁，是利用“本土化”与“民主化”去实现“去中国化”之结果。

　　四、李登辉与陈水扁塑造的“台湾主体意识”给了台湾民众一个虚幻无望的“国族观”

　　陈水扁的支持率从登上执政舞台时的79%已下降到18%，民进党的支持率也从60%下降到了18%，有半数以上人认为陈水扁应该下台，中间选民几乎都赞成“倒扁”，台湾“总统府”前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耻”字。陈水扁如稍有尊严应羞愧而死，但他并无退意，因为他还拥有一定的支持者。泛緑的支持者并没有因为他的操守而解体，他们仍保持了35%的基本盘，而深緑的民众仍保持在15%左右，比起泛蓝的45%基本盘，泛緑略觉微弱与理亏，但比起5%左右的深蓝选民，深緑的声音要强烈得多，陈水扁仍可以躲在深緑选民的保护之下。今日台湾，大多数民众对陈水扁当局是不满的，但他们并没有对民进党炮制的“台湾论述”——“新台湾人”、“台湾生命共同体”、“台湾优先”、“台湾主体论述”、“台湾主体政权”、“一边一国论”、“正名制宪”……有所觉醒有所不满。连马英九对“本土论述”也很无奈，他虽然穿的是泛蓝的外衣，但他不得不常常表示自己心也是緑的，是决不会出卖台湾的，他会首先连接台湾的。民进党控制了台湾的言语权，控制了人们的文化思维，“爱台”、“卖台”仍是划分台湾是非的二元论。应该清醒认识到，台湾民众不满陈水扁不等于不满造就陈水扁的路线。从这一点讲，任何人没有权力讥笑民进党已溃不成军了，他们仍有土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台独”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了，更没有理由认为解决两岸关系快了。

　　面对三波“反扁”风潮，陈水扁虽度日如年，但他在民进党“全代会”上仍强调他决不会下台，未来两年他仍要以“坚持‘台湾主体意识’，落实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要完成“未竟事业”，他的支持者也发动一波又一波的“保扁护扁”运动，这些人的草根性与顽强性以及对“本土权政”的执着，较之温和的中产阶级，不知要强烈多少。台湾“百万人罢扁运动”，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最后演变成一场个别人“创意无穷”的“艺术秀”，这也是今日台湾中间选民与中产阶级实际状况的写照，任何人不能超越这样的现实。台湾的在野党也远远没有做好执政准备，他们还没有能力提出一个新的代表两岸民众共同利益的台湾论述，也无能力构建一个新型的两岸关系。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势力不希望“本土政权”立刻垮台，而造成一个两岸构和的格局，从而使自己在台湾问题上失去控制权。因此陈水扁可以苟延残喘。

　　台湾这十八年来，在李登辉与陈水扁的精心策划下，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制造了一个新的“国族观”，这个“国族观”核心是——台湾是台湾，大陆是大陆；台湾过去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天却是事实独立国家；台湾人大多数来自中国，但今天是新台湾人了；台湾文化也来自中国，但今天形成自己的本土文化了；台湾的制度过去也来自中国，但今天已是民主政体了；台湾的宪法也来自大陆，但今天台湾人要自己制宪了；台湾人有权公投了，台湾人的前途与命运将由自己决定，中国大陆无权干涉台湾内政……。这也就是李登辉与陈水扁炮制的“台湾主体意识论”，而在反扁浪潮中，李登辉虽也憎恶陈水扁，但他看到“本土政权”有可能因“倒扁”而受冲击，因此又提出了“从‘本土政权’到‘台湾主体政权’，从‘台湾人’到‘新时代台湾人’”，来巩固“台湾主体意识”。对李登辉鼓吹的这一套“主体论”，我们过去一直很不以为然，没有看到他正是满足了台湾民众渴求一个合理身份的诉求，他给了台湾民众一个虚幻的可怕的无望的“国族观”，而这种国家观、民族观与文化观，也造就了陈水扁这样的“本土政权”，造就了这么多的弊病。但今天多数台湾民众并不意识这一点，连“反扁”的龙应台也陷入困境，到底维护台湾现有宪政体制——她锺爱的“民主制度”重要，还是“反扁”重要，这个最有文化的“文化局长”竟也不知怎么办才好了，何况一般台湾民众呢！

　　龙应台是反对陈水扁的，但不愿捐给施明德一百元，这是对是错我不予置评，但她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即：台湾怎么会培养了陈水扁这样的人、怎么会造就这样的制度、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文化思维，这是值得两岸都去思考。我撰此文就想回答她，只要台湾有这样变味的民主观、变腔的本土观、变调的主体意识观，就会有权力至上、选举至上、意识形态至上，就会继续出陈水扁、继续毒化两岸关系、继续乱下去、继续沉沦下去……。要救台湾，要塑造一个正常的两岸关系，必须走出这样的误区，两岸才有希望、台湾才会有前途。但这是一个长期、复杂、艰难的过程。唉，这也许是中华民族复兴必须付出的沉重和曲折的代价！

　　
　　（写于2006年9月3日，发表于香港《中国评论》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