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入海是相当苍凉悲壮，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千古绝唱，唱得中国人为之慷慨激昂。长江入海是那么豪迈激越，刘禹锡的“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不过，张若虚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犹令人寻梦依依，缠绵悱恻。

　　长江、黄河和珠江最终都是流向海洋。不过珠江口有八门出海：磨刀门、虎跳门、鸡啼门、厓门、虎门、蕉门、横门、洪奇门。似乎长江黄河，没那么多门。而且珠江也并不按“三万里河东入海”的规矩，而是“有门即向海中流”，管它向东向西，哪里能出海就往那里流，珠江口是夺八门向南而出海。清陈恭尹有句云：“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是否也可以理解为珠江不限华夷的开放性。这大概也就注定了广州人对多元文化的相容和开放， “条条道路通罗马”，他们会选择多种门径，不管黑猫白猫，以不同的方式达到同一目的。

　　曾经与中山大学黄伟宗教授访问南沙，幸会霍英东先生。谈到珠江文化，霍先生的一番见地也很说明问题。他举出几个数字，每年黄河冲积的淤泥达11亿吨，长江为5亿吨，珠江只为2千万吨。我想这就是珠江八门好处，其开放程度之高，不易闭塞，于水不易为淤。当然霍先生说的是江海一体的观念，因为他要在广州的南沙为珠江打造一个更大的海港。我想这也可以说是霍先生珠江文化底蕴的经济观念，决定了他的投资取向。

　　黄教授石破天惊提出“珠江文化”，认为“岭南”有以偏概全之虞。现代世界崇尚“水文化”，神州大地除了长江、黄河，当还有珠江。黄帝是黄河文化的始祖，炎帝是长江文化的始祖，他甚至语惊四座，一文以义，举舜帝为珠江文化之始祖。

　　我倒是随黄教授去过英德，其南山地势险要，风光秀美。传说当年舜帝南巡狩猎，曾率领宫廷乐队登上南山最高的鸣弦峰，奏起了《望娥》之曲，唱出了《熏风》之词。大概这就是舜帝在粤的足迹了。不过当时南方如《山海经》记载真有那么回事，实在是太可怖了。有其状如苍黑的牛的兕，有豕身人面的猩猩，还有人面鸟喙身有翼，能飞的灌兜……舜帝率宫廷乐队巡狩南方，开化蛮荒，最后死于苍梧之野。于是溯为珠江文化之源。这若是引起学术界争鸣，那就幸莫大焉！  

　　黄帝的黄河文化代表了北方的中原文化，而炎帝的长江文化代表了南方的江南文化。《中国历史大辞典》说炎帝居于姜水（陕西歧水），应该是北方人。但未表黄帝何方人氏，但他与炎帝同为少典之子，也应该是北方人。中国自秦以后形成的传统疆域，多以秦岭、淮河为界，华南、华北大体对等分割，华南为南方，华北为北方。

　　大概南北之争洎乎远古时代的炎黄大战。如果按黄教授说法，则是长江，黄河之战了。这场战争，黄帝赢得了胜利，使得中原文化从此在这片土地上占居正统、主导的地位。远古人取名字讲究来历，如有巢氏、燧火氏、神农氏、刑天等等。炎黄也如此，黄帝的黄，是黄河的黄，黄土地的黄；而炎帝的炎，是炎热的炎，烧火开荒的炎。炎帝亦即神农氏，发明农耕、医药、商贸和音乐。黄帝发明了房屋、蚕桑、舟车、文字、音律、算数、弓箭及井田制。考古发现，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迄今约有九千年历史，遥遥领先于黄河流域至少上千年。神农氏发明农耕、尝遍了百草，这足以证明神农氏只能是南方人，炎帝一脉为现今可以追溯得到的“长江文化初祖”。

　　据说，黄帝之妻嫘祖原籍广西，发明了养桑蚕。北方人盖房子、造舟车、制弓箭，故也会养桑蚕，黄帝则为“黄河文化始祖”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 “龙战玄黄”之后，那就是一个龙的中华。华夏文化由南向北扩散开来，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形成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江南文明，和以黄河流域为主体的中原文明。长江流域因地理、气候较优，文明的步伐曾长期大幅超前于黄河流域，但黄河流域吸收了江南文明的农耕技术并使之制度化，终于后来居上。若中国是个大家庭，各地皆大中华之子。

　　最近出土的文物证明珠江文明与中华文明整体同期存在，粤北曲江的马坝人遗址固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张镇洪教授在珠海高栏岛新发现的摩岩石刻壁画所刻图腾为西周时期古越民族的。张教授日前在英德考古，还发现一万二千年前稻的硅化体。这一点证明了广东除渔猎，还有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甚至还早于长江的稻作文化。令人费解的是，中原的农业文明的南传总是与暴力相联系。  

　　但无论广东土地上如何考古，出土文物或化石总不会超过15万年前。而在中原的发现，往往上百万年前。连云南元谋人、浙江河姆渡人遗址都在170万年前。此中是有其自然气候原因，岭南潮湿的亚热带气候、酸性的红土壤，不可能保存更漫长岁月的遗迹，广州人为此感到沮丧。先是中原黄河流域，再是长江中下游的吴楚之地。“南蛮”之地的广东，成了赵佗来后收养的“儿子”。

　　春秋时代，代表黄河文化的强国是秦，而代表长江文化的则是楚。楚国率先自立为王与周王室分庭抗礼，吞并大小国家不计其数，版图急剧扩张。到战国时，楚国的领土北逾河南中部及淮北，东至山东半岛，西抵陕西，南抵南粤，经略巴蜀、黔中，征服滇池，面积甚至一度超过北方六雄之总和。当时最具实力横扫六合统一中原的国家是楚国，而非秦国。 

　　然而恰恰是秦国而非楚国横扫六合。秦国地处偏狭，战国初年并不显赫。商鞅变法，从政治体制上下功夫，终于取代楚国成为七雄之首。秦国强大后，第一个重点打击的对象便是南方的楚国。在征服各国的过程中，最令人感觉其诡诈、蛮横和恶劣的是强秦欺楚。不过，人们以为南方人狡诈，北方人戆厚；其实南方人若戆厚，会近乎“憨居”；北方人若狡诈，简直是发狼戾。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后来推翻秦朝暴政，果然还是楚人：陈胜、吴广国号称“张楚”，项梁、项羽是楚将项燕的后代，刘邦出身楚国故地，反秦大军名义上的最高统帅是楚怀王。亡秦之后，楚汉相争，待项羽听到四面楚歌之时，以为楚人尽归刘邦，只得乌江自刎。  

　　刘邦建立汉朝，秦汉两朝，看起来汉承秦制，国都也都设在长安，却是北人和南人先后统一中国建立的两个政权。治国思想也大不一样，秦朝推崇法家，汉朝先行道家，后独尊儒术。儒本是北方鲁国的产品，但鲁国终被南方楚国吞并。 

　　两汉逾四百年，分裂成三国。北方是魏国，南方是蜀国和吴国。衣冠南渡以后，百分之八十的北人移居南方，剩下百分之二十的北人与大批涌入的胡人杂居。经过这番民族大迁徙，南北人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大致是南人为汉人，包括原来的南人与北人；北人为胡人，掺杂少数残留的原北方汉人。原先的北人到了南方，自以为带来了先进的文明，一派正宗嫡传的嘴脸，到后来才渐渐融入南方，成为真正的南人。到了南北朝，南人称北人为“索虏”，北人则称南人为“岛夷”。索虏意为头上扎辫子的化外之奴；而岛夷，则是泽国水乡的乌合之众。北方的索虏们经过仔细一番汉化，终于脱胎换骨成为汉人，征服了南方的岛夷，建立统一的隋唐王朝。 

　　安史之乱及黄巢之乱，又有大批北人逃亡南方。传统中国又一次经历民族大换血。加入中国的外来民族是分期分批而来。每次换血使汉人从血缘上逐次被稀释。而此时的南人，也不会都是纯粹的汉人，因为逐次迁来的北人中，可能已带有胡人的血统，甚至本身就是被汉化的胡人。元朝时，蒙古人从法律上确定了南人北人的分别和等级。北人是汉人，列为第三等；南人是南人，列为第四等，都排在蒙古人、色目人之后。

　　广州人对北方人还是无甚好感，可能就因为有此南北之争的历史渊源。且秦汉乃至元及清南征的杀人如麻的暴行不无关系。尤其是西汉伏波将军路博多十万楼船兴师伐粤，纵火烧城，番禺城（古广州）被烧为赤地。即使唐宋之盛，岭南亦不过贬谪流放之地。北人南下做官，动辄如寇，使粤人无不闻“北”色变，成为特有的“拒外基因”。这种拒外情结，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就升华为民族英雄主义。

　　每有外族入侵，北方人与南方人对敌态度各不相同。历朝历代都有记载，每遇外族入侵，南方人总是抵抗得特别顽强。南宋如此，南明亦如此。如清兵入关，偏安于广东的南明派遣左懋第到北京与清朝谈判，那些已经降清的北方籍官员在北京，一概闭门拒见南明使者。他们既怕被当面斥为“明朝叛臣”，闹个不愉快，又怕清廷起疑与广东的南明“暗中勾结”。1840年英国人在三元里就尝到了广州人的厉害。当时尽管占了大便宜，一百多年后还是要把香港交还中国。

　　广州的民俗风情，与北方的迥异，简直历数不尽。在北方谓赶集，在广州人谓趁墟。北方人谓对弈，广州人谓捉棋。北方人用勺，广州人用匙羹。北方人吃馍，广州人吃饭。北方人喝稀饭，广州人食粥。远古时北方人吃小米（粟），粤人吃稻米，后来北人改吃麦面和杂粮，粤人依旧吃稻米，再后来粤人也偶而吃面。北方叫江为河，在广州叫河为海。北人善马，南人善舟。北人威重，南人灵巧。

　　我在北京学习时，广州学员要天天洗澡，这也为北方同学们看不惯。无论冰天雪地，照冲不误。旁人看了尽打冷颤，浑身起鸡皮疙瘩。且还不进浴室，洗手间也将就。广州学员的闲食多是香港货，包装花俏，印洋文的饼乾、朱古力之类。亲戚朋友从香港捎来的，不吃白不吃。带点洋化的生活，同学们都看不惯。“南蛮子”之谓，欲呼无声。“蛮”即“土”，“土”又何由？电影电视里为富不仁的反角准是粤语普通话的广州人，看了可消气。

　　其实南方人、北方人之间的歧视，可溯源到东晋时，南方士族瞧不起南渡来的北方士族，言谈文字中常有不敬之语，把北人叫作“伧鬼”。而现在广州人把广东以外均视为北方，将北方人谓之“挠汹” （老兄）。北方人喜称对方为“老兄”，粤人不解，以直呼之。他们朝外省人唱“老兄老兄，唔吃芫茜葱；生在湖南，死在广东……”所谓“老兄”读成“挠汹”其为粤语音译。这岂止广州，各地居民都有对外乡人的歧视和嘲弄。

　　处于南方的广州天气温暖、湿润，阳光充足，植物丰茂。珠江流域的确不同于中原，空气发潮，不爽，身感粘稠。然满眼葱绿，生气甚浓。不甚明媚，却灿烂，墨绿苍榕，火红木棉……从飞越中国大陆的上空可以从漠漠云雾和阳光交错中透露出来的是两幅风貌迥殊的画面，一个是华北，另一个是华南。在乾燥华北平原上，极像是美国中西部的景致，如同是木刻版画。而华南是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汪洋一片的稻田从空中望下去，如同一幅水墨画。

　　广州人长相亦具特色，眼深，明眸，浓眉；嘴大唇厚，牙阔，哨出或倒岌；额高颏宽，呈国字，骨架粗大，略矮。广州人与北方人的异趣，连外国人也能感觉得到。英国第二任驻香港总督德庇时爵士，曾经作过如此描写：“生活在南方的中国人，其体貌特征不如生长在北京的中国人更具有鞑靼人面部所有的突出的棱角。夏天时，南方的男人习惯赤裸上身，腰以上晒得黝黑，腰以下仍是白的，”看上去好象是把欧洲人的下半身接到亚洲人的上半身去一样。

　　明人黄瑜从中医的医理，谈岭南广东人与北人的体质：“南人凡病，皆谓之瘴。率不服药，唯事祭鬼。设犯伤寒阴阳二症，岂有坐视而不药耶？而南方之人，往往多汗，上盈下虚，用药者妄，发汗吐下，其祸可立而待也。瘴疠之作，率因饮食过度，气痞痰结。槟榔能下气消食化痰，故岭海之人多食之。此可类北人之食酥酪。北方地寒食酥酪，故肤理紧密，一旦病疫，当汗则闭塞，而汗不得出，所以病多难治。”（《双槐岁抄》）广东人喜食槟榔，有著名儿歌《月光光》为证。直到现代，三岁孩童皆会唱：“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吃槟榔……”康熙皇帝也曾论及南北人的体质，认为北人进补宜用鹿茸而不宜用人参，南人则宜用人参不宜用鹿茸。人参鹿茸，反正都是他祖籍所在地的特产。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之说，大不如前了。开发上海浦东，开发大西北。广东有的特殊政策人家也有了。然“海”边行的优势，谁也无法替代。我青年时，工厂附近有一池。池边竖一告示牌，书“禁止下塘捉鱼”。后来，牌子无踪。不知者皆下池摸鱼，先者自然摸着大鱼，后者只好摸些小鱼、虾毛。知者规矩，泥沙也没摸着。广州人摸大鱼者甚众，一夜之间成腰缠万贯的富翁，连农民也住别墅，开小车，比省里的官还要阔气。规矩者一直坚持岗位，只有“下岗”。

　　文革时，广州人称香港“人间地狱”，却要偷渡地狱，亦此心态。广州人“憎人富贵嫌人贫”不足为怪。对“捞仔”如是，即使同是广州人也如此。常有这样情形，公共汽车上两个阿婶旁若无人地大谈儿女在国外发达，回来又买楼又买车，现在赶去同他们饮茶。为了证明真有其事，她下车时，特别的显得匆忙。另一位欣羡不已，满口的奉承话，赞她的儿女好本事。等她下了车，又回头对别人揶揄说：“嗟，若有车，又何须来迫‘巴士’呀！前世未饮过茶，滚水碌脚咁样，急急脚，去投胎咩！”

　　的确，广州不少人下岗在家，他们宁可每月领三几百块的生活费，想像着家里有人在香港发达。因为香港人有钱，铁梅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港人便把内地人统称为“表叔”，女的称为“表姐”。广州人不表异议，因其亦称人“外江老表”，更不消说“捞仔”了，况且自己也被称 “表叔”之列，广州人最恼火是港人看不起他们。即使是七十岁的老婆婆，尽管她也是从大陆来香港。在广州的亲戚家中看香港电视，凡有报导哪里遭抢劫，她就不加思索，张口就说是大陆人干的。一点面子也不给广州亲戚，一口咬定是大陆人干的。尽管后来被告知贼人是一个退役员警，她还是说那是“省港旗兵”，这是港人对在港大陆退伍军人的称谓。

　　因此，广州人即使下岗，怎么也不屑去干诸如扫大街，洗碗碟之类的脏活累活，要干就干赚钱多又自在的活。而这种活，要有相当的文化水准，而他们的文化并不高。但若在国外，就另当别论。但在上山下乡年代，能让他们回城，别说是扫大街，就是当仵作佬抬死人也干。这叫此一时，彼一时，广州人说“马死落地行”。现在有马骑，又何必与自己过不去，非得气喘咻咻地走路呢！他们悔当时回错了城。不然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参予乡巴佬们的分红，住小洋楼、打麻将、沟女仔（泡妞）。个个月坐着等分钱，根本不用干活，根本无下岗之虞。

　　现在广州城大凡一些既脏又累的工作，大都让外来人包了，如搬运，泥水，扫街、保姆，尤其工厂里，工人都些年轻的外来打工仔。要在“上山下乡”年代，对广州的后生仔来说，已经是求之不得的美差了。但现在他们宁可下岗，在家里呆着，陪着阿公阿婆打打麻将也不愿干这些“下栏”的活。而当这些外来的打工仔们凭血汗钱购置了楼房，他们会急得瞪大眼睛，大骂出口“又是捞仔，累得我地（我们）都无啖好食。”好象买楼的应该是他，而不应该是“捞仔”。近来，广州城外不断卖彩票，城北卖了城南卖，城东城西凑热闹，后生买、阿婆买，倾城皆去买彩票。有钱的开着小车去，穷的自己搭车买，富的有人替他买。穷的买一张两张碰运气，富的买几万就不信不中。偏偏外来打工仔一刮就中了头奖，欣喜欲狂，披红挂彩，光着脚来，开着小车回去。广州人心理又不平衡了，说道：“这奖是给穷人中的。”以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大度”，悻悻而归。为不吃亏，他们会便宜地买下打工仔中奖车开回去，好像是他中了头奖。这是自我安慰奖，总比铩羽而归体面得多。

　　近二十年，广州人荣甚，幸甚。二千多年前，广东瘴蛮之地，水泽山林，土著刀耕火种。秦朝统一六国，发兵岭南，南尽北户，中原文明渐入。在历史长河航行，广东一条“花尾渡”而已。这条靠拖动的驳船，一夜之间装上了引擎，忽然跑到前头，世人瞩目。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广东人有了钱，自谓“招啧”，咄咄迫人，自以为亚香港了，以香港人的文化心态应付这突如其来的时代潮流。由基围虾始，龙虾当早餐，鱼翅捞饭……吃的新名堂满城七彩。随之香港歌星火爆，粤语歌曲流行，北京也好，上海也好，谁也唱不像。广州人似乎傲视同侪。广州兴起香港热，穿固然，吃亦然，连说话、走路也学香港时髦派头，乐此不疲。以为自己也刚搭直通车回来，粤语英化，“见了唐人说鬼话，见了番鬼口哑哑”。早在先秦时代的百越民族，各处方言各处音仍然一直沿袭至今。有趣的是，中原的“纯正”汉人逃到南方，也仍骄傲地固守谁也听不懂的祖宗腔——客家话。

　　在外人听来，广东话与越南语很接近。“粤”以前就写作“越”，后为了与越南的“越”区分才改过来。其实粤语和越语并不通。广东话有九声，其中保留平上去入四声，比现代北方方言多了一倍，北方方言与其他六大方言的最大差异，是缺少入声。其次是卷舌音、儿化音。故用粤语朗读起唐诗来，颇有“平平仄仄”的抑扬顿挫。朗读“古文观止”亦尽琅琅上口，颇具古风。而用北京话、上海话，俱达不到此效果。大概广州话是最多保留了古音的方言，如古语中多用“渠”作第三人称，而广州话亦称他为“渠”。《全唐诗》就有“蚊子叮铁牛，无渠下嘴处。”可是“阿拉”却无古籍可据，倒是“侬”或“伊”多作古民歌之用。可能字因古音而僻，现代汉语字典查无可查，故在香港因广州话方言而自创不规范的汉字如“嘢”（东西）“啱”（没错）“冇”（没有）“咁”（这样）“冚”（盖）……大量出现，在香港报刊上招摇过市，令人看了莫名其妙，百思不得其解。

　　从唐诗宋词中也可以看到，入声韵的大量使用，很多字词如果以粤语去读便十分合辙，而要是用现代汉语的北方方言念就别扭得令人难受。唐以前的文献中，也基本不见卷舌的儿化音。“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唐·张籍《忆远》）黄莺儿的“儿”是一个单独的字而非儿化音，也不是轻声，才合乎五言的格律。即使填词也须用的粤语才有平上去入，抑扬顿挫的韵味，宋以后的词家多为南人，北人要附庸这个风雅，一定要首先突破四声的限制。过不了这一关，那就只好去凑《竹枝词》，骚骚都是羊肉，好歹也是“词”，通俗易懂，不须平仄，也不须入声。宋词元曲，看似一脉相承，实则大相径庭。一雅一俗，貌合神离。北人逊于填词，那广州人就“小曲好唱口难开”了。这“曲”是马致远《天净沙》之类的曲。南方的戏曲曲艺，极受方言区域限制。

　　粤语中虽保留了不少古汉语，却也糁杂港式英语。此可与上海人相媲，英式上海话因有英租界，直接音译于洋人口中。而广州人则拾港人牙慧了。至于“买单”、“搞掂”之类的新粤语却能风行全国，连大腕明星也张嘴就来。大概是港人无孔不入到处做生意带去的。

　　广东人常在“海边”行，岂有不湿脚的。这种洋化了的中华传统文化，显得热闹，新鲜，特别受现代人的垂青。而久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人就不认同了。此所以是香港电影在内地热闹一阵，只留下一声嗤之以鼻“胡闹”的评语。香港歌星可以倾倒内地无数年轻歌迷，但有识之士无不一笑置之。这些歌词狗屁不通，星既无音乐知识，也无文化修养，“人靓歌甜”而已。尽管如此，内地仍以看广州话的香港片和唱广州话的时代曲为时髦，就连一向不正眼看广州的上海，学粤语也吃香了。

　　作为国粹的国粹——京剧，广州人听不懂，代之以粤剧。不过，粤剧中有所谓官话叫板，用粤腔京话，调遗京韵。也许京剧到广州，“宫商角羽”成了“工尺士上”也不奇怪。既然“老兄”能读成“挠凶”，就难保不把“呀呀呸”唱成“哎吔吔”了。不管怎么说，倒是“工尺士上”谱成的“广东音乐”如《惊涛》、《步步高》、《彩云追月》、《饿马摇铃》、《雨打芭蕉》响彻大江南北。当然，再好也好不过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粤剧和广东音乐，洋为中用也大行其道。演奏乐器就不只限于民族乐器，“昔士风”、大提琴、小提琴、洋琴、小号……纷纷登场。即使是“粤粹”的粤剧唱曲谱貌似十分严格，音律竟有九声，比诗词要求的“平上去入”四声还严格。但一松也很松，现代的、西洋的流行歌曲也能填上些“艳词丽语”琅琅上“古人”之口唱满江湖。而在京剧，并无先例。此为珠江文化的特色，可见其包容性、灵活性。

　　还有国粹的国画和武术，到了广东却有另一番风格。说到国画，广东关山月和江南傅抱石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巨制《江山如此多娇》，岭南画派与金陵画派合璧联珠。岭南画派与海派、京派为鼎立中国画坛的三雄。然而，广东的书法和绘画在全国地位来说，与其经济地位不大相符。似乎广东人只有钱，没有文化。文学上，粤军总成不了气候，比不上湘军、陕军、鄂军……全国来说，只认一个孔捷生，可他又跑了。

　　在武术界，广东人争足面子。这首先得益于香港电影，出了个李小龙，打遍天下无敌手。香港的功夫片，使中国功夫风靡全球。但少林寺在河南嵩山，即使南少林也不是在广东，而在福建。能把这些故事风头十足地演绎出来，拍成电影，却是讲广州话的香港片。南拳北腿，广东的南派功夫地位由此确立。南拳系列包括刀、剑、枪、棍长短器械是武术竞赛一大项目，与北派平起平坐。《南拳王》是广州人邱建国演的，可惜英年早逝。反映正宗武当派的《武当》，女主角也是广东姑娘林泉演的。功夫片的兴起，人人错觉少林、武当、崆峒、昆仑、峨嵋各派，武林高手皆讲广东话。令广东人表现得当仁不让，这表现在民间传说，如洪熙官、方世玉，尤其方世玉更是打败北方武士的英雄。“拳打湖广两省，脚踢苏杭二州”情绪明显。解放初，在广州家喻户晓，津津乐道。看广东人演武，确有一种猛虎下山的气势，声色俱厉，讲究下三路的功夫。马步稳健，下盘坚固，防守严密。而北方人则矫若游龙，闪电霹雳一般，上盘连招带打进攻凌厉，上三路的功夫 相当厉害。就连舞狮也可看出，舞南狮擂鼓助威，有采青，梅花桩等，显得沉雄威武；北狮有滚球，戏珠等，虎虎生气，敏捷灵活。这方面反映了南派武术侧重于以守为攻的技击性，讲求实用。李小龙的贡献在于革新了中国武术，在南派的“咏春拳”基础上，融入日本空手道、泰拳、西洋拳的长处，独创“截拳道”，把中国武术提到世界级层次。

　　岭南画派同样讲求实效，吸收日本画的色彩之长。日本画是在中国画基础上吸收西洋画长处，改革而成。岭南画派对中国画之贡献盖为对旧传统的革命。在三十年代却饱受排斥和批判，高剑父更受尽攻击。到了日寇侵占广州，投靠日寇的却并非岭南画派。

　　若说西化，中国城市之大哥大——上海，早在世纪初就首当其冲。西方列强在上海都有租界。英租界有头裹红布的印度“红头阿三”，在上海滩欺负中国人。广州的沙面比起这些租界来，小巫见大巫。香港整个是洋人作威作福的天下，“红头阿三”让广州话叫成“摩罗叉”。尽管语气中带有点蔑视，但也奈何不得。人家狐假虎威，一挥警棒，也只好俯首贴耳。这点品性与上海人不相伯仲。语言英化，广州比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本体语言的体与用，广州话的距离大些，也显混乱。这要怪香港人把“番话”当粤语。挪“贴士”，做“波士”，揸“的士”，够“菲士”，摆“甫士”……这话是找窍门，当老板，开小车，够风光，摆架子。满嘴漏气似的“咝咝”声，中国人听了，不知所云。

　　西方强势语言都有卷舌音，是中国人学习西语遇到的一个难题，北京话说得好的人，学习说西语就容易过关。我们常戏称中国人说带口音的英语：上海英语、宁波英语、广东英语、湖南英语，……独没听说过“北京英语”，盖北京人能够发好卷舌音，并准确区分私师、自治、此齿、燕样和了鸟，带母语口音自然会比其他地区的中国人要少得多。然而，广州人能说好粤语的“九声”却说不好“汉语”（普通话）的“四声半”。那年我在北京学习，建国饭店只对外宾开放。广州学员一讲“九声”的粤语，保安以为是香港人，于是指指鼻子大模大样进去。而讲“四声半”极佳的北方学员却被拒之门外。

　　五六十年代，在广东人人都说“食在广州、住在杭州、着在上海、死在柳州、娶老婆娶在苏州。”然皆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不过如此。唯“食在广州”名符其实。文革后，传统之食、名厨名师扫荡殆尽。广州几家老字型大小的酒楼，如泮溪、陶陶居……多不景气，只有广州酒家以“食在广州”开宗明义，仍然盛况空前。就连北京、上海也大打粤菜的牌。似乎酒家无粤菜不成家。于是生猛海鲜之招徕，如火如荼。而“生猛”两字即粤语也。

　　广州的儿歌唱道：“老兄老兄，唔吃芫茜葱……”芫茜相当于广东人的葱蒜，那老兄当然不吃了。广州人不吃葱蒜，是因为嫌其吃了口臭。至于如何食之不在北方，广州人揶揄北方人爱吃葱蒜，乃至味觉迟钝，舌头味觉无葱蒜则不快。

　　粤菜的精髓在于“生猛”，亦即鲜活。广州人的舌头刁，味觉灵敏，吃起来自然“另些不同”，“味道好极了”！从饮食方面亦可见一斑。广州人善吃是出了名的，“什么都敢吃”，似乎可以推断第一个吃螃蟹的中国人肯定就是广州人。广州人只除了四只脚的凳子不吃，什么都敢吃。蛇鼠虫类，令人作呕，广州人虽谓“够晒惑凸”不堪入目；却以为盘中之餐、裹腹之物。若稍有畏缩，也难享此口福。而广州人胆生毛，其勇可嘉，外省人不可当也。

　　可能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的放牧文明因为食物较有保证，南方的渔猎文明，说不准渔获、猎物者何，抓到什么就吃什么。他们第一个吃螃蟹之勇，盖出于此。生吞活剥这些张牙舞爪的家伙，总比肚子挨饿好。或许时令不好，天寒地冻，所获空空。也许在吃老鼠或蛇之前，还吃过其他，只是实在难以下咽，或者捕捉实在太费工夫，这才打消念头。冬眠的蛇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抓到，于是就吃蛇。不须外出，就在自家屋角，即可抓到老鼠，于是就吃老鼠。  

　　你只消往广州的酒楼瞧瞧，那里的菜谱那真是日新月异。过去喧嚣一时的基围虾似乎不兴了，光是虾，按时间顺序排，先后有竹节虾、龙虾（分大青龙、小青龙，还有澳洲深海龙、加州龙……）罗氏虾、濑尿虾。随后鳞介类的就有石头鱼、象拔蚌、皇帝蟹、贵妃螺、海豹蛇、大海龟……四条腿的五爪金龙（巨蜥）、果子狸、黄麂、山猪、芒鼠、山瑞（巨龟），会飞的孔雀、夜游鹤、猫头鹰、飞天禽蟧（巨蝠），以及最近兴起吃驴肉（美其名曰“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甚至老鼠与“蠄蟝”（癞蛤蟆）……爬虫类就有蝎子、蚕蛹、龙虱、禾虫、沙虫……      

　　广州人的胆量在于敢把一些鬼毛腥祟的东西也能放进嘴里咀嚼，而且津津有味地吞下肚子，这当然首先是广东的烹饪能化腐朽为神奇的高超技艺。这无论是苏系、鲁系、淮系、川系、湘系，甚至京城的满汉全席都难以想像的。广东的先民什么都敢吃的遗传基因，使得广州有了“食在广州”的美名。

　　不过，敢吃不等于能吃。广州人吃大米，吃了至少九千年，要他吃麦面，连吃三天就受不了。当时，在北京学习的广州学员不愿意上食堂，因为“顶唔顺”（吃不消）窝窝头之类的粗粮。倒也不一定非下馆子不可，却宁可自己做着吃。总之要吃活的，吃鸡要吃未下过蛋的小母鸡，用现代流行的话说，就是“处女鸡”；粤人谓之“鸡项”。这倒不是粤人的嘴特别刁，其实只要是活的现杀的，比如说不登大雅之堂的狗肉，粤人称之为香肉，为之食指大动。老鼠、长虫之类，众目睽睽下现杀现做，令人毛骨悚然，粤人却大快朵颐。

　　过去，工资太低，即使是四五十文要养活妻儿，一个大男人还是拿出几毛钱上茶楼“一盅两件”，几分钱开一盅茶，当然是茶叶碎，叶梗、叶屑之类，但也足以使杯中有色有水，摸着杯底，呷一口茶，咬一口干蒸烧卖，其乐无穷。广州人即使穷得叮当响，杯中物总不可少，茶也好，酒也好。没好酒，用蔗渣酿酒凑合着喝。没菜，用石卵在镬里炒烫了淬以酱油，以木薯粉打了芡，筷子夹进嘴里吮得津津有味。把石卵舐乾净吐了，呷上一口酒，也其乐无穷。这作风与上海人迥异，上海人宁可黄豆过泡饭，也要穿衬衫结领带，体体面面。

　　说来说去，广州人重实惠，最实惠莫过牙惠了，吃进肚子里的才是自己的，穿衣服是表面的。当夏威夷衬衫、西装吊带裤，打领呔风行大上海和香港时，广州人长年一条黑胶绸的“三自一包”，裤筒大可两三人穿入。裤头在肚脐间折成三迭，再迭作一个包，“三自一包”盖出于此。解手时，即挽起裤筒可行方便。身上着称之香云纱的黑胶绸做的唐装衫，钉着一排密密的钮。其实钮并不扣，只用绿豆似的揿钮钉在其后，只一拉，整件衫如身生两翼，这比着衬衫走起路来更玉树临风，仙风道骨也似。然装束上远不及上海人时髦；比北京人又不算传统，近乎一个“蛮”字，且老土。而广州人称之为“唐装”，而非“清装”，有正统正宗之思。由于香港风行，毕竟也穿上白衬衫，并随港人叫恤衫。以前他们对衣着并不在意，现在也讲究了。一件上好的衣物，动辄上千元，非名牌不可。 只要香港兴的，当天广州服装市场即挂出了。用上海人的话说要多嗲有多嗲，连本以服装时髦驰名的上海也不能望其项背了。广州的高第街一时间成了全国的服装批发中心，轰动全国。本来模样并不出色，阔口大面，矮墩墩的广州姑娘，其衣着也成了出美人的苏州、杭州、上海、哈尔滨等地的姑娘模仿的对象。

　　然而，一年一届的“美在花城”选美大赛的奖项，却几乎由北方姑娘囊括。广州人却很有雅量把冠军的冠冕戴上外省姑娘的头顶。香港选美，此中商机利益甚丰，思想谨慎的广州人为之怦然心动，挺而走险选起美来，忌讳资本主义，易名为广告新星选拔大赛。不仅选靓女，也同时选帅哥，唯广州人有胆干这事。北京人思想再开放，也不敢在总书记脚下选出一个倾国倾城的美人来。于是全国靓女都把眼光盯到广州来了，使广州“花城”盛名更符其实。说到胆量，还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啸聚于密室偷看香港电视。后来用鱼骨天线大张旗鼓看，上头下令要拆除，拆了没几天，又竖起来。这样竖了又拆，拆了又竖，直到现在家家装上有线电视，看香港电视也就合法化了。在没电视前，是偷听香港电台。当时文革，罪莫大焉，听反动广播是要挨批斗的。很本份的广州人也不本份了，竖起耳朵、睁大眼睛，总想探向外面世界。内外相比较，恍然大悟。原来资本主义并非人间地狱，社会主义也非天堂。于是有人敢抱打足气的单车胎游过珠江口，游到对岸香港，追求月工资几千元的劳动权利。而“六四”风波，广州人又一比较，显得比学生们冷静，理智。改革开放后，无须游过香港也能住洋楼，揸靓车。他们宁肯驮着几百斤货爬十几层楼梯，多做生意，也不愿意要爸妈掏钱买盒饭，买矿泉水，打着旗子，跑上街去乱嚷嚷。

　　北京人“什么都敢说”，京油子，卫嘴子，侃爷“功夫全在一张嘴上”， “我是流氓我怕谁”……。最典型的是相声，简直就是京津人的专利，外地人只能听，学不来那一口京片子。所谓“痞子文学”的玩语言，不是玩文本的叙述语言，玩的是口语对话，大量唇枪舌剑、戏谑调侃、逗趣耍贫的对白，如同小品、相声。广州的杨达、黄俊英怎么耍嘴皮子，也还是耍不过“京片子”。广州人追求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崇尚“大音稀声，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道可道，非常道”，讲不出道理的道理最好，那就是实干。 

　　但千万不要误会广州因此就文化缺乏，思想贫乏。佛教东传，达摩禅师一苇东渡，于广州上岸，是为“西来初地”命名。佛教在中国盛兴，但菩提达摩跟信佛的梁武帝谈不拢，只好跑到北朝的少林寺去面壁，一坐九年，成为禅宗的东土初祖。

　　北方寺庙场面壮丽，金碧辉煌，有气派的就有好几十座。北方还流行造像，开凿了莫高、龙门、云冈三个大石窟群，北方再一次成为文化中心，首先是佛教中心。然广州的当年达摩西来挂单的华林寺经历千年之劫，又回复香火鼎盛。

　　达摩的禅宗在北方传了五代，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佛教教派，后一分为二，即以五世禅宗弘忍的大弟子神秀为首的北方禅宗，以承继弘忍衣钵的慧能为首的南方禅宗。神秀没衣钵而富有学问，仍“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当上了唐王朝的帝师。慧能大字不识几个，口称“本来无一物”，却赢得了弘忍所传衣钵逃向南方。一直到了广州，在光孝寺以“不是风动，幡动，而是心动”一语道破禅的至高境界，惊动四座。

　　北禅主张渐悟，南禅主张顿悟，但“北渐”却在唐末渐渐衰落；而“南顿”则流传至今，南宋时还东传日本，发展成为日本禅。无怪乎黄教授要把慧能推为代表珠江文化思想先哲。就像孔子之于黄河，老子之于长江。

　　先秦时代，由于南方重科技，格物致用；而北方偏重思想学说，选用人材。诸子百家，大都出于北方：鲁国的孔子、老子、孟子、庄子、鬼谷子、曾参、子思、墨子、管仲、晏婴、孙武、孙膑、淳于髡、鲁仲连、吴起、商鞅、苏秦、张仪，公孙龙、荀子、韩非子……老子虽说是楚国人。今天看来，一个老子即完全可与北方诸子匹敌，虽然他对当时社会的直接影响太小，又主张无为而治，与世无争。总的来说，北人不重技术发明，斥之为“奇技淫巧”。相比之下，楚国偏于重用干将、莫邪、欧冶子、公输班一类能工巧匠。鲁班为楚国设计制造舟船，在对越战争中发挥神效。他又发明一种云梯去攻打宋国，不料被他的鲁国同胞、主张“非攻”与“兼爱”的墨子抵挡和说退。可惜楚国一直到亡还不明其理。

　　《隋书·儒林传》这样评价：“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是说的儒学，其所含意趣，似乎在其他文化领域也相当符合。北方是儒的故乡，南方是道的家园。北人守传统，南人重义解。道家要比儒家高深，儒家则比道家博杂。故欲经世者应仕于北，欲出世者宜避于南。自古皆然。

　　北人利用南人的技术，北学为体，南学为用。北人规定穿什么样的衣服，是峨冠博带还是胡服褶裤，是右衽束发而不是南方的左衽披发，还发明和推广妇女缠足。北人用纸币，开银行，设镖局，行跪拜大礼。北人定祭礼，铸九鼎，立祀庙，修长城，凿石窟，造佛像。北方留给后代的是庞大的都城，威严的皇宫，气派的陵寝；南方只能留下精致的园林，黑瓦白墙的小镇。到了广州就只有类似更精巧的广东“四大名园”青砖白垩的西关大屋了。

　　象征中国传统物质文明的瓷、茶、绸，不少出自广东。哄动一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不知怎么着或曰福建泉州。然早在秦汉之时，广东徐闻早已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广州城前称“番禺郡”，已是中原、荆楚、闽浙、黔蜀及南海诸国货物的集散地。《汉书·地理志》有载“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看来做生意，广州人可上溯至两千年前。当时也，中原人还在勤勤恳恳地种着地呢！广州人常在水边走，怎会不湿了脚呀！他们与生俱来，就有与外面世界打交道的天赋。

　　对着渺无边际的大海，碧眼金发的人踏海而至，带来了见所未见，妙不可言的东西。广州人深感极大诱惑，知道了海那边还有一个世界，那里有着不曾见过的“螃蟹”。不消说，广州人跃跃欲试，非尝一尝不可。

　　那“螃蟹”果然其味无穷，乃极力要向皇天后土引进。于是“公车上书”康有为、梁启超因为珠江文化的开放性格，宣扬西学，效法西制，提出维新，惊天动地。热衷坐在莲座扮观音的本是吃肉大的那拉氏，又何来菩萨心肠，即大开杀戒。“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却非广东人，坐以待毙。而康、梁逃出生天，到日本继续寻找他的“螃蟹”梦。

　　清初学者顾炎武讥评天下学子，他说，南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北人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清初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冯铨，也曾对顺治皇帝说：“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或善。”意思是说南人文章做得好，行为却不一定如其文章一样好；北人文章做得不怎么样，为人却稍善。果然，后来文章故得最好的是广东人康有为和梁启超。其行为却是惊天动地的，不见得“优于文而行不符”。

　　在古代史上广东并不如中原那么叱咤风云，喑呜山河；也不如江南那么才高八斗，风流倜傥。然于近代史，广东尤其在鸦片战争后，全方位地接触西方。这在慈禧太后看来，无疑大逆不道。上溯一百年，广东康有为、梁启超，直到孙中山，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火焰由广东点起。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草莽英雄洪秀全是广州花县人。不过，黄教授认为只有梁启超代表了近代珠江文化的思想。

　　广东翠亨村的孙中山也不在广州打响了首义第一枪，虽武昌非广州，但段旧事，广州人一向津津乐道。辛亥革命，南方诸省纷纷响应，宣告“独立”，在南京成立临时国民政府，“南民北清”对峙，分裂局面不堪设想。袁世凯“窃国”称帝，又是南方起兵讨伐，又差点酿成南北分裂。民初有一副对联，嘲笑当时南争北斗的政治乱象：

　　民由是也，国由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孙中山陷困境时又返广州另立“中央”，设大总统府，自任“非常大总统”，与北洋政府对抗。不过，开炮轰总统府的陈炯明，又是广州人。孙中山认清了革命形势，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举起北伐战旗。后来，国共反目成仇，共产党从南方拉起一支队伍转移到北方，先在陕北，进而华北，然后东北，发展壮大成国民党的强敌。三大战役结束后，国共最后一次和谈，即“北平谈判”，国民党政府拟议“划江而治”，苏俄史达林也有这个意思，将中国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半。结果和谈破裂，渡江战役打响，新中国成立。

　　共产党人惊天动地有烈士陵园，广州起义，战斗惨烈，失败极是血腥。“红棉树下的婚礼”传颂不衰，共产党人周文雍与陈铁军故事可歌可泣。广州人对理想追求，勇不可当。革命领袖毛泽东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来到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如火如荼的秋收起义，虽不在广州，然星星之火点在广州。毛泽东非广东人，白云山亦非井岗山。近代革命历史的圣地，广州当之无愧。中国的事往往起于南方，成于北方。看来资本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传入中国首当其冲，似乎莫过于广州“近水楼台”。

　　不过，翠亨村建得堂堂皇皇，而康梁故居依然萧条。最值得广州人自豪的三元里抗英，颇具雄风。人人都说广州人只会“搵大钱”，君不见三元里抗英旧址，尽管被列为国家保护文物，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却挡不住时代洪流滚滚来，被淹没在高架路下、玻璃墙幕的大厦群下，四周飞扬车轮滚滚的嚣尘。到如今，只能让人们在匆匆过路中投下一瞥惊鸿。旧日那“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惊心动魄的情景，只得寻觅残破不堪古籍之张维屏遗诗中领略。此事不可指望广州款爷。

　　上海人能把一分钱掰开来用，广州人则将一分钱掰作两分钱用。广州人到中缅边境旅游，会充行家连吓带哄，笑口噬噬杀价。从缅甸人手中几十块钱买玉石，回玉器墟可以几百块、几千出手。广州人再“精”，若遇上海人就没辙。和上海人做生意，十次洽谈，八次不成。上海人算计精细，早上吃泡饭，吃几颗黄豆也要算；从家到单位上班，乘哪路车几分钱，再倒哪路车又几分钱；哪路车最搿算，即使省一分钱也好。广州人肯定不会这么算，只求近就脚，最好是出门一脚就上车；宁可打“的士”，“时间就是金钱”。上海人和广州人谈生意，上海人会把广州人的生意多少毛利都算得清清楚楚，把广州人想到的都算了出来，广州人听了冷汗直冒，悻悻地说“上海佬算死草！”而上海人则认为“广东老三门槛老精捉洋盘。”浦东开发的成就使广州人不免有点嫉妒，于是自圆其说“紧系啦，中央几个领导人都系上海人。”他们几乎不曾想到早在一百年前，外国列强侵占上海，惨澹经营成“东方巴黎”了。而“东方之珠”是香港，不是广州！

　　改革开放之初，就好象那口池塘，“禁止下塘捉鱼”牌子刚刚掉了，人人还没弄明白，广州人早已经撩高了裤筒，淌下水摸鱼了。等人们知道是怎么回事时，一哄而下，广州人早把大鱼摸走了。若大家同时下水捉鱼，广州人就未必捉得多了。最鲜明的例证是，在广州能买豪宅的，多是外地打工一族。且广州不少的大公司，老总很多是“捞仔”。就连最具地方色彩的《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几乎成了外省“枪手”的天下。

　　而广州的“新人类”和“新新人类”那就另当别论，他们的进攻性、创造性，非我辈所能理喻的了。他们通过网路，已经与世界的新潮流融合起来，分不出彼此了。他们恨不能生成就是个洋人，把头发染得七彩，打扮不分男女。一样深夜不归，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搂着就亲嘴，追在歌星后里只为求签个名而已。讲起话来也是半咸不淡的连老外听了也摸不着头脑的英文。把“浪淘尽”诠释为“狼逃尽”，他们对一切传统不屑一顾，甚至连父母辈的苦难也认为是天方夜谭，一言蔽之“老土”。就这一条，天下杨梅一样花，上海也好，北京也好，都是这样。会不会世纪将来，天下大一统，也不须分什么上海人，北京人抑或广州人了。因为将来的科学极其昌明，地域的距离已经不成问题，也不存在地域的差异了。不过，把头发染黄了，有一条改变不了，龙的血统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