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非素（朱非素，广东省博物馆。）

　　【中文摘要】本文重点指出，石峡文化墓葬的发现和发掘，对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是一个新的突破，它反映了当时粤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发展序列以及与东南沿海地区同期诸文化的关系问题，并为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丰富的实物例证。

　　Abstract:This article emphasizes that the discovery and excavation of the Shixia tombs is a new breakthrough in the archaeology on Neolithic Age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Shixia tombs demonstrate the productivity level as well as the division and the sequence of social stages in Northern Guangdong in late Neolithic Age, and they also reflect the relations between Shixia culture and other contemporaneous cultures in southeast coastal area. The discovery and excavation provided abundant physical evidences for further studies on the above problems.

　　

　　石峡文化墓葬的发现和发掘［1］，对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是一个新的突破，为进一步研究粤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发展阶段、发展序列以及与东南沿海地区同时期诸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例证。

　　石峡遗址下层，即石峡文化层。共清理墓葬一百座，其中二次葬墓五十四座，一次葬墓四十六座。这两类墓葬中经火烧烤过的红烧壁土坑墓七十二座，一般土坑墓二十八座。

　　死者集中埋葬在氏族公共墓地。墓葬为东西向长方竖穴土坑墓。因当地气候潮湿多雨，流行用火烧烤墓坑。此种葬俗可能与人们为了更好地保存尸骨有关。用火烧烤后使墓壁出现一层0.5-2厘米厚的红烧土面；填土和墓底器物层中，亦遗留有lO-15厘米炭灰、红烧土块层。没有烧烤过的墓坑，为防潮防腐，填土中掺杂大量炭灰。经过几千年酸性土壤的腐蚀，尸骨已呈豆腐渣状。

　　一次葬为头东脚西单人葬墓，多数墓穴深度为40-70厘米。二次葬为单人迁葬墓，常见深为80-120厘米的红烧壁深穴墓。迁葬后尸骨集拢成堆置墓底东南隅。二次葬墓坑里有两套随葬品，完整的一套为二次葬时放置，大都围遶尸骨堆陈放。另一套随葬品是同尸骨一起从原墓坑里迁来的，被铺垫在墓底或放置在填土中，除石器和装饰品外，都已残缺不全。可能为了避邪，不少尸骨堆上撒有鲜红的殊砂。儿童葬法与成年人相同。单人迁葬红烧壁深穴墓的葬俗仅见于石峡文化，

　　一、生产力发展水平

　　在上述墓葬中共出土各类遗物二千四百多件，包括大批石制生产工具，陶纺轮和日常生活用具——陶器及精美的装饰品等，通过对墓葬与随葬品的分析、研究，可以推测当时的原始农业、制陶业和工艺制作技术已有较高的水平。

　　1．原始农业

　　随葬生产工具的墓有六十九座，共出土九百七十余件，其中石器较多，陶纺轮次之。石器有农业工具和木工加工工具，如石　，石铲、长身石锛、梯形石锛、有段石锛、有肩石锛、石片石器、石凿、石锥、石棒、石硾等，不但种类繁多，且制作精致，多数通体磨光，刃部光滑鋭利而无使用痕迹。少数大型墓里成套石器的出土，重现了当时生产工具的组合情形。例如42号大型墓，随葬品一百一十件，石器有石　一，石铲六，有段石锛四，梯形石锛一，石凿一，石钺二，石镞二十七（包括一、二次葬器物，下同），这些石器有用于垦荒、翻土、松土的　、铲、大型长身石锛，有木作工具梯形锛，凿和狩猎工具石镞等。石　和长身石锛是富有地方特色的生产工具，前者器身厚重，呈狭长条形，长宽约为五比一，中段厚两端薄，单面窄刃，侧视呈弓背形；后者大型长身，平顶，器身两面隆起，单面刃，一股长12—21厘米。常见的扁平穿孔石铲，同其他省区同一时期文化遗存出土的的石铲形制大同小异。　、铲、长身锛三种石器用作随葬，共出土八十八件，说明它们是普遍应用于农业生产起土、松土的工具，其中　和和大型长身锛的创造和改良，更大大加快开垦荒地的速度，扩大了种植面积。马坝石峡遗址地处亚热带，常年多雨，气候湿润，农作物生长期长，野生稻资源丰富。在采集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工栽培稻，为当时主要的农作物。有十五座墓出土祭奠用的稻谷和米粒［2］。大量农业生产工具和稻谷米粒的发现，说明原始农业是石峡文化的基本经济部门。

　　2．制陶业

　　石峡文化先民们已过着相对长期的定居生活，从墓葬出土的大量陶器可以证明这一点。一百座墓里随葬陶器一千一百余件，夹砂陶占百分之四十，泥质陶占百分之六十。下文化层出土鼎、盘、豆等陶器残片的形制、陶质与随葬品相同，说明絶大多数随葬品为日常生活用的器皿。

　　制陶技术处于轮制阶段，辅以模制和手制，因而器形外观比较规整，口沿、腹壁和圈足厚薄均匀，并遗留有清晰的平行纹、弦纹、同心圆纹。陶色较为繁杂，有灰陶、黑陶、红陶、灰褐陶、土黄陶、橙黄陶等，仅有一件白陶鼎。因烧窑时掌握还原焰技术还不熟练，造成部分器表陶色斑驳不一。石峡文化的烧陶技术可能不如其他省区同期文化。陶器中百分之七十是素面，有纹饰的以绳纹、镂孔装饰、划纹、附加堆纹为多。几何印纹有大小方格纹、曲尺纹、旋涡纹、重圈纹等，印纹已初具几何图形排列，但显得错乱、重叠，印痕较浅，仅占花纹的百分之零点四［3］。盛行三足器、圈足器、圜底器和子母口带盖。圜底釜、罐、盘的腹部下加三足而制成夹砂鼎，是常见的炊煮器。子母口圈足甑和袋足鬻较少见。用作饮食器的盘、豆、壶等普遍加有子母口、三足和圈足。陶豆可作两种用途，既是饮食器又是各式圈足盘和三足盘的器盖。代表性器物有釜、鼎、豆、盘、壶、罐等。

　　3．工艺制作技术

　　种类齐全的石器和精致考究的装饰品，反映出石峡文化先民们的工艺制作技术水平。石器制造，由选料、切割、琢打成型到通体磨光，根据不同器形进行细部加工，有一套较完整的程序。这里出土的各类石器形制已基本划一，并按不同类型工具，选择不同的石料制作。如石　、石铲、长身石锛等常用工具，一般选用泥质板岩、砂质板岩等具有韧性的浅变质岩。数量最多的石镞，用硬度适中的泥质板岩、页岩、千枚岩制作，它们易切割和磨制，便于大批制作。装饰品则选用白色、牙白色高岭石或有黑色、黑褐色石纹的硅卡岩和大理石等。石器、装饰品外轮廓的边棱边角整齐规整，表明人们已初步掌握了研磨切削、勾线阴刻、阳刻浮雕、钻孔、抛光等多种琢制、雕刻技术。从石器和装饰品上的孔痕分析，絶大多数用双面管钻透孔，在透孔过程中，当将要钻透时，把孔的底口敲开，因此孔壁留下“小台阶”和破裂面。高13.8厘米的石琮，其孔径4.8—5.2厘米，大概就是利用这种技术制成的。个别石铲用实心钻穿孔，孔壁呈斜坡状。当时的切割技术亦相当高，已能切割硬度达六度的水晶石和緑松石，制成小巧玲珑，晶莹透亮的水晶块和小指甲盖大小的闪着蜡状光泽的緑松石片。石器、装饰品表面的光洁度较高，证明抛光技术达到一定的水平。因此，可以肯定石峡文化工艺制作技术已达到日臻完善的程度，与江浙地区良渚文化工艺制作水平不相上下。出土的璧、琮、瑗、臂环、块、璜、笄、珠、管、鸟形饰、坠饰、圆石片等装饰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令人赞叹！

　　二、墓葬的规模及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

　　石峡文化的三期墓，墓坑规模的大小、随葬品数量的多寡和质量的优劣开始出现差别。凡大型的深穴墓，都有成组的陶器和大小成套、品种齐全的石器和精美的装饰品随葬，尸骨堆上撒朱砂，并有炭化稻谷出土。小型墓只随葬二、三件石器和釜、鼎，三足盘等。大型墓以42号墓为例，墓长330、宽140、深180厘米。该墓二次葬器物三十七件，其中石器十八、陶器十五、装饰品四件。有炭化稻谷出土，尸骨堆上撒殊砂，该墓一次葬器物比二次葬还要多，共七十三件，陶器有四十六件，石器二十四件，装饰品三件。凡大型墓坑都经火烧烤，红烧壁完整；小型墓坑红烧壁断断续续不能连成片，烧烤得不好或不曾烧烤过。小型墓以10l号墓为例，无红烧壁，为二次葬小型土坑墓，墓长110、宽60、深55厘米，二次葬随葬品仅两件三足盘。一次葬随葬品为三件陶器。二次迁葬墓随葬品数量和质量比一次葬墓多、好，其中随葬品多达一百余件的有四座，占二次葬随葬品总数（下同）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六，随葬品五件到七件的墓有五座，占百分之零点一。上述情况说明石峡文化属原始社会晚期，财产已开始出现分化，因此反映在随葬品的数量上和质量上有了很大的悬殊。

　　三、和其他同期原始文化的关系

　　1．和珠江三角洲原始文化的关系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野外考古调查中曾在河源县上莞墟、大埔县发现过与石峡文化相似的夹砂瓦状鼎足，近年来又在始兴县城南墨江南岸新村遗址、曲江马坝坭岭、揭阳埔田宝山崃遗址出土了楔形足子母口釜鼎，梯形足和瓦形足三足盘，子母口圈足罐等。从现有的考古资料分析，石峡文化在广东省境内的分布范围，主要是粤北。粤东、粤东北地区部分遗址出土的个别近似石峡文化的陶器，可能是由于氏族部落之间进行交换或相互影响的结果。粤西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至今尚未发现石峡文化遗物。

　　石峡文化和珠江三角洲贝丘遗址文化年代大体相当。据C14测定，用贝殻测定的佛山澜石河宕贝丘遗址［4］第三文化层的四个数据为距今5000—4900年；用人骨测定的丙类墓葬的（比第三文化层年代要晚）两个数据为距今4200—3900年；用贝殻测定的南海县大同圩灶岗贝丘遗址的数据为距今5405±100年；用炭化木头测定的高要县金利茅岗贝丘遗址的三个数据为距今4290—3950年；用贝殻测定增城金兰寺贝丘遗址中文化层的数据为距今4035±95年。用下层墓葬出土的木炭测定的石峡遗址的三个数据为距今4330—4024年。上述遗址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是无疑的。但石峡文化和贝丘遗址文化遗存在文化内涵和遗物特征方面都有比较大的差别。

　　（1）石峡文化陶器盛行子母口和圈足器、圜底器及三足器，以后者最富特色；贝丘遗址陶器流行圈足器、圆底器和凹底器，以圜底器较多，口沿为宽沿敞口和敞口高领，罐身扁球体形，部分罐、壶有折肩。

　　（2）石峡文化用各类鼎作炊煮器，同时亦用陶釜；贝丘遗址的人们用大小不等的圜底釜（罐）作炊煮器，几乎不见三足鼎。

　　（3）石峡文化常见的陶器是夹砂陶盘形鼎、釜形鼎、釜，泥质陶三足盘、圈足盘、豆，壶、罐等，夹砂陶占百分之四十；贝丘遗址里夹砂陶釜和罐较常见，泥质陶有圈足盘、罐等，夹砂陶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左右。

　　（4）石峡文化墓葬中拍印几何纹的陶器，仅占陶器花纹的百分之零点四。贝丘遗址的几何印纹陶占陶器花纹的百分之八十，并出土了绘赭红色彩的彩陶，制陶业比石峡文化先进，几何印纹亦发达得多。

　　（5）石峡文化出土了锼、铲、长身锛等大型石质生产工具，不见骨、角器；贝丘遗址出土的石器数量较少，以小型居多，有石锛和有肩、有段石锛及骨、牙、角、蚌质的生产工具。前者主要从事原始农业生产，后者以捕捞、渔猎经济为主。

　　（6）石峡文化流行用火烧烤墓坑和二次葬深穴墓，迁葬后尸骨集拢成堆置墓底一角；贝丘遗址流行浅穴土坑墓，有人工拔牙习俗，二次葬较少见，尸骨仍为仰身直肢重新排列。

　　所以，初步推断珠江三角洲地区贝丘遗址文化遗存和粤北地区石峡文化，是代表着两个地域的两种不同的原始文化，它们有自身的特点和发展序列［5］。

　　比河宕、灶岗等贝丘遗址早的文化，可能就是南海西樵山遗址早、中期和增城金兰寺下层的遗存。现将增城金兰寺下层和石峡下文化层早期（即被墓葬打破的文化层）作一比较，也可以看出它们不同之处。两处遗址该层的遗物都比较少。增城金兰寺下层夹砂陶占百分之八十二点五，磨光红陶占百分之十三点六，彩陶占百分之三点九，只有绳纹、划纹和篮纹，距今约六千多年［6］。石峡下层早期的陶器器形和花纹也比较简单，夹砂陶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常见的泥质陶呈橙黄色，火候较低，不见彩陶，花纹有绳纹、划纹、线纹、篦点纹、圈点纹，弦纹等。器形以罐（不见完整器）、钵形矮圈足盘为主。陶罐口沿，肩部多拍印绳纹或刻划方格、双线方格，水波、曲尺等纹饰。此类器形和陶片在曲江县周田墟鲶鱼转、马坝东华围等遗址地层中都曾发现，它们区别于粤东潮安陈桥村［7］和增城金兰寺下层为代表的广东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而和粤北始兴玲珑岩洞穴遗址有前后承继关系［8］，但时间要晚得多，可能距今约六千年。

　　2．和邻近省区及东南沿海同期原始文化的关系

　　广东北接江西、湖南两省，东北与福建省相邻。近年来，江西省清江县筑卫城遗址下层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出土了圈足壶、子母口罐、盘和盘形鼎、袋足鬻等［9］。清江三桥樊城堆遗址下层除了发现子母口盘形鼎之外，还出土了子母口瓦形足，梯形足三足盘和凸棱喇叭形圈足陶豆等［10］，这些陶器与石峡文化同类器物的形制相似，只不过盘形鼎的盘腹比石峡文化的要深得多。福建省长汀四都遗址也曾采集到一件子母口瓦形足三足盘。

　　从地势分析，大庾岭、骑田岭绵延粤赣、粤湘之间，大庾岭梅关是岭南、岭北的交通咽喉。古代原始氏族部落之间能通过隘口、谷地进行接触往来，促进部落之间的物质文化的交流，虽然各地文化面貌各具本地区特点，由于关系比较密切，因而有许多相似之处。石峡文化和江西赣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面貌更接近一些。

　　石峡文化同山东龙山文化［11］、“湖北龙山文化”［12］、良渚文化［13］等在文化面貌方面亦有许多共同点：①陶器流行三足器、圈足器、圜底器、平底器、袋足器，以前面两种相同的较多。②陶器以素面占多数，常见的纹饰有镂孔纹饰和附加堆纹。③陶色以黑陶、灰色为主。④炊煮器用各类鼎，有釜形鼎（罐形鼎）、盘形鼎、盆形鼎等，鼎身为釜（罐）、盘、盆形，下加高矮不等、形制独特而多样的鼎足。饮食器为下加圈足或三足的盘、豆、壶等，其中的圈足盘和豆是各文化遗存中常见的典型陶器。⑤陶器制作普遍采用轮制技术，辅以模制和手制。⑥葬式：一次葬多数是仰身直肢单人葬，葬俗和二次葬各具本地特点，儿童葬法与成年人同。⑦石器制作水平高超，通体磨光，边棱规整，刃部鋭利，形制多样，双面管钻透孔。大型扁平薄体长方形或长方梯形石铲是石制生产工具中的典型器。同时不少遗址发现的炭化稻谷说明这些文化都以农业经济为主。⑧晚期墓葬随葬品出现了多寡不同，厚葬和薄葬的现象，反映了贫富分化的出现。大型墓随葬品可达几十件至一百余件，小型墓仅二、三件至六、七件。⑨常见有制作精美的装饰品。石峡文化和良渚文化墓葬出土的装饰品相似的很多，都出土了用玉石或石料制作的璧、琮、瑗、臂环、笄、块、璜、管、珠等，工艺制作技术水平很高。

　　上述几类原始文化面貌出现共同点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地理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方面得到合理的解释。地理环境，包括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各种自然条件，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是社会物质生产经常必要的客观条件。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人类生活有一定影响。尤其是原始社会时期人们的经济生活形态，往往更多地受到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制约。我国东南地区为丘陵宽谷低丘，海拔在200-500米之间。各丘陵之间多河谷盆地，河流两岸有冲积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江河众多，年平均降雨量在1500毫米以上。这些相似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决定了当时生活、繁衍在我国东南半壁土地上的原始部落主要从事原始农业［14］，人们过着较长期定居的生活。为了日常生活的需要，制作各种不同用途的炊煮器和饮食器，从而促进制陶业的进一步发达。釜、鼎和盘、豆等器物的普遍使用，与当时人们以稻米为主食是分不开的。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劳动效率，人们很重视生产工具的制作和改良，各遗址出土的石质生产工具种类多，加工精细。制作装饰品的工艺水平也大大超过中原地区同时期的原始文化。至于晚期墓葬随葬品出现多寡、厚薄的现象，说明诸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基本一致，都进入了已产生贫富分化的原始社会晚期［15］。同时，各不同原始部落的先民，通过丘陵间的河谷和盆地进行相互交往。小范围内近距离频繁接触，关系密切；大范围内远距离交往，可能远到1000公里，例如石峡文化墓葬出土的石琮，从琢磨、管钻透孔、阴刻花纹等工艺技术和石琮形制，同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十分近似［16］［17］，后者的工艺水平更高一筹。粤北地区和太湖流域之间的直线距离将近1000公里，说得上是千里迢迢，但两地之间并无高山大岭阻隔。从地理形势分析，石峡文化的先民们可能通过五岭隘口进入赣江流域河谷平原，北经鄱阳湖区，再沿着长江中下游平原，到达太湖流域。或者是良渚文化的氏族部落顺着这条通道，和石峡文化原始居民交往。倘若今后江西省境内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琮或玉琮，这条文化交流的路线就更明确了。

　　石峡文化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正式发掘的遗址还不多，有待今后加强野外考古工作。

　　

　　（原载《中国考古年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注释:

　　［1］［16］广东省博物馆、曲江县文化局石峡发掘小组：  《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7期。

　　［2］杨式挺：  《谈谈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迹》，  《文物》1978年7期。

　　［3］朱非素等：  《谈谈马坝石峡遗址的几何印纹陶》，  《文物集刊》（3）期。

　　［4］杨式挺等：  《谈谈佛山河宕遗址的重要发现》，  《文物集刊》（3）期。

　　［5］苏秉琦、殷伟璋：  《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  《文物》1981年5期。

　　［6］广东省博物馆：  《广东考古结硕果，岭南历史开新篇》，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7］广东省博物馆：  《广东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存》，  《考古》1961年12期。

　　［8］苏秉琦：  《石峡文化初论》，《文物》1978年7期。

　　［9］江西省博物馆等：  《清江筑卫城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1976年6期。

　　［10］清江县博物馆：  《清江樊城堆遗址试掘记》，  《江西历史文物》1980年1期（内部刊物）。

　　［11］［12］［13］山东省博物馆：  《三十年来山东省文物考古工作》。湖北省博物馆：  《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新收获》浙江省博物馆：  《三十年来浙江文物考古工作》，均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0年。

　　［14］  游修龄：  《对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文物》1976年3期。

　　［15］南京博物院：  《吴县草鞋山遗址》，  《文物资料丛刊》（3）。

　　［17］南京博物院：  《江苏武进寺敦遗址的试掘》，  《考古》1981年3期。