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上海，幼时听惯越音。一出《梁山伯与祝英台》百听不厌。女人家在台下同咏  霓裳，均唏嘘不已，涕泪交加。越音丝竹，缠绵委婉，清丽怡情，颇有春雨杏花江南之韵。解放初，海员们自香港起义归，家属悉南迁广州，多赁屋于河南洪德路，我家亦然。当时，洪德路大基头有联合剧场，以竹篦、竹席搭之。戏台亦以竹木搭成，座位为长竹架，编号井然。名伶罗品超、吕玉郎、靓少佳、甚至马师曾、红线女也曾来此演出。粤剧似轰烈，辄以锣鼓钹齐发过门，镗然巨响，若灵夔之吼，壮士一怒。《梁祝》本是文戏，哀弦豪竹，贯珠累累，金石谐婉——然而将将喈喈间，锣声乍响，摄人心魄。似与“梁祝”哀情不合。

　　所以，我还是喜欢广东音乐多些。它或如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清怡悠扬；或如雕鹗相争，巨石坠崖，从容尽声，洋洋盈耳。齐奏起来，更是金石类聚，丝竹群分，令人动荡血脉，通疏精神。一阕《彩云追月》承风而啸，泠然成曲，至今仍刻骨铭心。我自幼南迁，久违越音，听此一曲，使我想起江南云彩之乡。《春江花月夜》颇类之，我认为“此曲祗应天上有”。

　　我后生时，也有三件宝之乐。这是我年青的朋友所言，二胡、秦琴、箫。三者加起来也不过二十多元，半个月工资而已，何乐不为。我买秦琴不过五六元，下班抱琴捻弹，荒江僻野，琴声嘎然，不胜苍凉……而扬琴者声若“大珠小珠落玉盘”丁丁脆韵，有如莺啼。但扬琴价钱不菲，非我辈力所能及。我只购六弦月琴，权当一充，不过七元。

　　那时政清人和，乐以象德，学校风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开》……“阿巴拉咕”也久唱不衰。少男少女们呦呦唱得要死要活的。可到了“文革”就不准唱了，说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只能扯着喉咙唱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之类的革命歌曲。倒是毛泽东填的诗词，尚可配乐弹弹，如《蝶恋花》。有时偷偷弹广东音乐，《赛龙夺锦》改作《竞渡》幸准可奏。一曲《平湖秋月》足令人陶醉，只能偶尔为之。

　　单位宿舍结草为庐，同住十余人，闲谈咸湿，不及政治，无东窗事发之虞。盖非我辈之癖。三两好友，或舞刀弄棒，或鼓琴狂歌，其乐无穷。大烟桐、马仔、二叔公均弦索好手。马仔操琴，以指颤弦，即发悠音；二叔公拉二胡，亦以指颤弦，梁尘为动。于是自成“私伙局”吹弹拉唱，无乐器者竟鼓盆桶凑热闹，居然也撼人心魄。不过，多奏些《毛主席的红卫兵》之类的文革歌。记得有一首歌“毛主席呀毛主席，您的话儿记在我们的心坎里，山当书案月当灯，盖着蓝天铺着地……”此曲颇动人。后来听说是喇嘛颂经的调，被禁了，奇哉怪也！那时“莫须有”即可定罪，羁囚“牛栏”唯朝唱《东方红》，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平时就唱“语录歌”说是这样可改变世界观云云。

　　不过，今日的“广东音乐”又面目全非了，了无雅韵。一曲《彩云追月》杂以重金属敲击声，或曰“水打沉船”也罢。歌厅中雷公电母失了分寸，震耳欲聋，炫眼昏花。红男绿女被映得青面獠牙，如同鬼影幢幢……不得晴天，何有彩云哉！

　　忆昔高胡大师刘天一在广州文化公园中心台独奏，虽火树银花，然则天高气爽，皓月当空，刘师奏得顿挫清壮，声若裂帛，一串骊珠，应手成曲，无所凝滞，听众皆屏息而听，弦音袅袅，行云为遏，赓歌属和，俯仰张翕，真是翩若惊鸿，矫若游龙。这才是真正的雅乐呀！刘公已古，但愿“广陵散”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