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骐（曾　骐，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中文摘要】本文研究指出，曲江马坝发掘的石峡遗址是目前华南地区具独特风格的文化遗存，其下层所揭示的面貌，除了使人们看到浓厚的东南沿海和江汉地区原始文化的色彩外，更多数的器物群（主要是陶器）给我们显示了岭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共同体的崭新面貌，其年代测定结果，约在距今4600年左右。

　　Abstract:In this article,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Shixia site excavated at Maba in Qujiang County is at present a cultural remain with unique style in South China. As is revealed by its lower stratum, we could observe strong features of primitive cultures both in the southeast coastal area and the Jianghan area. In addition, a brand-new outlook of the Neolithic cultural community in Lingnan is demonstrated by most groups of artifacts （mainly pottery） which dated back to 4600 years ago.

　　1973-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广东北部曲江县马坝发掘的石峡遗址是目前华南地区具独特风格的文化遗存。在它的下文化层中，清理了一批有特点的新石器时代墓葬，可以分为Ⅰ、Ⅱ、Ⅲ期。石峡遗址下层所揭示的面貌，除了使人们看到浓厚的东南沿海和江汉地区原始文化的色彩外，更多数的器物群（主要是陶器）给我们显示了岭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共同体的崭新面貌。它的年代根据C14测定，约在距今4600年左右。“石峡文化”的命名，已经获得考古界的普遍公认［1］。

　　石峡文化出土的陶器，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巳近千件（絶大部分出自墓葬），器类包括夹砂陶和泥质陶，种类在廿种左右，这是一个庞大的器物群。墓葬各期出土陶器类型、数量的统计（见附表一），反映了石峡文化从早期到晚期，生活用具由少到多，由原始到进步的合乎规律的变化。

　　陶器是我们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常见到的普遍的遗物，许多考古学家认为陶器的纹饰是古代氏族、部落标记的再现。这些陶器包括色泽、质料、纹饰、器形、制作技术等各方面的内容。它们提供我们识别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以及不同文化类型遗存的可靠而有力的证据。研究石峡文化出土的陶器群，分析这一器物群的个性和共性，对我们认识石峡文化是很重要的。

　　

　　附表：《石峡新石器时代墓葬出土陶器类型统计》（根据石峡1973-1976年发掘资料）

　　石峡文化陶器群已经进行初步整理［2］，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拟将器物群中的若干类型与其它原始文化进行对比，以便从中找出时代的共同性，并确定作为石峡文化风格的某些类型品，以利于对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综合研究。

　　食具——盘类，石峡器物群的特征及其自身的演化规律，突出表现在三足盘类及圈足盘类这两类器物。

　　这些盘类器物，有相同的盘体，盘多作直口浅圜底，口沿与腹部平折外凸构成子口。三足盘多为泥质红褐陶，三足形式多变，根据报告，可分为瓦状足，瓦状外卷捏成尖锥状足，连裆三角形足，梯形足等四式（图一，1—4）。这类三足盘的盘体稳定，三足演变的基点是瓦状足，由此而演变为其它各式足。瓦状足流行于江汉流域的屈家岭，下王岗等遗址的三足器中。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遗址，如常州圩墩遗址也有瓦状足，多属鼎类炊具。三角形足虽似山东龙山文化陶鼎的鬼脸足，但两类相比，石峡三足盘盘体矮带子口，三足连裆又与山东龙山文化的鼎有明显差别。

　　大量圈足盘的盘体构造与三足盘相同，是其它文化中所少见的器物。圈足盘出现在Ⅱ期，Ⅲ期增多，类型多至六式（图一，5-l0），有取替、淘汰三足盘的趋势。在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圈足器非常流行于黄河长江下游及东方沿海一带。石峡的圈足盘根据器形对比，和上述诸文化的圈足器缺少必然的联系，而可以看出圈足盘是由三足盘演变而来的。当Ⅲ式（三角形足盘）、Ⅳ式（梯形足盘）足际间的连裆不断加大，势必形成大圈足。在马坝石峡的盘类，无论三足还是圈足的附加部分，其功能都是一种稳固盘体的支垫作用。在陶器处于手制阶段，用手捏的三足器比制造圈足器要容易，故在石峡I期只见三足盘类；当轮制技术使用后，在陶轮上修成圆形圈足则比三足附加的手捏式更为快捷，故在石峡Ⅱ期出现圈足盘之后，Ⅲ期圈足盘数量相对增加，类型也多。、由此可知，石峡文化中三足盘演变为圈足盘是合乎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的。从实用及制作角度看，圈足盘优于三足盘，故能在晚期排斥，取替三足盘。

　　圈足器上施镂孔是东南沿海诸原始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特点。石峡文化常见的圈足盘，圈足粗大，为使手握方便，在圈足上，往往对称地加大了镂孔（图一，6），有的镂孔可使双手穿入而直接扶托盘体，这是石峡文化圈足盘既相同又不同于东南沿海诸文化的独特风格（图一，11），这种大镂孔不但有装饰作用，同时也具有使用的功能。石峡文化Ⅲ期，出现一类圈足盘，圈足变小升高，成喇叭状或烛台状，这是一种适应席地而坐，炊食方便的革新。圈足由粗变细，势必引起盘体的变化，为了补偿盘体容积的缩小，而使盘体加深变为深钵式（图一，12、13）。这显示了石峡人的聪明智慧，同时也告诉我们大圈足盘和高图足盘之间的必然联系。它和大汶口文化的大镂孔豆有着各不相同的来源。

　　炊具——盘鼎。与广泛使用三足盘相应的，石峡文化还使用各式盘鼎作为炊具。石峡盘鼎均为砂质灰陶、红褐陶、胎壁厚，形体较三足盘高大。作为炊具的盘鼎，其使用功能取决于由三足组成的一个牢固的受火的三角形支架，故石峡盘鼎除了有加宽加厚的瓦状足外，并有凿形足、鹅头形足（图一，14-16）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足部浑厚凝重，而又不影响受火的空间，三足盘中那种三足连裆的形式在盘鼎中不见了。类似的三足盘鼎在清江筑卫城，樊城堆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中有出土［3］；但“清江式”的大量丁字形足在石峡遗址中始终未发现，显然石峡同前述遗址仍有所差异。

　　炊具——盆形鼎。石峡遗址出土盆鼎可复原者三十多件。这类炊具在第Ⅱ期墓才出现，其特点是侈口，直壁（或束腰），腹下折成浅圜底，盆底瓦状足外拱（凿状足仅见两件），一般口径大子腹径，盆体较盘鼎的盘体高，不带子口（图二，1）。

　　盆鼎在山东龙山文化中经常见到，与它们共存的有相类似的陶盆，虽有浅盆鼎、深盆鼎之分，但形态均不同于石峡的盆鼎（图二，2-4）。比龙山文化更早的一些时候，如大汶口文化早、中期的野店、大墩子、王因、大汶口（下层）等遗址所出土的釜鼎、釜形似石峡盆鼎的盆体，但上述釜鼎附加凿形足，系由早期釜鼎演变而来（图二，5、6）。可见石峡盆鼎与东方沿海同类器物有一定联系，但不可能有直接的亲缘关系。

　　在石峡遗址中，未发现与盆鼎相关的陶盆，但在鼎类中发现有介于盘鼎，盆鼎之间的过渡类型器物，如M105、M48分别出土的盘鼎标本（图二，7、8），盘体已逐渐升高，但仍保持盘鼎带子口的特点，这似乎暗示盆鼎是在这类盘鼎加高的基础上形成的（图二，7—9）。

　　炊具——釜、釜鼎。石峡遗址出土各种粗砂陶釜，多为敞口、短颈、鼓腹圜底，口径均小于腹径（图三，1）。除M27出土的一件带流，饰有细浅绳纹外（图三，2），其它陶釜以素面居多（图三，3）。在东南沿海原始文化中，陶釜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而延续到出现几何形印纹陶的青铜文化。石峡陶釜不同于河姆渡式的折敛口深圜底釜，也不同于马家浜式的深圜底腰沿釜，但却接近河姆渡文化第三层Ⅵ式敞口釜，第一层Ⅱ式敞口釜（图三，4、5）。和石峡文化邻近的昙石山文化相比较，石峡陶釜与昙石山下层出土的Ⅳ式陶釜（图三，6）完全相同。正是这种陶釜以无穷的生命力，从河姆渡文化开始，经过它的后继者，也包括石峡文化、昙石山文化、敞口陶釜逐步演变成华南一带青铜文化中常见的大宽沿圜底釜（图三，7）。

　　石峡出土的釜鼎，系釜加三足而成，形态与江苏、浙江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夹砂罐形鼎相类似（图三，8、），带子口釜鼎则为石峡特点的器物（图三，10）。在石峡遗址中，釜，釜鼎经常同出一墓葬，是同时共存的，这一点在崧泽墓地则完全相反［5］。

　　炊具——陶甑。陶甑在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出现很早，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即有发现，多为平底圆孔单眼，可与夹砂罐配套使用。到了龙山文化时期，陶甑与三足器如斝、鬲之类复合形成一种大型的炊煮器——陶南瓦。在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中，陶甑多有圈足，形状作盆或碗形，下置低圈足（图四，1），武昌洪山放鹰台清理过一批属屈家岭文化早期的墓葬，M4、M7各出一件圈足簋形甑，甑座作盆状，各有高约5公分的喇叭形圈足（图四，2）［5］。说明圈足甑瓦是屈家岭文化有别于其它文化的有特征性器物。石峡文化Ⅲ期墓葬出士八件陶甑，其中七件壶形甑，子口微敛，折腹圜底，下附圈足，下腹和底部有三周排列整齐的圆孔（图四，3）；另一件豆形甑，高圈足浅盘，盘底有箪孔9个（图四，4）。石峡壶形甑外形似屈家岭文化的扁腹壶，豆形甑则是其它文化所不见者。这些陶甑与釜鼎、盆鼎配套使用，再加用盖豆，十分严密科学，特别是甑底加了圈足，可以加高甑底的位置，当甑由炊具中取出后，圈足对甑体起了支架的作用。在三足器普遍使用的石峡文化中，陶甑不向南瓦的方向发展，显然是受到来自江汉流域方向的文化因素的影响。

　　酒器、水器——陶壶。共发现三十五件，可分直颈带子口和直颈高领两类。前者为石峡特点的陶壶，形体较大，多作扁圆腹，矮圈足（图五，1）。后者包括有似良渚文化典型器物的贯耳壶（图五，2），更多的壶类似屈家岭文化典型器物的扁腹壶（图五，3、12）。根据墓葬分期，石峡文化早期高领壶腹部较直，中期腹部圆扁，晚期扁腹明显（图五，4—6）。这与屈家岭文化同类器物有着相同的演变规律（图五，7—9），说明它们之间关系的密切。同类型的小口高领壶还见于江西修水山背［6］，湖南澧县三元宫遗址［7］（图五，10、11）。

　　酒器——陶鬶。石峡M54墓出土可复原陶鬻一件，同墓中残片至少有两个体，这是陶鬶在岭南的首次发现。同墓随葬品组合有圈足盘、三足盘、豆、盖豆、壶、罐、盂、釜、鼎以及石琮等。这件陶鬻灰陶，胎粗厚，个体高大，绞纹泥条把手成提梁状，嘴作鸟啄状配以冲天流，三袋状足组成高裆（图六、1）与江西清江筑卫城出土陶鬻相似［8］。山东半岛是产生陶鬻的故乡，从大汶口文化早期开始，陶鬻经历了复杂的一演变，而成为山东龙山文化的标准器物，对比大汶口文化陶鬻，石峡陶鬶还保留若干。大汶口文化的色彩，如无腹高裆，袋足肥大，颈与袋足分界明显等（图六，2．）［9］。但已难找到可与比较者。与典型山东龙山文化的陶器相比较，后者翘首冲天，颈腹足浑然成一体，与石峡陶鬻分道扬镖，迥然不同（图六，3）。浙江、上海杭嘉湖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中，发现有两种陶鬻，早期为长颈带把、高裆、瘦袋足，晚期为短颈带把、高裆、．肥袋足。晚期袋足鬻也有明显的大汶口文化色彩。石峡陶鬻与马桥、果园村、雀幕桥同类器物相比较，接近雀幕桥出土的陶絮（。图六、4）［10］。以上情况说明受良渚文化影响的石峡文化，因为良渚式鬻来源于大汶口文化，故远隔苏、浙、赣的石峡陶鬻仍带有浓厚的大汶口文化信息。

　　贮盛器——罐。有泥质和夹砂两种，絶大多数都带圈足，平底罐仅发现一件（图七，2）。石峡陶罐有带子口和直口之分，早期多素面或带附加堆纹、或带凸弦纹（图七，1）。在第Ⅲ期墓M45中出土两件泥质灰陶罐，一大一小，其中较大的一件火侯较高，直口圆肩球腹，圈底矮圈足，除口沿和圈足为素面外，通体拍饰曲折纹，纹痕粗深，略有错叠（图七，3）。与它们共存的陶器还有石峡文化常见的圈足盘、盖豆、釜鼎、三足盘、壶等。这种“几何形印纹陶”在同文化层中也有出土（图七、4）。这是已经定型了的“几何形印纹陶”，它的发现填补了华南地区“夹砂陶”和“几何形印纹陶”之间的鸿沟，为石峡文化的去向，找到了可靠的跟踪线索。

　　盖豆、器盖。在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诸原始文化中，出土大量覆碗式喇叭钮的器盏这种器物在石峡遗址也有出土，这是大地区内带有共性的器物。石峡文化更多地出土一种类砂质直口深腹作覆碗式盖豆，它在墓葬中常常做为三足盘、圈足盘、盘鼎的覆盖物出土（图八，1、2），出土数量有两百多件，是一种带有石峡特点的两用器物。直口的盖豆覆盖在有子口的盘类上，形成封闭严密的子母口套合体，这类食具使石峡文化增添了旗帜鲜明的特色。 

　　在石峡陶器群中，还出土许多小型器盖，这在诸原始文化中多属共性的器物（图八，3-5）。在Ⅱ期基M39出土一件簿胎的器盖，该器物直口起子母盖作用，也可视为直口豆（图八，6），在Ⅲ期墓M51出土一件直口平底怀形钮器盖，器物已由两用（即盖、豆）变为单用（图八，8）。以上两种器盖之间有无演变关系?通过Ⅱ期墓M47出土的另一件器盖（图八，7），恰好找到了演变的中间连环。它可代表石峡文化由两用的盖豆递变为单用器盖的一般规律。

　　通过上述对石峡文化陶器的分析，可以看出，三足盘、圈足盘、盘鼎、夹砂盖豆、带子口圈足壶、球腹圈足罐等是构成石峡文化独特风格的陶器群。这个器物群具有的特征为：流行三足、圈足、圆底，普遍使用子母口套合；吊盘鼎而衍生出“石峡式”盆鼎；由东方沿海和江汉流域引进了釜、釜鼎、贯耳壶、扁腹壹和甑类；由东方沿海的良渚文化中引进了陶鬶，在更晚时期（石峡中层）出现了带流带把壶（图九，1），这种器物吸取了鬶流、把手的长处，改造了已经出现的宽肩壶（图九，2、3）。石峡M83出士的鼎、豆、壶明器式的随葬品组合（图九，4—6），表明瞭随着石峡文化的向前发展，南北、东西文化融合统一已成为主流。

　　公元前三千年代中叶，我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正处于急剧转变的关头，龙山文化、良诸文化、屈家岭文化等共同体在文化面貌上呈现了极大的共同性。时代潮流冲击着濒临瓦解的原始社会；这种冲击也加速了文化间的融合。马坝石峡地处岭南粤北间要冲，石峡文化的崛起，除了本身独特风格外，也吸取、融合了许多邻近文化的新因素，并不断给予“石峡式”的改造。石峡文化陶器群中缤纷多彩的色调，充分体现了历史文明期前夜，我国远古文化东西互映、南北交融的繁荣图景，也反映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诸文化融合统一的趋势。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2期）

　　

　　注释:

　　［1］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文物》1978年第7期；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

　　［2］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7期。

　　［3］江西省博物馆等：《清江筑卫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6期，清江县博物馆：《清江樊城堆遗址试掘记》，《江西历史文物》1980年第1期。

　　［4］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青浦县崧泽遗址的试掘》，《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

　　［5］湖北省博物馆发掘材料。

　　［6］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修水山背地区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占》1962年第7期。

　　［7］湖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8］江西省博物馆等：《清江筑卫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6期。

　　［9］高广仁：《试论大汶口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10］淅江省嘉兴县博物馆：《浙江嘉兴雀幕桥发现一批黑陶》，《考古》197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