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编辑了我2005年秋至2007年底，近两年中关于两岸关系的主要论述。

　　我们的对台研究中充斥着大量的情况研究，用汪道涵会长的话讲，就是“探子式”的研究，如同京剧舞台上的探子，“探”到了一点情况，马上呈报，它的格式也如同舞台上的语言——探子曰：“探……报……”，长官曰：“再探……再报”。这种“探子式”研究就是单纯的情况研究，既没有对情况作深入剖析，更不要说赋予学术解释，至于探索情况后面的规律研究，以及理论研究，在对台领域里是长期缺俄。我的对台研究开始也是“探子式”研究，因此没有少被汪会长批评。

　　近年来，我开始注重情况后面的深层历史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大国关系因素、政治结构因素、趋势发展因素……的研究，把对台研究当成一门科学研究来对待。当然，还有很多人不同意将台湾问题当成一门学科，他们耻笑“台湾学”这名称，说台湾问题研究也可以成为台湾学的话，那么“四川学”、“上海学”……将皆可成为“学”，岂非泛滥成灾。我认为持这样观点的人要么他一辈子就是只会作情况研究，要么他根本不懂对台研究。四川、上海的重要性与特殊性能与台湾问题相比吗？因此，我近年来更多的注意研究陈水扁现象背后的制度，两岸关系后面的教训，台湾主体意识后面的民意，台湾四代人后面的政治取向，系列弊案对台湾的影响，民进党由盛而衰的原因，“罢扁”与“保扁”的前景……，连我对汪道涵会长的缅怀也不仅仅是对他事迹的缅怀，而力图去总结他的思想。这样的研究使我找到对台研究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我只是作了一些尝试而已。

　　作为一个两岸关系的学者，另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很好宣传我们的对台方针与政策，宣传国家发展的主张，让台湾民众瞭解我们的战略意图，将双方命运结合起来，而不是总是去写“大批判”式的吓唬台湾民众的文章，以显示自己的立场“坚定无比”。汪道涵会长生前对此是深恶痛疾的。他常说：“党中央并不怀疑你们这些学者的立场，你们写文章是应该写给台湾民众看的，要让人家看得懂，看得下去，看得感动，而不是动辄去教训他们，吓唬他们”。为此，我将邓小平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与“发展是硬道理”的主张，江泽民的“八点主张”与“三个代表”学说，胡锦涛的“四项主张”与“和谐社会”理论，自觉地与两岸关系联系起来去加以阐述，并提出了对台工作的一些具体建议，这些都是我的一家之言而已，仅供参考。

　　对台研究是属于政策研究的工作，因此很多研究报告都是仅供内部参考，能够公开发表都很有限。这种研究始终是集中在少数人之间，市民参与，与市民沟通都很少，对此我是不赞成的，因此我常写点公开的文字，这些年我公开发表的主要论述，先后结集于2002年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的《两岸关系与中国前途》，2002年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的《统一探究》，2005年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的《两岸关系与中国崛起》三本论集之中。另外，我主编了《东亚与中国——跨世纪战略思考》（2000年），《可贵的尝试——上海东亚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纪念集》（2005年），《上下求索》（2002年），《静心面壁》（2003年），《求真务实》（2004年），《勇于执守》（2005年），《持之以恒》（2006年），《台湾问题与中国崛起》（2005年）等文集。这些论述能否被以后的历史验证是正确的，我怀着忐忑不安之心，期待着读者的检验。我希望我这些文字能比我的生命活得更长久长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